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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理想
想了解上海的宏图大志，最理想的参观地点莫过于上海都市计划展览馆。展馆位于人民广场对面，是一座玻璃与金属建筑物；它最引人瞩目的展品，是一座比篮球场还大的上海大都会比例模型，标示着２０２０年上海每一座摩天楼、房屋、巷弄、工厂、码头与绿地。
模型中有白色塑料制成的、地标性的高塔，有庞大的汽车与石油化学工业园区、新地铁线、机场跑道、高速公路网，还有一个精心制作的河滨开发区，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览会将在这里举行。模型中有９个未来主义色彩浓厚的社区，每个社区可供８０万人生活，都有宽敞的公园、人造湖，市郊还有大学校园。这信息十分明确：上海的目光已经超越工业时代，以作为全球知识工作人员的圣地为目标。
你很可能认为，这一切不过是泡沫经济带来的美梦，不必当真；但一旦了解上海已经达到的许多目标之后，你会发现它可是来真的。１９９０年以来，上海新建的高楼已经足够填满纽约曼哈顿区。一度没落的浦东区，现已展现太空时代的新轮廓，拥有全球最大工业园区，好几十座研究中心，还有子弹列车。这就是中国的故事。
印度奇迹
现在搭机飞往印度，要说这是全球另一个新兴超级经济强国，你或许很难相信。令人触目惊心的极端贫穷景象比比皆是，即使在商业区闹市也不例外。由于既无地铁也缺乏高速公路，交通混乱得可怕。
但在造访遍布各地的办公大楼与研究发展中心以后，你见到了奇迹。印度人就通过这里，在全球创新链中扮演着无价的角色。摩托罗拉、惠普、思科系统等巨型科技业者，现在靠印度人为它们新一代的产品做设计、研发软件平台与各式各样多媒体功能；Ｇｏｏｇｌｅ首席科学家克利西那·伯哈拉特，正在素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洛建立实验室；印度工程公司运用３Ｄ电脑模拟，进行从汽车引擎到机翼的种种设计，通用汽车与波音都是它们的客户；在Ｂ２Ｋ、ＯｆｆｉｃｅＴｉｇｅｒ，以及Ｉｒｉｓ等印度机构工作的金融与市场研究专家，为华尔街进行着蓝筹公司最新财报的分析。预期在５年后，印度这类外包作业将增加４倍，年营收达到５６０亿美元。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印度人在创新方面的脚步。新公司在班加洛这类科技中心不断出现，推出它们自己的晶片设计、软件与药品。
此外，印度公司以超低价生产高品质产品与服务的本领，也已经有口皆碑：从５０美元的机票，２美分一分钟、极度清晰的行动电话服务，到２２００美元的汽车，以及收费比美国低得多的心脏手术，都令世人印象深刻。一些分析师因此认为，具有超级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正在印度成型。
同步起飞
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崛起，难得地让世人同时间报以既敬畏、惶恐，又满怀投机的眼神。两个人口加起来占全球人口１／３的国家，正在同步而持续起飞，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遭。２０年来，中国以每年９．５％的惊人幅度高速成长，印度的成长率也达６％。大多数经济学者相信，在今后数１０年间，中国与印度能将成长率维持在７～８％。
更令两国如虎添翼的是，两国实力还能相辅相成。无论是在中国或在印度，科技与管理技巧的重要性都在超越廉价的装配线劳工。中国将继续主控大量生产制造业，是全球正在兴建高科技电子厂与重工业工厂的少数几国之一；印度是软件、设计、服务与精准工业的明日之星。专家预测，两国的产业若真正合作，“可以主控全球科技产业”。
就实际意义而言，这种合作已经出现。中印之间的年贸易额虽然仅有１４０亿美元，但拜网络与电讯成本暴跌之赐，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在中国制造商品，在印度设计软件与电路。印度低成本实验室与中国低成本工厂之间的差距，也因互动设计科技而不断缩小。走在全球化尖端的管理人说，这种结合将为全球经济带来爆炸性冲击。
