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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英国最终能够在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由孤悬欧洲大陆对岸的“英吉利”幻化为“日不落帝国”，靠的是危机逼迫下的能源转圜，以及由此造成的整体性产业调整。
为什么偏偏是英国？这是学界在探索工业革命起源地过程中几乎人人共有的疑问。在欧洲大陆，既有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等国曾领跑海上，也有法兰西与之争雄百年，英国的成长环境事实上并不令人惬意。它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由孤悬欧洲大陆对岸的“英吉利”幻化为“日不落帝国”，靠的是危机逼迫下的能源转圜，以及由此造成的整体性产业调整。正像《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在意大利等国衰落之后，只有“法国和英国为可能的领导者”，英国胜出是因为“它早已在基本的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领先”。
木柴短缺引发能源危机
尽管早在9世纪就有英格兰修道士燃煤取暖的记录，但在17世纪之前，大部分英国人对煤炭并无兴趣。他们之所以不愿选择这种带有烟雾和臭味的黑色可燃物，是因为英国有足够广袤的林地，而且“森林中有通道、兽穴、红色和棕色的鹿，还有野猪和野牛，他们就在伦敦城外”。无论在皇室的壁炉还是民间的冶铁作坊，木材都是最受宠的燃料。
但是，随后一个世纪的新局面使英国人不得不开始寻找木材的代用品。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建筑、取暖、家装和手工业等各领域的木材需求随之猛涨。而欧洲小冰期（Little Ice Age）的降临，又使得英国的冬季格外寒冷和漫长。学者鲁道夫·吕贝尔特估计，这一时期的伦敦取暖，可能耗去了这个人口大城三分之二以上的能源供给。
制造业也耗能不菲。15世纪流行于英伦的鼓风炼铁炉是以木炭为燃料的，一家炼铁厂每年要消耗掉400平方英里以上的森林。按照史学家约翰·奈夫的说法，在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2000货车的木头只够酿酒业一年的燃料。到了詹姆斯一世时期，一个玻璃作坊一年则需要4000车。另外，“海军同样需要木材制造军舰”，而且用料讲究，用量巨大。在约翰·奈夫看来，“17世纪是一个能源危机时期”。
森林的大量砍伐，使英国生产和生活都受制于能源供给的短缺。1500-1630年間，劈柴价格涨了7倍，而同期物价只不过涨了3倍。在部分地区，木材成了奢侈品，甚至出现了“一般老百姓都不敢举火”的情况，冻死人的例子也不鲜见。但是即便如此，英国上流社会也没有下决心改用煤炭。1578年，伊丽莎白女王声称她对煤烟的味道“感到无比伤心和苦恼”，要求伦敦制造商完全用木柴做燃料。许多酒厂、面包房和上流家庭也拒绝用煤，因为煤把食品和酒的味道“改变和毁坏了”。
不过，能源危机很难使贵族继续保持矜持。1662年，皇家学会成员约翰·伊夫林痛斥产业界对森林肆意需索，不仅“砍倒，而且是掠夺、砍光，直至彻底根绝我们最节俭的祖先留下来的这许多宝贵的树木和森林”。更痛心的是，四年后，伦敦上万栋建筑毁于大火，灾后重建所需木料，竟然全部要依赖进口了。因燃料价格上涨而苦不堪言的产业界和普通百姓也普遍感到不满。正如史学家查理斯·威尔逊所说的，“木材的短缺在17世纪达到了引起民族危机的程度”。
煤炭成为制造业灵魂
