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安然的首席执行官杰夫里·斯基林甚至在受审时，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又不是会计”
　　最近，许多公司高管丑闻不断，均被披露他们将其股票期权的起算日期提早，以确保即使在公司业绩不佳的情况下也能获得超常丰厚的回报。其实，层出不穷的不良商业行为中，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这个养老金和普通职员的福利纷纷人间蒸发的时代，CEO们的贪得无厌让早已寒心的公众在愤懑之余不禁要问，大公司究竟怎么了?
　　答案可能非常简单：太多的老板已经抛弃了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将电影《华尔街》中主人公Gordon Gekko那句著名的台词奉为座右铭——“贪婪有理”。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贪婪并不总是有理，道德观是商业行为中的必要元素。Gordon Gekko们是赚快钱的掠食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的参与者们都避免与他们打交道，而更喜欢与沃伦·巴菲特那样的人做生意——冲劲十足，但又以公平竞争和创造长期价值而著称的商人。
　　美国Emory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莎娜·布沃斯南等人的研究表明，猴类也有某种类似于道德观的体系。当两只猴子为食物付出劳动时，它们就期望食物的公平分配。如果分配不均，就会引发受委屈的一方怒吼并抛掷食物。
　　道德观在人类身上也有强烈的生理反应。一旦道德观有所侵犯，我们会有强烈的意识。哲学家乔什·格林和他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们揭示了个人的道德困境，例如，你会不会为救七个人的命而直接杀死一个人?很多时候，往往是我们的情感来支配我们的决定，而不是更高的认知力——这让许多哲学家们懊恼不已。但有时候，这种决定的个人因素让我们心跳加速、手心出汗。
　　在实验室里进行的所有神经经济学实验中，我们发现，当我们进行既可能被偿还也可能被偷走的金钱投资，将信任托付给另一个陌生人时，我们的大脑会释放一种远古的哺乳类动物所拥有的荷尔蒙——后叶催产素(oxytocin)。后叶催产素是将哺乳动物与后代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它能使夫妻相互关爱。我们发现了由于信任所产生的后叶催产素分泌的峰值，并由此引发的回报行为一分享金钱。看来，人类“天生”就是要合作的。对合作价值的认定，和我们大脑对一顿美餐和一场性爱的价值认定是一致的。
　　后叶催产素活跃在我们大脑中较古老的进化区域，但它的作用又是静悄悄的，是我们意识不到的。我们仅仅感到的是，与信任我们的人分享快乐和成功是正确的。
　　我们还发现，参加实验的大学生中有2％是纯粹的不合作者。当有机会和信任他(她)的陌生人分享金钱时，不合作者们往往是独占所有的钱，而非与他人分享。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对这些人的专用名词是——“私生子”。
　　我们的实验还得出了一些证据，表明这些“私生子”的大脑有不同的工作机制。他们的性格特征类似于那些反社会分子。他们完全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关心他人，他们的大脑不能正常处理后叶催产素似乎是原因之一。
　　但不论如何，过度的政府管制也可能将道德行为“排挤掉”。如果每一种违规行为都有相应的惩罚措施，那么违反规则就不再是违背道德，而仅仅是做坏事的人冒着事情败露、受到处罚的风险，有效地“利用这一系统”的方式而已。
　　这些外部的惩罚也有可能取代我们做错事后的那种自责。在“安然”事件中，通过将许多的任务化整为零，以至在最终丑闻曝光后也找不到某位具体的个人对某些决策负责。前安然的首席执行官杰夫里·斯基林甚至在受审时，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又不是会计。”
　　许多人都认为，市场交换使我们丧失人性。想想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片中的小流浪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枚齿轮。事实上，协同工作，在市场上相互贸易往来，才是活生生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