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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路是有大量中国商人参加的、与东南亚和南亚土著居民关系极其密切的、对世界古代社会影响巨大的文化汇集之所。郑和七下西洋，其实是中国明朝政府企图取代民间，直接经营海上丝路的尝试。
海上丝路的历史文化背景
郑和下西洋循海上丝路前进，但又不完全重复传统路线，将船队的活动范围从历时千年的印度古里与霍尔木兹海峡的连线，拓展到了非洲东海岸，体现出海上丝路的繁荣新局面。这一局面的产生，一方面归功于郑和等人的勇敢开创；另一方面，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海上丝路是可以与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丝路在各方面媲美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桥梁。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1979年在辽宁丹东、大连长海和旅顺发现的舟形陶器，说明中国人驾舟出海至少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所以《论语》中孔子说：“道不行，承桴浮于海”，几乎同时代的齐景公甚至“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不过，古代的航海设备和技术不足以抵御风浪，所以出海一定会有明确的经济或政治目的。例如公元前485年吴国和齐国为争霸大战，吴王夫差曾经从海上运输军粮。稍后，越王勾践灭吴，于公元前468年由会稽（今绍兴），取海路迁都琅琊（今山东胶南县），用戈船300载战士8000以行，可见当时已具有相当航海规模。
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航海历史或许早于中国。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七千枚海贝和数十枚大型象牙，说明古蜀国人早与东南亚、南亚有商贸往来。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权杖、土坯建筑、黄金面具更与西亚、北非有文化交流的特征，这说明来自海上的南亚和东南亚人，在海上丝路中扮演重要角色。
海上丝路中转站：东南亚、南亚
东南亚的中印半岛和马来亚半岛插入大洋，无数岛屿分布周围，气候温暖，物产丰富，可以为航海船只提供补给，于是成为古代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理想的航海通道，也成为古代世界各民族商贾汇集之地。世界古代文明的传播多以战争为媒介，唯独经历东南亚地区的中国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中东伊斯兰文化，甚至16世纪前的西方基督教文明都是以通商形式在此地落户生根。这些善于航海的东南亚土著居民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昆仑人”，他们使用的海舶被称为“昆仑舶”。正因为东南亚和南亚海商在古代世界贸易中地位极其重要，所以，郑和下西洋一开始目标就直指上述地区，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最早的对外海上贸易对象，就是东南亚地区。商船在中国的起点一般是广西合浦、广东雷州半岛上的徐闻和日南（今越南广治省），从以上三地出发5个月可至“都元国”（今马来亚半岛东南部），再4个月到“邑卢没国”（今缅甸南部），再行20多天到“湛离国”（今缅甸境内），再步行10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太公城），由此再船行2个多月可以抵达“黄支国”（今印度建志补罗），再向南可以抵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返航时8个月可达“皮宗”（今马六甲香蕉岛），再2个月返回日南。这条必经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海上丝路，显然与商贸有密切关系。汉文帝时南越王赵佗归汉，他托汉使陆贾向皇帝送的贡品是10枚犀角，肯定是来自东南亚或南亚。两汉时在中国视为高挡消费品的香料，包括波斯湾沿岸的乳香、索马里的没香和芦荟、北非的迷迭香、东非的紫檀香、波斯的安息香，大部分来自东南亚。汉武帝时在番禺（今广州）设市舶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检查来往商品。从东南亚等待检查的香料一时不能入关，只好在广州附近寻找一个小岛暂时停放，这就是“香港”的由来。
就在中国发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对外贸易价值之前，欧洲人已经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红海曾被希腊人称为“厄立特里亚海”，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来自中国的丝绸就在曼德海峡两岸（今亚丁和吉布提），经昆仑人或印度人商船到希腊商人之手。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拉丁文《厄立特立亚航海记》作者就是一位希腊商人，他曾经到过斯里兰卡，亲眼目睹中国的丝绸、皮货、胡椒、桂皮、香料、金属、染料、药品在印度港口装船，运往红海。为此，东南亚和南亚的商人，很早就和沙漠丝路上的波斯商人一样，扮演中国和西方世界贸易中介的角色。
政府控制海上丝路的民间贸易