因此美国商界相信，在许多科技上，权力均势将由西方转到东方。在许多案例中，中印科研人员对最新软件工具、多媒体科技、复杂数学运算的掌握，都超越美国科研人员。思科系统资深副总丹·许维门说得好：“我们因成本而来到印度，因品质而留下来，我们现在因创新而在这里投资。”
新强地位不确定
尽管拥有这许多优势，中国与印度作为新超强的地位并不确定。今天，两国加起来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上仅占６％，为日本的一半。为了安置每年进入就业市场、数以千万计的劳动人口，为防止更多的人重归贫穷，两国必须迅速成长。
中国大举投资于公共事业与工厂，取得迅速成长与创造就业的极大成功，但中国在创新方面的表现却贫乏得惊人。首先，中国的出口有５７％来自外资工厂；尽管有３５所软件学院，并计划每年训练２０万名软件工程师，但中国的软件表现却始终欠佳；中国大型国营研发机构尽管就理论层面言之，已经接近前沿，但它们在商业突破方面成绩一直不理想，以致于许多跨国公司不敢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研发投资。
中国也极端浪费。２００４年，中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８５００亿美元）投入资金已经过多的领域，如粗钢、车辆与办公建筑等等；中国工厂燃烧燃料的效率，比西方国家低５倍；中国银行的放款有不少是呆账；根据北京国家会计研究所的估计，中国１．３万家上市公司，有２／３未能赚回真正的资金成本。
反之，印度必须在贫乏中求发展。它所获外资极少，无法像中国那样浪费。扯住印度后腿的，是官僚、僵化的劳工法，以及不能迅速建立基础设施。不过，一些有利迹象正在显现：诺基亚计划在马德拉斯大兴土木，建立行动电话制造厂，韩国一家钢铁公司也将在印度投入１２０亿美元，建立大钢厂。
无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竞争如何发展，美国企业都只能积极参与。企业策略家肯尼契·奥梅说：“美国可以将中国与印度视为一种威胁，也可以视为一种机会，一切都在美国本身。但美国应该像１００年前的欧洲人一样，抱持一种开放的心胸。”而中、印两国如何与世上其他国家整合，必将为２１世纪全球经济面貌带来重大影响。
想了解上海的宏图大志，最理想的参观地点莫过于上海都市计划展览馆。展馆位于人民广场对面，是一座玻璃与金属建筑物；它最引人瞩目的展品，是一座比篮球场还大的上海大都会比例模型，标示着２０２０年上海每一座摩天楼、房屋、巷弄、工厂、码头与绿地。
模型中有白色塑料制成的、地标性的高塔，有庞大的汽车与石油化学工业园区、新地铁线、机场跑道、高速公路网，还有一个精心制作的河滨开发区，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览会将在这里举行。模型中有９个未来主义色彩浓厚的社区，每个社区可供８０万人生活，都有宽敞的公园、人造湖，市郊还有大学校园。这信息十分明确：上海的目光已经超越工业时代，以作为全球知识工作人员的圣地为目标。
你很可能认为，这一切不过是泡沫经济带来的美梦，不必当真；但一旦了解上海已经达到的许多目标之后，你会发现它可是来真的。１９９０年以来，上海新建的高楼已经足够填满纽约曼哈顿区。一度没落的浦东区，现已展现太空时代的新轮廓，拥有全球最大工业园区，好几十座研究中心，还有子弹列车。这就是中国的故事。
印度奇迹
现在搭机飞往印度，要说这是全球另一个新兴超级经济强国，你或许很难相信。令人触目惊心的极端贫穷景象比比皆是，即使在商业区闹市也不例外。由于既无地铁也缺乏高速公路，交通混乱得可怕。
但在造访遍布各地的办公大楼与研究发展中心以后，你见到了奇迹。印度人就通过这里，在全球创新链中扮演着无价的角色。摩托罗拉、惠普、思科系统等巨型科技业者，现在靠印度人为它们新一代的产品做设计、研发软件平台与各式各样多媒体功能；Ｇｏｏｇｌｅ首席科学家克利西那·伯哈拉特，正在素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洛建立实验室；印度工程公司运用３Ｄ电脑模拟，进行从汽车引擎到机翼的种种设计，通用汽车与波音都是它们的客户；在Ｂ２Ｋ、ＯｆｆｉｃｅＴｉｇｅｒ，以及Ｉｒｉｓ等印度机构工作的金融与市场研究专家，为华尔街进行着蓝筹公司最新财报的分析。预期在５年后，印度这类外包作业将增加４倍，年营收达到５６０亿美元。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印度人在创新方面的脚步。新公司在班加洛这类科技中心不断出现，推出它们自己的晶片设计、软件与药品。
