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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5）06-000-03
摘 要 针对我国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理论与实践构建差距，认为我国“体育强国”是一种符号化动态永续发展过程。在文化符号学的视野下：伴随着我国运动员在世界各类型大赛上取得的竞技优异运动成绩；脉络清晰的中国“体育制度”、体育硬件改善的“工具需求”。透视出我国“体育强国”符号浓郁的表象化特征。对我国“体育强国”的符号化进行全面解读基础上，认为符号化的“体育强国”其要素涵摄进一步完善体制；抓全民健身；强化体育产业“集聚与辐射效应”；四大体育形态“做大做强”，“填充物含量高”，集聚与辐射效应均衡才是真正促进我国体育强国日臻完善的最优路径。
关键词 体育大国 体育强国 文化功能主义 符号学 符号化
对体育强国研究，肖焕禹等（2009）对体育强国内涵进行了全面阐释[1]；鲍明晓（2009）对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进行了的战略思考[2]；田麦久（2008）从竞技体育的视角进行了全面的论证[3]。徐本力（2009）就体育强国、竞技体育强国、大众体育强国进行了层次上的深入剖析[4]。于永慧（2010）就“体育强国”的制度创新—组织改革进行了剖析[5]。周丽萍，田雨普（2010）就“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进行了宏观探析[6]。黎红专，孙德朝（2010）从文化分层对体育强国进行了探讨[7]，本文从文化符号学视野进一步探讨“体育强国，”力求对“体育强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体育强国”的“符号化”
现代西方符号学代表人物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论及：人是符号的动物，即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生活在理想世界中，始终努力把理想变为现实，……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人类的活动就是符号活动，人类使用符号去创造文化[8]。依据卡西尔的观点，我国“体育强国”构建是一种符号化动态发展过程。人们通过具有特殊韵味的“体育符号”，与客观世界互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广义体育符号系统。体育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体育本身的符号意义，依照西方现代符号学的两大流派（皮尔斯符号学流派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流派）：皮尔斯符号学中的符号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工具，人通过使用符号达到认知的目的；皮尔斯符号学中的符号是认知、思维的工具，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符号是表达交流的工具。体育强国符号所反映的意指和交流功能，认知和思维功能正是其涵盖的两大层面。人们在“体育”过程中（对自身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和对文化进行播化和涵化的过程）不断吸纳世界体育先进文化，并与自身文化交融碰撞、兼容并蓄，促进体育的一元化和体育文化的多元化。体育符号的这种“所指”和“能指”，正是符号学探讨体育强国构建的旨意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下四方面具有符号化标识。其一，竞技体育器物标识；其二，体育制度文化标识；其三，场地器材行为标识；其四，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体育观念和健康本我意识标识。四大标识对体育强国符号化研究具有度量意义。
（一）竞技体育层面
自我国运动员在1977年获得四个世界冠军以来，在各年获得世界冠军呈增长稳定态势，见图1。自1974年参加亚运会、1984年参加奥运会以来，我国在奥运赛场上获得的奖牌数凸显出我国竞技体育强国比较优势，尤其在亚洲竞技体育强国优势明显，见图2、图3。从竞技体育价值取向——获取优异运动成绩和以比赛获胜为目的来看，我国竞技体育积聚效应优势突出，在世界竞技体坛上优势明显，竞技体育文化符号标识明了。但这种竞技体育所扮演的“体育强国”符号表象化特征突出。其一、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金字塔”模式，站在“塔尖”的金牌得主与构建“塔基”的跟随者的摇旗呐喊形成巨大反差，毫无夸张地显出一种“上帝”与“凡人”的无奈对话；其二、竞技体育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价值取向，在“以人为本”、以“健康为本”的伦理价值面前，与“竞技体育”所追求的“金牌效应”诉求越显淡出；其三，对竞技体育的“高投入”与“低产出”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伴随着人们经济的理性提高，这块“蛋糕”政府必须重新分配和切割。其四，“人口红利”阶段竞技显出其发展的优越性，但在“人口负债”阶段（或曰“独生子女阶段”和“人口老龄化阶段”）却会出现更多从业者不均衡发展的态势。
（二）体育制度层面
截止2010年12月31日，我国现行有效体育法律文件1件；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共16件；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共130件（其中综合类15件、群众体育31件、竞技体育21件、体育经济18件、劳动人事31件、科技教育4件、外事、监察2件、其他8件）。现行有效体育法律法规从国家的元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体现出我国体育公共事业管理的制度化、社会化发展的脉络和途径，这些政策性举措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起到了战略性的意义，构建出了未来中国体育发展的轮廓，折射出我国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的法制建设和基础保障作用。但若对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和法规进行深度的解读，则凸显出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局限性特征，要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对体育的动态需求，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体育全球化趋势，诸多的法律和法规需要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如何认识体育事业产品具有外部收益性特征，从政府到各相关职能部门这应从不同的视域对体育拉动消费，体育产业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体育经济对节约性社会构建、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改善我国民生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进行深度的探讨与剖析，进入人们研究的视野。
（三）观念层面
