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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诗歌出版呈现热潮,诗歌集会不断涌现,诗歌事件不断发生……诗歌似乎迎来了春天,正走向大众,走向市民的日常生活。日前,广西人民出版社集各路力量精心打造出一套“大雅诗丛”,由四卷本的外国诗歌卷和五卷本的中国诗歌卷构成,外国卷尤见功力,包括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坛子轶事》(陈东飚译),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精灵》(陈黎和张芬龄译),德里克·沃尔科特的《白鹭》(程一身译),还有黄灿然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诗选》。这些都是深刻参与过当代汉语诗歌进程的西方作品,经由功力深厚的翻译家之手魔术般的演化,重新呈现出奇异的诗艺,折射出璀璨的诗意。
20世纪80年代,有着强烈超现实主义感和幻想气质的史蒂文斯在中国诗歌的各个小圈子里确实火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诗人就一直没能忘记这个做保险职业的美国诗人。在汉语世界他流传至广的两首诗是《坛子轶事》和《看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或许还应该算上他一系列写音乐的诗。《坛子轶事》一类诗在互联网时代被不断地复写和戏仿,可见人们对史蒂文斯诗思持久不熄的热情,“我把一个坛子置于田纳西,/它是圆的,在一座山上。/它使得凌乱的荒野/环绕那山。”史蒂文斯的“坛子”很容易使人想到济慈的“希腊古瓮”,济慈的眼睛在历史的鲜活场景中看到的是永久的幻美,而史蒂文斯的坛子骤然剥除了“历史”和“美”,它只是一个工业制品,与自然相对,孤零零地放在那里。
中国台湾卓越的翻译家陈黎和张芬龄以独到的汉语形式复现了普拉斯的诗,普拉斯被称为狄金森后最重要的美国女性诗人,自白派诗歌的殿军人物。至今犹记,普拉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诗坛掀起的“普拉斯风”,而后普拉斯的血液就一直流淌在當代汉语诗歌的抒写中,“女性”、“自白”、“身体”成为这一路写作的关键词。陈张合译的这一本《精灵》完整版,现在使我们有幸领略“自白”的奥义,一个真的活过且对艺术和感情有着烈火般的热情的现代女性,遭受到感情和生活的重创以后,如何继续借诗发话。
德里克·沃尔科特是诺贝尔文学奖、艾略特诗歌奖双料获得者,他的诗集《白鹭》传承的却是英美诗歌学院派的风格,译者程一身说他的诗体现出“物的高密度融合”的风格,实际上这一路诗风可以进一步总结为“事物与语言的繁复纠缠”。相对于西方传统的抒情诗和中国“诗言志”的传统而言,倾力于“词与物”这一双重维度,在二者的繁复关联中展开诗意的抒写,的确显示出别样的风致,例如和缓的节奏和细腻的感觉等等。
曼德尔施塔姆是俄罗斯文学的“黑太阳”,20世纪俄罗斯诗歌的良心,他总使人想到黑土地,无边的雪原,眼中的泪水和天际的寒光,在这个男性的缪斯身上,钻石般的技艺与律令般的伦理得到完美的结合。
20世纪以来的现代诗,分裂到细胞与量子的地步,在云一样的现代诗歌面前,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陷入全然的惶恐与盲目。面对这套大雅诗丛,面对众多的诗神,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有成就的诗人都开辟出自己独特的题材,发明出独特的视角,捕捉到独特的感觉,培育出独特的言说方式,在更广的范围里看,这一切都可看做属于“艺”的范畴,诗艺之“艺”不单是形式,更是题材、视角、感觉、修辞等等,是这一切熔铸而成的一个独特器皿,这一器皿收纳转化一切材料,其功能在于最终形成诗的产品,例如史蒂文斯的“观察”、普拉斯的“自白”、沃尔科特的“对等摹写”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的“精准技艺与道德律令的融合”。然而超越这一切,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感到“诗意”仍然呈现出令人惊异的相通性,那就是服从于“自由意志”,向现实、历史、身体、语言等各个方面挺近,开发出更陌生、更质感,或更轻盈的元素,为真善美的重新融合、为人的持存找到更大的可能空间更有效的存在之基。这也是当代汉语诗歌的旨向。?笏(摘自《海南周刊》)