东南亚和南亚的贸易战略地位，一直为历代中国统治者所关注。2000至2002年在广东阳江打捞的“南海一号”上的瓷器形制，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适应市场需要，实行“来样加工”。在已发现的22处广东唐代陶瓷窑址中，可以确定其中8座为外销瓷窑；1987年印度学者对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帕里雅八丹进行考古发掘，发现1000多片中国景德镇、龙泉、德化瓷片，说明在唐宋时期，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已经具有中国商品外销基地的地位。为此，早在忽必烈建立元朝时期，就有控制这条商路的计划。这一计划的直接体现，就是公元1280年前后发动的对占城（越南）和1292年对爪哇的战争。其中对爪哇的战争，由曾经5次出洋，在海上活动20余年的亦黑迷失任统帅，可见忽必烈绝非是轻易做出这一决定的。虽然中国历代史书遵循“重本抑末”原则，对当时海外贸易的巨大作用不敢多用笔墨，却不能否认这条古老的商路对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巨大价值。为此，当明成祖需要派人去西洋寻访建文帝下落的同时，如何扩大中国的外贸出口，也就提上了打着“顺便”旗号而加紧进行的日程。
海上贸易风险极大，绝不是习惯于坐地收税、征派徭役的封建统治者所愿意做的。统治者除了接受“朝贡”，赏赐金帛之外，并不愿去海上受苦，这就给民间希望靠自己力量求富的百姓一线生机。他们冒险移民外域，和东南亚、南亚土著居民逐渐融合，依靠一代又一代的努力，逐渐建立起一个从中国到东南亚、南亚，甚至亚丁湾、霍尔木兹海峡、非洲东海岸的庞大民间贸易体系。这个体系的产生与自唐代以来中国人开始因商贸活动而移居海外有关。国外学者指出在公元924年，中国一艘大沙船在爪哇附近三宝垅沉没，船上中国人献宝给直葛王，直葛王同意他们留居下来，给予优良待遇。阿拉伯人麻素提《黄金牧地》也提到他公元934年经过苏门答腊时发现“有多数中国人耕植于此岛，而尤以巴娄邦（室利佛逝）为多”。可以说古代中国人在经营海上丝路方面投入的力量最为巨大，而且是民间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
既然是民间贸易活动的结果，这条商路上一定有许多非政府性的行为。帮会、同乡、亲族等许多关系制约着海上丝路兴衰。例如宋元之际的泉州蒲寿庚家族，在对东南亚贸易方面就有垄断性的地位。郑和下西洋，有意将这些分属不同宗法、地域、宗教、亲族势力的海外商贸力量重新组合，于是首先发生了与在爪哇岛附近旧港的潮州海盗陈祖义的剧烈冲突。郑和一举歼灭陈祖义势力，在东南亚、南亚商路上不仅是石破天惊的大事，而且让明政府取得海上丝路的实际控制权。其后便是如何利用传统文化优势，修补与已经在当地立足的各华人团体的关系，使得海上丝路在明政府控制下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结论：海上丝路是有大量中国商人参加的、与东南亚和南亚土著居民关系极其密切的、对世界古代社会影响巨大的文化汇集之所。郑和七下西洋，其实是中国明朝政府企图取代民间，直接经营海上丝路的尝试，其影响力之巨大而深远，可想而知。
海上丝路的历史文化背景
郑和下西洋循海上丝路前进，但又不完全重复传统路线，将船队的活动范围从历时千年的印度古里与霍尔木兹海峡的连线，拓展到了非洲东海岸，体现出海上丝路的繁荣新局面。这一局面的产生，一方面归功于郑和等人的勇敢开创；另一方面，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海上丝路是可以与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丝路在各方面媲美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桥梁。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1979年在辽宁丹东、大连长海和旅顺发现的舟形陶器，说明中国人驾舟出海至少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所以《论语》中孔子说：“道不行，承桴浮于海”，几乎同时代的齐景公甚至“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不过，古代的航海设备和技术不足以抵御风浪，所以出海一定会有明确的经济或政治目的。例如公元前485年吴国和齐国为争霸大战，吴王夫差曾经从海上运输军粮。稍后，越王勾践灭吴，于公元前468年由会稽（今绍兴），取海路迁都琅琊（今山东胶南县），用戈船300载战士8000以行，可见当时已具有相当航海规模。
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航海历史或许早于中国。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七千枚海贝和数十枚大型象牙，说明古蜀国人早与东南亚、南亚有商贸往来。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权杖、土坯建筑、黄金面具更与西亚、北非有文化交流的特征，这说明来自海上的南亚和东南亚人，在海上丝路中扮演重要角色。
海上丝路中转站：东南亚、南亚
