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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随着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在中国大地肆虐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随着拨乱反正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对造成十年浩劫的罪魁祸首进行审判的呼声越来越高。1980年9月，中央决定设立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张春桥，就是这一次被推上审判台的。
两个武装叛乱的秘密指挥点
对张春桥的罪行最重要的一条指控，是他参与谋划上海武装叛乱。确定王洪文、张春桥是否指示、组织上海民兵实施武装叛乱，不仅是关系到“四人帮”能否被确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因为当时国内各界和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的瞩目，指控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其证据性、可信性、确凿性也就显得尤其重要。可特别法庭在对张春桥审判时，遇到了难题。
张春桥被带上法庭的时候，步子迈得很慢，他面容憔悴，头微微歪向一边，不看任何人，有气无力地坐在被告席上。
老谋深算的张春桥与“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不一样，他知道自己罪恶深重，于是就来了一个冷水泡猪——死不来气，看你们法庭能把我怎么样。
1980年12月13日上午10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始对张春桥进行庭审，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王战平、曹理周和我担任主审审判员。
对“四人帮”妄图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一案，在秦城监狱进行预审的时候，公安部的办案人员就与态度顽固的张春桥进行过面对面的交锋。当时，张春桥也是一言不发，于是预审组便让王洪文出面作证，当王洪文一一揭发出张春桥阴谋策划武装叛乱的罪行时，张春桥面对着这位当年手下得力的“武将”，眼里闪现出惊异之光，他虽然仍不作声，但其内心所受到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接着，预审组又让张春桥当年在上海的“文将”徐景贤作证。除了用这“文武二将”之外，对张春桥的庭审一共使用了5名证人、7次当场作证。
王战平问：“被告人张春桥，1976年9月21日，你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他向你俩汇报了些什么问题？你听了汇报以后，向徐景贤作了些什么所谓指示？”
张春桥不语。
作为法官，我们必须让他在事实面前低下头去。
我宣读了马天水证词：“在一天上午学习结束时，徐景贤对我和王秀珍说过，我们8月初和丁盛（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情况给张春桥也谈过了。张春桥说，丁盛表现很好。并说军队里像这样的干部很少。也要我们注意团结更多的人。就是要我们把更多的人拉到‘四人帮’这方面来。”
曹理周接着宣读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1976年11月15日的证词：“徐景贤9月21日去北京回来，徐景贤对马（天水）称说：‘我见到春桥时，向他汇报了丁盛与我们谈话的情况。又把我们给民兵发枪的问题向他汇报了，春桥听了直点头，赞成和支持我们这么做。张（春桥）还说，丁盛的处境需要我们支持，我们要团结和支持丁盛。’”
我接着再次向法庭宣读马天水1977年7月27日的证词：“1976年6月27日，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的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发下去……到8月10日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的报告还未批下去，我才知道（这事）被办公室压下来（了），当时我把办公室的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3个字。我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和8月10日以前，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和丁盛的谈话也有关系。谈话中丁盛也谈了打内战的问题，让我们做好准备。……徐景贤1976年9月21日去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我们和丁盛谈话的情况，徐回来后，向我和王秀珍作了传达。”
我念完后，王战平接着问：“被告人，马天水、王秀珍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张春桥仍不语。
面对着张春桥如此态度，审判员王战平代表法庭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警告：“张春桥，我告诉你，我们法庭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办事的，我们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你讲话我们可以定罪，你不讲话我们也可以定罪，因为我们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我们对你的案子不仅有大量的书证，还有人证。现在传徐景贤到庭。”
徐景贤被带到了证人席上。
王战平对徐景贤说：“现在，你就1976年9月21日在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丁盛到上海密谈，上海突击发枪的问题和张春桥对你的所谓指示，以及你们是怎样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情况，如实地向法庭讲清楚。”
在威严的法庭面前，徐景贤这时完全顾不了自己昔日的主子了，他连看也不看张春桥一眼，说：“我在上海担任原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6年9月21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特意去看了张春桥。我当面向他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1976年8月份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找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我对张春桥说，丁盛讲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的领导全是许世友的人，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有所准备。我还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谈话结束的时候，张春桥叮嘱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我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在听完了徐景贤关于根据张春桥事先的有关指示，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准备的证言之后，公诉人马纯一向法庭提出：“请法庭出示证人所讲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
法庭当庭投影了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指挥武装叛乱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介绍两个指挥点的情况。
