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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李将军在与笔者谈及书法的结构和章法时，他讲了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命题，那就是“事不同，理相通”。他说指挥一支军队需要决心果断，把握关节；书写一篇作品，也需要照顾到各个环节，做到虚实并用，错落有致，随机应变，从容应对。这就是理相通之意。
一部《三国演义》，把张飞打造成了有勇无谋的粗人，殊不知，张飞不但武艺高强，还是个文才武略兼备的上将军。张飞其实还是个草书大家，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并不逊色于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武艺。纵观中国书法史，将军书法家多不胜数，书圣王羲之人称王右军，唐楷的代表人物颜真卿更是一个拥有指挥万千士兵军事才能的帅才。即使是在共和国时代里，马背上的将军舒同更是独树一帜，首创舒体书法，名留青史；李铎先生一毫在手，笔走龙蛇，昭显新时代军人的文才武略的威武形象。
军旅书法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缘何能够在几乎由文人垄断的书坛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渐有“江山半壁红”的趋势呢？这个论题一直困扰着笔者，始终不得要领。那日，笔者有幸目睹了李乾元上将连续泼墨挥毫，写了将近二十幅书法作品，却依然神采奕奕，丝毫不见疲倦。尤为重要的是他的书法作品每幅都是首尾相贯，一气呵成，气势撼人，且骨力十足，那种笔走龙蛇的力度既能让人感受到历代书坛巨擘的气息，又能昭显军人威武阳刚的正大气象的格局，让笔者诧异的是越是后面书写的作品越显得老辣而飘逸。在观看了李乾元上将的书法作品之后，笔者终于悟得其中三昧。笔者以为，较之于其他文人书法家，军旅书法家的独特之处就是坚毅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转化为精神状态，便是一种精气神，这种军人特有的精气神在书法作品上呈现出来的便是一股正大气象的气息。这种气息恰恰蕴含了军旅书法的核心价值，作为一个艺术理论工作者，笔者从中捕捉到了那种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根基，而又独具正大气象的审美风格和取向。所以我们当要在研究军旅书法家共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品评李乾元上将的书法艺术，这样方才有深度和广度，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解读李将军的书法艺术。
千里书途，始于足下
古人常讲：绘画者，二十年可成；书者，非三十年不可成也。此言一语道破了习书之不易也。人们往往以为，绘画需要造型能力，画面又那么复杂，相比之下，书法就是天天接触的写字，而且也没有那么高的造型能力要求。人们往往以为绘画的难度和格调要高过书法，其实恰恰相反。凡是写过书法的人都知道，书法每一笔下去，不得涂改，一笔下去是要见功力的，而且内行的人能从每一笔当中，见到书写者的精神状态和生命状态。这些单调枯燥的线条要汇成一篇形神兼备的篇章，那需要书家多年的笔墨实践和体验。李将军虽然军务繁忙，但他是个有心人，他跟笔者讲，凡是看到一个写得好的字或一幅好的作品，他便会以手当笔，对着那个字或作品对临，片刻之后，他便能将这个字的结构熟练掌握，在以后的书写中将之用上，就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起来。这种集古字式的书法练习，宋代四大书法家之米芾便是典型的代表。相传，米芾酷爱书法，他研习历代书法碑帖到了痴迷的境界，以至于有“笔冢墨池”的典故，他的不拘一格般“疯疯癫癫”使他成为文坛一大特色，“米癫”的美称便由此而来，虽然他对历代名家法帖有着深入的研习，但时人认为米芾之书法缺乏个性，充其量是集古字而已。米芾仍就我行我素般的集古字，以至于他对“二王”的笔法、结构烂熟于胸，正是这种疯狂的执着，使他成为了书坛一代宗师。
记得李将军在与笔者茶叙中，多次谈到他军务繁忙，却酷爱看书，尤其是这些名家的书法集和历代碑帖。初学书法者，总是知道临帖的重要性，但是笔者要强调的是，读帖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临帖是一样重要的，甚至难度更大，更为重要。如果说，临法帖是对临或是摹，而读帖则是意临，它需要书家有扎实的书法功力和对笔法的充分认识。同时他对书家的精神状态和悟性的要求颇高，试想一个容易被外界因素干扰的人，又怎能一边看帖一边于意念中研习呢？倘若没有很高的悟性，又岂能在平面的字帖中，体悟到书家提笔纵横捭阖、起伏跳跃般地书写胸中逸气呢？所以笔者以为，习书当从足下开始，像李将军一样当个有心人，也应像李将军一样意念集中地研习身边所能触及的好字、好法帖。这样子才能真正做到“时时有艺术，处处有艺术”，这种把生活艺术化，让艺术生活化，恰恰是一个艺术家所应具备的最佳创作状态。
事不同，理相通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所强调的“道”其实都是建立在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的基础上，这就是古人古书常讲的学问和文章。李将军在与笔者谈及书法的结构和章法时，他讲了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命题，那就是“事不同，理相通”。他说指挥一支军队需要决心果断，把握关节；书写一篇作品，也需要照顾到各个环节，做到虚实并用，错落有致，随机应变，从容应对。这就是理相通之意。而用人则好比是一个字的结构，要思考如何安排方能胜任，才能达到“高峰坠石”、“千里阵云”、“万岁枯藤”和“万钧弩发”的书写效果。这种摇摇欲坠却又稳如泰山的感觉，与这种“发乎情理，出乎意料”的谋略是相通的。
