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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七月初五午时，龚自珍生于仁和县（今杭州）东城马坡巷。这个马坡巷宋时称马婆巷，因位于城外，“马院近之，教驹游牧，皆于此地”，故有“马婆”之名。马坡为马婆之误。今人也常常将两者混用。
龚自珍出生在一个仕宦之家，或称诗书传香之家。“先世居涿州，宋代迁山阴（今绍兴），明代迁余姚，又迁杭州。高祖茂城，太学生，长期经商。曾祖斌，增生，初为塾师，后弃儒为商。继祖父敬身，官至云南迤南兵备道。生祖父褆身，官内阁中书……”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龚自珍的上几代前辈，不是经商，便是做官。其父龚丽正，该年二十六岁，后来虽未做大官，但也仕途顺畅。
这一年虽然史书记载发生大旱，但对于正处于康乾以来盛世的清王朝，并不构成经济上的威胁。大自然总是有旱有涝，盛世年代，老百姓家有余粮，朝廷国库充实，对常见的灾害就不会产生恐慌心理。当一个王朝普遍处于贫弱状态时，一点小小的自然灾害，也能成为引发社会大动乱的导火索。
说龚自珍出生时，清朝正处于开国以来的巅峰盛世，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即龚自珍出生这年往前推两年，恰逢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笔者翻阅了各种史料，很想找到最为典型的史料来描述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时如何奢华、隆重、繁盛。但从出版物上读到的介绍，都不如来自博才网的这篇无名作者的小短文来得绝妙——
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举国同庆。有人送来了黄金万两，皇帝不屑一顾；有人送来了翡翠玛瑙，皇上看也不看；有人送来了妙龄美女，皇上仍然是难有笑容。因为乾隆帝根本就不缺什么，大臣们被寿礼寿词搞得焦头烂额。难道乾隆就没有看得上眼的寿礼吗？不，纪晓岚所送的寿礼就赢得了皇上的欢心。原来，他送的贺礼是一副寿联：“八千为春，八千为秋，八方向化八风和，庆圣寿，八旬逢八月；五数合天，五数合地，五世同堂五福备，正昌期，五十有五年。”此联中“八千为春，八千为秋”语出《庄子·逍遥游》，为祝寿之词。上联从“八旬”寿“逢八月”出发，连用六个“八”字，恭贺乾隆八十寿诞，并称“八方向化”，“八风”祥和，字字典雅，充满喜庆；下联从“五数合天，五数合地”开始，连用六个“五”字，与上联六个“八”字对仗工整，同时紧扣乾隆年号五十五年，借以祝福昌期永盛，福寿绵长。
不仅如此，更为难得的是，此联中又暗含一联，把每句最末一个字连起来，则是：“春秋和寿月，天地备期年。”其用典得当，嵌字贴切，对仗工整，的确非同一般。此联一出，竟把素有对联喜好的乾隆喜得眉开眼笑，他当即就封赏爱臣纪晓岚白银一千两。
是的，处在所谓盛世的乾隆皇帝根本不缺少什么。把金银财宝堆成山又如何？能把金银财宝当饭吃？能铺到卧榻上催眠？能够博得万岁一笑是这类高水准的马屁寿联。对于自己也吟诗作词无数喜欢附庸风雅的乾隆来说，这倒是最好的寿礼。拍马屁文字玩到这个份儿上，堪称登峰造极、空前绝后了。最有才的“摇尾”文人，也非纪晓岚莫属矣！
这场盛大的寿诞庆典，被称为大清帝国空前绝后的最奢华的狂欢，大概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奢华的皇帝生日庆典。以当时清朝帝国的经济实力，花多少银子不是问题。据记载，乾隆即位时国库存银有三千余万两，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退位时，国库存银已达七千余万两。这场盛大寿典的花费，总计为一百一十四万多两白银，还比原先预算少花了五十七万多两。
就在龚自珍出生的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与乾隆寿典有关的事件，被记入《清史稿》中。也就是在乾隆八十二岁秋天，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奏折说，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送信，说打算要来“天朝”敬献迟到的寿礼。