整个大厅里的人都从紧张的审判中抬起头来，看着前面那块巨大的投影。
我看见徐景贤这时也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自己昔日的这两点“杰作”。 唯有张春桥，仍然有气无力地坐在那里，不愿抬头接受这个事实。
根据投影，我说：“1976年10月8日晚，徐景贤、王秀珍等组织了上海民兵武装叛乱的两套指挥班子：徐景贤率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朱永嘉进一号指挥点，负责抓总的武装叛乱和舆论准备。王秀珍、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廖祖康进二号指挥点，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张敬标在康平路办公室留守和联络。这是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这是二号指挥点——东湖招待所。”
王战平问徐景贤：“是照片上的这两个指挥点吗？”
徐景贤说：“对。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即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区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廖祖康，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我当众出示了徐景贤的这个手令，并宣读：“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万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电台、报社的保卫。”
宣读结束，王战平问：“证人，这个手令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对，是我亲笔写的。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并说定，一切听徐（景贤）、王（秀珍）指挥。二号点的人走后，我们听了半夜零点中央电台广播的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决定中第一次明确讲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去一号指挥点的路上，我在汽车里恶毒地攻击了华国锋同志，我罪该万死。当时我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那样我们就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也的确早就做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这一次就发半自动步枪3.5万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当晚，我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廖祖康就从二号指挥点打来红色保密电话，并指名要我亲自接电话。他说，王秀珍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上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接着，法庭又投影了徐景贤于1976年10月9日凌晨亲笔写下的手令。
我当庭宣读徐景贤的这份手令：“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诉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王战平：“证人，这个手令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这是我亲笔写的。”
王战平：“徐景贤，你继续讲。”
徐景贤看着被告席上的张春桥说：“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了布置。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杀头了。1976年10月9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这时，我看看张春桥，他面部仍然毫无表情，对于这些同党所说的事实，一派无动于衷的样子。他坐在被告席上，仍然耷拉着脑袋，不说一句话。他企图用沉默进行顽抗。
徐景贤接着说：“这里需要有一点说明。就是9日上午，我们给马天水打通了电话，马对我们撒了谎。下午我们就开常委会和组、办扩大会议，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晚上在康平路学习，我和王秀珍商量，要立即撤销民兵的战备集中和待命的决定，马上恢复正常。我说：‘不然要引起误会。’王秀珍当即向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打了电话，告诉他：‘撤销5位数（即31000人），保留4位数（即2500人），恢复正常。’王秀珍再次问施尚英：‘你懂了吗？’施尚英：‘懂了。’接着，王秀珍在学习室找廖祖康谈话，要他立即撤销设在东湖招待所的另一个指挥点。廖表面答应了，当时在座的有冯国柱、张敬标等人，后来了解到，他们那个据点根本没有撤销，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和指挥，把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施尚英等人弄在一起，等于又另设了一个市委，这个秘密据点一直设到10月13日我们从北京回来以后。这个据点后来又和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结合起来，一直发展到12日晚上的大吵大闹，提出反革命口号，布置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的这些罪恶活动我虽然没有继续参加，但这也是我们在8日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继续和发展，我是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这次反革命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他张春桥精心策划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张春桥。在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加速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王战平：“被告人张春桥，证人徐景贤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被这些昔日在自己面前言听计从的死党骂成“罪魁祸首”，张春桥的心中自然是不舒服，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怒气和不满。他看也不看这些揭发他的昔日余党，对于他们谈到的问题，从不表示一点态度。对于法官提出的问题，他也是不予回答。
我作为一名此案的主审法官坐在审判台上，对于张春桥采取如此不合作的方式感到十分气愤。这正表明他反革命的罪恶之心不死，表明他对抗人民、对抗正义、对抗真理、对抗历史潮流的罪恶灵魂，他还想以此方式对人民的正义审判作最后一搏。 惊心动魄的叛乱内幕
我们必须用事实让张春桥低头认罪。
徐景贤退庭之后，施尚英被传到庭作证。
施尚英向法庭陈述了上海武装叛乱的具体实施情况：
“我在被捕以前是在上海民兵指挥部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在（1976年）10月8日的晚上10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订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
