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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意识形态是一套严密合理的理论体系，被共产党作为指导改造主观世界并内化于心的信仰体系，以此制定政策和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是不断凝聚党内思想意志、团结教育群众、引领文化发展、塑造政党形象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活动，其建设经验弥足珍贵。
一、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与意识形态的生命线作用
近现代中国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千辛万苦、艰难险阻实现了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围绕中心任务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军队工作生命线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等，为意识形态谱系增添了鲜亮的一页。
1.“站起来”的中心任务和意识形态的主题。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和目标，也决定了意识形态的主题。恰如胡绳所言，“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在封建改良主义、君主立宪主义、农民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救国方案纷纷失败后，“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在引领中国社会前进的征途中，先后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抗日战争时期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之争，解放战争时期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之争，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的主心骨，党的思想主张成为社会的精神支柱。
2.党的思想路线探索和不断纠正错误思想倾向。中国共产党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道路相结合，付出了很多代价，经过了很多磨难。在历经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冒险主义、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各种曲折、艰辛探索的过程之后，在古田会议上我们党就明确“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必然是担负不起来的”。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发动了一次系统的整风运动，破除了长期困扰党内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根源，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顺利解决了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后，党在思想、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3.通过意识形态阵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对各种理论的学习批判到各个时期对各种思潮的引领，我们党都是积极主动的。1938年专门成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以及相关的学术团体如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都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引领时代先声;从建党之初的《新青年》《向导》到《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报刊，都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舆论阵地;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都是宣传党的政策、团结革命力量的平台。
4.积极引导新文化运动，讲好革命故事，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上，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兴起了一个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通过先进知识分子、国外记者、爱国华侨，颠覆了以前国民党妖魔化共产党的错误认识，让世界尤其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使建立新中国的进程更加顺利。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任务与意识形态的适应与调整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中，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提出文化发展“双百”方针、塑造勤俭建国的精神力量。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失误，但党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精神支撑。
1.宣传工作的政治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和宣传工作纲要都明确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到党的八大召开，毛泽东指出，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学习宣传活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在经济和文化极端落后的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普遍面临的难题。依靠思想领先和精神力量推动社会发展，是一种普遍经验。
2.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发展人民文化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去解释和研究历史，是党在思想文化宣传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间，对于消除旧的腐朽的思想文化有着积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重点發展人民的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文化事业。为了帮助知识分子认识新中国新生活，党中央提出，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在高中以上的学生中以及大中小学的教师中，进行普遍的、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主要解决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问题，这成为了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1957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3.思想领域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思想文化领域存在不同意见和观点是正常现象，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毛泽东明确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即使是错误言论，根据性质不同，属于思想领域的则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毛泽东有过经典论述：“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4.塑造新中国的精神风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一起发扬了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精神，以艰苦奋斗为本，以艰苦奋斗为荣，以艰苦奋斗为乐，在极其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国家，改变了近代以来国家羸弱的面貌。在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塑造了热爱岗位进行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鞍钢宪法和大庆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奠定国家力量的“两弹一星”精神、改造山河壮举的红旗渠精神和大寨精神、标志着平凡工作做出不平凡业绩的雷锋精神，等等。 5.意识形态的合理定位和发挥作用的空间。意识形态的定位和地位问题，困扰了诸多政党。共产党执政后，面对的是文化的落后和思想的多元，党的八大以后，由于思想路线“左”倾导致最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三、改革开放与意识形态的新境遇
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确定，为改革开放时期意识形态建设明确了方向和规矩。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以及社会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既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又妥善处理意识形态的相关问题，体现出真正意义上的执政思维和执政话语。
1.重新确立思想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意识形态落实到经济社会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杜绝了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不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过程中，邓小平理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的系统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回答，科学发展观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么发展的系统回答，在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发挥了指路明灯的作用。
2.回归意识形态领域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旗帜鲜明解决问题。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不能用压服的方法，要坚持疏导与说服的方法。如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提到对于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要始终坚持疏导的方针。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堵塞压制的形式，而是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疏导说服不是一昧的说教，疏导还包括批评、纪律和法律的处理。但是“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对于违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改革开放政策的错误思想政治观点，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听之任之”。
