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日本对外交的高度重视，以及日本外交对国际法的高度重视，大大超过中国，这背后是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感
1894年7月27日，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紧急召见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er），就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舰队击沉之事进行磋商。在两天前所发生的这场悲剧中，近千名中国精锐部队和几十名欧洲船员一同罹难，国际社会被如此惨烈的海难和日军的不宣而战深深震撼。
这是飘扬着大英帝国国旗、由英国公民驾驶的英国商船，第一次在东亚遭受到如此悍然的攻击。中日英三国之间，随即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围绕国际法的外交战，中国与日本各占所长，积极争取英国的支持，最终以中国完败告终。究其原因，中日两国外交界的国际法水准差距，是其中关键之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大量精英开始研究国际法，并在学成之后加入外交界，日本从此不仅开始专家办外交，也开始以“法”（国际法）办外交。这令日本外交成为其军事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及侵略朝鲜中国、争霸东亚大陆等方面，锋芒毕露。
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日本外交系统紧急动员，危机公关相当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法学外交官”们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紧紧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不似中国那样单纯地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
日本政界有句俗语：“料亭政治，霞关外交”，意思是说政治多在料亭饭桌上商讨，而外交则在霞关决定。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在江户时代前是大名宅邸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务省使用，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
“霞关外交”有三个重要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日本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外务省比日本其他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笈欧洲，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比如后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小村寿太郎、青木周藏、珍田舍己等人。贵族子弟因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通过他们，日本外交优先的理念深入渗透到各个方面，重视国际关系成为整个执政阶层的自觉意识。
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是武士后裔，在24岁那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驻德国（兼荷兰、奥地利）使馆一秘，随后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参与主导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伤，青木引咎辞职，转任驻英国公使，正好专心与英谈判新的平等条约，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在东亚动武的后顾之忧。在日英条约缔结的次日，日本内阁才确定了对朝鲜和中国动武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当时就认为，日英条约的签订，对日本的意义比战胜了清国大军还要重大。
甲午战争期间，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驻德公使）长袖善舞，成功地消弭了因高升号事件而被激发的英国民众反日情绪，破坏了中国在欧洲的军火采购计划，同时成功地为日本争取到了军火供应。青木英语、德语十分流利，对国际法有着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对驻在国媒体舆论高度重视，自己也能提笔直接为当地媒体写作，而且文章很合当地人口味，这些都是作为“循吏”的龚照瑗难以匹敌的。更重要的是，青木与日本外务省、军方以及战时大本营都有畅通的信息沟通，不需要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这令他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国家意识能迅速地转化为外交行动，这不仅是龚照瑗、甚至连李鸿章都是难以企及的。
甲午战争前的日本，生活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下，取消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了国家首要目标，但他们没有选择“义和团式”的抗争方式，而是以足够柔韧的身段，与西方依法办事、据理力争，反过脸来向东方（朝鲜和中国）横刀相向、巧取豪夺。日本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就十分坦率地说：“我与俄、美之讲和一定，我方断不可毁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章程，厚信义，以此间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和中国东北之土地以为补偿。”
奉行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町人（幕府时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本外交的实用性，这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在“町人根性”影响下，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同样对于万国公法（国际法），日本人就比中国人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87年写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深刻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真是一语中的。
这样的实用主义，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青木周藏在高升号事件发生后，立即对英国政府低三下四地诅咒发誓，表态会追究肇事海军军官的责任，向英国赔礼道歉，但在法律上站稳脚跟后，他又跑到英国外交部，义正词严地抗议英国商船不严守中立，将自己的角色迅速从加害者调整为受害者。又如在平壤战役结束后，日本将数百名清军战俘押解到日本，极尽优待，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这样的“文明举动”此后便不再有，原因在于随着战线拉长，日军供给困难，内定的政策是不留俘虏悉数屠戮，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日本的外交与军事，表面上看似乎总是不协调，似乎“极右”的军方总在逾越界限，裹胁着有点“左”的外交进入军方的轨道。但实际上，在日本这辆武装到牙齿的战车上，外交和军事互为“油门”和“刹车”，并非相互牵制，而是相互配合。穿西装的依然是武士，着军服的也照样有着外交官的狡黠精明和国际视野。
在疲于应对这样的敌人之后，晚清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倭人不可信”的感慨，郁闷气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国人最需反省的大约也正在此点：在这个“豺狼世界”里，为何总试图去“信”谁呢？
