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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圈的朋友都称启基叫“幺哥”。陈启基这个名字似乎已被人们遗忘，可我自七十年代起就称“启基”，直到现在，时间长了，越老越亲切。“幺哥”大慨是八十年代后才有人这样叫他的吧？
我就读中央美院时，有一次回贵阳，我们在郊外画画，看到启基画的画还不错，我就问启基：“你怎么不去报考美院呢？ ”他回答：“超龄了。”是啊，那时他已经三十多岁了。时代决定了他不能是科班，命运决定了他只能生长在野地。启基命运坎坷，从小失孤，随姐姐长大，生活艰辛，在孤儿的苦难生涯中开始学画，他终于在艺术中找到了心灵的安慰和生活的勇气。启基在他长长的人生道路上始终与艺术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直到现在……
我在中央美院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的几十年中，与启基的接触并不是很多，但是，几乎每年回到贵阳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个电话，相约某日去某个地方走走。这个相约从未间断，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亲切，一样的无所不谈，一样的热爱郊外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志同道合，心心相印。记得有一次在启基家聊天晚了，尽管两家相隔不远，但我还是在启基家住下了，继续谈人生、谈艺术、谈荒山上的野草野果呈现出的种种禅意，直至深夜。
启基像山野里的一棵草、一棵树或是一座山。纯朴自然是他的天性，当艺术不知不觉到来时，就像天上下了一场雨，无喜无忧，自然吸收，不断成长。七十年代他画了许多风景和人物的写生，也进行了一些创作，他在他的油画中向世界询问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上哪里去？（高更语）。生活的沧桑，事业的艰辛，使他的油画蒙上了一层辛酸、忧郁的色彩，而那丰富微妙的色调，稚拙有力的造型又让人感到他内心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他自由地运用着自然的符号：田野中的玉米，河里的鱼虾，裸体少年，沉沉的山坡。微风吹过，画中传来阵阵淳厚、原朴的气味，让人感动得流泪。到了八十年代，启基的艺术逐渐走向多元化，从摄影、烧陶、木雕、再到编织壁挂的创作。王林先生在《“瞬间的真实性”——读陈启基先生摄影作品有感》一文中写道：陈启基先生深谙摄影的本质，他从不用虚假的纪实性迷惑人，即使是对象具体的人像摄影，或是运用道具使之具有舞台性、矫饰感，或者是附着物品使之呈现异样感、荒诞性，或通过绘画处理和拼贴添加以造成残缺、破碎、割裂和分解，其目的无非是要把观者的感受引离对象的真实，导向内心的体验。启基把摄影当作玩，当作生活的一部份，其中也包括他的烧陶、木雕以及和好友章治华一起编织了多年的大型壁挂，类似这些作品都有王林、管郁达、张健健等诸多批评家的评述，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八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回到贵阳，走进启基在市中心的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工作室，里面乱七八糟，到处堆满了编织壁挂用的麻布、各色麻绳、红布黑布、纸张塑料板、园木、煤块，中间还有一个铁炉子和正在编织的壁挂，如战场一般。我顺手拿起一张整开大白纸，中间撕个洞，泼洒了一些颜料，头往里一钻，戴在脖子上，只露出一个头来，启基兴奋，拿出相机开始拍照。就这样，一个长达三年，在室内、过道、屋顶，郊外的行为艺术活动从此拉开了序幕。批评家管郁达曾在文章中评述：“曹力、陈启基、章治华是贵州早期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从1988年开始，曹力、陈启基、章治华在贵阳野外，居室等场所策划实施了长达三年的行为艺术活动“人·生命·信仰”，参加者达数十人。与九十年代以后演变为传媒炒作热点的行为艺术表演不同，“人·生命·信仰”这个事件几乎不曾见诸媒体，故至今尚不为人所知。根据当时留下的一些文件、照片和当事者的回忆大致可以看出，作为贵州早期发生的行为艺术活动，“人·生命·信仰”仍延续了八十年代艺术的终极追问理想与宏大叙事方法，具有很强烈的原始地域表现主义色彩，充满了一种悲壮的、挽歌式的仪式感。”
