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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90后。他们正处在人生的青春期。他们出生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他们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通常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他们有更为优越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成长与互联网息息相关。虽然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像“80后”一样被人们打上标签，但他们正在迅速长大。
他们个性鲜明，对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五光十色的社会在他们面前闪烁，形形色色的压力也与他们如影随形。他们一路走一路张望，在彷徨失措的时候，他们需要更多的人给予指导和帮助，还有理解。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他们更需要内心世界的关怀。
在一所初中的心理活动日，记者在一棵用彩色纸板做成的“心语树”上看到学生们贴上去的许许多多小纸片。这棵“树”的用途是让他们匿名倾诉出心中的烦恼。
“学习真的很累，功课和考试太多啦。”
“爸妈整天担心我拍拖，讨厌他们疑神疑鬼！”
“真担心自己考不上好高中，请上帝保佑我吧！”
“老爸老妈总是拿上清华的表姐教育我，我很有压力。”
“我觉得自己在班上人缘好差，好失败。怎么办？”
“为什么老是要补课？？？”
……
该校心理老师若欣说，前来咨询的学生中，学业压力、亲子关系和人际交往问题占了前三位。
青春期的孩子敏感而自尊，叛逆而渴望独立，喜欢独树一帜却又强烈需要同辈友谊的认同和归属感。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了竞争的意识，从起跑线到终点都不能失败，可很少有人教给他们抵抗挫折的能力去与竞争本身抗衡。
“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都太注重应试了。”15岁高一女生凯林的妈妈、初中语文老师陈女士说，“只要高考的指挥棒存在一天，应试教育就一天不会消失。像我们学校，学生考试名次不公开宣布，但每次还是会有很多家长追问，他们说自己有知情权。” 身为“体制内”人士的陈女士对教育制度的批评显得很无奈，因为她无法改变什么。
凯林也很累，大小测验考试几乎天天都有，但她坚持下来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不是因为我体验到了乐趣，而是我已经习惯了。”初三的时候，她一位同班的女同学就因为学习压力太大、与同学关系不佳患上了被害妄想症，中途休学了。凯林耸耸肩说：“尽管有点害怕，我还是得努力努力再努力。”
广州市团校去年九月开设了青少年辅导中心，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讲座，并在市内各大报纸上刊登宣传广告，可来的家长还是不多，来了的都是孩子已经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家长们似乎还不懂得预先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身体，而没想过提供正确的情感支持。”团校副校长涂敏霞叹道，“我们的社会服务机构也太少，志愿者、社工远远不如香港普及。如果在关键时刻有人能拉这些孩子一把，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
香港童军总会在2004年曾经做过一项青少年自杀的调查，发现受访者认为本港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抗逆境能力与家庭支援的不足，而非其他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结构性因素一般是指由于社会资源不足引起的问题）。
他们的世界里是一样的青春年少，一样的花样年华，和不一样的成长阵痛，不一样的生存状态。
我们的社会在飞速向前发展，但我们不应该遗忘他们的世界。
（杨倩）
“你曾想过自杀吗？”
“你有过自杀行为吗？”
这并非某自杀网站的宣传导语。2004年，作为国家教育部、卫生部等行政部门钦定的儿童青少年和学校卫生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开始启动全国城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