乾隆圣心大悦，但不清楚这个“英吉利”是何方国家，就命宫中博学之士搬来《大清一统志》查找其地理位置和有关介绍。但翻遍全书，就是找不到有关“英吉利”的记载。皇帝又找来了传教士詢问，传教士告诉他，该国又名“红毛国”，与法兰西国及意大利国在同一个方向，也以制造器械见长。不管什么“英吉利国”，还是“红毛国”，有人来纳贡当然是充分显示帝国威仪的好事，况且带来的那些大件贵重礼物，也让皇帝充满新奇，于是特准该国的船只停靠天津港。
到了龚自珍两岁时，历史在细节处开始发生微妙的演进。这年农历七月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等抵京，于八月十日，于热河行宫觐见乾隆帝，提出：派人驻京，准许英国商船到宁波、舟山、天津贸易，指定舟山附近一处小岛供英商居住、使用以及允许传教等。未获准。
为何这样的盛世年代难以为继？难道仅仅是因为天道循环的规律使然吗？盛极必衰，而衰极就必盛吗？盛与衰之间的轮回，又存在怎样的时间差？这样一种似乎放之古今中外而皆准的哲理，有否可能具象化为科学精准的定量分析？历史运行的内在逻辑在多大程度上依仗于人的推进？
对于大清帝国，我觉得有这样一种悖论，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是我在研读了大量关于龚自珍的诗文、清代史料后感悟到的，即：长期实行血腥的以“文字狱”为手段的文化专制高压政策，使得那些异端的思想和言论被遏制在萌芽状态，乃至最终连芽也不会萌发了。其效果是清王朝坐稳了江山，也确实使得社会相对比较安定，统治者有精力开辟疆土，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农耕商贸得到发展，社会财富从而得到逐年累积。这就是常常为史家称道的康乾盛世。龚自珍对乾隆盛世的状况在诗中也曾心向往之：
红日柴门一丈开，不须逾济与逾淮。
家家饭熟书还熟， 羡杀承平好秀才。
但文化专制的另一种严重后果，统治者肯定不会意识到，就连龚自珍这样的清醒者，虽直觉地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却也未能从中找出明确的因果链：那就是必然导致人才的平庸和士林人格的普遍性矮化。就如奥威尔所言：“思想被禁锢的结果，就如同把野兽关进了笼子里。”这样一种后果，又必然导致社会缺少向上向前的驱动力，走向衰落则成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历史的循环是如此无情。龚自珍哀叹人才匮乏到了极点，他劝“天公重抖擞”，不知“天公”会像“天女散花”那样，把“人才”撒落到人间来吗？ （摘自《剑魂箫韵——龚自珍传》）
龚自珍出生在一个仕宦之家，或称诗书传香之家。“先世居涿州，宋代迁山阴（今绍兴），明代迁余姚，又迁杭州。高祖茂城，太学生，长期经商。曾祖斌，增生，初为塾师，后弃儒为商。继祖父敬身，官至云南迤南兵备道。生祖父褆身，官内阁中书……”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龚自珍的上几代前辈，不是经商，便是做官。其父龚丽正，该年二十六岁，后来虽未做大官，但也仕途顺畅。
这一年虽然史书记载发生大旱，但对于正处于康乾以来盛世的清王朝，并不构成经济上的威胁。大自然总是有旱有涝，盛世年代，老百姓家有余粮，朝廷国库充实，对常见的灾害就不会产生恐慌心理。当一个王朝普遍处于贫弱状态时，一点小小的自然灾害，也能成为引发社会大动乱的导火索。
说龚自珍出生时，清朝正处于开国以来的巅峰盛世，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即龚自珍出生这年往前推两年，恰逢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笔者翻阅了各种史料，很想找到最为典型的史料来描述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时如何奢华、隆重、繁盛。但从出版物上读到的介绍，都不如来自博才网的这篇无名作者的小短文来得绝妙——
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举国同庆。有人送来了黄金万两，皇帝不屑一顾；有人送来了翡翠玛瑙，皇上看也不看；有人送来了妙龄美女，皇上仍然是难有笑容。因为乾隆帝根本就不缺什么，大臣们被寿礼寿词搞得焦头烂额。难道乾隆就没有看得上眼的寿礼吗？不，纪晓岚所送的寿礼就赢得了皇上的欢心。原来，他送的贺礼是一副寿联：“八千为春，八千为秋，八方向化八风和，庆圣寿，八旬逢八月；五数合天，五数合地，五世同堂五福备，正昌期，五十有五年。”此联中“八千为春，八千为秋”语出《庄子·逍遥游》，为祝寿之词。上联从“八旬”寿“逢八月”出发，连用六个“八”字，恭贺乾隆八十寿诞，并称“八方向化”，“八风”祥和，字字典雅，充满喜庆；下联从“五数合天，五数合地”开始，连用六个“五”字，与上联六个“八”字对仗工整，同时紧扣乾隆年号五十五年，借以祝福昌期永盛，福寿绵长。