燃料匮乏迫使英国社会接纳了被称为“海煤”（sea coal）的煤炭。国王詹姆斯一世允许煤炭进入皇家圣地威斯敏斯特，并敦促富人接受煤炭。英国革命期间，煤炭运销受到影响。原本厌恶煤炭的贵妇人“几乎哭泣着叫道，上帝会赐给我们海煤吗……我们现在多么需要它们。”
对于此时的英国人来说，煤炭已变得不可或缺，以至于当1652年英国与荷兰交恶、运煤航线受到荷兰与丹麦联合封锁时，伦敦煤价立刻就上涨了两倍半，“酒店厨师无法做菜，啤酒厂不得不停工，穷人怨声载道，要求燃料的凄惨呼声不绝于耳”。1738年，一位来自法国的参观者发现，煤炭已逐渐取代木材和木炭，成为“英国制造业的灵魂”。包括“玻璃制造人、啤酒酿造人、酿酒人、制糖人、肥皂制造人、铁匠、染匠、制砖匠、烧制石灰人、铸造人、布匹印染人”等从业者因为与煤炭利益相关，当年曾联名向议会请愿，要求禁止煤价过度上涨。
木材匮乏引发的能源危机，及其引发的能源结构调整，是英国经济史的重大转折。它促使英国产业界实行自我变革，以适应有煤无炭的局面。一贯热衷于航海和经商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由此开始了整体性自我塑形的工业化进程。学者邱建群认为，这个转折极为重要，因为在煤炭代替木材之后，英国避免了两种极具灾变意义的可能，一是因过度开发森林而引发生态灾难，二是因燃料缺乏造成经济停滞和社会动乱。
矿业、冶铁业和机器制造业最先感受到能源结构巨变的影响，其中尤以冶铁业为甚。直至18世纪下半叶，木炭还是英国生铁冶炼的主要燃料。但随着木柴资源日趋匮乏，缺乏燃料，英国三分之二的铁条都是从瑞典和俄国高价进口的。冶铁是战略产业，英国人不希望铁的供应链条掌握在他人手里。在官方支持和木炭成本的压力下，煤炭开始以更多更具效率的方式投入冶铁作坊的熔炉。
至18世纪末，英国已成为大量出口生铁的世界制铁大国。“铁器热”（iron mania）也随之出现，“从工厂的机器、机座到建筑行业的桥、柱子、栏杆、大门、管道以至缆绳、家具甚至某些人的棺材都用铁来制造”。煤显然对此贡献至伟，因为按照学者莱格里（A. E. Wrigley）的说法，这一时期的“每年用煤量如果换成木头，那英国的森林面积就要比实际面积再多出几百万英亩才够”。早就有志于争霸欧洲乃至全球的英国人终于摆脱了金属约束，具有战略意义的近代冶金业由此建立。
继木材在英国能源体系重构的过程被边缘化之后，水力也作为传统能源，开始逐步退居工业舞台的边缘。尽管英国水力资源丰富，但却是农业社会能源系统的一部分，“与其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农村体系的一部分”。其能量分布不但受制于地理和地形，而且有着随季节或荣或枯的劣势，无法与城市的劳动力、工厂和交通设施拼成现代工业体制。正如学者E.霍尔斯鲍姆所说：“要创造一种摆脱这些束缚的英国经济，需要一种全新的能源作为动力，即煤炭燃烧转化成的蒸汽动力”。
煤炭向动能的革命性转化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蒸汽动力和设备开始应用于生产领域。与其说这是瓦特的功劳，不如说是煤炭的勋业。因为正是后者方便运输、热效率更高的特有属性，使这种新设备得以被任何一家工厂或矿山用作动力，而不需要在选址设厂时必须靠近木材产地或河边。学者杰里·本特利认为：“如果没有采煤的简易手段，当时的经济就不可能支持不断扩大的铁器制造和蒸汽机的应用，而这两项产业在英国工业化进程中至关重要”。
