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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概念早已有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思想家唐·塔普斯科就出版了一本叫做《数字经济》的著作。随着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等著作的出版和畅销，数字经济理念在全世界流行开来。有学者告诉《经济》记者，实际上，从电脑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数字经济就已经开始了，但程度较浅，“就像爬山，你走了几个台阶，发现前面还有一百阶，但这些都是台阶”。如今，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数字经济，究其本源，还是因为它对各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影响。
互联网的普及，吸引大量资金进入本行业。美国政府也曾不断宣传以“数字经济”为特征的经济神话。1990年至2000年，该国信息产业平均增长率高达6.47%，为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2倍。这一时期，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纳斯达克股指一度疯狂上涨到5000多点。
2001年，纳斯达克股指跌到1000多点，很多互联网公司倒闭。“数字经济到底有没有提高生产率、互联网经济是不是泡沫”成为海内外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当时，中国有些学者就此指出，中国尚处于工业化时期，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以此为背景，我国的数字经济和信息化推进速度也有所下降。
2004年，美国公司Facebook（脸谱）成立，数年后，其市值就超过谷歌（Google）。紧接着，云计算、物联网进入人们的视野，再次将数字经济推向顶峰。2004年至2007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约为5%，成为近30年来增长最快且最平稳的时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海啸席卷各地，但苹果（Apple）、脸谱、谷歌、微软、亚马逊等数字经济领域的重点公司基本没受影响，中国的BAT（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亦如此，为经济稳定增长做出了贡献。
“为什么上述这些公司可以幸免于难？因为数据或者说大数据领域，不存在泡沫。也可以说，你很难在数字经济领域吹起来泡沫，因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就是大数据，大数据就是不计其数的数据，很容易明白。我们常说数字经济基本包括四部分，即ABCD。A代表AI，即人工智能；B代表Blockchain，也就是区块链；C代表Cloud，即云计算；D代表Data，就是大数据。D是最核心的，其他都是以此为基础衍生出来的。”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九次方大数据创始人王叁寿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被视为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红利耗尽的结果。有观点认为，这以后的10年到20年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将低于过去的20年。因此，各地区、各国家更希望尋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动力。数字经济为人们带来了希望，全球各国不约而同地将大数据及其衍生领域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
“在国外，有这样一种说法，即经济领域的数字化每提高10%，人均GDP可以增长0.5%-6.02%，明示数字经济对一个国家GDP贡献之大。‘数字经济’的提法在中国还是比较晚的，以前我们叫‘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2017年3月份，政府工作报告才正式把‘数字经济’的概念写出来。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27.2万亿元，占GDP的32.95%，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55%。”西安邮电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苏锦旗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分析。
即使在2016年，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也已约50%。该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排在全球首位，超过10万亿美元，占GDP比重58%还多。同时期，我国数字经济总量为22.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0.3%，比2015年提高2.8个百分点，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显然，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为什么数字经济能够如此明显地带动经济增长？这还要从工业革命说起。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分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期。两次被全球公认的工业革命，不仅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工业急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手工劳动被机器代替，工业布局逐渐形成。
之所以有上述改变，是因为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些东西。
它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以工厂取代工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它还促进了商品流通，为海外市场的开拓和全球性的交通运输网络提供可能。
“工业革命最根本性的改变就是让机器帮人干活，改变的是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工具。对于生产力要素的分析和理论很多，简而言之，即人、财、物，物就是劳动工具，人就是劳动力，财就是资本或者说资金。与工业革命比较，数字经济或数字革命，它不是改变了哪一个生产力要素，而是增加了一个数据。作为新的生产力要素，数据不仅使得传统的要素更加优化，同时也从整体上提高了生产率。这是它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四川省大数据发展研究会专委会主任赵勇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他指出，作为新的生产力要素，“数据”的出现是“增加关系”而非“取代关系”，因而成为行业变革的根本性力量。
北邮在线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博士后导师陈晓华则告诉《经济》记者，数字经济就是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是数据信息在网络中流行而产生的一种经济活动。按照这种理解，数字革命又有不同于工业革命的地方。