调查遍布全国18个省市。“调查对象以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城市的中学生为主，目的是了解当前青少年存在的心理问题。采取方式为问卷调查。问卷大概设立了60到80个题目，‘自杀’属于其中一项。”该所负责研究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星一博士说。
到我们这儿做咨询、因为早恋产生心理问题的，多为女生，而且几乎百分之百有过性经历，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
小雪的小男友是一个性经验成熟的男生，在他的引导下，小雪与他发生了性关系，继而开房、夜不归宿，甚至发展到两人在外租房同居。
学习成绩下降，校方反映，等到小雪父母知道事情真相时，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女儿怎么可能做出这些事。一场亲子之间的激烈冲突不可避免。
其间，小雪在家庭以及学业的压力下，曾经服用安眠药自杀过一次……被救活后，面临的是新一轮的责骂。
她一气之下，偷走了家里的钱，与小男友跑到外地闲逛了三个月，直到弹尽粮绝，才打道回府。
怀着对父母深深的恨，为了报复他们，她索性公然把男友带到家中同居，而且还在晚上与男友发生性关系时，故意大声发出叫声，以此刺激父母……
男友也在她父母面前叫嚣，只要等到了结婚年龄，我们就去拿证。小雪的父母在当地也属于有头有脸的人物，女儿的早恋，自杀，出走早就让他们自觉面上无光了，现在又采用这样的过激手段伤害他们，他们的心真是伤透了。我记得他们曾哭着对我说，当时，他们彻底地心灰意冷，只当从没生养这个女儿。
无论小雪的行为有多么过激，她的内心还是会有挣扎的。起码，她觉得如此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她主动找到了我们，要求进行心理辅导。
对类似小雪这样，前来博思做心理咨询的中学生，马泽中一直强调他的标准：对方必须具有强烈的求助欲望；对方真的认为自己的心理障碍，已经严重影响到其日常的工作生活；对方的个人语言、行为、思想在某些外界刺激下，真的产生了极端失常行为。“最重要的就是他/她有自救欲望。如果没有，那我们也无能为力。”
对于调查报告中所称女生的自杀率高于男生，马泽中有自己的见解，“发生性关系后，女生的焦虑感往往大于男生。她们除了背负来自家庭的压力，也深受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她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弱者，觉得自己的失贞是一件丑事。”
网络中毒症
“我们国家的教育向来是回避‘性’的。性教育一直很尴尬。这代孩子远比我们青少年时期早熟。他们获取性信息的途径非常有限，要么上黄色网站，或者在某些书刊里寻找。加上父母对孩子异性交往非常紧张，无形中会将孩子推向早恋。而在青春发育期的少年，对异性充满了好奇，没有正确的引导，也会使他们走向误区。”
40岁的周婷丽不赞成“早恋”这个词，认为这是成年人事先设定的框架。作为北京爱悟得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她进入这个行业已有十余年。
她提醒记者，不要忽视青少年遇到的另一心理问题：网络中毒症。
她递上一份自己参与编辑的《现代教育报》，其中一篇名为《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的文章，是一个化名“小仲”的19岁少年，讲述自己染上网瘾的详细经过：
我知道网瘾有两种：一种是上网聊天网恋造成的，一种是玩网络游戏造成的，我属于后一种。我玩网络游戏是在初二时，当时流行玩《星际争霸》，有一次放了学就跟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网吧玩，就当是放学后放松一下自己，那以后我也只是隔三岔五去一趟，都是放学之后，每次也就一两个小时，对学习的影响当然也是有的，但还不是很严重。
从上初三开始，小仲渐而上瘾。当时正逢非典，中考之前，他所在的学校停课一个月，让学生们在家有针对性地复习。由于小仲在班里的成绩中等偏下，他自觉考上重点高中的希望不大，多少有点灰心。
我爸妈每天一早就上班去了，晚上才回来，成天就我一人在家待着，也没个人跟我说说话。复习功课看不进去，觉得特别空虚无聊，怎么办？当然打游戏是最好的打发时间的办法，就这样，每天早上等父母一走，我就开始上网玩游戏，在网络游戏中可以获得现实中没有的充实感与成就感，玩的时间越长，就越被吸引，我爸妈一点都没有觉察到我的心思已经不在学习上了，每天晚上当他们下班回来时，我就捧着书本假装学习，其实我满脑子都是游戏。