在10月8日晚上12时，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帮人到民兵指挥部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和钟定栋向王秀珍、冯国柱汇报了我们拟订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万人，起用民兵101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做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王秀珍还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挥，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在10月9日上午9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10个区民兵指挥部和5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订的方案作了布置。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我们）从9日18时以后就开通了电台，一直到14日晚上，我们听了打招呼会议传达以后，就封闭了。从9日到12日，我还每天按约定时间，与总工会的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廖祖康等人碰头……10月12日晚上8点钟，冯国柱等4个常委召集总工会和写作班子，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10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闹闹的。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6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然而，更加露骨的效忠“四人帮”的行动方案还在后面。
施尚英接着说：“（朱永嘉说）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王知常说，现在不能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肖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陈阿大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冯国柱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3人，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3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
试想一下，要是这伙人的阴谋得惩，那将会给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带来何等可怕的灾难！想到这里，我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再看看台下的张春桥，他还是刚才的那个姿势，耷拉着脑袋，面部毫无表情。
触目惊心的阴谋活动还在后头。
施尚英继续说：“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着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迫使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斗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表态，廖祖康接着逼每个人，点着名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示了同意干的态度……从10月9日开始，我和钟定栋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2.7万余件，调集汽车、摩托车225辆，巡逻艇1艘，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并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各区民兵携带手枪、地图，带领人员进驻设在江南造船厂的秘密指挥点。同时，各区民兵指挥部和一个民兵师，也都设立了指挥所；各指挥所共架设了15部电台，组成两个通讯网，沟通了联络，先后收发了79份电报，直至15日凌晨1时才停止发报。12日，我指使钟定栋制订了以‘捍一’、‘方二’为代号的武装叛乱方案，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3道‘控制圈’；部署对上海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口令和密定联络暗语。”
接着，法庭投影了“捍一”、“方二”武装叛乱作战方案。
法庭又投影了上海武装叛乱使用的武器弹药的照片：“这是上海武装叛乱时使用的15部电台，已组成了两个通讯网，于10月9日18时沟通联络，昼夜通联，收发电报，至15日一时才被迫停止联络。”
施尚英对这些都进行了辨认，承认是他们当时为武装叛乱准备的物品。
张春桥仍然不语。
施尚英退庭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被告人张春桥……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本法庭已就这一指控中有关你的问题调查完毕。”
张春桥被带下去时，仍然是那个一成不变的阴森表情。
张春桥指挥的特务组织
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和操纵了一个反革命的特务组织，即“游雪涛小组”，其前身为“扫雷纵队”。
据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1980年9月12日查证材料记录：“游雪涛小组制造了26起冤案、假案，直接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包括非法绑架、隔离、拘留、逮捕判刑、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以及其他各种处分的，共有183人，其中有5人被迫害致死。” 1980年12月4日，第一审判庭开庭就此事审问张春桥。
审判员王志道向被告人张春桥宣布：“起诉书中指控你指挥上海的‘游雪涛小组’专门搜集情报，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秘密刑讯，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华东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现在，本庭就这一事实进行调查。”
审判员接着问：“上海的‘游雪涛组’是不是你指挥的？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
张春桥不答。
审判员再次提问。
张春桥仍不回答。
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他几名主犯相比，张春桥自有他的一套对付法庭审判的办法。林彪集团中那几名主犯与之相比，明显不如张春桥“深沉”，也没有张春桥“老练”。与“四人帮”的其他几个人相比，张春桥不像王洪文那样沉不住气，也没有像姚文元那样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护。他的思想很顽固，对法庭审判的对抗也很顽强。但他又不像江青那样在法庭上大吵大闹，他知道自己没有江青那样的“资本”，明白此时大势已去，就是在法庭上吵闹得再厉害，那也无济于事。因此，张春桥在法庭上总是沉着一张脸，面对审判员的问话一言不发，他以为只要自己不开口，法庭就无法将他定罪了。