3.坚持全面建设和正面引导。继邓小平提出“不争论”、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后，江泽民提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基本要求。1984年和1996年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都强调了加强正面引导和正面宣传的作用。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生动性和主动性，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注重先进典型的带动作用、运用社会文化潜移默化。
4.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构筑国家、政党外交新局面。回归国际交往中的核心利益原则，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明确指出，“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求同存异，发展了国际关系;在共处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党际关系，政党交往开创了新局面。
5.成功应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复杂的意识形态局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传统文化大量兴起，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面对基层思想文化阵地遭受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发声不够、发音不力的问题，邓小平大声疾呼，各级党委要防止埋头经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意识形态的倾向，“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1999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随后关于大学生、未成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都体现了对意识形态高地和阵地的关注。
四、新时代民族伟大复兴与意识形态的中国风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中央推动意识形态重点领域的深层次全过程拓展，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为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生动性打开了新局面。
1.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主题和根本目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指引和新战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结晶，唤醒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确立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旋律;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与党的历史方位即民族复兴伟大使命的“强起来”相适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政治性的话语表达转变为人民群众共同的精神追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产品创作，主流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坚持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2.意识形态的根本意义和主要任务。新时代意識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如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航向、决胜未来，即“举旗帜”的问题;党的理论如何成为百姓的话语，如何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为，也就是“聚民心”的问题;如何让党的事业薪火相传，教育年轻干部和青年一代，即“育新人”的问题;如何更好以文化人，以文化为载体、以文化为媒介，潜移默化传达意识形态的意义，即“兴文化”的问题;如何在协调万邦中传播中国声音、实现文化交往、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即“展形象”的问题。
3.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国家的根本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明确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巩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就党管意识形态的方式方法进行了系统安排，《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的方式明确了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和主要方式。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通过制度供给方式得到根本解决。
4.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和主动性。各级党组织科学研判意识形态的形势，认真分析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及时主动引导社会舆论，更好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和生动性;以党员干部为标杆，坚定理想信念、道德情操;通过高等院校、党校等重要阵地发声，占据主流阵地;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成为时代新星;新媒体如微博、微信等网络传媒“飞入寻常百姓家”与自信的民众互动，神州大地正在聚成文化自信;主动积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掌握国际话语权。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双艳珍
一、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与意识形态的生命线作用
近现代中国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千辛万苦、艰难险阻实现了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围绕中心任务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军队工作生命线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等，为意识形态谱系增添了鲜亮的一页。
1.“站起来”的中心任务和意识形态的主题。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和目标，也决定了意识形态的主题。恰如胡绳所言，“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在封建改良主义、君主立宪主义、农民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救国方案纷纷失败后，“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在引领中国社会前进的征途中，先后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抗日战争时期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之争，解放战争时期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之争，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的主心骨，党的思想主张成为社会的精神支柱。
2.党的思想路线探索和不断纠正错误思想倾向。中国共产党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道路相结合，付出了很多代价，经过了很多磨难。在历经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冒险主义、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各种曲折、艰辛探索的过程之后，在古田会议上我们党就明确“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必然是担负不起来的”。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发动了一次系统的整风运动，破除了长期困扰党内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根源，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顺利解决了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后，党在思想、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3.通过意识形态阵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对各种理论的学习批判到各个时期对各种思潮的引领，我们党都是积极主动的。1938年专门成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以及相关的学术团体如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都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引领时代先声;从建党之初的《新青年》《向导》到《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报刊，都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舆论阵地;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都是宣传党的政策、团结革命力量的平台。
4.积极引导新文化运动，讲好革命故事，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上，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兴起了一个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通过先进知识分子、国外记者、爱国华侨，颠覆了以前国民党妖魔化共产党的错误认识，让世界尤其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使建立新中国的进程更加顺利。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任务与意识形态的适应与调整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中，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提出文化发展“双百”方针、塑造勤俭建国的精神力量。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失误，但党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精神支撑。
1.宣传工作的政治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和宣传工作纲要都明确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到党的八大召开，毛泽东指出，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学习宣传活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在经济和文化极端落后的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普遍面临的难题。依靠思想领先和精神力量推动社会发展，是一种普遍经验。