党和政府对体育的关注和重视隐喻着符号学观念深层价值和意义。“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的体育认识和实践理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光辉题词，“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等具有远见的指导语。孙中山、周恩来、朱德、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体育功能价值进行了深刻解读。在“以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下，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的导向下，最近党和政府对体育的关怀在观念层面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党的十六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指出要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要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等。这些内容都与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有密切关系，也对体育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部分强调：“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目前，“小康社会”、“生命质量”、“健康生活方式”、“体育新经济增长点”等主题词被人们接受和采纳，体育成为群众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则对体育振奋精神、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增进友谊等方面的功能及价值取向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实现我国符号化体育强国的思路
“体育强国的符号化”是对我国体育事业已取得的成果进行肯定基础上，对其存在问题进行宏观分析与描述，并探讨其发展路径。“符号化的体育强国”是体育事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是对现有体育事业的完善。“符号化体育强国”，必须立足国情，把握大局，形成统筹管理，协调配合，多方共建的局面。符号化的体育强国，“体育体制”是保障，全民健身是重点；体育产业发展是核心。
（一）完善“体育体制”是保障
我国“竞技举国体制”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衍生的产物，在判断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剖析其历史效应时必须站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客观认识。我国“竞技举国体制”在集中全国优势力量，夺取金牌方面功绩显著，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一个高效率的“夺金符号”。在耀眼的金牌背后，政府付出了高昂的成本，高度集中的体制垄断了大部分体育资源，现已不适应于我国符号化体育强国发展的要求，如何在体制上变完全垄断为政府主导下的“完全竞争”，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提高效率，并对诸如新退役运动员走法规化和法制化“体教结合”；解决青少年体质持续降低的现实问题，以政府主导完善体制，并在各区域性发展上协调和均衡发展在“体育体制”上完善具有保障意义。
（二）抓全民健身促健康本我意识是根本
职工体育、农民体育，社区体育、村落体育是切实提高我国体育人口的根本和症结。在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针对国情，由政府代表体育公共利益的主体，加强宏观管理具有迫切性；如：由企业承担职工健康的社会责任；对农民体育活动项目单一，体育组织化程度低、体育消费水平低、尤其对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强度大、闲暇时间不足、无合适的场地器材、不擅长体育活动等瓶颈问题应列入狠抓的重点；对如何以社区体育经营规模、权责利、经济媒介为动力，优化社区体育经营管理也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如何在社区形成多个“内聚化”群体；在城市社区建立“自组织”活动是社区体育社会化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符号化体育强国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三）优化体育产业发展是“抓手”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集聚与辐射效应在全国出现严重不均衡现象。体育用品业主要集聚在我国东部，体育竞赛表演业主要集聚在我国一类大城市，体育中介业发育不全……，体育产业人才匮乏。在动力机制上，如何在政策层面和和实践操作层面上，建立以“点——轴——环”的区域体育产业的发展是我国符号化体育强国的核心，并对体育成为我国新经济增长点，对解决我国人口就业、拉动消费，解决民生等诸多问题具有集聚与辐射效应。鲍明晓提出依托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构建以快速城市圈为基点“三主四从”基本构架颇具代表性和前瞻性。
三、结束语
我国在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动态转变过程中，“体育强国”的符号化标识特征突出，符号化的“体育强国”是我国体育强国动态发展的永恒话题。伴随着我国和谐社会构建日臻完善，体育作为人民健康生活的文化元素，符号化体育强国是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通识符号。北京奥运会后，如何构建普及基础上的体育强国、四大体育形态和谐发展的体育强国；在重视金牌发展方式上超越金牌发展方式，参照发展国家体育强国的国际标准和建设经验，实现新起点和高度上体育事业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肖焕禹，邵雪梅.体育强国内涵的阐释[J].体育科研.2009.30（4）：2-5.
[2] 鲍明晓.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9.23（6）：1-6.
[3] 田麦久.“竞技体育强国”论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11）：1441-1444.
[4] 徐本力.体育强国、竞技体育强国、大众体育强国内涵的诠释与评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24（2）：93-98.
[5] 于永慧.“体育强国”的制度创新——组织改革[J].体育与科学.2010.31（5）：22-25.
[6] 周丽萍，田雨普.“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研究探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3（1）：103-105.
[7] 黎红专，孙德朝.对中国“体育强国”的文化符号学审视[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6）：48-50.
[8] 李荣日.体育产业概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59-60.