审判员说：“本法庭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曾多次向你宣布，你在庭审中有辩护权利。你可以作出有罪的陈述，也可以作出无罪的辩解。今天是法庭调查，你对起诉书中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如果你认为属实的，要如实地供认；如认为事实有出入的，可以提出否认的根据，我们是坚决依法办事的。”
张春桥依然不答。
面对张春桥的顽固态度，检察员王芳经审判长同意后发言。
王芳说：“本检察厅起诉书第三十六条控告被告张春桥所犯的罪行证据确凿。被告人拒不回答，请审判长出示有关证据。”
法庭向张春桥出示游雪涛1968年11月30日给他的信和《一年工作总结》的节录，同时进行投影和宣读。
游雪涛的材料中称：“从1967年8月到1968年9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这一年来，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为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100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间接地摸了不少‘老虎’的屁股。”
张春桥当时批道：“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
法庭宣读和投影游雪涛笔记本第24页：“1967年10月26日：王少庸同志传达春桥同志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得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
接着，法庭宣读“游雪涛小组”成员庄瑞云1980年9月6日的证词（节录）：“我原是上海××剧团的演员，1967年8月……到永福路224号游雪涛处工作……组里的情况绝对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讲……永福路224号的地址、电话号码不能告诉任何人……不得到游雪涛的同意，不能随便带人到永福路224号……游雪涛所采用的手段……有‘打进去、拉出来’，‘以毒攻毒’，‘美人计’，‘私自绑架、抓人’，利用群众组织搞情报。……像庄瑞云这样的外貌，到男同志那里了解情况方便多了……游雪涛搞了大量为他搞特务活动用的工具。”
对于以上证词，法庭审判员问：“被告张春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张春桥头也不抬，仍然沉默不语。
审判员问张春桥：“‘游雪涛小组’除在上海活动之外，你是不是还指使他们到江苏等地去活动？”
张春桥不语。
审判员接着向张春桥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审判员：“‘老人串联会’是个什么问题，知道吗？‘游雪涛小组’是不是还向你报送过所谓《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你是不是还烧毁过游雪涛报送给你的材料和信件？”
对于这些问题，张春桥仍不回答。
法庭接着又出示证据，证实张春桥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的其他犯罪活动。
这其中包括游雪涛1968年3月16日给张春桥的信和《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
这些材料都证实，张春桥指挥这个特务组织，诬陷在华东地区工作过的97名党政负责人为“黑线”人物，其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法庭出示、投影和宣读完这些证据后，审判员再一次地问张春桥还有什么要说的。
张春桥还是不语。
审判员问公诉人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公诉人代表、检察员王芳发言。
他说：“‘游雪涛小组’又名‘扫雷纵队’，因为向张春桥密报上海警备区军内动态和有关炮打张春桥情报而得到张春桥的赏识，张春桥于1967年4月任命游雪涛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运组副组长，使游雪涛的活动合法化，用合法来掩护他的特务活动，设立特务据点，拨给专用的特务活动经费。配有专门的汽车、摩托车、手枪、手雷、微型录音机等特务活动的武器和工具。张春桥指挥的这个特务组织，编造了诬陷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并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直到九大召开以后，张春桥还布置游雪涛侦察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上海的情况。这个特务组织在活动期间，制造了26起冤假案件，诬陷迫害干部、群众183人，有5人致死。这些都有确凿证据。”
我发现，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仍不说话，但他的头却慢慢地低了下去。
张春桥为什么一言不发
许多中国人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呢？而一些外国记者却对此评论说，这是一个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和为自己辩护的人。
其实，张春桥在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初期并不是这样，他还是张口说话的，他也向叶剑英写过求饶的信。
对于王洪文赴长沙告状诬陷周恩来一事，张春桥一开始与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样都是愿意讲的。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张春桥答：“当时是周总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当张春桥说到这里之后，审讯人员接着就问：“你们在搞掉周总理和邓小平之后，想由谁来担任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任总理的职务呢？”
此时的张春桥话说到了兴头上，根本就没有防备，然后便回答：“他们的意思是让我来。”
这里的“他们”当然很明显，就是“四人帮”的其他3个人。
张春桥此话一出，担任审讯的人一阵兴奋。
在开始预审“四人帮”时，“四人帮”成员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自己是认识人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面，是执行上的错误，并以此来对抗审讯，使整个审讯进展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的关键就是“四人帮”一伙的一些行动，究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信，在下面搞自己一套“改朝换代”的把戏。
张春桥无意间说出的话，完全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秘密，原来他们所干的一切，并不都是毛泽东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为了这个政治目的，对于一切妨碍他们的人，都要一个一个地打倒。
唯独是这个一向以深思熟虑著称的张春桥，在预审的时候就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狼子野心。
从此，预审工作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老奸巨猾的张春桥很快发现自己这次对答有失。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张春桥从此便沉默不语了。
这样，张春桥就成了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一道令人费解的奇特的“风景”。
虽然张春桥一直沉默不语，但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根本无法逃脱正义的审判。最终，他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题图为法警为张春桥带上手铐）