2.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发展人民文化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去解释和研究历史，是党在思想文化宣传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间，对于消除旧的腐朽的思想文化有着积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重点發展人民的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文化事业。为了帮助知识分子认识新中国新生活，党中央提出，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在高中以上的学生中以及大中小学的教师中，进行普遍的、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主要解决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问题，这成为了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1957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3.思想领域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思想文化领域存在不同意见和观点是正常现象，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毛泽东明确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即使是错误言论，根据性质不同，属于思想领域的则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毛泽东有过经典论述：“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4.塑造新中国的精神风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一起发扬了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精神，以艰苦奋斗为本，以艰苦奋斗为荣，以艰苦奋斗为乐，在极其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国家，改变了近代以来国家羸弱的面貌。在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塑造了热爱岗位进行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鞍钢宪法和大庆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奠定国家力量的“两弹一星”精神、改造山河壮举的红旗渠精神和大寨精神、标志着平凡工作做出不平凡业绩的雷锋精神，等等。 5.意识形态的合理定位和发挥作用的空间。意识形态的定位和地位问题，困扰了诸多政党。共产党执政后，面对的是文化的落后和思想的多元，党的八大以后，由于思想路线“左”倾导致最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三、改革开放与意识形态的新境遇
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确定，为改革开放时期意识形态建设明确了方向和规矩。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以及社会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既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又妥善处理意识形态的相关问题，体现出真正意义上的执政思维和执政话语。
1.重新确立思想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意识形态落实到经济社会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杜绝了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不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过程中，邓小平理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的系统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回答，科学发展观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么发展的系统回答，在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发挥了指路明灯的作用。
2.回归意识形态领域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旗帜鲜明解决问题。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不能用压服的方法，要坚持疏导与说服的方法。如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提到对于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要始终坚持疏导的方针。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堵塞压制的形式，而是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疏导说服不是一昧的说教，疏导还包括批评、纪律和法律的处理。但是“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对于违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改革开放政策的错误思想政治观点，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听之任之”。
3.坚持全面建设和正面引导。继邓小平提出“不争论”、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后，江泽民提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基本要求。1984年和1996年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都强调了加强正面引导和正面宣传的作用。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生动性和主动性，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注重先进典型的带动作用、运用社会文化潜移默化。
4.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构筑国家、政党外交新局面。回归国际交往中的核心利益原则，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明确指出，“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求同存异，发展了国际关系;在共处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党际关系，政党交往开创了新局面。
5.成功应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复杂的意识形态局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传统文化大量兴起，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面对基层思想文化阵地遭受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发声不够、发音不力的问题，邓小平大声疾呼，各级党委要防止埋头经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意识形态的倾向，“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1999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以及随后关于大学生、未成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都体现了对意识形态高地和阵地的关注。
四、新时代民族伟大复兴与意识形态的中国风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中央推动意识形态重点领域的深层次全过程拓展，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为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生动性打开了新局面。
1.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主题和根本目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指引和新战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结晶，唤醒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确立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旋律;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与党的历史方位即民族复兴伟大使命的“强起来”相适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政治性的话语表达转变为人民群众共同的精神追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产品创作，主流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坚持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2.意识形态的根本意义和主要任务。新时代意識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如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航向、决胜未来，即“举旗帜”的问题;党的理论如何成为百姓的话语，如何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为，也就是“聚民心”的问题;如何让党的事业薪火相传，教育年轻干部和青年一代，即“育新人”的问题;如何更好以文化人，以文化为载体、以文化为媒介，潜移默化传达意识形态的意义，即“兴文化”的问题;如何在协调万邦中传播中国声音、实现文化交往、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即“展形象”的问题。
3.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国家的根本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明确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巩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就党管意识形态的方式方法进行了系统安排，《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的方式明确了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和主要方式。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通过制度供给方式得到根本解决。
4.增强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和主动性。各级党组织科学研判意识形态的形势，认真分析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及时主动引导社会舆论，更好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和生动性;以党员干部为标杆，坚定理想信念、道德情操;通过高等院校、党校等重要阵地发声，占据主流阵地;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成为时代新星;新媒体如微博、微信等网络传媒“飞入寻常百姓家”与自信的民众互动，神州大地正在聚成文化自信;主动积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掌握国际话语权。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双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