常言道，“艺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而书法就是这样奇妙的艺术。书法是“道”，“肇于自然”（汉蔡邕语），却不取乎原本。“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书家创作过程，是以毛笔的周流运转，浓淡枯湿变化，对非质实而虚灵之气的摹拟过程，也是深悟中国文化之道的过程。因此，书法理论界的笔意关系之争虽长达千年，但究竟是“笔随意转”，还是“意随笔转”，至今仍无定论。但是书家无不承认毛笔因中国文化“气”的性质而具有高妙境界，在创造“囊括万殊，裁成一相”的抽象美时，具有多重美学性格。线条点画的曲直、刚柔、方圆，若隐若现地物化着书家心灵情感的寄托。抒情写意的功能，又往往引发读者与书家心灵的碰撞与共鸣。所以书法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上升到了艺术的范畴和高度。
正是书法具有这种美学的性格和抒情写意的功用，使得书家历经多年的笔墨实践之后，总是觉得难以突破，有些书家甚至于不自觉中，越写越有习气，感觉越写越流畅却缺乏生机和才情，一步步走向匠人之道。所以，书法除了充足的笔墨实践之外，更需要的是历练，是学养，是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的通透，光有这些还不够，他还需要书家有超乎物外的豁达和潇洒，方能使书法艺术造诣不断提高，自然其人生境界也在不断地突破。所以林散之说：书法是养出来的，而不是练出来的。
比起其他文人书家而言，在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这些方面，李将军显然有着凸显的优势。他从士兵一步步地走向上将，他曾经身为大军区主帅，掌控着千军万马，要卫国戍边，他的胸襟和眼界又岂是那些沉迷于象牙塔内的书生们所能企及呢？所以当我们看到李将军书法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笔底龙蛇势万钧的气势与修为，看到李将军书法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正大气象的气息时，不也觉得很自然吗？以此几言试读李将军的书法艺术，恐有浅薄之处，望读者方家不吝教正。
李乾元，1942年出生于河南省红旗渠所在地的林州市。于1961年7月参军入伍，从士兵到将军，历任集团军军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将军衔。曾任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六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3年受聘为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和本刊名誉社长。出版著作有《西进战略》、《第三个春天——中国农业的合作之路》、《盛世忧思》等。李乾元上将酷爱书法艺术，擅长行草。
一部《三国演义》，把张飞打造成了有勇无谋的粗人，殊不知，张飞不但武艺高强，还是个文才武略兼备的上将军。张飞其实还是个草书大家，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并不逊色于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武艺。纵观中国书法史，将军书法家多不胜数，书圣王羲之人称王右军，唐楷的代表人物颜真卿更是一个拥有指挥万千士兵军事才能的帅才。即使是在共和国时代里，马背上的将军舒同更是独树一帜，首创舒体书法，名留青史；李铎先生一毫在手，笔走龙蛇，昭显新时代军人的文才武略的威武形象。
军旅书法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缘何能够在几乎由文人垄断的书坛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渐有“江山半壁红”的趋势呢？这个论题一直困扰着笔者，始终不得要领。那日，笔者有幸目睹了李乾元上将连续泼墨挥毫，写了将近二十幅书法作品，却依然神采奕奕，丝毫不见疲倦。尤为重要的是他的书法作品每幅都是首尾相贯，一气呵成，气势撼人，且骨力十足，那种笔走龙蛇的力度既能让人感受到历代书坛巨擘的气息，又能昭显军人威武阳刚的正大气象的格局，让笔者诧异的是越是后面书写的作品越显得老辣而飘逸。在观看了李乾元上将的书法作品之后，笔者终于悟得其中三昧。笔者以为，较之于其他文人书法家，军旅书法家的独特之处就是坚毅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转化为精神状态，便是一种精气神，这种军人特有的精气神在书法作品上呈现出来的便是一股正大气象的气息。这种气息恰恰蕴含了军旅书法的核心价值，作为一个艺术理论工作者，笔者从中捕捉到了那种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根基，而又独具正大气象的审美风格和取向。所以我们当要在研究军旅书法家共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品评李乾元上将的书法艺术，这样方才有深度和广度，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解读李将军的书法艺术。
千里书途，始于足下
