中国传统爱搞“谐音象征”，譬如送“红枣、花生、桂圆与瓜子”给新婚夫妻象征“早生贵子”；庙里石雕“五只蝙蝠”则是“五福临门”，这是好的；厌恶某个国家或某人时，则搞另一套，清代仇视洋人，“英吉利”三字遂都加上“犭”字边。今人政治恶斗，马英九成了“马英狗”，也见过“驴灯秽”的说法。
　　中国抗战初期，二十九军大刀队于长城喜峰口一战成名，俨然抗日雄师。一九三三年，塘沽协议之后，华北特殊化，中日常时对峙。一九三六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大演习，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大有示威之意，二十九军针锋相对也举行野外大演习相抗衡。
　　演习期间，冠盖云集，二十九军特邀作家张恨水与悬壶北京的日人医师矢原谦吉前往参观。矢原注意到北京某饭庄特别派遣十多个厨子，就地煮食，大卖特卖“凯旋餐”，军官趋之若鹜，其内容甚简单，乃“韭黄、韭菜、肉丝、花生米合炒，起锅后以一荷包蛋盛之”，矢原不解其意，张恨水特别为之解释：“韭黄、韭菜乃‘二九’（二韭），花生又名‘长生果’，谐音‘常胜’。荷包蛋者，日本国旗也。”全部加起来便是“二九（军）常胜压日本”。
　　“谐音象征”，无非人们某种底层意识的浮现，期望透过集体念想，转而改变某些既定事实的努力，近乎鲁迅笔下的“精神胜利法”。只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于是大刀队便只能是大刀队，而凯旋餐也只是凯旋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