就这样，小仲最终连一所普高也没考上。父母并不知儿子成日沉溺于网络世界，相信了他在考场中发挥失常的谎言。倾尽所有后，供小仲去了一所私立高中。万没想到：
上了那所私立高中以后，我彻彻底底地成为了一个网瘾少年。上高中我真的想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给父母有个交待，然而上了几天学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回事。身边的同学没有几个愿意学习的，上课时干什么的都有，老师水平也不是很高，学校组织更是混乱。对于像我这样从名牌中学出来的人来说，完全无法接受。现实与期望之间巨大的落差，令我灰心。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可能有什么前途了，看不到一点希望。另外让我受刺激的是，上高中以后，同初中同学聚会了一次，大多数过去的同学都考入了重点高中，一种自卑感油然而生，于是，我又开始玩网络游戏，麻痹自己。我玩CS、杀人游戏、这让我觉得很刺激，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也只有在网络中，才能找到最好的我。
我无法在现实生活里做出成绩时，虚拟的网络世界便成为了我的精神寄托。我不仅玩游戏，还买了很多有关游戏的书研究游戏战术、打法。学校松散的管理，给了我机会，逃学成了家常便饭，我每天都要在网络里呆上七八个小时。而晚上回到家等父母睡了时，就偷偷爬起来，一宿一宿地玩，第二天去了学校再睡觉。这时，我面对的已经不是学习的问题了，而是我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了，想想当时真的很可怕，简直就是一个废人，经常坐在那里目光呆滞，也不与人交流，对身边的一切都没有兴趣，可以说是我被社会抛弃了或是社会抛弃了我。
我高二的时候，出了一个新游戏叫《魔兽世界》，它的出现使我痴迷到极点，网络游戏成了我的事业，一旦停下来，我就变得很不安，不知道该做什么，看着身边的一切，我觉得特别陌生……
父亲，您不该这样爱我
值得庆幸的是，小仲的父母对待孩子的“网络中毒症”时，最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的态度，他们竭力帮助孩子摆脱了对网络的依赖。
而《父亲啊，您不该这样爱我》中的婉儿（化名）显然就不如小仲幸运了，在文中，婉儿倾诉苦恼：
……由于父亲的处处管束，我在学校没有一个朋友，其实也有同学给我打过电话，可是父亲要么不让我接，要么还没等人说上两句，他就在一边大声嚷嚷要我放下电话，同学后来就不敢给我打电话了。可是我也需要朋友，也需要与别人交流，于是便在网上结交了不少网友。如果父亲不在家，我就偷偷上网聊天，这是我最快乐也最放松的时候。在同学中，我可能是最早上网的……一天，我上网聊天聊得忘乎所以，父亲悄无声息地进了房间，见我在上网聊天他勃然大怒，并怒气冲天地将电脑上的“猫”拆了下来。这可没难住我，第二天我向网友借了一个更高级的“猫”，这是我第一次反抗父亲。
父亲的管束让我感到窒息，我没有自由，没有自己。他总是按照他的意志为我安排一切，从不问我的感受。中考时，我想报考职高，我想学旅游，可是父亲并不同意，他说他的女儿不能不上大学，坚持要我报普高。
进了高中后，高强度的学习，并没有使我的学习成绩好起来，父亲对我恨铁不成钢，他决定请老师到家里对我实行一对一的辅导。
可是他不知道，他的这种努力对我是一种多么大的压力，我惶恐不安地害怕失败，害怕父亲对我失望，一到考试就紧张，对分数简直敏感到了恐怖的程度。每次考完试，我都如坐针毡地掰着手算分，晚上经常做噩梦，常常一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这种内心的压力和恐惧让我不敢对父亲说。
长期的补习使我极度疲惫，我经常在上课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为此，我不止一次地被老师罚站，老师挖苦我说：“成绩这么差，还能睡得着？我看你是无药可救了。”
其实，这种长期的高强度补习，已使我对学习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一到考试前，我发现自己的右手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抖动，有时抖得连笔也握不住，我很害怕。看过医生，也找不出病因。越临近高考，我的手发抖的毛病发作得越频繁，我想控制它别抖，可是越想控制抖得越厉害。我看过一份资料，上面说，一个人如果心理压力太大，就会通过手发抖，呼吸困难等表现出来。我一直有一种预感，我和父亲之间迟早会爆发一场战争……