启基初中还末毕业就辍学了，生活的磨砺竟然让他完成并出版了《我的石阡》一书，这是一部自传性的散文系列，正如《我的石阡》这一书名所示，他主要不是自叙经历，而是随着个人历程，讲述那个时代、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这是一些人的历史，也是一方水土的历史（戴明贤先生语）。从此书中可以感受到启基对“家”有种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在2000年以后，启基收集整理了几十户家庭的历史资料和新老照片，进行了长达近10年的《中国家庭》创作，其作品曾在国内外展出。
近几年，启基又进行了综合材料的实验性创作，他利用泥土、沙子、蓑衣草、煤籽、木节等自然媒材与丙烯等材料的结合，附着于木板或画布上，时而涂抹时而堆集，时而雕刻时而镂空，在泥土、草木、丙烯这些材料的不断重新组合混搭下，赋予着这些无生命的材质以特有的灵性。记得上海月湖美术馆收藏的一幅三联画（360×180cm），就是在灰黄厚重的色调中体现了曾经燃烧过的大地，质朴、粗糙的肌理画面中有着尚未熄灭的枯草、木板和书籍，在厚厚的泥土中隐约呈现着些许的陶片，而在近乎流淌的银灰色和杂草丛中又有卵石、陶钵及草鞋……冥冥中我似乎感觉到在气势磅礴，气氛悲壮的画面下又带有一种祥和与慈悲的禅意。
启基喜欢木，曾经创作过不少抽象的木雕作品，有一次我们去到贵阳郊外的一片大山里，沿着河谷穿行，在小溪边上一户农家的柴火堆里，启基发现了一个圆形松树枝上的木节，启基扛回去略加整理，那个疑似大脑的木雕令我很欢喜，准备收藏，不料却在中央美院画廊的个展中被北京国际艺苑的刘迅先生收藏了。启基有着木的情结，这也许是他从小就上山砍柴，一直生活在荒野大山中的原故吧！在近几年综合材料的创作中他制作了一幅七米多长的折页——一棵老树，宛若一条巨蟒在苍茫的群山中卷曲着、伸展着。弯曲的树干聚集着厚厚的青苔，濛濛的细雨侵蚀着，腐蚀着，即将变为朽木，化为尘土。整个画面悲壮而苍凉，这不就是启基花了两年时间精心制作的自画像吗？这就是他的生命结构和人生历程。
启基是我的老哥子，也是我艺术历程中的同路人，我们会一起将艺术进行到底！
我就读中央美院时，有一次回贵阳，我们在郊外画画，看到启基画的画还不错，我就问启基：“你怎么不去报考美院呢？ ”他回答：“超龄了。”是啊，那时他已经三十多岁了。时代决定了他不能是科班，命运决定了他只能生长在野地。启基命运坎坷，从小失孤，随姐姐长大，生活艰辛，在孤儿的苦难生涯中开始学画，他终于在艺术中找到了心灵的安慰和生活的勇气。启基在他长长的人生道路上始终与艺术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直到现在……
我在中央美院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的几十年中，与启基的接触并不是很多，但是，几乎每年回到贵阳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个电话，相约某日去某个地方走走。这个相约从未间断，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亲切，一样的无所不谈，一样的热爱郊外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志同道合，心心相印。记得有一次在启基家聊天晚了，尽管两家相隔不远，但我还是在启基家住下了，继续谈人生、谈艺术、谈荒山上的野草野果呈现出的种种禅意，直至深夜。
启基像山野里的一棵草、一棵树或是一座山。纯朴自然是他的天性，当艺术不知不觉到来时，就像天上下了一场雨，无喜无忧，自然吸收，不断成长。七十年代他画了许多风景和人物的写生，也进行了一些创作，他在他的油画中向世界询问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上哪里去？（高更语）。生活的沧桑，事业的艰辛，使他的油画蒙上了一层辛酸、忧郁的色彩，而那丰富微妙的色调，稚拙有力的造型又让人感到他内心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他自由地运用着自然的符号：田野中的玉米，河里的鱼虾，裸体少年，沉沉的山坡。