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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毛特豪森纪念馆负责人芭芭拉·格吕克说:当时虽然有一些人有能力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迫害,但何凤山却是他们中真正愿意去帮助犹太人的人,这是难能可贵的。
目的地:上海;时间:1939年2月9日;签发人:总领事何凤山。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张普通的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然而它对曾经生活在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来说,却意味着生命的曙光。它也牵出了有“中国辛德勒”之称的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拯救大量犹太人生命的历史。
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日前从美国赴维也纳参加有关何凤山先生的纪念活动,讲述了她的父亲当年营救犹太人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何女士说,10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当年拿到上海签证的犹太幸存者。在找到的幸存者中,有一位名叫艾瑞克·歌德斯堡的男子,当年为了和家人逃离奥地利,在数月内奔走了几十个外国领事馆,在走投无路时,中国的签证官(估计是何凤山)告诉他,用中国签发的上海签证可以逃离奥地利。于是他为他们一家成功地申请到了20份签证,并用此签证救出了被捕的父亲,举家得以前往上海。中国领事馆发放签证的消息在当地越传越广,中国领事馆门前每天排满了等候签证的犹太人。上海作为犹太人避难所的名声也随即得以广泛传播,很多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也想尽办法逃往上海。
当年在中国领事馆工作的,只有何凤山和他唯一的一名同事。他们究竟发放了多少签证给犹太人?何曼礼说,这恐怕很难弄清,因为不像辛德勒,他的父亲没有他所拯救的犹太人的名单。她只能通过一些幸存者的签证号来推测父亲曾拯救了多少犹太人。“(我找到的一份)1938年6月20日的签证,就已经是200多号了,而7月的一份签证是1100多号,”她说,“还有两个同一天签发的签证,两个号码之间相差100位,那一天至少签发了100个签证。”何曼礼从找到的证据推断,何凤山和他的同事平均每月签发500个签证,而何凤山在维也纳工作时间为两年。在当时情况下,大量发放签证给犹太人,何凤山顶着很大的压力和风险。纳粹当局以领事馆所在的房产所有权属于犹太人为由,没收了这处房产。国内又以抗战时期经费紧张为由拒绝为领事馆迁址拨款,何凤山于是自掏腰包另租下一间小公寓,继续他的人道主义事业。此外,上级由于担心大量发放签证给犹太人引来外交上的负面影响,要求他立即停止此行为,但何凤山不为所动,最终他因此遭到了记过处分。
何凤山在世时,很少宣扬自己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平时对家人也鲜有提起,甚至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中,也只有只言片语的记录。父亲去世后,何曼礼开始凭着儿时父亲给自己讲的一些故事和回忆录中的线索,开始了漫长的调查历程,这段历史因此也逐渐浮出水面。为什么何凤山没有太多讲述自己的事迹?何曼礼说:“如果你认识我的父亲,你不会对他的行为感到意外。”在女儿眼中,父亲是一个正直、有信念、富有同情心的人。何曼礼说:父亲曾说过,“看到犹太人的厄运,深感同情是很自然的;站在人道立场上,帮助他们也是应当的。”“如果一切在他眼中都是应该做的、很自然的事情,那就不会被特别提起,“何曼礼说。
奥地利毛特豪森纪念馆负责人芭芭拉·格吕克说:当时虽然有一些人有能力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迫害,但何凤山却是他们中真正愿意去帮助犹太人的人,这是难能可贵的。
2000年7月,以色列政府为纪念何凤山拯救犹太人的义举,授予他“国际正义人士”的称号。200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为何凤山建立纪念碑,碑上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联合国也多次举办活动纪念何凤山。
目的地:上海;时间:1939年2月9日;签发人:总领事何凤山。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张普通的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然而它对曾经生活在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来说,却意味着生命的曙光。它也牵出了有“中国辛德勒”之称的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拯救大量犹太人生命的历史。
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日前从美国赴维也纳参加有关何凤山先生的纪念活动,讲述了她的父亲当年营救犹太人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何女士说,10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当年拿到上海签证的犹太幸存者。在找到的幸存者中,有一位名叫艾瑞克·歌德斯堡的男子,当年为了和家人逃离奥地利,在数月内奔走了几十个外国领事馆,在走投无路时,中国的签证官(估计是何凤山)告诉他,用中国签发的上海签证可以逃离奥地利。于是他为他们一家成功地申请到了20份签证,并用此签证救出了被捕的父亲,举家得以前往上海。中国领事馆发放签证的消息在当地越传越广,中国领事馆门前每天排满了等候签证的犹太人。上海作为犹太人避难所的名声也随即得以广泛传播,很多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也想尽办法逃往上海。
当年在中国领事馆工作的,只有何凤山和他唯一的一名同事。他们究竟发放了多少签证给犹太人?何曼礼说,这恐怕很难弄清,因为不像辛德勒,他的父亲没有他所拯救的犹太人的名单。她只能通过一些幸存者的签证号来推测父亲曾拯救了多少犹太人。“(我找到的一份)1938年6月20日的签证,就已经是200多号了,而7月的一份签证是1100多号,”她说,“还有两个同一天签发的签证,两个号码之间相差100位,那一天至少签发了100个签证。”何曼礼从找到的证据推断,何凤山和他的同事平均每月签发500个签证,而何凤山在维也纳工作时间为两年。在当时情况下,大量发放签证给犹太人,何凤山顶着很大的压力和风险。纳粹当局以领事馆所在的房产所有权属于犹太人为由,没收了这处房产。国内又以抗战时期经费紧张为由拒绝为领事馆迁址拨款,何凤山于是自掏腰包另租下一间小公寓,继续他的人道主义事业。此外,上级由于担心大量发放签证给犹太人引来外交上的负面影响,要求他立即停止此行为,但何凤山不为所动,最终他因此遭到了记过处分。
何凤山在世时,很少宣扬自己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平时对家人也鲜有提起,甚至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中,也只有只言片语的记录。父亲去世后,何曼礼开始凭着儿时父亲给自己讲的一些故事和回忆录中的线索,开始了漫长的调查历程,这段历史因此也逐渐浮出水面。为什么何凤山没有太多讲述自己的事迹?何曼礼说:“如果你认识我的父亲,你不会对他的行为感到意外。”在女儿眼中,父亲是一个正直、有信念、富有同情心的人。何曼礼说:父亲曾说过,“看到犹太人的厄运,深感同情是很自然的;站在人道立场上,帮助他们也是应当的。”“如果一切在他眼中都是应该做的、很自然的事情,那就不会被特别提起,“何曼礼说。
奥地利毛特豪森纪念馆负责人芭芭拉·格吕克说:当时虽然有一些人有能力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迫害,但何凤山却是他们中真正愿意去帮助犹太人的人,这是难能可贵的。
2000年7月,以色列政府为纪念何凤山拯救犹太人的义举,授予他“国际正义人士”的称号。200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为何凤山建立纪念碑,碑上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联合国也多次举办活动纪念何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