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司马迁秉持著“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在《酷吏列传》中客观地记录了西汉时期的酷吏政治，其辛辣的笔触直指当时引起社会动乱的酷吏们。对于社会治理，司马迁崇尚以德化民，反对以暴制暴；赞扬廉洁奉公，反对与民争利。司马迁的治理观念彰显出浓厚的人文意识，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种治理观仍趋于理想，无法扎根于封建社会的土壤。
　　关键词：《酷吏列传》 人文意识 治理观 政治思考 局限性
　　《史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客观地描绘出了西汉社会民富国强“大一统”背景下的种种社会弊端，表现出司马迁卓绝的政治眼光和独特的人生思考。《酷吏列传》叙写了十几位酷吏在任职期间酷急刻深的事迹，司马迁在行文间表达了对酷吏政治的强烈抨击，并将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其间体现出司马迁以民为本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一、崇尚以德化民，反对以暴制暴
　　司马迁在《酷吏列传》篇首即引用孔子、老子的言论表达了对“以德化民”治理方略的肯定，“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孔、老均认为只有培养人民的道德之心才能从根源上消除犯罪，采用严刑峻法只会促使盗贼增加。用道德教化的力量，可以使人民内心向善，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而这种效果是刑罚远远不能达到的。正如陆贾《新语》中所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桓宽在《盐铁论》中也曾表明：“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依靠法律只能止一时之恶，却不能培养良善，妄图利用严刑峻法治理人民，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司马迁深以为然，他列举出强秦用酷法治理国家却不得善终的例子：“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秦朝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主张“重刑轻罪”，用暴力手段镇压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其法律严苛，仅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就包括了《田律》《厩苑律》《仓律》等十八种，内容涉及农业、仓库、货币、贸易、徭役、置吏、军爵、手工业等诸多方面。如此严密的法律并没有消除秦朝的隐患，反而激化了各阶级的矛盾，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相较之下，汉初不重刑罚，“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统治者采用老庄“无为而治”的方针与民休养生息。较为宽松的法律环境，使百姓逐渐走出强秦暴政的阴影，安居乐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况。
　　“以德化民”治理观的本质是“施仁政”，即通过温和的手段教化百姓。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时期重用酷吏、施行暴政这一现象十分不满，在《酷吏列传》中多次抨击刻薄寡恩的官吏，甚至将矛头指向了汉朝的统治者。景帝时，人民民风淳朴，畏惧法律，所以时刻检视自己，但郅都却“独先严酷”，采用严刑峻法。自此以后，酷吏之风愈演愈烈。武帝后期，酷吏义纵得到重用，他治理人民如狼牧羊，极其残暴。在担任定襄郡太守时，“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纵一捕鞫……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 。义纵在惩治罪犯时无论罪行大小，全部一以概之，连私自探视的亲友也都冠以“为死罪解脱”的罪名，将其一网打尽。姚苧田在评点时所称：“妙在一‘掩’字，残酷无复人理在此。” 另一酷吏王温舒在河内任职时，广置驿站，大肆拘捕郡中豪猾，以迅捷之势处置千余人家。到了春天，竟然捶胸顿足感叹冬天太短，“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由于当时法律规定，立春之后不得行刑，这才停止王温舒残酷滥杀的行为，其残暴嗜杀可见一斑。义纵、王温舒都采取以暴制暴的手段治理百姓，在他们任下，百姓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逾矩。这样的治理方式看起来卓有成效，威慑十足，因此极得汉武帝的肯定，酷吏得到重用。但是司马迁却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治理方式的弊端，正如他在文中所述：“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指始出矣。”他认为，酷吏治理采用严刑峻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民仍面临朝不保夕的困境。酷吏们既不能辅佐君王安邦定国，也不能从根源上消除犯罪。所谓的“道不拾遗”“重足一迹”不过是人民暂时屈服于强权暴政的结果。一旦突破临界点，人们被屠刀长期支配的恐惧和愤懑必将被付诸更残暴的恶行。
　　在《酷吏列传》首段，司马迁借孔子之言表达自己的态度：“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其大意为：处理诉讼，那么我也和其他人一样。而我要做的是通过治理，使社会再无诉讼。严刑峻法只是手段，造福人民才是最终目的，滥用刑罚只能是饮鸩止渴。
　　二、赞扬廉洁奉公，反对与民争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是持辩证的态度看待酷吏们的，正如他在太史公曰中所说的那样：“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司马迁赞扬了部分酷吏廉洁奉公的行为，认为其“斯称其位”。在描写郅都时，将郅都任职期间不拆看私人请托的来信、不接受别人的礼物、不利用权职之便等事迹单列一段，充分表现出司马迁对郅都廉洁奉公的肯定。姚苧田对郅都的评价十分中肯：“清刚奉职，自是能臣；一念惨恶，遂成酷吏。”郅都为官廉洁，守节奉公，任职期间只办实事，不为家人谋私利，如果不是其手段过于惨烈，完全可跻身一代能臣。义纵的治理仿效郅都，奉行廉政，甚至达到矫枉过正的程度。在其辖内，他并没有将过多的人力、财力放在道路整修上。这样的做法既节省了财政支出，又避免了抽调民工给百姓带来的负担。但他却没有考虑到统治者的便利，引起了汉武帝的猜疑，为他最后的悲剧结局埋下了隐患。最为讽刺的是，郅都、义纵包括赵禹都拥有廉洁的品行，但真正让他们得到重用的却是其惨烈的治理手段，由此也可看出汉武帝的执政态度，一国统治者重视刑狱更甚于官吏的廉洁，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司马迁在《循吏列传》借公仪休之口说明廉洁奉公才是官员立身处世最为重要的品行。公仪休嗜鱼，但当他面对宾客送来的鱼时却坚辞不受：“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公仪休作为司马迁理想官吏的代表，他清晰地认识到只有立身廉洁才能为官长久。凭借手中的权利谋取私利，最终将一无所获。因此，他喜爱吃鱼却从不受贿。司马迁推崇廉政，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众的利益，并对后世吏治提供了有益的范式，具有进步意义。另外，他对廉洁奉公的官员不吝溢美之词，也有对汉代官吏的垂戒之意，同时寄寓了其对理想官吏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