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世界是一个谜,我们渴望解开这个谜,这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也是学术(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全部意义所在。在一边面对未知,一边探索而行的时候,我们需要谜底,更需要通向谜底的路。然而,在中国人既达观又保守的思维模式里,相信“天下一理”,相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通百通”的圣人。似乎,谜底是已定和单一的。从“天下一理”到“天下一尊”,从“通”到“同”再到“统”,这其间,我不知道有没有联系,但确乎知道,直到西方用机械生财打仗的时候,中国社会犹为二千年前的初民宗法社会。我要说的,其实是一个并不“时髦”的话题,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决定着改造世界的方式方法,也就决定了生存的状态。
也许,正缘于此,我深感刘衍文先生多元论学术思想的珍贵。
刘衍文先生,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五十年代后期,曾以《文学概论》一书,蜚声海内外;接着在“反右”与“文革”中却遭到无情打击,精神与身体都受到了莫大的创伤,数百万字的笔记、文稿毁于一旦。改革开放后,他才又重新拿起了笔。正如他借许地山《缀网劳蛛》的话说,他的“网”“结了就破,破了又结,结了又破,破了还结”。他的“网”终于一张张地“结”成了,限于精力与身体状况,许多是与他的哲嗣刘永翔先生一同“结织”的:《文学的艺术》、《古典文学鉴赏论》、《袁枚<续诗品>详注》等等。这些论著,论数量,仅仅是早年笔记的一小部分,举1985年出版的《文学的艺术》而言,是他当年一部巨著的构思内容的五分之一。历经坎坷,先生犹保持着赤子般纯真的心灵,严谨、热忱、客观、公允。
《寄庐杂笔》是先生应上海书店之约,于去年年底出版的一本学术随笔。该书穿越传统,澄清旧说,针砭现实,屡树新义,灵动的情致与深邃的哲思相映生辉。如果说大大小小的论题,是谜面,那么长长短短的论断,就是对谜底的探索,穿梭于谜面与谜底之间的,是先生多元论的学术思想。
二
走进《寄庐杂笔》,我觉得,在先生的笔下,古人与今人,“大人物”与“小人物”,“正统”与“非正统”,“左”与“右”、雅与俗,都会得到平等的待遇。这样做,并不是刻意抹杀或藐视什么,如有,那抹杀和藐视的是,人为的、世俗竖起的屏障和壁垒。在《现代作家书信集珍序》中,关于收录作品的范围,先生写道:“昔之谈艺者,惟以诗文为正宗,置小说、戏曲等于郐下而不顾;而今之论文者,恰好一反古则,惟认小说、戏剧、新诗、语体散文的撰写者为作家,而弃旧体诗词、古骈散文的作者如敝屣而不道。”“处于这个大变革、大冲击的时代,应该注意到各类文体各自赖以存在的基础及其影响之所至。因此,我们必须破除各种各样的门户之见,不惟被新作家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文人的书信要选,即曾为大多数人所鄙夷不屑的那些作家,诸如剑侠小说家、鸳鸯蝴蝶派等,也当网罗勿失。”“学人中那些文采风流之士,或于文学别有会心之人,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当然,专攻学术而质木无文者,我们也不当去强攀同道,赠以‘作家’的头街。”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文”者,“则不论篇幅长短,文言语体,一视同仁,决不受林琴南、胡适之等文言、白话此优彼劣之争的影响”。即少数难免带有一些矫饰成分的书信,也能得到先生别样的宽容:“要是能知人论世,得孟子‘知言’之微,其装腔作势之处,言不由衷之态,观之亦自是一乐。”这样的人间至文,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大学者的旷荡胸襟,直欲扫尽我们心中的一切狭隘和卑琐。
人世间有一件最易也最难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显现人与事的本来面目,让世人看到“真”。先生的许多文字,是冲着这个“真”字来的。这些文字,看似轻松自在,谈天说地,而其实,先生骨子里非常执拗,执拗地做着“精卫填海”一样的“傻事”。从事这类文字写作时,先生反对“苛于近今,而宽于远古”,或“苛于无名者,而宽于盛名者”,也绝不反其道而行之,他的心中自有天平。《“小说气”漫议》一文,在《寄庐杂笔》中属篇幅较短者,而评说古今名文、史籍,游刃有余。先生首先超越古人,重新定义“小说气”:“所谓‘小说气’,不仅指志异书奇,举凡虚构夸张而失实的记载皆属之。”先生列举大量事实后指出:“好像为纵横舌辩之士树碑立说的《战国策》,小说气味就很浓。深受其时代感染的《孟子》,其叙议也很难尽信。”再推前一点,《左氏春秋》、《史记》、《资治通鉴》“亦尝酌采小说家言”。读之令人警醒,也令人叹息,“史”尚且失真如此,人间言语,又有多少可信处耶!何况目前的广告词、鉴定书语,或某种立场“鲜明”的媒体语、宣传品?