（责任编辑：徐嘉）
两个武装叛乱的秘密指挥点
对张春桥的罪行最重要的一条指控，是他参与谋划上海武装叛乱。确定王洪文、张春桥是否指示、组织上海民兵实施武装叛乱，不仅是关系到“四人帮”能否被确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因为当时国内各界和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的瞩目，指控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其证据性、可信性、确凿性也就显得尤其重要。可特别法庭在对张春桥审判时，遇到了难题。
张春桥被带上法庭的时候，步子迈得很慢，他面容憔悴，头微微歪向一边，不看任何人，有气无力地坐在被告席上。
老谋深算的张春桥与“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不一样，他知道自己罪恶深重，于是就来了一个冷水泡猪——死不来气，看你们法庭能把我怎么样。
1980年12月13日上午10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始对张春桥进行庭审，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王战平、曹理周和我担任主审审判员。
对“四人帮”妄图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一案，在秦城监狱进行预审的时候，公安部的办案人员就与态度顽固的张春桥进行过面对面的交锋。当时，张春桥也是一言不发，于是预审组便让王洪文出面作证，当王洪文一一揭发出张春桥阴谋策划武装叛乱的罪行时，张春桥面对着这位当年手下得力的“武将”，眼里闪现出惊异之光，他虽然仍不作声，但其内心所受到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接着，预审组又让张春桥当年在上海的“文将”徐景贤作证。除了用这“文武二将”之外，对张春桥的庭审一共使用了5名证人、7次当场作证。
王战平问：“被告人张春桥，1976年9月21日，你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他向你俩汇报了些什么问题？你听了汇报以后，向徐景贤作了些什么所谓指示？”
张春桥不语。
作为法官，我们必须让他在事实面前低下头去。
我宣读了马天水证词：“在一天上午学习结束时，徐景贤对我和王秀珍说过，我们8月初和丁盛（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情况给张春桥也谈过了。张春桥说，丁盛表现很好。并说军队里像这样的干部很少。也要我们注意团结更多的人。就是要我们把更多的人拉到‘四人帮’这方面来。”
曹理周接着宣读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1976年11月15日的证词：“徐景贤9月21日去北京回来，徐景贤对马（天水）称说：‘我见到春桥时，向他汇报了丁盛与我们谈话的情况。又把我们给民兵发枪的问题向他汇报了，春桥听了直点头，赞成和支持我们这么做。张（春桥）还说，丁盛的处境需要我们支持，我们要团结和支持丁盛。’”
我接着再次向法庭宣读马天水1977年7月27日的证词：“1976年6月27日，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的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发下去……到8月10日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的报告还未批下去，我才知道（这事）被办公室压下来（了），当时我把办公室的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3个字。我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和8月10日以前，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和丁盛的谈话也有关系。谈话中丁盛也谈了打内战的问题，让我们做好准备。……徐景贤1976年9月21日去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我们和丁盛谈话的情况，徐回来后，向我和王秀珍作了传达。”
我念完后，王战平接着问：“被告人，马天水、王秀珍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张春桥仍不语。
面对着张春桥如此态度，审判员王战平代表法庭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警告：“张春桥，我告诉你，我们法庭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办事的，我们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你讲话我们可以定罪，你不讲话我们也可以定罪，因为我们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我们对你的案子不仅有大量的书证，还有人证。现在传徐景贤到庭。”
徐景贤被带到了证人席上。
王战平对徐景贤说：“现在，你就1976年9月21日在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丁盛到上海密谈，上海突击发枪的问题和张春桥对你的所谓指示，以及你们是怎样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情况，如实地向法庭讲清楚。”
在威严的法庭面前，徐景贤这时完全顾不了自己昔日的主子了，他连看也不看张春桥一眼，说：“我在上海担任原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6年9月21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特意去看了张春桥。我当面向他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1976年8月份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找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我对张春桥说，丁盛讲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的领导全是许世友的人，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有所准备。我还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谈话结束的时候，张春桥叮嘱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我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在听完了徐景贤关于根据张春桥事先的有关指示，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准备的证言之后，公诉人马纯一向法庭提出：“请法庭出示证人所讲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
法庭当庭投影了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指挥武装叛乱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介绍两个指挥点的情况。
整个大厅里的人都从紧张的审判中抬起头来，看着前面那块巨大的投影。
我看见徐景贤这时也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自己昔日的这两点“杰作”。 唯有张春桥，仍然有气无力地坐在那里，不愿抬头接受这个事实。