高考结束后，婉儿与父亲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导火线也是因为上网。在文章结尾处，婉儿说：
我气得浑身发抖，拼尽全力推了父亲一把。他踉跄了几步，他做梦也没想到平时温顺的女儿会还手，待他站稳后，就像发怒的狮子一样咆哮起来，他将积压已久的怨气、伤心和失望都凝聚在了拳头上，直到殷红的血从我的鼻子里流出来，他才惊呆地停住了手……
“我看啊，现在什么都拿证，就是当父母不用拿证。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的问题正反映了他们的问题。”周婷丽叹了一口气。
送孩子前来做咨询的父母总向她抱怨，网络是件害人的玩意！
“我就问他们，你们小时候玩什么？他们现在又能玩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M一代？你们上过网吗？他们常常一脸懵懂。”
中国的青少年是独特的。独特在于他们是独生子女，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在幼儿园听话，做个好孩子，吃饱喝足穿暖就行；上学时成绩要好，然后考个好中学，将来上个好大学；读完大学再找个好工作，工作后再成个好家……就是如此单一目标化的教育模式，导致了他们过早失去了童趣，成长后又倍感迷茫，无从解脱。”
“要么没意识到自己有问题，要么就是自己扛”
2002年7月22日，遵义市同一小学不同年级的女生王兰和四个小伙伴集体服安眠药自杀被送往医院抢救，她们自杀的原因是感觉自己不为父母所爱，或受过父母的打骂，除王兰13岁外，其余的年龄都在11岁到12岁；
2003年5月下旬的6天内,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双城小镇接连发生了5起6人的自杀事件,没有明显的诱因,一个个少男少女服药自杀。小镇风声鹤唳，谈药色变;
山西省一名12岁的女生在家自缢身亡。死前，她曾绝笔：敬爱的爸爸妈妈，我十分感激你们十二年来对我的养育，可是压力太大了，我只有一死，因为作业太多了……
全国高级心理治疗师和亲子关系心理专家卫亚莉，曾在2002年3月对山西太原某中学初一、初二两个班90多名学生进行心理症状自评量表调查，结果令人担忧：抑郁、焦虑、强迫、恐惧、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偏执、躯体化等因子中，单项或多项因子轻度以上异常的达88.89%，中度以上异常的达 62%。
她呼吁道：我国每年约28.7万人死于自杀。自杀已成为中国全部人口死亡原因的第五位、15到35岁人口死亡原因的第一位。抑郁症及自杀造成的负担之和已排在各种疾病的首位。看到这些数据，有些父母可能仍然无动于衷，“心理障碍？自杀？跟我的家庭有何关系？”但我不知道他们的侥幸心理能够维持多久？
记者注意到，针对青少年心理问题，通过媒体发出声音的，主要来自家长以及心理专家。除了国家卫生部每年会对外发布一组关于全国青少年心理调查问卷分析数据外，真正来自校方的声音微乎其微。
“在国外，教育家与老师分工不同。教育家在学校专门做学生的综合教育，老师仅负责上课。但我们国家不是，老师们承担了很多东西，教学任务沉重，教学唯一目标就是提高升学率。他们实在顾不过来啊。”周婷丽思忖片刻道，她有两个同学现在在陕西某中学任心理辅导老师。
“心理辅导老师？我原先任教的中学倒有一位。不过他没有考过正规职业心理咨询师证书。这种事，只要本人自告奋勇，一经领导同意，他就能上。”
曾经担任过北京房山子弟中学高中年级班主任的董学强低头琢磨了一会儿，在他的记忆里，学生们从未找过这位心理辅导老师，“大家平时太熟了，会感到不自在。”
学校每周的工作会议，乃至区县中学老师每年进行工作交流，“关注最多的还是下一步升学考试计划，从没讨论过学生们的心理问题。”
很简单，升学不仅关系学生的未来，也关系到学校的未来。“老师的工资待遇都要与之挂钩。”
类似房山子弟中学这样的普通高中在北京有300多所。“北京市教委曾在2005年有过明文规定，要求每个学校配备一到两名心理咨询老师。但许多学校条件还不成熟，达不到这项要求。”北大博思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马泽中说。
同为社会中人，老师并非“铜墙铁壁”。他们也会遇到来自工作、家庭、生理上的困扰。如长期患病、婚姻失败、人际关系不和等，这些都可能使教师上课无精打采，一旦工作不如意时，就大动肝火。“有些老师的职业病实际就是专业程度的心理障碍。”
设想，患有心理障碍的老师去教导“敏感”、“青春期里，性格不稳定”的青少年，他们很难保证不会被不良的情绪所包围，很难保证不把烦恼、怨愤迁移到学生身上。
“他们一是没时间来作咨询；二是自身还没有意识；三是有人接受不了心理咨询的价格。”马泽中由衷感慨道。