20世纪80年代,有着强烈超现实主义感和幻想气质的史蒂文斯在中国诗歌的各个小圈子里确实火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诗人就一直没能忘记这个做保险职业的美国诗人。在汉语世界他流传至广的两首诗是《坛子轶事》和《看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或许还应该算上他一系列写音乐的诗。《坛子轶事》一类诗在互联网时代被不断地复写和戏仿,可见人们对史蒂文斯诗思持久不熄的热情,“我把一个坛子置于田纳西,/它是圆的,在一座山上。/它使得凌乱的荒野/环绕那山。”史蒂文斯的“坛子”很容易使人想到济慈的“希腊古瓮”,济慈的眼睛在历史的鲜活场景中看到的是永久的幻美,而史蒂文斯的坛子骤然剥除了“历史”和“美”,它只是一个工业制品,与自然相对,孤零零地放在那里。
中国台湾卓越的翻译家陈黎和张芬龄以独到的汉语形式复现了普拉斯的诗,普拉斯被称为狄金森后最重要的美国女性诗人,自白派诗歌的殿军人物。至今犹记,普拉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诗坛掀起的“普拉斯风”,而后普拉斯的血液就一直流淌在當代汉语诗歌的抒写中,“女性”、“自白”、“身体”成为这一路写作的关键词。陈张合译的这一本《精灵》完整版,现在使我们有幸领略“自白”的奥义,一个真的活过且对艺术和感情有着烈火般的热情的现代女性,遭受到感情和生活的重创以后,如何继续借诗发话。
德里克·沃尔科特是诺贝尔文学奖、艾略特诗歌奖双料获得者,他的诗集《白鹭》传承的却是英美诗歌学院派的风格,译者程一身说他的诗体现出“物的高密度融合”的风格,实际上这一路诗风可以进一步总结为“事物与语言的繁复纠缠”。相对于西方传统的抒情诗和中国“诗言志”的传统而言,倾力于“词与物”这一双重维度,在二者的繁复关联中展开诗意的抒写,的确显示出别样的风致,例如和缓的节奏和细腻的感觉等等。
曼德尔施塔姆是俄罗斯文学的“黑太阳”,20世纪俄罗斯诗歌的良心,他总使人想到黑土地,无边的雪原,眼中的泪水和天际的寒光,在这个男性的缪斯身上,钻石般的技艺与律令般的伦理得到完美的结合。
20世纪以来的现代诗,分裂到细胞与量子的地步,在云一样的现代诗歌面前,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陷入全然的惶恐与盲目。面对这套大雅诗丛,面对众多的诗神,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有成就的诗人都开辟出自己独特的题材,发明出独特的视角,捕捉到独特的感觉,培育出独特的言说方式,在更广的范围里看,这一切都可看做属于“艺”的范畴,诗艺之“艺”不单是形式,更是题材、视角、感觉、修辞等等,是这一切熔铸而成的一个独特器皿,这一器皿收纳转化一切材料,其功能在于最终形成诗的产品,例如史蒂文斯的“观察”、普拉斯的“自白”、沃尔科特的“对等摹写”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的“精准技艺与道德律令的融合”。然而超越这一切,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感到“诗意”仍然呈现出令人惊异的相通性,那就是服从于“自由意志”,向现实、历史、身体、语言等各个方面挺近,开发出更陌生、更质感,或更轻盈的元素,为真善美的重新融合、为人的持存找到更大的可能空间更有效的存在之基。这也是当代汉语诗歌的旨向。?笏(摘自《海南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