此外，印度公司以超低价生产高品质产品与服务的本领，也已经有口皆碑：从５０美元的机票，２美分一分钟、极度清晰的行动电话服务，到２２００美元的汽车，以及收费比美国低得多的心脏手术，都令世人印象深刻。一些分析师因此认为，具有超级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正在印度成型。
同步起飞
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崛起，难得地让世人同时间报以既敬畏、惶恐，又满怀投机的眼神。两个人口加起来占全球人口１／３的国家，正在同步而持续起飞，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遭。２０年来，中国以每年９．５％的惊人幅度高速成长，印度的成长率也达６％。大多数经济学者相信，在今后数１０年间，中国与印度能将成长率维持在７～８％。
更令两国如虎添翼的是，两国实力还能相辅相成。无论是在中国或在印度，科技与管理技巧的重要性都在超越廉价的装配线劳工。中国将继续主控大量生产制造业，是全球正在兴建高科技电子厂与重工业工厂的少数几国之一；印度是软件、设计、服务与精准工业的明日之星。专家预测，两国的产业若真正合作，“可以主控全球科技产业”。
就实际意义而言，这种合作已经出现。中印之间的年贸易额虽然仅有１４０亿美元，但拜网络与电讯成本暴跌之赐，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在中国制造商品，在印度设计软件与电路。印度低成本实验室与中国低成本工厂之间的差距，也因互动设计科技而不断缩小。走在全球化尖端的管理人说，这种结合将为全球经济带来爆炸性冲击。
因此美国商界相信，在许多科技上，权力均势将由西方转到东方。在许多案例中，中印科研人员对最新软件工具、多媒体科技、复杂数学运算的掌握，都超越美国科研人员。思科系统资深副总丹·许维门说得好：“我们因成本而来到印度，因品质而留下来，我们现在因创新而在这里投资。”
新强地位不确定
尽管拥有这许多优势，中国与印度作为新超强的地位并不确定。今天，两国加起来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上仅占６％，为日本的一半。为了安置每年进入就业市场、数以千万计的劳动人口，为防止更多的人重归贫穷，两国必须迅速成长。
中国大举投资于公共事业与工厂，取得迅速成长与创造就业的极大成功，但中国在创新方面的表现却贫乏得惊人。首先，中国的出口有５７％来自外资工厂；尽管有３５所软件学院，并计划每年训练２０万名软件工程师，但中国的软件表现却始终欠佳；中国大型国营研发机构尽管就理论层面言之，已经接近前沿，但它们在商业突破方面成绩一直不理想，以致于许多跨国公司不敢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研发投资。
中国也极端浪费。２００４年，中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８５００亿美元）投入资金已经过多的领域，如粗钢、车辆与办公建筑等等；中国工厂燃烧燃料的效率，比西方国家低５倍；中国银行的放款有不少是呆账；根据北京国家会计研究所的估计，中国１．３万家上市公司，有２／３未能赚回真正的资金成本。
反之，印度必须在贫乏中求发展。它所获外资极少，无法像中国那样浪费。扯住印度后腿的，是官僚、僵化的劳工法，以及不能迅速建立基础设施。不过，一些有利迹象正在显现：诺基亚计划在马德拉斯大兴土木，建立行动电话制造厂，韩国一家钢铁公司也将在印度投入１２０亿美元，建立大钢厂。
无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竞争如何发展，美国企业都只能积极参与。企业策略家肯尼契·奥梅说：“美国可以将中国与印度视为一种威胁，也可以视为一种机会，一切都在美国本身。但美国应该像１００年前的欧洲人一样，抱持一种开放的心胸。”而中、印两国如何与世上其他国家整合，必将为２１世纪全球经济面貌带来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