微风吹过，画中传来阵阵淳厚、原朴的气味，让人感动得流泪。到了八十年代，启基的艺术逐渐走向多元化，从摄影、烧陶、木雕、再到编织壁挂的创作。王林先生在《“瞬间的真实性”——读陈启基先生摄影作品有感》一文中写道：陈启基先生深谙摄影的本质，他从不用虚假的纪实性迷惑人，即使是对象具体的人像摄影，或是运用道具使之具有舞台性、矫饰感，或者是附着物品使之呈现异样感、荒诞性，或通过绘画处理和拼贴添加以造成残缺、破碎、割裂和分解，其目的无非是要把观者的感受引离对象的真实，导向内心的体验。启基把摄影当作玩，当作生活的一部份，其中也包括他的烧陶、木雕以及和好友章治华一起编织了多年的大型壁挂，类似这些作品都有王林、管郁达、张健健等诸多批评家的评述，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八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回到贵阳，走进启基在市中心的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工作室，里面乱七八糟，到处堆满了编织壁挂用的麻布、各色麻绳、红布黑布、纸张塑料板、园木、煤块，中间还有一个铁炉子和正在编织的壁挂，如战场一般。我顺手拿起一张整开大白纸，中间撕个洞，泼洒了一些颜料，头往里一钻，戴在脖子上，只露出一个头来，启基兴奋，拿出相机开始拍照。就这样，一个长达三年，在室内、过道、屋顶，郊外的行为艺术活动从此拉开了序幕。批评家管郁达曾在文章中评述：“曹力、陈启基、章治华是贵州早期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从1988年开始，曹力、陈启基、章治华在贵阳野外，居室等场所策划实施了长达三年的行为艺术活动“人·生命·信仰”，参加者达数十人。与九十年代以后演变为传媒炒作热点的行为艺术表演不同，“人·生命·信仰”这个事件几乎不曾见诸媒体，故至今尚不为人所知。根据当时留下的一些文件、照片和当事者的回忆大致可以看出，作为贵州早期发生的行为艺术活动，“人·生命·信仰”仍延续了八十年代艺术的终极追问理想与宏大叙事方法，具有很强烈的原始地域表现主义色彩，充满了一种悲壮的、挽歌式的仪式感。”
启基初中还末毕业就辍学了，生活的磨砺竟然让他完成并出版了《我的石阡》一书，这是一部自传性的散文系列，正如《我的石阡》这一书名所示，他主要不是自叙经历，而是随着个人历程，讲述那个时代、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这是一些人的历史，也是一方水土的历史（戴明贤先生语）。从此书中可以感受到启基对“家”有种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在2000年以后，启基收集整理了几十户家庭的历史资料和新老照片，进行了长达近10年的《中国家庭》创作，其作品曾在国内外展出。
近几年，启基又进行了综合材料的实验性创作，他利用泥土、沙子、蓑衣草、煤籽、木节等自然媒材与丙烯等材料的结合，附着于木板或画布上，时而涂抹时而堆集，时而雕刻时而镂空，在泥土、草木、丙烯这些材料的不断重新组合混搭下，赋予着这些无生命的材质以特有的灵性。记得上海月湖美术馆收藏的一幅三联画（360×180cm），就是在灰黄厚重的色调中体现了曾经燃烧过的大地，质朴、粗糙的肌理画面中有着尚未熄灭的枯草、木板和书籍，在厚厚的泥土中隐约呈现着些许的陶片，而在近乎流淌的银灰色和杂草丛中又有卵石、陶钵及草鞋……冥冥中我似乎感觉到在气势磅礴，气氛悲壮的画面下又带有一种祥和与慈悲的禅意。
启基喜欢木，曾经创作过不少抽象的木雕作品，有一次我们去到贵阳郊外的一片大山里，沿着河谷穿行，在小溪边上一户农家的柴火堆里，启基发现了一个圆形松树枝上的木节，启基扛回去略加整理，那个疑似大脑的木雕令我很欢喜，准备收藏，不料却在中央美院画廊的个展中被北京国际艺苑的刘迅先生收藏了。启基有着木的情结，这也许是他从小就上山砍柴，一直生活在荒野大山中的原故吧！在近几年综合材料的创作中他制作了一幅七米多长的折页——一棵老树，宛若一条巨蟒在苍茫的群山中卷曲着、伸展着。弯曲的树干聚集着厚厚的青苔，濛濛的细雨侵蚀着，腐蚀着，即将变为朽木，化为尘土。整个画面悲壮而苍凉，这不就是启基花了两年时间精心制作的自画像吗？这就是他的生命结构和人生历程。
启基是我的老哥子，也是我艺术历程中的同路人，我们会一起将艺术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