根据投影，我说：“1976年10月8日晚，徐景贤、王秀珍等组织了上海民兵武装叛乱的两套指挥班子：徐景贤率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朱永嘉进一号指挥点，负责抓总的武装叛乱和舆论准备。王秀珍、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廖祖康进二号指挥点，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张敬标在康平路办公室留守和联络。这是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这是二号指挥点——东湖招待所。”
王战平问徐景贤：“是照片上的这两个指挥点吗？”
徐景贤说：“对。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即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区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廖祖康，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我当众出示了徐景贤的这个手令，并宣读：“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万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电台、报社的保卫。”
宣读结束，王战平问：“证人，这个手令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对，是我亲笔写的。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并说定，一切听徐（景贤）、王（秀珍）指挥。二号点的人走后，我们听了半夜零点中央电台广播的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决定中第一次明确讲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去一号指挥点的路上，我在汽车里恶毒地攻击了华国锋同志，我罪该万死。当时我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那样我们就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也的确早就做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这一次就发半自动步枪3.5万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当晚，我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廖祖康就从二号指挥点打来红色保密电话，并指名要我亲自接电话。他说，王秀珍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上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接着，法庭又投影了徐景贤于1976年10月9日凌晨亲笔写下的手令。
我当庭宣读徐景贤的这份手令：“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诉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王战平：“证人，这个手令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这是我亲笔写的。”
王战平：“徐景贤，你继续讲。”
徐景贤看着被告席上的张春桥说：“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了布置。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杀头了。1976年10月9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这时，我看看张春桥，他面部仍然毫无表情，对于这些同党所说的事实，一派无动于衷的样子。他坐在被告席上，仍然耷拉着脑袋，不说一句话。他企图用沉默进行顽抗。
徐景贤接着说：“这里需要有一点说明。就是9日上午，我们给马天水打通了电话，马对我们撒了谎。下午我们就开常委会和组、办扩大会议，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晚上在康平路学习，我和王秀珍商量，要立即撤销民兵的战备集中和待命的决定，马上恢复正常。我说：‘不然要引起误会。’王秀珍当即向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打了电话，告诉他：‘撤销5位数（即31000人），保留4位数（即2500人），恢复正常。’王秀珍再次问施尚英：‘你懂了吗？’施尚英：‘懂了。’接着，王秀珍在学习室找廖祖康谈话，要他立即撤销设在东湖招待所的另一个指挥点。廖表面答应了，当时在座的有冯国柱、张敬标等人，后来了解到，他们那个据点根本没有撤销，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和指挥，把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施尚英等人弄在一起，等于又另设了一个市委，这个秘密据点一直设到10月13日我们从北京回来以后。这个据点后来又和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结合起来，一直发展到12日晚上的大吵大闹，提出反革命口号，布置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的这些罪恶活动我虽然没有继续参加，但这也是我们在8日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继续和发展，我是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这次反革命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他张春桥精心策划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必然结果，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张春桥。在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加速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
王战平：“被告人张春桥，证人徐景贤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被这些昔日在自己面前言听计从的死党骂成“罪魁祸首”，张春桥的心中自然是不舒服，但是他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怒气和不满。他看也不看这些揭发他的昔日余党，对于他们谈到的问题，从不表示一点态度。对于法官提出的问题，他也是不予回答。
我作为一名此案的主审法官坐在审判台上，对于张春桥采取如此不合作的方式感到十分气愤。这正表明他反革命的罪恶之心不死，表明他对抗人民、对抗正义、对抗真理、对抗历史潮流的罪恶灵魂，他还想以此方式对人民的正义审判作最后一搏。 惊心动魄的叛乱内幕
我们必须用事实让张春桥低头认罪。
徐景贤退庭之后，施尚英被传到庭作证。
施尚英向法庭陈述了上海武装叛乱的具体实施情况：
“我在被捕以前是在上海民兵指挥部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在（1976年）10月8日的晚上10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订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
在10月8日晚上12时，王秀珍、冯国柱两个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帮人到民兵指挥部机关，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和钟定栋向王秀珍、冯国柱汇报了我们拟订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万人，起用民兵101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和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我们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王秀珍提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标太大，要我们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做秘密指挥点，其他都同意。王秀珍还告诉我们，她和冯国柱一帮人立即到东湖路七号，并要我们听他们那里指挥。
