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钱”。
　　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约39000万亿，比2005年的31600亿增长了约7000亿。2004年的这一数字是26356亿元，2003年是21691亿元。4年来平均增长速度近20%。
　　政府不仅“有钱”，而且还很能“花钱”。虽然财政收入连续多年巨幅增长，但是中央政府却一直“入不敷出”，财政赤字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3000亿元上下徘徊。
　　于是，很多人开始帮政府出主意：给农业更多的补贴吧，建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吧，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吧……
　　农民很穷，住房很贵，看病很难，这都是事实。然而，当我们要求政府来“排忧解难”的时候，首先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不是政府应该插手的领域？政府介入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回答这些问题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和学识，只需要运用常识、加以理性的思考，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2006年的房地产市场曾因政府的强力介入而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房地产调控是失败的。只要土地国家所有的制度不改变，金融体制不彻底变革，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房价依然是会升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试图缓解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的政策，实质上可能演变成一场权势阶层及其依附者分享财政支出的盛宴。
　　在医疗问题上，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难题之所以发生，关键原因不在于政府投入不足，而在于医疗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险并未市场化，依然存在很高的准入门槛。如果资本和民间善款能够自由进入，民营的营利或非营利性医院遍地开花，展开有管理的行业竞争，医疗难题可以解决大半，何须政府大包大揽？政府也许只需为那些的确无稳定收入来源的穷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即可。
　　正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说，政府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它本身就是个大问题。这句话虽是个玩笑，却十分有道理。在中国，我们要加上一句话：“一个缺乏完善的宪政约束的政府是个更大的问题”！
　　在住房、医疗、教育这些供需严重失衡的市场上，政府投资所能起到的作用，相当于在干旱的时候进行人工造雨。能有多少雨水飘落到低收入者的头上姑且不论，另外一个问题相当重要：打云造雨的投入从何而来？
　　有人会说：这还用问，政府不是很有钱么？政府不是每年都要花很多钱吗？
　　政府的钱并不是天下掉下来的。以中央政府为例，其财政收入来源有四个：税收，国债，国有企事业单位上缴的利润、分红，规费及其他收入(如罚没收入)。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37636亿元，比上年增长21.9%，增收6770亿元。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上交税收1.2万亿元，主要是石油、电力、通信等垄断行业创造的。
　　如果希望中央政府有更多的钱去投资，几乎就等于给了政府一个合理的借口去征更多的税，借更多的钱，罚更多的款，同时还要维持国有企业在经济上游部门的垄断和暴利。
　　当然，你也可以说，政府不需要这么做，只需降低行政事业性支出，少买些公车，少些吃喝腐败，不就可以做到吗？然而，与扩大财政收入相比，你认为政府更愿意做哪一个呢？
　　米瑟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写到：“国家机器的任务只有一个，这就是保护人身安全和健康，保护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抵御任何暴力侵犯和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如果说，这种理念对于我们这个转型国家而言还太过“理想化”，那么至少我们不必对于政府的“行善”寄予太多希望。
　　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情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不与民争利，开放市场引入竞争；一切市场和社会能解决的问题，政府都可以听之任之。如果政府真的想要为弱势阶层做些什么，首先要检讨他们是否获得了完整的公民权利，其次才是“花钱要得法”的问题。最节省而高效的做法是设法从人群中找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直接把钱给他们。
　　转型遭遇制度瓶颈，我们最需要回到常识和理性，直面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缠图景，通过制度学习和利益博弈来建立本土的宪政法治规则，完善市场经济；而不是通过低效的再分配作暂时的修补和粉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任何短视的政策只能奏效于一时，不能为功于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