不仅如此，更为难得的是，此联中又暗含一联，把每句最末一个字连起来，则是：“春秋和寿月，天地备期年。”其用典得当，嵌字贴切，对仗工整，的确非同一般。此联一出，竟把素有对联喜好的乾隆喜得眉开眼笑，他当即就封赏爱臣纪晓岚白银一千两。
是的，处在所谓盛世的乾隆皇帝根本不缺少什么。把金银财宝堆成山又如何？能把金银财宝当饭吃？能铺到卧榻上催眠？能够博得万岁一笑是这类高水准的马屁寿联。对于自己也吟诗作词无数喜欢附庸风雅的乾隆来说，这倒是最好的寿礼。拍马屁文字玩到这个份儿上，堪称登峰造极、空前绝后了。最有才的“摇尾”文人，也非纪晓岚莫属矣！
这场盛大的寿诞庆典，被称为大清帝国空前绝后的最奢华的狂欢，大概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奢华的皇帝生日庆典。以当时清朝帝国的经济实力，花多少银子不是问题。据记载，乾隆即位时国库存银有三千余万两，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退位时，国库存银已达七千余万两。这场盛大寿典的花费，总计为一百一十四万多两白银，还比原先预算少花了五十七万多两。
就在龚自珍出生的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与乾隆寿典有关的事件，被记入《清史稿》中。也就是在乾隆八十二岁秋天，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奏折说，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送信，说打算要来“天朝”敬献迟到的寿礼。
乾隆圣心大悦，但不清楚这个“英吉利”是何方国家，就命宫中博学之士搬来《大清一统志》查找其地理位置和有关介绍。但翻遍全书，就是找不到有关“英吉利”的记载。皇帝又找来了传教士詢问，传教士告诉他，该国又名“红毛国”，与法兰西国及意大利国在同一个方向，也以制造器械见长。不管什么“英吉利国”，还是“红毛国”，有人来纳贡当然是充分显示帝国威仪的好事，况且带来的那些大件贵重礼物，也让皇帝充满新奇，于是特准该国的船只停靠天津港。
到了龚自珍两岁时，历史在细节处开始发生微妙的演进。这年农历七月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等抵京，于八月十日，于热河行宫觐见乾隆帝，提出：派人驻京，准许英国商船到宁波、舟山、天津贸易，指定舟山附近一处小岛供英商居住、使用以及允许传教等。未获准。
为何这样的盛世年代难以为继？难道仅仅是因为天道循环的规律使然吗？盛极必衰，而衰极就必盛吗？盛与衰之间的轮回，又存在怎样的时间差？这样一种似乎放之古今中外而皆准的哲理，有否可能具象化为科学精准的定量分析？历史运行的内在逻辑在多大程度上依仗于人的推进？
对于大清帝国，我觉得有这样一种悖论，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是我在研读了大量关于龚自珍的诗文、清代史料后感悟到的，即：长期实行血腥的以“文字狱”为手段的文化专制高压政策，使得那些异端的思想和言论被遏制在萌芽状态，乃至最终连芽也不会萌发了。其效果是清王朝坐稳了江山，也确实使得社会相对比较安定，统治者有精力开辟疆土，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农耕商贸得到发展，社会财富从而得到逐年累积。这就是常常为史家称道的康乾盛世。龚自珍对乾隆盛世的状况在诗中也曾心向往之：
红日柴门一丈开，不须逾济与逾淮。
家家饭熟书还熟， 羡杀承平好秀才。
但文化专制的另一种严重后果，统治者肯定不会意识到，就连龚自珍这样的清醒者，虽直觉地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却也未能从中找出明确的因果链：那就是必然导致人才的平庸和士林人格的普遍性矮化。就如奥威尔所言：“思想被禁锢的结果，就如同把野兽关进了笼子里。”这样一种后果，又必然导致社会缺少向上向前的驱动力，走向衰落则成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历史的循环是如此无情。龚自珍哀叹人才匮乏到了极点，他劝“天公重抖擞”，不知“天公”会像“天女散花”那样，把“人才”撒落到人间来吗？ （摘自《剑魂箫韵——龚自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