根据王秀珍和冯国柱的指挥，我们就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并在10月9日上午9点钟，由我和吴立义、钟定栋召开了10个区民兵指挥部和5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会议，把我们拟订的方案作了布置。之后……我们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我们）从9日18时以后就开通了电台，一直到14日晚上，我们听了打招呼会议传达以后，就封闭了。从9日到12日，我还每天按约定时间，与总工会的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廖祖康等人碰头……10月12日晚上8点钟，冯国柱等4个常委召集总工会和写作班子，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10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闹闹的。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6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四人帮”余党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然而，更加露骨的效忠“四人帮”的行动方案还在后面。
施尚英接着说：“（朱永嘉说）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王知常说，现在不能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肖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陈阿大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冯国柱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3人，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3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
试想一下，要是这伙人的阴谋得惩，那将会给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带来何等可怕的灾难！想到这里，我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再看看台下的张春桥，他还是刚才的那个姿势，耷拉着脑袋，面部毫无表情。
触目惊心的阴谋活动还在后头。
施尚英继续说：“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着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迫使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斗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表态，廖祖康接着逼每个人，点着名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示了同意干的态度……从10月9日开始，我和钟定栋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2.7万余件，调集汽车、摩托车225辆，巡逻艇1艘，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并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各区民兵携带手枪、地图，带领人员进驻设在江南造船厂的秘密指挥点。同时，各区民兵指挥部和一个民兵师，也都设立了指挥所；各指挥所共架设了15部电台，组成两个通讯网，沟通了联络，先后收发了79份电报，直至15日凌晨1时才停止发报。12日，我指使钟定栋制订了以‘捍一’、‘方二’为代号的武装叛乱方案，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3道‘控制圈’；部署对上海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口令和密定联络暗语。”
接着，法庭投影了“捍一”、“方二”武装叛乱作战方案。
法庭又投影了上海武装叛乱使用的武器弹药的照片：“这是上海武装叛乱时使用的15部电台，已组成了两个通讯网，于10月9日18时沟通联络，昼夜通联，收发电报，至15日一时才被迫停止联络。”
施尚英对这些都进行了辨认，承认是他们当时为武装叛乱准备的物品。
张春桥仍然不语。
施尚英退庭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被告人张春桥……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本法庭已就这一指控中有关你的问题调查完毕。”
张春桥被带下去时，仍然是那个一成不变的阴森表情。
张春桥指挥的特务组织
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和操纵了一个反革命的特务组织，即“游雪涛小组”，其前身为“扫雷纵队”。
据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1980年9月12日查证材料记录：“游雪涛小组制造了26起冤案、假案，直接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包括非法绑架、隔离、拘留、逮捕判刑、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以及其他各种处分的，共有183人，其中有5人被迫害致死。” 1980年12月4日，第一审判庭开庭就此事审问张春桥。
审判员王志道向被告人张春桥宣布：“起诉书中指控你指挥上海的‘游雪涛小组’专门搜集情报，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秘密刑讯，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华东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现在，本庭就这一事实进行调查。”
审判员接着问：“上海的‘游雪涛组’是不是你指挥的？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
张春桥不答。
审判员再次提问。
张春桥仍不回答。
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他几名主犯相比，张春桥自有他的一套对付法庭审判的办法。林彪集团中那几名主犯与之相比，明显不如张春桥“深沉”，也没有张春桥“老练”。与“四人帮”的其他几个人相比，张春桥不像王洪文那样沉不住气，也没有像姚文元那样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护。他的思想很顽固，对法庭审判的对抗也很顽强。但他又不像江青那样在法庭上大吵大闹，他知道自己没有江青那样的“资本”，明白此时大势已去，就是在法庭上吵闹得再厉害，那也无济于事。因此，张春桥在法庭上总是沉着一张脸，面对审判员的问话一言不发，他以为只要自己不开口，法庭就无法将他定罪了。
审判员说：“本法庭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曾多次向你宣布，你在庭审中有辩护权利。你可以作出有罪的陈述，也可以作出无罪的辩解。今天是法庭调查，你对起诉书中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如果你认为属实的，要如实地供认；如认为事实有出入的，可以提出否认的根据，我们是坚决依法办事的。”