据他介绍，目前，全国心理咨询行业收费价格是根据咨询师的级别而定，最低每小时收费100元到150元。普遍价在200 元到300元，再往上走是500元、800元、1200 元不等。 持薪的老师尚且无法接受心理咨询的价格。而来作心理咨询的中学生多半“家庭条件好，父母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那么，家庭条件不好、下岗职工或者农民工的子女，一旦患有心理障碍，他们又能否接受心理咨询的费用？
“这些孩子要么没意识到自己有问题，要么就是消费不起，只能自己扛。”周婷丽的回答直接明了。
他们个性鲜明，对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五光十色的社会在他们面前闪烁，形形色色的压力也与他们如影随形。他们一路走一路张望，在彷徨失措的时候，他们需要更多的人给予指导和帮助，还有理解。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他们更需要内心世界的关怀。
在一所初中的心理活动日，记者在一棵用彩色纸板做成的“心语树”上看到学生们贴上去的许许多多小纸片。这棵“树”的用途是让他们匿名倾诉出心中的烦恼。
“学习真的很累，功课和考试太多啦。”
“爸妈整天担心我拍拖，讨厌他们疑神疑鬼！”
“真担心自己考不上好高中，请上帝保佑我吧！”
“老爸老妈总是拿上清华的表姐教育我，我很有压力。”
“我觉得自己在班上人缘好差，好失败。怎么办？”
“为什么老是要补课？？？”
……
该校心理老师若欣说，前来咨询的学生中，学业压力、亲子关系和人际交往问题占了前三位。
青春期的孩子敏感而自尊，叛逆而渴望独立，喜欢独树一帜却又强烈需要同辈友谊的认同和归属感。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了竞争的意识，从起跑线到终点都不能失败，可很少有人教给他们抵抗挫折的能力去与竞争本身抗衡。
“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都太注重应试了。”15岁高一女生凯林的妈妈、初中语文老师陈女士说，“只要高考的指挥棒存在一天，应试教育就一天不会消失。像我们学校，学生考试名次不公开宣布，但每次还是会有很多家长追问，他们说自己有知情权。” 身为“体制内”人士的陈女士对教育制度的批评显得很无奈，因为她无法改变什么。
凯林也很累，大小测验考试几乎天天都有，但她坚持下来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不是因为我体验到了乐趣，而是我已经习惯了。”初三的时候，她一位同班的女同学就因为学习压力太大、与同学关系不佳患上了被害妄想症，中途休学了。凯林耸耸肩说：“尽管有点害怕，我还是得努力努力再努力。”
广州市团校去年九月开设了青少年辅导中心，定期举办心理健康讲座，并在市内各大报纸上刊登宣传广告，可来的家长还是不多，来了的都是孩子已经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家长们似乎还不懂得预先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身体，而没想过提供正确的情感支持。”团校副校长涂敏霞叹道，“我们的社会服务机构也太少，志愿者、社工远远不如香港普及。如果在关键时刻有人能拉这些孩子一把，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
香港童军总会在2004年曾经做过一项青少年自杀的调查，发现受访者认为本港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抗逆境能力与家庭支援的不足，而非其他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结构性因素一般是指由于社会资源不足引起的问题）。
他们的世界里是一样的青春年少，一样的花样年华，和不一样的成长阵痛，不一样的生存状态。
我们的社会在飞速向前发展，但我们不应该遗忘他们的世界。
（杨倩）
“你曾想过自杀吗？”
“你有过自杀行为吗？”
这并非某自杀网站的宣传导语。2004年，作为国家教育部、卫生部等行政部门钦定的儿童青少年和学校卫生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开始启动全国城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
调查遍布全国18个省市。“调查对象以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城市的中学生为主，目的是了解当前青少年存在的心理问题。采取方式为问卷调查。问卷大概设立了60到80个题目，‘自杀’属于其中一项。”该所负责研究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星一博士说。