从某种意志或情感出发,“故意”这样写那样说是一方面,真的“缺乏历史常识”或无意疏忽,又是造成“障碍”的另一因素。《漫话缺乏历史常识》、《失记、误记、失检》诸文,所列实例,多涉古今名流,有时真令人骇然而又忍俊不禁。如萧统《文选》中的粗疏,史学家张采田对纪晓岚的误毁,梁启超错认龚自珍诗为谭嗣同诗等等。
心胸狭隘的人,也许以为先生喜欢苛责于人;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生在“借古讽今”,对目前“学术专著”中屡出常识性错误,乱人视听,痛切不已,不“苛”不行。这是一面,而另一面,恰恰相反,让我们获得了一种真实与平等,真实地看待自己,真实地看待一切,那怕是所谓“专家”和“泰斗”。人无完人,不迷信自己,也不迷信“一尊”,我们的思想才能走出一切有形无形的桎梏,走出片面!而现在的知识界,许多人犹抱“定于一尊”的情结,“服膺权威”的心理,大大妨碍了学术的民主。先生于《天下诗人谁第一》文末,又进一步直陈其意:“诗人不是梁山泊的头领,非得要排出个座次不可;也不像拳击比赛,非得打出个冠、亚军方休。不争那无聊的名义上的先后,意义岂不更大一些吗?”放眼当今“文坛”“学苑”,人们在这无聊的“名义”上,做的文章,耗的精力,真不知几何!这种愈来愈偏离学术本质的舍本逐末的现象,不知何日是尽头。
先生的读者很多,他们也许以“孤愤”之作,看待先生《打油诗的油气》及续篇、《屁与诗文》及续篇、《鬼的文学与文评》、《钝贼不钝》等。我认为,以先生的身份,以如此认真的态度,写这些文章是很不讨巧、也很不讨好的,“正人君子”之流肯定视为“不屑”,但我却十分喜欢这些篇章。先生把目光投向那些社会下层的诗人、世俗目为“怪才”“偏才”的作者作品,不是居高临下的垂怜,而是抱以欣赏和兴致盎然的态度,不是拔高他(它)们,而是珍惜他(它)们!
三
先生的学术著作,文字的背后有一种潜在的力量,这个力量来源于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爱。只不过与时下的文风大相径庭的是:先生从不发无根据的感慨与议论,从不让自己的这种情绪浮泛于文字的表面,而是以大量的严谨的学术探索,显现内力的深沉与博大。探讨先生学术思想的现实意义,我们应从两方面来感悟。
第一,剖析固定化的思维模式对现实社会和学术研究造成的危害,探索全新的思想方法。我们不妨先把话题放远点说。1789年英国立《人权法典》,仅列举若干君主侵犯议会的事情,以禁其再犯。其用意,务求把一件一件的事做到了、落实了,“典”才是“典”。中国的传统呢,往往与之相反,先设一理论框架,再去或“硬行”或“软行”地实施。前者从事到理,后者从理到事。“实事求是”一语,最易明了,也最难做到。学术上也是如此。
先生《谈今文学的殿军廖季平大师》一文,在充分考评了季平先生学术成就的价值和地位后,先生有极深入的思考:“纵观季平先生学说的‘六变’,不论是哪一变,都是先从观念出发,先定一说,然后搜集各种有利于此的证据以证成之、或辗转附会之。”“凡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呢,避而不道可也。”“这种从先验的观念出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积淀在国人的血脉里,一直不断地得到传承,甚至变本加厉。”从建国后到“文革”中,再到拨乱反正后,先生列举目睹之社会怪现状,告诫我们:“这种思想方法,至今并未成为‘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往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后事如何,亦当可逆推前事之失。”
当然,如果强求一律,“以左反左”,又会走向另一极端,所以先生认为:“《易》之从象到数再到理,是愈来愈向高层次发展的,但认识问题,仍不能抛开象与数而不管,有时论理,可直接与数联系,不一定是阶进的,也可从理到理地向前向上推进。”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先生欣赏孔颖达的“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也欣赏释氏“多缘生法”,“须知世界、社会、历史和个人,都不是凭藉个人所推演或设想出来的简单公式可以包揽无遗的。”
第二,正视社会前进中的“二重性”,呵护人性的深层资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许多负面效应伴生而出,高度的机械化、现代化、信息化,一天天地同化着人类的生活习惯和情感节奏,人类原本多姿多彩的天性和才智,不得不面对一次次大规模的“统筹安排”,如升学统考、就业统考、晋级统考等等。我们要问,个体的生命,以及孕含在这生命中的不同资质和灵性,是应该得到释放和弘扬,还是应该浇铸成统一的模式?!
记得当初,先生的《袁枚<续诗品>详注》问世,遭人诋毁说:“取法乎下”“为无聊的帮闲文人立说”。这曾引起了我的思考:先生深知“袁枚的学问,在那崇尚博学的乾隆盛世,比起那些著名的文学家来固为逊色”,也深知“他作诗也只能凭其聪慧,能肆不能醇”,更深知“他对某些诗篇的激赏和剖析,多属皮相之见,有的简直令人喷饭”,为什么先生全然不顾这一切,不能稍减对袁枚的“无限倾倒”?其深层原因,在于对袁枚“性灵说”的激赏(先生前言中对“性灵”的解析有“一名三训”)。因为,由“性”至“灵”,是人之为人的最可宝贵的资质之一。先生在《袁枚<续诗品>详注》中引袁枚的话说:
“我阅历人世七十年,尝见天下多冤枉事:有刚悍之才,不为丈夫,而偏作妇人者;有柔懦之性,不为女子,而偏作丈夫者;有其才不过工匠、农夫,而枉作士大夫者;有其才可以为士大夫,而屈作工匠、村夫者。偶然遭际,遂戕贼杞柳为,殊可浩叹。《中庸》先言‘率性之谓道’,再言‘修身之谓教’,盖言性之所无,虽教亦无益也。”
读着这样的文字是否觉得人性有待更深的揭秘?我们应该向这个世界妥协还是应该向她争取些什么?
谜面是复杂的,谜底也决不止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