东南亚的中印半岛和马来亚半岛插入大洋，无数岛屿分布周围，气候温暖，物产丰富，可以为航海船只提供补给，于是成为古代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理想的航海通道，也成为古代世界各民族商贾汇集之地。世界古代文明的传播多以战争为媒介，唯独经历东南亚地区的中国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中东伊斯兰文化，甚至16世纪前的西方基督教文明都是以通商形式在此地落户生根。这些善于航海的东南亚土著居民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昆仑人”，他们使用的海舶被称为“昆仑舶”。正因为东南亚和南亚海商在古代世界贸易中地位极其重要，所以，郑和下西洋一开始目标就直指上述地区，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最早的对外海上贸易对象，就是东南亚地区。商船在中国的起点一般是广西合浦、广东雷州半岛上的徐闻和日南（今越南广治省），从以上三地出发5个月可至“都元国”（今马来亚半岛东南部），再4个月到“邑卢没国”（今缅甸南部），再行20多天到“湛离国”（今缅甸境内），再步行10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太公城），由此再船行2个多月可以抵达“黄支国”（今印度建志补罗），再向南可以抵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返航时8个月可达“皮宗”（今马六甲香蕉岛），再2个月返回日南。这条必经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海上丝路，显然与商贸有密切关系。汉文帝时南越王赵佗归汉，他托汉使陆贾向皇帝送的贡品是10枚犀角，肯定是来自东南亚或南亚。两汉时在中国视为高挡消费品的香料，包括波斯湾沿岸的乳香、索马里的没香和芦荟、北非的迷迭香、东非的紫檀香、波斯的安息香，大部分来自东南亚。汉武帝时在番禺（今广州）设市舶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检查来往商品。从东南亚等待检查的香料一时不能入关，只好在广州附近寻找一个小岛暂时停放，这就是“香港”的由来。
就在中国发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对外贸易价值之前，欧洲人已经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红海曾被希腊人称为“厄立特里亚海”，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来自中国的丝绸就在曼德海峡两岸（今亚丁和吉布提），经昆仑人或印度人商船到希腊商人之手。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拉丁文《厄立特立亚航海记》作者就是一位希腊商人，他曾经到过斯里兰卡，亲眼目睹中国的丝绸、皮货、胡椒、桂皮、香料、金属、染料、药品在印度港口装船，运往红海。为此，东南亚和南亚的商人，很早就和沙漠丝路上的波斯商人一样，扮演中国和西方世界贸易中介的角色。
政府控制海上丝路的民间贸易
东南亚和南亚的贸易战略地位，一直为历代中国统治者所关注。2000至2002年在广东阳江打捞的“南海一号”上的瓷器形制，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适应市场需要，实行“来样加工”。在已发现的22处广东唐代陶瓷窑址中，可以确定其中8座为外销瓷窑；1987年印度学者对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帕里雅八丹进行考古发掘，发现1000多片中国景德镇、龙泉、德化瓷片，说明在唐宋时期，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已经具有中国商品外销基地的地位。为此，早在忽必烈建立元朝时期，就有控制这条商路的计划。这一计划的直接体现，就是公元1280年前后发动的对占城（越南）和1292年对爪哇的战争。其中对爪哇的战争，由曾经5次出洋，在海上活动20余年的亦黑迷失任统帅，可见忽必烈绝非是轻易做出这一决定的。虽然中国历代史书遵循“重本抑末”原则，对当时海外贸易的巨大作用不敢多用笔墨，却不能否认这条古老的商路对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巨大价值。为此，当明成祖需要派人去西洋寻访建文帝下落的同时，如何扩大中国的外贸出口，也就提上了打着“顺便”旗号而加紧进行的日程。
海上贸易风险极大，绝不是习惯于坐地收税、征派徭役的封建统治者所愿意做的。统治者除了接受“朝贡”，赏赐金帛之外，并不愿去海上受苦，这就给民间希望靠自己力量求富的百姓一线生机。他们冒险移民外域，和东南亚、南亚土著居民逐渐融合，依靠一代又一代的努力，逐渐建立起一个从中国到东南亚、南亚，甚至亚丁湾、霍尔木兹海峡、非洲东海岸的庞大民间贸易体系。这个体系的产生与自唐代以来中国人开始因商贸活动而移居海外有关。国外学者指出在公元924年，中国一艘大沙船在爪哇附近三宝垅沉没，船上中国人献宝给直葛王，直葛王同意他们留居下来，给予优良待遇。阿拉伯人麻素提《黄金牧地》也提到他公元934年经过苏门答腊时发现“有多数中国人耕植于此岛，而尤以巴娄邦（室利佛逝）为多”。可以说古代中国人在经营海上丝路方面投入的力量最为巨大，而且是民间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
既然是民间贸易活动的结果，这条商路上一定有许多非政府性的行为。帮会、同乡、亲族等许多关系制约着海上丝路兴衰。例如宋元之际的泉州蒲寿庚家族，在对东南亚贸易方面就有垄断性的地位。郑和下西洋，有意将这些分属不同宗法、地域、宗教、亲族势力的海外商贸力量重新组合，于是首先发生了与在爪哇岛附近旧港的潮州海盗陈祖义的剧烈冲突。郑和一举歼灭陈祖义势力，在东南亚、南亚商路上不仅是石破天惊的大事，而且让明政府取得海上丝路的实际控制权。其后便是如何利用传统文化优势，修补与已经在当地立足的各华人团体的关系，使得海上丝路在明政府控制下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结论：海上丝路是有大量中国商人参加的、与东南亚和南亚土著居民关系极其密切的、对世界古代社会影响巨大的文化汇集之所。郑和七下西洋，其实是中国明朝政府企图取代民间，直接经营海上丝路的尝试，其影响力之巨大而深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