到我们这儿做咨询、因为早恋产生心理问题的，多为女生，而且几乎百分之百有过性经历，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
小雪的小男友是一个性经验成熟的男生，在他的引导下，小雪与他发生了性关系，继而开房、夜不归宿，甚至发展到两人在外租房同居。
学习成绩下降，校方反映，等到小雪父母知道事情真相时，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女儿怎么可能做出这些事。一场亲子之间的激烈冲突不可避免。
其间，小雪在家庭以及学业的压力下，曾经服用安眠药自杀过一次……被救活后，面临的是新一轮的责骂。
她一气之下，偷走了家里的钱，与小男友跑到外地闲逛了三个月，直到弹尽粮绝，才打道回府。
怀着对父母深深的恨，为了报复他们，她索性公然把男友带到家中同居，而且还在晚上与男友发生性关系时，故意大声发出叫声，以此刺激父母……
男友也在她父母面前叫嚣，只要等到了结婚年龄，我们就去拿证。小雪的父母在当地也属于有头有脸的人物，女儿的早恋，自杀，出走早就让他们自觉面上无光了，现在又采用这样的过激手段伤害他们，他们的心真是伤透了。我记得他们曾哭着对我说，当时，他们彻底地心灰意冷，只当从没生养这个女儿。
无论小雪的行为有多么过激，她的内心还是会有挣扎的。起码，她觉得如此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她主动找到了我们，要求进行心理辅导。
对类似小雪这样，前来博思做心理咨询的中学生，马泽中一直强调他的标准：对方必须具有强烈的求助欲望；对方真的认为自己的心理障碍，已经严重影响到其日常的工作生活；对方的个人语言、行为、思想在某些外界刺激下，真的产生了极端失常行为。“最重要的就是他/她有自救欲望。如果没有，那我们也无能为力。”
对于调查报告中所称女生的自杀率高于男生，马泽中有自己的见解，“发生性关系后，女生的焦虑感往往大于男生。她们除了背负来自家庭的压力，也深受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她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弱者，觉得自己的失贞是一件丑事。”
网络中毒症
“我们国家的教育向来是回避‘性’的。性教育一直很尴尬。这代孩子远比我们青少年时期早熟。他们获取性信息的途径非常有限，要么上黄色网站，或者在某些书刊里寻找。加上父母对孩子异性交往非常紧张，无形中会将孩子推向早恋。而在青春发育期的少年，对异性充满了好奇，没有正确的引导，也会使他们走向误区。”
40岁的周婷丽不赞成“早恋”这个词，认为这是成年人事先设定的框架。作为北京爱悟得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她进入这个行业已有十余年。
她提醒记者，不要忽视青少年遇到的另一心理问题：网络中毒症。
她递上一份自己参与编辑的《现代教育报》，其中一篇名为《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的文章，是一个化名“小仲”的19岁少年，讲述自己染上网瘾的详细经过：
我知道网瘾有两种：一种是上网聊天网恋造成的，一种是玩网络游戏造成的，我属于后一种。我玩网络游戏是在初二时，当时流行玩《星际争霸》，有一次放了学就跟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网吧玩，就当是放学后放松一下自己，那以后我也只是隔三岔五去一趟，都是放学之后，每次也就一两个小时，对学习的影响当然也是有的，但还不是很严重。
从上初三开始，小仲渐而上瘾。当时正逢非典，中考之前，他所在的学校停课一个月，让学生们在家有针对性地复习。由于小仲在班里的成绩中等偏下，他自觉考上重点高中的希望不大，多少有点灰心。
我爸妈每天一早就上班去了，晚上才回来，成天就我一人在家待着，也没个人跟我说说话。复习功课看不进去，觉得特别空虚无聊，怎么办？当然打游戏是最好的打发时间的办法，就这样，每天早上等父母一走，我就开始上网玩游戏，在网络游戏中可以获得现实中没有的充实感与成就感，玩的时间越长，就越被吸引，我爸妈一点都没有觉察到我的心思已经不在学习上了，每天晚上当他们下班回来时，我就捧着书本假装学习，其实我满脑子都是游戏。
就这样，小仲最终连一所普高也没考上。父母并不知儿子成日沉溺于网络世界，相信了他在考场中发挥失常的谎言。倾尽所有后，供小仲去了一所私立高中。万没想到：