摘 要 针对我国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理论与实践构建差距，认为我国“体育强国”是一种符号化动态永续发展过程。在文化符号学的视野下：伴随着我国运动员在世界各类型大赛上取得的竞技优异运动成绩；脉络清晰的中国“体育制度”、体育硬件改善的“工具需求”。透视出我国“体育强国”符号浓郁的表象化特征。对我国“体育强国”的符号化进行全面解读基础上，认为符号化的“体育强国”其要素涵摄进一步完善体制；抓全民健身；强化体育产业“集聚与辐射效应”；四大体育形态“做大做强”，“填充物含量高”，集聚与辐射效应均衡才是真正促进我国体育强国日臻完善的最优路径。
关键词 体育大国 体育强国 文化功能主义 符号学 符号化
对体育强国研究，肖焕禹等（2009）对体育强国内涵进行了全面阐释[1]；鲍明晓（2009）对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进行了的战略思考[2]；田麦久（2008）从竞技体育的视角进行了全面的论证[3]。徐本力（2009）就体育强国、竞技体育强国、大众体育强国进行了层次上的深入剖析[4]。于永慧（2010）就“体育强国”的制度创新—组织改革进行了剖析[5]。周丽萍，田雨普（2010）就“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进行了宏观探析[6]。黎红专，孙德朝（2010）从文化分层对体育强国进行了探讨[7]，本文从文化符号学视野进一步探讨“体育强国，”力求对“体育强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体育强国”的“符号化”
现代西方符号学代表人物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论及：人是符号的动物，即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生活在理想世界中，始终努力把理想变为现实，……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人类的活动就是符号活动，人类使用符号去创造文化[8]。依据卡西尔的观点，我国“体育强国”构建是一种符号化动态发展过程。人们通过具有特殊韵味的“体育符号”，与客观世界互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广义体育符号系统。体育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体育本身的符号意义，依照西方现代符号学的两大流派（皮尔斯符号学流派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流派）：皮尔斯符号学中的符号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工具，人通过使用符号达到认知的目的；皮尔斯符号学中的符号是认知、思维的工具，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符号是表达交流的工具。体育强国符号所反映的意指和交流功能，认知和思维功能正是其涵盖的两大层面。人们在“体育”过程中（对自身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和对文化进行播化和涵化的过程）不断吸纳世界体育先进文化，并与自身文化交融碰撞、兼容并蓄，促进体育的一元化和体育文化的多元化。体育符号的这种“所指”和“能指”，正是符号学探讨体育强国构建的旨意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下四方面具有符号化标识。其一，竞技体育器物标识；其二，体育制度文化标识；其三，场地器材行为标识；其四，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体育观念和健康本我意识标识。四大标识对体育强国符号化研究具有度量意义。
（一）竞技体育层面
自我国运动员在1977年获得四个世界冠军以来，在各年获得世界冠军呈增长稳定态势，见图1。自1974年参加亚运会、1984年参加奥运会以来，我国在奥运赛场上获得的奖牌数凸显出我国竞技体育强国比较优势，尤其在亚洲竞技体育强国优势明显，见图2、图3。从竞技体育价值取向——获取优异运动成绩和以比赛获胜为目的来看，我国竞技体育积聚效应优势突出，在世界竞技体坛上优势明显，竞技体育文化符号标识明了。但这种竞技体育所扮演的“体育强国”符号表象化特征突出。其一、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金字塔”模式，站在“塔尖”的金牌得主与构建“塔基”的跟随者的摇旗呐喊形成巨大反差，毫无夸张地显出一种“上帝”与“凡人”的无奈对话；其二、竞技体育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价值取向，在“以人为本”、以“健康为本”的伦理价值面前，与“竞技体育”所追求的“金牌效应”诉求越显淡出；其三，对竞技体育的“高投入”与“低产出”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伴随着人们经济的理性提高，这块“蛋糕”政府必须重新分配和切割。其四，“人口红利”阶段竞技显出其发展的优越性，但在“人口负债”阶段（或曰“独生子女阶段”和“人口老龄化阶段”）却会出现更多从业者不均衡发展的态势。
（二）体育制度层面
截止2010年12月31日，我国现行有效体育法律文件1件；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共16件；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共130件（其中综合类15件、群众体育31件、竞技体育21件、体育经济18件、劳动人事31件、科技教育4件、外事、监察2件、其他8件）。现行有效体育法律法规从国家的元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体现出我国体育公共事业管理的制度化、社会化发展的脉络和途径，这些政策性举措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起到了战略性的意义，构建出了未来中国体育发展的轮廓，折射出我国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的法制建设和基础保障作用。但若对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和法规进行深度的解读，则凸显出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局限性特征，要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对体育的动态需求，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体育全球化趋势，诸多的法律和法规需要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如何认识体育事业产品具有外部收益性特征，从政府到各相关职能部门这应从不同的视域对体育拉动消费，体育产业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体育经济对节约性社会构建、体育事业的发展对改善我国民生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进行深度的探讨与剖析，进入人们研究的视野。
（三）观念层面