张春桥依然不答。
面对张春桥的顽固态度，检察员王芳经审判长同意后发言。
王芳说：“本检察厅起诉书第三十六条控告被告张春桥所犯的罪行证据确凿。被告人拒不回答，请审判长出示有关证据。”
法庭向张春桥出示游雪涛1968年11月30日给他的信和《一年工作总结》的节录，同时进行投影和宣读。
游雪涛的材料中称：“从1967年8月到1968年9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这一年来，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为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100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间接地摸了不少‘老虎’的屁股。”
张春桥当时批道：“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
法庭宣读和投影游雪涛笔记本第24页：“1967年10月26日：王少庸同志传达春桥同志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得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
接着，法庭宣读“游雪涛小组”成员庄瑞云1980年9月6日的证词（节录）：“我原是上海××剧团的演员，1967年8月……到永福路224号游雪涛处工作……组里的情况绝对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讲……永福路224号的地址、电话号码不能告诉任何人……不得到游雪涛的同意，不能随便带人到永福路224号……游雪涛所采用的手段……有‘打进去、拉出来’，‘以毒攻毒’，‘美人计’，‘私自绑架、抓人’，利用群众组织搞情报。……像庄瑞云这样的外貌，到男同志那里了解情况方便多了……游雪涛搞了大量为他搞特务活动用的工具。”
对于以上证词，法庭审判员问：“被告张春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张春桥头也不抬，仍然沉默不语。
审判员问张春桥：“‘游雪涛小组’除在上海活动之外，你是不是还指使他们到江苏等地去活动？”
张春桥不语。
审判员接着向张春桥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审判员：“‘老人串联会’是个什么问题，知道吗？‘游雪涛小组’是不是还向你报送过所谓《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你是不是还烧毁过游雪涛报送给你的材料和信件？”
对于这些问题，张春桥仍不回答。
法庭接着又出示证据，证实张春桥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的其他犯罪活动。
这其中包括游雪涛1968年3月16日给张春桥的信和《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
这些材料都证实，张春桥指挥这个特务组织，诬陷在华东地区工作过的97名党政负责人为“黑线”人物，其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法庭出示、投影和宣读完这些证据后，审判员再一次地问张春桥还有什么要说的。
张春桥还是不语。
审判员问公诉人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公诉人代表、检察员王芳发言。
他说：“‘游雪涛小组’又名‘扫雷纵队’，因为向张春桥密报上海警备区军内动态和有关炮打张春桥情报而得到张春桥的赏识，张春桥于1967年4月任命游雪涛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运组副组长，使游雪涛的活动合法化，用合法来掩护他的特务活动，设立特务据点，拨给专用的特务活动经费。配有专门的汽车、摩托车、手枪、手雷、微型录音机等特务活动的武器和工具。张春桥指挥的这个特务组织，编造了诬陷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并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直到九大召开以后，张春桥还布置游雪涛侦察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上海的情况。这个特务组织在活动期间，制造了26起冤假案件，诬陷迫害干部、群众183人，有5人致死。这些都有确凿证据。”
我发现，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仍不说话，但他的头却慢慢地低了下去。
张春桥为什么一言不发
许多中国人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呢？而一些外国记者却对此评论说，这是一个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和为自己辩护的人。
其实，张春桥在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初期并不是这样，他还是张口说话的，他也向叶剑英写过求饶的信。
对于王洪文赴长沙告状诬陷周恩来一事，张春桥一开始与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样都是愿意讲的。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张春桥答：“当时是周总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当张春桥说到这里之后，审讯人员接着就问：“你们在搞掉周总理和邓小平之后，想由谁来担任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任总理的职务呢？”
此时的张春桥话说到了兴头上，根本就没有防备，然后便回答：“他们的意思是让我来。”
这里的“他们”当然很明显，就是“四人帮”的其他3个人。
张春桥此话一出，担任审讯的人一阵兴奋。
在开始预审“四人帮”时，“四人帮”成员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自己是认识人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面，是执行上的错误，并以此来对抗审讯，使整个审讯进展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的关键就是“四人帮”一伙的一些行动，究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信，在下面搞自己一套“改朝换代”的把戏。
张春桥无意间说出的话，完全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秘密，原来他们所干的一切，并不都是毛泽东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为了这个政治目的，对于一切妨碍他们的人，都要一个一个地打倒。
唯独是这个一向以深思熟虑著称的张春桥，在预审的时候就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狼子野心。
从此，预审工作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老奸巨猾的张春桥很快发现自己这次对答有失。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张春桥从此便沉默不语了。
这样，张春桥就成了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一道令人费解的奇特的“风景”。
虽然张春桥一直沉默不语，但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根本无法逃脱正义的审判。最终，他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题图为法警为张春桥带上手铐）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