古人常讲：绘画者，二十年可成；书者，非三十年不可成也。此言一语道破了习书之不易也。人们往往以为，绘画需要造型能力，画面又那么复杂，相比之下，书法就是天天接触的写字，而且也没有那么高的造型能力要求。人们往往以为绘画的难度和格调要高过书法，其实恰恰相反。凡是写过书法的人都知道，书法每一笔下去，不得涂改，一笔下去是要见功力的，而且内行的人能从每一笔当中，见到书写者的精神状态和生命状态。这些单调枯燥的线条要汇成一篇形神兼备的篇章，那需要书家多年的笔墨实践和体验。李将军虽然军务繁忙，但他是个有心人，他跟笔者讲，凡是看到一个写得好的字或一幅好的作品，他便会以手当笔，对着那个字或作品对临，片刻之后，他便能将这个字的结构熟练掌握，在以后的书写中将之用上，就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起来。这种集古字式的书法练习，宋代四大书法家之米芾便是典型的代表。相传，米芾酷爱书法，他研习历代书法碑帖到了痴迷的境界，以至于有“笔冢墨池”的典故，他的不拘一格般“疯疯癫癫”使他成为文坛一大特色，“米癫”的美称便由此而来，虽然他对历代名家法帖有着深入的研习，但时人认为米芾之书法缺乏个性，充其量是集古字而已。米芾仍就我行我素般的集古字，以至于他对“二王”的笔法、结构烂熟于胸，正是这种疯狂的执着，使他成为了书坛一代宗师。
记得李将军在与笔者茶叙中，多次谈到他军务繁忙，却酷爱看书，尤其是这些名家的书法集和历代碑帖。初学书法者，总是知道临帖的重要性，但是笔者要强调的是，读帖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临帖是一样重要的，甚至难度更大，更为重要。如果说，临法帖是对临或是摹，而读帖则是意临，它需要书家有扎实的书法功力和对笔法的充分认识。同时他对书家的精神状态和悟性的要求颇高，试想一个容易被外界因素干扰的人，又怎能一边看帖一边于意念中研习呢？倘若没有很高的悟性，又岂能在平面的字帖中，体悟到书家提笔纵横捭阖、起伏跳跃般地书写胸中逸气呢？所以笔者以为，习书当从足下开始，像李将军一样当个有心人，也应像李将军一样意念集中地研习身边所能触及的好字、好法帖。这样子才能真正做到“时时有艺术，处处有艺术”，这种把生活艺术化，让艺术生活化，恰恰是一个艺术家所应具备的最佳创作状态。
事不同，理相通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所强调的“道”其实都是建立在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的基础上，这就是古人古书常讲的学问和文章。李将军在与笔者谈及书法的结构和章法时，他讲了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命题，那就是“事不同，理相通”。他说指挥一支军队需要决心果断，把握关节；书写一篇作品，也需要照顾到各个环节，做到虚实并用，错落有致，随机应变，从容应对。这就是理相通之意。而用人则好比是一个字的结构，要思考如何安排方能胜任，才能达到“高峰坠石”、“千里阵云”、“万岁枯藤”和“万钧弩发”的书写效果。这种摇摇欲坠却又稳如泰山的感觉，与这种“发乎情理，出乎意料”的谋略是相通的。
常言道，“艺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而书法就是这样奇妙的艺术。书法是“道”，“肇于自然”（汉蔡邕语），却不取乎原本。“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书家创作过程，是以毛笔的周流运转，浓淡枯湿变化，对非质实而虚灵之气的摹拟过程，也是深悟中国文化之道的过程。因此，书法理论界的笔意关系之争虽长达千年，但究竟是“笔随意转”，还是“意随笔转”，至今仍无定论。但是书家无不承认毛笔因中国文化“气”的性质而具有高妙境界，在创造“囊括万殊，裁成一相”的抽象美时，具有多重美学性格。线条点画的曲直、刚柔、方圆，若隐若现地物化着书家心灵情感的寄托。抒情写意的功能，又往往引发读者与书家心灵的碰撞与共鸣。所以书法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上升到了艺术的范畴和高度。
正是书法具有这种美学的性格和抒情写意的功用，使得书家历经多年的笔墨实践之后，总是觉得难以突破，有些书家甚至于不自觉中，越写越有习气，感觉越写越流畅却缺乏生机和才情，一步步走向匠人之道。所以，书法除了充足的笔墨实践之外，更需要的是历练，是学养，是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的通透，光有这些还不够，他还需要书家有超乎物外的豁达和潇洒，方能使书法艺术造诣不断提高，自然其人生境界也在不断地突破。所以林散之说：书法是养出来的，而不是练出来的。
比起其他文人书家而言，在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这些方面，李将军显然有着凸显的优势。他从士兵一步步地走向上将，他曾经身为大军区主帅，掌控着千军万马，要卫国戍边，他的胸襟和眼界又岂是那些沉迷于象牙塔内的书生们所能企及呢？所以当我们看到李将军书法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笔底龙蛇势万钧的气势与修为，看到李将军书法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正大气象的气息时，不也觉得很自然吗？以此几言试读李将军的书法艺术，恐有浅薄之处，望读者方家不吝教正。
李乾元，1942年出生于河南省红旗渠所在地的林州市。于1961年7月参军入伍，从士兵到将军，历任集团军军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将军衔。曾任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六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3年受聘为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和本刊名誉社长。出版著作有《西进战略》、《第三个春天——中国农业的合作之路》、《盛世忧思》等。李乾元上将酷爱书法艺术，擅长行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