“信息技术使经济结构得以优化，并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数字经济已成为近年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与工业革命不同，数字经济突破了国家、地区和时间的界限，使人们的信息传输、经济往来可以在更小的时间跨度上进行，也使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接近实时速度的收集、处理和应用，使得信息消化节奏大大加快。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工业革命是边际效益的递减；而数字经济，由于其长尾特点，它可以实现边际效益递增。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能有效杜绝传统工业生产对有形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避免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危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陈晓华如此强调。
1996年至2014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高达23.79%，远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速。数字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在中国，尽管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网民众多、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等多方面优势，劣势依然非常明显。
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是人均信息消费水平。我国尚处于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年人均信息消费在300美元左右，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按照《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的要求，到2020年，上述数字增长到700美元。任务依然艰巨。
赵勇指出，中国对数字经济和大数据的推广，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然而国家公务员既非技术人员也非专业领域学者，对大数据没有系统的学习和了解。“如果这些人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存在偏差，那这些人制定的有关数字经济的政策，是否能够杜绝错误与偏差呢？另外，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不存在详细的技术架构或者产业架构，没有一份统一的说明，大家都在分别探索、试错，各搞各的，很容易出现问题。”
以区块链为例，很少有人可以将区块链解释清楚，但从普通大众到业内精英，大家都将区块链作为讨论焦点，一哄而上。一些不法分子浑水摸鱼，甚至做起了区块链的传销网。赵勇认为，这些都与国家层面的政策不清有关系。
我国地域广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逐渐缩小，但差距依然明显。不同行业对信息技术应用的程度也大有不同，人才与技能的匮乏、对技术投资偏低，是很多企业面临的难题。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大数据处理中心主任林辉还告诉《经济》记者，公众需要认识到以下事实：高程度的智能化或者深度发展的数字经济，实际上是“逼出来”的。
“智能和机器的强项在于执行，而非思考和心理活动。但是，随着积累，数据越来越多，我们的音频、图片和视频，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怎么处理？最终只能交给智能来做，因为面对这样的浪潮，人类的力量比较有限。我们需要智能化的手段帮我们清洁并整理数据，然后我们才可以使用他们。如果人类没能及时发明足够高智能的手段，我们就很容易被数据浪潮淹没。甚至可以说，在数字经济时代，人类其实是被大数据追赶着前进的。我们想要去这样做，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林辉说。
数字经济”的概念早已有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思想家唐·塔普斯科就出版了一本叫做《数字经济》的著作。随着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等著作的出版和畅销，数字经济理念在全世界流行开来。有学者告诉《经济》记者，实际上，从电脑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数字经济就已经开始了，但程度较浅，“就像爬山，你走了几个台阶，发现前面还有一百阶，但这些都是台阶”。如今，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数字经济，究其本源，还是因为它对各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影响。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互联网的普及，吸引大量资金进入本行业。美国政府也曾不断宣传以“数字经济”为特征的经济神话。1990年至2000年，该国信息产业平均增长率高达6.47%，为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2倍。这一时期，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纳斯达克股指一度疯狂上涨到5000多点。
2001年，纳斯达克股指跌到1000多点，很多互联网公司倒闭。“数字经济到底有没有提高生产率、互联网经济是不是泡沫”成为海内外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当时，中国有些学者就此指出，中国尚处于工业化时期，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以此为背景，我国的数字经济和信息化推进速度也有所下降。
2004年，美国公司Facebook（脸谱）成立，数年后，其市值就超过谷歌（Google）。紧接着，云计算、物联网进入人们的视野，再次将数字经济推向顶峰。2004年至2007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约为5%，成为近30年来增长最快且最平稳的时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海啸席卷各地，但苹果（Apple）、脸谱、谷歌、微软、亚马逊等数字经济领域的重点公司基本没受影响，中国的BAT（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亦如此，为经济稳定增长做出了贡献。
“为什么上述这些公司可以幸免于难？因为数据或者说大数据领域，不存在泡沫。也可以说，你很难在数字经济领域吹起来泡沫，因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就是大数据，大数据就是不计其数的数据，很容易明白。我们常说数字经济基本包括四部分，即ABCD。A代表AI，即人工智能；B代表Blockchain，也就是区块链；C代表Cloud，即云计算；D代表Data，就是大数据。D是最核心的，其他都是以此为基础衍生出来的。”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九次方大数据创始人王叁寿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被视为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红利耗尽的结果。有观点认为，这以后的10年到20年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将低于过去的20年。因此，各地区、各国家更希望尋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动力。数字经济为人们带来了希望，全球各国不约而同地将大数据及其衍生领域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