1894年7月27日，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紧急召见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er），就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舰队击沉之事进行磋商。在两天前所发生的这场悲剧中，近千名中国精锐部队和几十名欧洲船员一同罹难，国际社会被如此惨烈的海难和日军的不宣而战深深震撼。
这是飘扬着大英帝国国旗、由英国公民驾驶的英国商船，第一次在东亚遭受到如此悍然的攻击。中日英三国之间，随即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围绕国际法的外交战，中国与日本各占所长，积极争取英国的支持，最终以中国完败告终。究其原因，中日两国外交界的国际法水准差距，是其中关键之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大量精英开始研究国际法，并在学成之后加入外交界，日本从此不仅开始专家办外交，也开始以“法”（国际法）办外交。这令日本外交成为其军事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及侵略朝鲜中国、争霸东亚大陆等方面，锋芒毕露。
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日本外交系统紧急动员，危机公关相当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法学外交官”们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紧紧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不似中国那样单纯地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
日本政界有句俗语：“料亭政治，霞关外交”，意思是说政治多在料亭饭桌上商讨，而外交则在霞关决定。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在江户时代前是大名宅邸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务省使用，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
“霞关外交”有三个重要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日本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外务省比日本其他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笈欧洲，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比如后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小村寿太郎、青木周藏、珍田舍己等人。贵族子弟因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通过他们，日本外交优先的理念深入渗透到各个方面，重视国际关系成为整个执政阶层的自觉意识。
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是武士后裔，在24岁那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驻德国（兼荷兰、奥地利）使馆一秘，随后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参与主导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伤，青木引咎辞职，转任驻英国公使，正好专心与英谈判新的平等条约，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在东亚动武的后顾之忧。在日英条约缔结的次日，日本内阁才确定了对朝鲜和中国动武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当时就认为，日英条约的签订，对日本的意义比战胜了清国大军还要重大。
甲午战争期间，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驻德公使）长袖善舞，成功地消弭了因高升号事件而被激发的英国民众反日情绪，破坏了中国在欧洲的军火采购计划，同时成功地为日本争取到了军火供应。青木英语、德语十分流利，对国际法有着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对驻在国媒体舆论高度重视，自己也能提笔直接为当地媒体写作，而且文章很合当地人口味，这些都是作为“循吏”的龚照瑗难以匹敌的。更重要的是，青木与日本外务省、军方以及战时大本营都有畅通的信息沟通，不需要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这令他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国家意识能迅速地转化为外交行动，这不仅是龚照瑗、甚至连李鸿章都是难以企及的。
甲午战争前的日本，生活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下，取消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了国家首要目标，但他们没有选择“义和团式”的抗争方式，而是以足够柔韧的身段，与西方依法办事、据理力争，反过脸来向东方（朝鲜和中国）横刀相向、巧取豪夺。日本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就十分坦率地说：“我与俄、美之讲和一定，我方断不可毁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章程，厚信义，以此间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和中国东北之土地以为补偿。”
奉行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町人（幕府时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本外交的实用性，这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在“町人根性”影响下，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同样对于万国公法（国际法），日本人就比中国人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87年写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深刻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真是一语中的。
这样的实用主义，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青木周藏在高升号事件发生后，立即对英国政府低三下四地诅咒发誓，表态会追究肇事海军军官的责任，向英国赔礼道歉，但在法律上站稳脚跟后，他又跑到英国外交部，义正词严地抗议英国商船不严守中立，将自己的角色迅速从加害者调整为受害者。又如在平壤战役结束后，日本将数百名清军战俘押解到日本，极尽优待，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这样的“文明举动”此后便不再有，原因在于随着战线拉长，日军供给困难，内定的政策是不留俘虏悉数屠戮，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日本的外交与军事，表面上看似乎总是不协调，似乎“极右”的军方总在逾越界限，裹胁着有点“左”的外交进入军方的轨道。但实际上，在日本这辆武装到牙齿的战车上，外交和军事互为“油门”和“刹车”，并非相互牵制，而是相互配合。穿西装的依然是武士，着军服的也照样有着外交官的狡黠精明和国际视野。
在疲于应对这样的敌人之后，晚清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倭人不可信”的感慨，郁闷气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国人最需反省的大约也正在此点：在这个“豺狼世界”里，为何总试图去“信”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