由于生产和生活领域的燃料需求都在从木材、水力向煤炭转移，煤矿开采和运输领域的技术革新随之起步。而钢铁冶炼和动力领域的进展，无疑是矿业领域机器化的主要推力。采煤和抽水作业，都开始逐步减少或摆脱人力，改用更有效率的铁制机械。煤矿业一时间成为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最大产业。《英国工人运动状况》的作者恩格斯甚至注意到，矿工是英国工人群体中规模最大的一群。事实上，也正是这一批人，在英国从工业革命走向制度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什么偏偏是英国？这是学界在探索工业革命起源地过程中几乎人人共有的疑问。在欧洲大陆，既有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等国曾领跑海上，也有法兰西与之争雄百年，英国的成长环境事实上并不令人惬意。它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由孤悬欧洲大陆对岸的“英吉利”幻化为“日不落帝国”，靠的是危机逼迫下的能源转圜，以及由此造成的整体性产业调整。正像《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在意大利等国衰落之后，只有“法国和英国为可能的领导者”，英国胜出是因为“它早已在基本的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领先”。
木柴短缺引发能源危机
尽管早在9世纪就有英格兰修道士燃煤取暖的记录，但在17世纪之前，大部分英国人对煤炭并无兴趣。他们之所以不愿选择这种带有烟雾和臭味的黑色可燃物，是因为英国有足够广袤的林地，而且“森林中有通道、兽穴、红色和棕色的鹿，还有野猪和野牛，他们就在伦敦城外”。无论在皇室的壁炉还是民间的冶铁作坊，木材都是最受宠的燃料。
但是，随后一个世纪的新局面使英国人不得不开始寻找木材的代用品。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建筑、取暖、家装和手工业等各领域的木材需求随之猛涨。而欧洲小冰期（Little Ice Age）的降临，又使得英国的冬季格外寒冷和漫长。学者鲁道夫·吕贝尔特估计，这一时期的伦敦取暖，可能耗去了这个人口大城三分之二以上的能源供给。
制造业也耗能不菲。15世纪流行于英伦的鼓风炼铁炉是以木炭为燃料的，一家炼铁厂每年要消耗掉400平方英里以上的森林。按照史学家约翰·奈夫的说法，在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2000货车的木头只够酿酒业一年的燃料。到了詹姆斯一世时期，一个玻璃作坊一年则需要4000车。另外，“海军同样需要木材制造军舰”，而且用料讲究，用量巨大。在约翰·奈夫看来，“17世纪是一个能源危机时期”。
森林的大量砍伐，使英国生产和生活都受制于能源供给的短缺。1500-1630年間，劈柴价格涨了7倍，而同期物价只不过涨了3倍。在部分地区，木材成了奢侈品，甚至出现了“一般老百姓都不敢举火”的情况，冻死人的例子也不鲜见。但是即便如此，英国上流社会也没有下决心改用煤炭。1578年，伊丽莎白女王声称她对煤烟的味道“感到无比伤心和苦恼”，要求伦敦制造商完全用木柴做燃料。许多酒厂、面包房和上流家庭也拒绝用煤，因为煤把食品和酒的味道“改变和毁坏了”。
不过，能源危机很难使贵族继续保持矜持。1662年，皇家学会成员约翰·伊夫林痛斥产业界对森林肆意需索，不仅“砍倒，而且是掠夺、砍光，直至彻底根绝我们最节俭的祖先留下来的这许多宝贵的树木和森林”。更痛心的是，四年后，伦敦上万栋建筑毁于大火，灾后重建所需木料，竟然全部要依赖进口了。因燃料价格上涨而苦不堪言的产业界和普通百姓也普遍感到不满。正如史学家查理斯·威尔逊所说的，“木材的短缺在17世纪达到了引起民族危机的程度”。
煤炭成为制造业灵魂
燃料匮乏迫使英国社会接纳了被称为“海煤”（sea coal）的煤炭。国王詹姆斯一世允许煤炭进入皇家圣地威斯敏斯特，并敦促富人接受煤炭。英国革命期间，煤炭运销受到影响。原本厌恶煤炭的贵妇人“几乎哭泣着叫道，上帝会赐给我们海煤吗……我们现在多么需要它们。”