上了那所私立高中以后，我彻彻底底地成为了一个网瘾少年。上高中我真的想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给父母有个交待，然而上了几天学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回事。身边的同学没有几个愿意学习的，上课时干什么的都有，老师水平也不是很高，学校组织更是混乱。对于像我这样从名牌中学出来的人来说，完全无法接受。现实与期望之间巨大的落差，令我灰心。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可能有什么前途了，看不到一点希望。另外让我受刺激的是，上高中以后，同初中同学聚会了一次，大多数过去的同学都考入了重点高中，一种自卑感油然而生，于是，我又开始玩网络游戏，麻痹自己。我玩CS、杀人游戏、这让我觉得很刺激，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也只有在网络中，才能找到最好的我。
我无法在现实生活里做出成绩时，虚拟的网络世界便成为了我的精神寄托。我不仅玩游戏，还买了很多有关游戏的书研究游戏战术、打法。学校松散的管理，给了我机会，逃学成了家常便饭，我每天都要在网络里呆上七八个小时。而晚上回到家等父母睡了时，就偷偷爬起来，一宿一宿地玩，第二天去了学校再睡觉。这时，我面对的已经不是学习的问题了，而是我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了，想想当时真的很可怕，简直就是一个废人，经常坐在那里目光呆滞，也不与人交流，对身边的一切都没有兴趣，可以说是我被社会抛弃了或是社会抛弃了我。
我高二的时候，出了一个新游戏叫《魔兽世界》，它的出现使我痴迷到极点，网络游戏成了我的事业，一旦停下来，我就变得很不安，不知道该做什么，看着身边的一切，我觉得特别陌生……
父亲，您不该这样爱我
值得庆幸的是，小仲的父母对待孩子的“网络中毒症”时，最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的态度，他们竭力帮助孩子摆脱了对网络的依赖。
而《父亲啊，您不该这样爱我》中的婉儿（化名）显然就不如小仲幸运了，在文中，婉儿倾诉苦恼：
……由于父亲的处处管束，我在学校没有一个朋友，其实也有同学给我打过电话，可是父亲要么不让我接，要么还没等人说上两句，他就在一边大声嚷嚷要我放下电话，同学后来就不敢给我打电话了。可是我也需要朋友，也需要与别人交流，于是便在网上结交了不少网友。如果父亲不在家，我就偷偷上网聊天，这是我最快乐也最放松的时候。在同学中，我可能是最早上网的……一天，我上网聊天聊得忘乎所以，父亲悄无声息地进了房间，见我在上网聊天他勃然大怒，并怒气冲天地将电脑上的“猫”拆了下来。这可没难住我，第二天我向网友借了一个更高级的“猫”，这是我第一次反抗父亲。
父亲的管束让我感到窒息，我没有自由，没有自己。他总是按照他的意志为我安排一切，从不问我的感受。中考时，我想报考职高，我想学旅游，可是父亲并不同意，他说他的女儿不能不上大学，坚持要我报普高。
进了高中后，高强度的学习，并没有使我的学习成绩好起来，父亲对我恨铁不成钢，他决定请老师到家里对我实行一对一的辅导。
可是他不知道，他的这种努力对我是一种多么大的压力，我惶恐不安地害怕失败，害怕父亲对我失望，一到考试就紧张，对分数简直敏感到了恐怖的程度。每次考完试，我都如坐针毡地掰着手算分，晚上经常做噩梦，常常一身冷汗地从梦中惊醒，这种内心的压力和恐惧让我不敢对父亲说。
长期的补习使我极度疲惫，我经常在上课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为此，我不止一次地被老师罚站，老师挖苦我说：“成绩这么差，还能睡得着？我看你是无药可救了。”
其实，这种长期的高强度补习，已使我对学习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一到考试前，我发现自己的右手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抖动，有时抖得连笔也握不住，我很害怕。看过医生，也找不出病因。越临近高考，我的手发抖的毛病发作得越频繁，我想控制它别抖，可是越想控制抖得越厉害。我看过一份资料，上面说，一个人如果心理压力太大，就会通过手发抖，呼吸困难等表现出来。我一直有一种预感，我和父亲之间迟早会爆发一场战争……
高考结束后，婉儿与父亲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导火线也是因为上网。在文章结尾处，婉儿说：
我气得浑身发抖，拼尽全力推了父亲一把。他踉跄了几步，他做梦也没想到平时温顺的女儿会还手，待他站稳后，就像发怒的狮子一样咆哮起来，他将积压已久的怨气、伤心和失望都凝聚在了拳头上，直到殷红的血从我的鼻子里流出来，他才惊呆地停住了手……
“我看啊，现在什么都拿证，就是当父母不用拿证。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的问题正反映了他们的问题。”周婷丽叹了一口气。