“在国外，有这样一种说法，即经济领域的数字化每提高10%，人均GDP可以增长0.5%-6.02%，明示数字经济对一个国家GDP贡献之大。‘数字经济’的提法在中国还是比较晚的，以前我们叫‘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2017年3月份，政府工作报告才正式把‘数字经济’的概念写出来。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27.2万亿元，占GDP的32.95%，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55%。”西安邮电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苏锦旗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分析。
即使在2016年，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也已约50%。该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排在全球首位，超过10万亿美元，占GDP比重58%还多。同时期，我国数字经济总量为22.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0.3%，比2015年提高2.8个百分点，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显然，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数据”是新的生产力要素
为什么数字经济能够如此明显地带动经济增长？这还要从工业革命说起。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分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期。两次被全球公认的工业革命，不仅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工业急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手工劳动被机器代替，工业布局逐渐形成。
之所以有上述改变，是因为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些东西。
它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以工厂取代工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它还促进了商品流通，为海外市场的开拓和全球性的交通运输网络提供可能。
“工业革命最根本性的改变就是让机器帮人干活，改变的是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工具。对于生产力要素的分析和理论很多，简而言之，即人、财、物，物就是劳动工具，人就是劳动力，财就是资本或者说资金。与工业革命比较，数字经济或数字革命，它不是改变了哪一个生产力要素，而是增加了一个数据。作为新的生产力要素，数据不仅使得传统的要素更加优化，同时也从整体上提高了生产率。这是它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四川省大数据发展研究会专委会主任赵勇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他指出，作为新的生产力要素，“数据”的出现是“增加关系”而非“取代关系”，因而成为行业变革的根本性力量。
北邮在线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博士后导师陈晓华则告诉《经济》记者，数字经济就是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是数据信息在网络中流行而产生的一种经济活动。按照这种理解，数字革命又有不同于工业革命的地方。
“信息技术使经济结构得以优化，并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数字经济已成为近年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与工业革命不同，数字经济突破了国家、地区和时间的界限，使人们的信息传输、经济往来可以在更小的时间跨度上进行，也使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接近实时速度的收集、处理和应用，使得信息消化节奏大大加快。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工业革命是边际效益的递减；而数字经济，由于其长尾特点，它可以实现边际效益递增。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能有效杜绝传统工业生产对有形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避免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危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陈晓华如此强调。
如何突破瓶颈
1996年至2014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高达23.79%，远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速。数字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在中国，尽管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网民众多、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等多方面优势，劣势依然非常明显。
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是人均信息消费水平。我国尚处于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年人均信息消费在300美元左右，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按照《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的要求，到2020年，上述数字增长到700美元。任务依然艰巨。
赵勇指出，中国对数字经济和大数据的推广，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然而国家公务员既非技术人员也非专业领域学者，对大数据没有系统的学习和了解。“如果这些人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存在偏差，那这些人制定的有关数字经济的政策，是否能够杜绝错误与偏差呢？另外，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不存在详细的技术架构或者产业架构，没有一份统一的说明，大家都在分别探索、试错，各搞各的，很容易出现问题。”
以区块链为例，很少有人可以将区块链解释清楚，但从普通大众到业内精英，大家都将区块链作为讨论焦点，一哄而上。一些不法分子浑水摸鱼，甚至做起了区块链的传销网。赵勇认为，这些都与国家层面的政策不清有关系。
我国地域广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逐渐缩小，但差距依然明显。不同行业对信息技术应用的程度也大有不同，人才与技能的匮乏、对技术投资偏低，是很多企业面临的难题。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大数据处理中心主任林辉还告诉《经济》记者，公众需要认识到以下事实：高程度的智能化或者深度发展的数字经济，实际上是“逼出来”的。
“智能和机器的强项在于执行，而非思考和心理活动。但是，随着积累，数据越来越多，我们的音频、图片和视频，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怎么处理？最终只能交给智能来做，因为面对这样的浪潮，人类的力量比较有限。我们需要智能化的手段帮我们清洁并整理数据，然后我们才可以使用他们。如果人类没能及时发明足够高智能的手段，我们就很容易被数据浪潮淹没。甚至可以说，在数字经济时代，人类其实是被大数据追赶着前进的。我们想要去这样做，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林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