党和政府对体育的关注和重视隐喻着符号学观念深层价值和意义。“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的体育认识和实践理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光辉题词，“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等具有远见的指导语。孙中山、周恩来、朱德、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体育功能价值进行了深刻解读。在“以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下，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的导向下，最近党和政府对体育的关怀在观念层面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党的十六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指出要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要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等。这些内容都与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有密切关系，也对体育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部分强调：“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目前，“小康社会”、“生命质量”、“健康生活方式”、“体育新经济增长点”等主题词被人们接受和采纳，体育成为群众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则对体育振奋精神、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增进友谊等方面的功能及价值取向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实现我国符号化体育强国的思路
“体育强国的符号化”是对我国体育事业已取得的成果进行肯定基础上，对其存在问题进行宏观分析与描述，并探讨其发展路径。“符号化的体育强国”是体育事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是对现有体育事业的完善。“符号化体育强国”，必须立足国情，把握大局，形成统筹管理，协调配合，多方共建的局面。符号化的体育强国，“体育体制”是保障，全民健身是重点；体育产业发展是核心。
（一）完善“体育体制”是保障
我国“竞技举国体制”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衍生的产物，在判断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剖析其历史效应时必须站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客观认识。我国“竞技举国体制”在集中全国优势力量，夺取金牌方面功绩显著，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一个高效率的“夺金符号”。在耀眼的金牌背后，政府付出了高昂的成本，高度集中的体制垄断了大部分体育资源，现已不适应于我国符号化体育强国发展的要求，如何在体制上变完全垄断为政府主导下的“完全竞争”，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提高效率，并对诸如新退役运动员走法规化和法制化“体教结合”；解决青少年体质持续降低的现实问题，以政府主导完善体制，并在各区域性发展上协调和均衡发展在“体育体制”上完善具有保障意义。
（二）抓全民健身促健康本我意识是根本
职工体育、农民体育，社区体育、村落体育是切实提高我国体育人口的根本和症结。在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针对国情，由政府代表体育公共利益的主体，加强宏观管理具有迫切性；如：由企业承担职工健康的社会责任；对农民体育活动项目单一，体育组织化程度低、体育消费水平低、尤其对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强度大、闲暇时间不足、无合适的场地器材、不擅长体育活动等瓶颈问题应列入狠抓的重点；对如何以社区体育经营规模、权责利、经济媒介为动力，优化社区体育经营管理也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如何在社区形成多个“内聚化”群体；在城市社区建立“自组织”活动是社区体育社会化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符号化体育强国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三）优化体育产业发展是“抓手”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集聚与辐射效应在全国出现严重不均衡现象。体育用品业主要集聚在我国东部，体育竞赛表演业主要集聚在我国一类大城市，体育中介业发育不全……，体育产业人才匮乏。在动力机制上，如何在政策层面和和实践操作层面上，建立以“点——轴——环”的区域体育产业的发展是我国符号化体育强国的核心，并对体育成为我国新经济增长点，对解决我国人口就业、拉动消费，解决民生等诸多问题具有集聚与辐射效应。鲍明晓提出依托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构建以快速城市圈为基点“三主四从”基本构架颇具代表性和前瞻性。
三、结束语
我国在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动态转变过程中，“体育强国”的符号化标识特征突出，符号化的“体育强国”是我国体育强国动态发展的永恒话题。伴随着我国和谐社会构建日臻完善，体育作为人民健康生活的文化元素，符号化体育强国是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通识符号。北京奥运会后，如何构建普及基础上的体育强国、四大体育形态和谐发展的体育强国；在重视金牌发展方式上超越金牌发展方式，参照发展国家体育强国的国际标准和建设经验，实现新起点和高度上体育事业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肖焕禹，邵雪梅.体育强国内涵的阐释[J].体育科研.2009.30（4）：2-5.
[2] 鲍明晓.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9.23（6）：1-6.
[3] 田麦久.“竞技体育强国”论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11）：1441-1444.
[4] 徐本力.体育强国、竞技体育强国、大众体育强国内涵的诠释与评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24（2）：93-98.
[5] 于永慧.“体育强国”的制度创新——组织改革[J].体育与科学.2010.31（5）：22-25.
[6] 周丽萍，田雨普.“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研究探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3（1）：103-105.
[7] 黎红专，孙德朝.对中国“体育强国”的文化符号学审视[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6）：48-50.
[8] 李荣日.体育产业概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