送孩子前来做咨询的父母总向她抱怨，网络是件害人的玩意！
“我就问他们，你们小时候玩什么？他们现在又能玩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M一代？你们上过网吗？他们常常一脸懵懂。”
中国的青少年是独特的。独特在于他们是独生子女，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在幼儿园听话，做个好孩子，吃饱喝足穿暖就行；上学时成绩要好，然后考个好中学，将来上个好大学；读完大学再找个好工作，工作后再成个好家……就是如此单一目标化的教育模式，导致了他们过早失去了童趣，成长后又倍感迷茫，无从解脱。”
“要么没意识到自己有问题，要么就是自己扛”
2002年7月22日，遵义市同一小学不同年级的女生王兰和四个小伙伴集体服安眠药自杀被送往医院抢救，她们自杀的原因是感觉自己不为父母所爱，或受过父母的打骂，除王兰13岁外，其余的年龄都在11岁到12岁；
2003年5月下旬的6天内,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双城小镇接连发生了5起6人的自杀事件,没有明显的诱因,一个个少男少女服药自杀。小镇风声鹤唳，谈药色变;
山西省一名12岁的女生在家自缢身亡。死前，她曾绝笔：敬爱的爸爸妈妈，我十分感激你们十二年来对我的养育，可是压力太大了，我只有一死，因为作业太多了……
全国高级心理治疗师和亲子关系心理专家卫亚莉，曾在2002年3月对山西太原某中学初一、初二两个班90多名学生进行心理症状自评量表调查，结果令人担忧：抑郁、焦虑、强迫、恐惧、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偏执、躯体化等因子中，单项或多项因子轻度以上异常的达88.89%，中度以上异常的达 62%。
她呼吁道：我国每年约28.7万人死于自杀。自杀已成为中国全部人口死亡原因的第五位、15到35岁人口死亡原因的第一位。抑郁症及自杀造成的负担之和已排在各种疾病的首位。看到这些数据，有些父母可能仍然无动于衷，“心理障碍？自杀？跟我的家庭有何关系？”但我不知道他们的侥幸心理能够维持多久？
记者注意到，针对青少年心理问题，通过媒体发出声音的，主要来自家长以及心理专家。除了国家卫生部每年会对外发布一组关于全国青少年心理调查问卷分析数据外，真正来自校方的声音微乎其微。
“在国外，教育家与老师分工不同。教育家在学校专门做学生的综合教育，老师仅负责上课。但我们国家不是，老师们承担了很多东西，教学任务沉重，教学唯一目标就是提高升学率。他们实在顾不过来啊。”周婷丽思忖片刻道，她有两个同学现在在陕西某中学任心理辅导老师。
“心理辅导老师？我原先任教的中学倒有一位。不过他没有考过正规职业心理咨询师证书。这种事，只要本人自告奋勇，一经领导同意，他就能上。”
曾经担任过北京房山子弟中学高中年级班主任的董学强低头琢磨了一会儿，在他的记忆里，学生们从未找过这位心理辅导老师，“大家平时太熟了，会感到不自在。”
学校每周的工作会议，乃至区县中学老师每年进行工作交流，“关注最多的还是下一步升学考试计划，从没讨论过学生们的心理问题。”
很简单，升学不仅关系学生的未来，也关系到学校的未来。“老师的工资待遇都要与之挂钩。”
类似房山子弟中学这样的普通高中在北京有300多所。“北京市教委曾在2005年有过明文规定，要求每个学校配备一到两名心理咨询老师。但许多学校条件还不成熟，达不到这项要求。”北大博思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马泽中说。
同为社会中人，老师并非“铜墙铁壁”。他们也会遇到来自工作、家庭、生理上的困扰。如长期患病、婚姻失败、人际关系不和等，这些都可能使教师上课无精打采，一旦工作不如意时，就大动肝火。“有些老师的职业病实际就是专业程度的心理障碍。”
设想，患有心理障碍的老师去教导“敏感”、“青春期里，性格不稳定”的青少年，他们很难保证不会被不良的情绪所包围，很难保证不把烦恼、怨愤迁移到学生身上。
“他们一是没时间来作咨询；二是自身还没有意识；三是有人接受不了心理咨询的价格。”马泽中由衷感慨道。
据他介绍，目前，全国心理咨询行业收费价格是根据咨询师的级别而定，最低每小时收费100元到150元。普遍价在200 元到300元，再往上走是500元、800元、1200 元不等。 持薪的老师尚且无法接受心理咨询的价格。而来作心理咨询的中学生多半“家庭条件好，父母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那么，家庭条件不好、下岗职工或者农民工的子女，一旦患有心理障碍，他们又能否接受心理咨询的费用？
“这些孩子要么没意识到自己有问题，要么就是消费不起，只能自己扛。”周婷丽的回答直接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