对于此时的英国人来说，煤炭已变得不可或缺，以至于当1652年英国与荷兰交恶、运煤航线受到荷兰与丹麦联合封锁时，伦敦煤价立刻就上涨了两倍半，“酒店厨师无法做菜，啤酒厂不得不停工，穷人怨声载道，要求燃料的凄惨呼声不绝于耳”。1738年，一位来自法国的参观者发现，煤炭已逐渐取代木材和木炭，成为“英国制造业的灵魂”。包括“玻璃制造人、啤酒酿造人、酿酒人、制糖人、肥皂制造人、铁匠、染匠、制砖匠、烧制石灰人、铸造人、布匹印染人”等从业者因为与煤炭利益相关，当年曾联名向议会请愿，要求禁止煤价过度上涨。
木材匮乏引发的能源危机，及其引发的能源结构调整，是英国经济史的重大转折。它促使英国产业界实行自我变革，以适应有煤无炭的局面。一贯热衷于航海和经商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由此开始了整体性自我塑形的工业化进程。学者邱建群认为，这个转折极为重要，因为在煤炭代替木材之后，英国避免了两种极具灾变意义的可能，一是因过度开发森林而引发生态灾难，二是因燃料缺乏造成经济停滞和社会动乱。
矿业、冶铁业和机器制造业最先感受到能源结构巨变的影响，其中尤以冶铁业为甚。直至18世纪下半叶，木炭还是英国生铁冶炼的主要燃料。但随着木柴资源日趋匮乏，缺乏燃料，英国三分之二的铁条都是从瑞典和俄国高价进口的。冶铁是战略产业，英国人不希望铁的供应链条掌握在他人手里。在官方支持和木炭成本的压力下，煤炭开始以更多更具效率的方式投入冶铁作坊的熔炉。
至18世纪末，英国已成为大量出口生铁的世界制铁大国。“铁器热”（iron mania）也随之出现，“从工厂的机器、机座到建筑行业的桥、柱子、栏杆、大门、管道以至缆绳、家具甚至某些人的棺材都用铁来制造”。煤显然对此贡献至伟，因为按照学者莱格里（A. E. Wrigley）的说法，这一时期的“每年用煤量如果换成木头，那英国的森林面积就要比实际面积再多出几百万英亩才够”。早就有志于争霸欧洲乃至全球的英国人终于摆脱了金属约束，具有战略意义的近代冶金业由此建立。
继木材在英国能源体系重构的过程被边缘化之后，水力也作为传统能源，开始逐步退居工业舞台的边缘。尽管英国水力资源丰富，但却是农业社会能源系统的一部分，“与其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农村体系的一部分”。其能量分布不但受制于地理和地形，而且有着随季节或荣或枯的劣势，无法与城市的劳动力、工厂和交通设施拼成现代工业体制。正如学者E.霍尔斯鲍姆所说：“要创造一种摆脱这些束缚的英国经济，需要一种全新的能源作为动力，即煤炭燃烧转化成的蒸汽动力”。
煤炭向动能的革命性转化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蒸汽动力和设备开始应用于生产领域。与其说这是瓦特的功劳，不如说是煤炭的勋业。因为正是后者方便运输、热效率更高的特有属性，使这种新设备得以被任何一家工厂或矿山用作动力，而不需要在选址设厂时必须靠近木材产地或河边。学者杰里·本特利认为：“如果没有采煤的简易手段，当时的经济就不可能支持不断扩大的铁器制造和蒸汽机的应用，而这两项产业在英国工业化进程中至关重要”。
由于生产和生活领域的燃料需求都在从木材、水力向煤炭转移，煤矿开采和运输领域的技术革新随之起步。而钢铁冶炼和动力领域的进展，无疑是矿业领域机器化的主要推力。采煤和抽水作业，都开始逐步减少或摆脱人力，改用更有效率的铁制机械。煤矿业一时间成为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最大产业。《英国工人运动状况》的作者恩格斯甚至注意到，矿工是英国工人群体中规模最大的一群。事实上，也正是这一批人，在英国从工业革命走向制度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