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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外交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也面临不断袭来的问题。只有求变求新才能摆脱困境,取得更大突破。
中国外交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实力与中国试图推进的和谐世界目标之间仍有巨大的差距。中国外交有一个宏大的目标,但力不能及,中国希望和谐世界的实现,但前路漫漫。
首先,中国外交受制于国家发展水平,受制于中国发展的历史局限性。中国还处于现代化初期,而世界的一些其他地区已步入后现代社会,我们的思维仍受限于发展局限的问题,因而也面临如何超越时代局限性的难题。这是我们迟迟走不出借鉴而难以实现创新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国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但从发展水平而言,还是现代化初期。同时我们也未能避免现代化发展初期的一些发展困境,比如竞争带来的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分化、高成本的发展代价、法制不健全、公民意识淡漠、国际意识不成熟等。从走向强国的道路而言,我们试图探索一条新路,但我们在理论上的探索主要的办法是排除法和逆向思维法,即从别国人的经验或理论中找到一些不适合中国的东西,但真正适合我们的东西还发展不足,或缺乏验证。
其次,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模仿和学习阶段还未完成,同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还没有充分展开,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之多远非短期内能够解决,比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自身努力,也离不开需要国际合作,但归根到底还需要自身发展壮大。我们求诸于国际贸易,又面临金融危机之下越来越强的保护主义。同时,外部环境又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这就是中国面临的现实。中国需要责任意识,但责任意识不能等同于强国意识。需要牢牢记取的是,中国只是一个刚刚解决了基本生活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万万不能把基本的生活水平视为现代化的发展标准。
再次,从外交上而言,中国也受制于周边安全的忧患。历史上,大国发展总是与周边国家的被殖民或弱化联在一起,两个大国很难并行发展。
最后,中国还受制于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和越来越多的人类共同危机,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安全与威胁交织在一起;中国还受制于一些发达国家和主导国家对中国发展的遏制与防范。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防范使得中国对于和平的渴求和对于合作深度的愿望还无法得到根本实现。同时中国对于世界的理解也不够,希望世界对中国的正确认识与评价也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有一个现实的冷静的心态:即让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伴随着中国不断发展的进程而加深。
今后的中国外交在较长时间仍要围绕一个“困”字做文章:脱困、解困、避困、济困。解决一个“困”字,突出一个“新”字,体现一个“信”字,强调一个“义”字,注重一个“情”字。这就是中国外交的精髓。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领导者或地区领导者,这不仅仅取决于意愿,更取决于发展状况。历史上,还未出现过一个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国家能够领导比它更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必须冷静面对自身国家定位,清楚地看到自身差距,只有这样才能进步,否则不是固步自封就是妄自尊大。
中国不会重复帝国式发展道路
中国是否将重复世界历史上昔日帝国的老路?中国能否成为未来世界的中心,恢复昔日帝国的荣光?
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来解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展必然与现有体制相冲突,必须引发权力转移和权力更迭,引发大国政治的悲剧或国家政治的悲剧。而从国际政治的合作观来看,新兴国家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权力关系的转变或转移,并不意味着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发挥主导作用,而是意味着国际社会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南北发展差距,使更多的国家能够有机会缩短与发展中国家的距离,使现有秩序更趋合理。
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几百年来的战争观已经改变,战争无胜负只有两败俱伤,这也是自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国政治总体稳定的原因之一。同时,靠战争引发的大范围的权力更迭和权力转移也已经很难出现,权力政治的荒谬性正在被重新认识。
由此,以全新的思路来看待国际社会的变迁,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些新的观点来。
首先,实力的相对性愈发明显。力量具有相对性,在相互比较中出现消长,例如,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整体实力并未下降,某些方面的能力反之还有上升,但美国遭遇的反制力也得到上升,美国不得不应付来自各方的挑战。在一定意义上,不是美国衰落了,而是世界其他力量更强大了,不是美国没有发展,而是其他国家上升的速度,比美国发展的速度要快。
其次,国际体制更加稳定,国家的变化影响国际体系的作用在下降。单一国家改变秩序的能力在下降。无论是美国衰落还是中国崛起,其意义均不能与以往时代相提并论,它们各自对于国际社会的作用都在缩小。制度本身的制约、核恐怖平衡的客观制约、被多数国家接受的社会价值观念和制度的拓展、联盟网络的扩大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着或制约着单个国家的作用或兴衰的外溢后果。从整体上看,国家力量的消长对于国际体系的作用大不如前。
第三,均势平衡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核竞赛带来了军备平衡,这种平衡可能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作用,但这种平衡始终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冷战的状态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也是一个平衡的体系,但却是一个非进化的体系。而冷战后是一个开放的非平衡状态体系,可能更加无序却是进化的体系。由于受权力政治的影响确实比较大,人们总是想到用力量制约的方式来限制对方,或者是力量平衡的方式来维持稳定。而实际上非平衡态也不总是不利的,有时候平衡虽然有利于稳定,但不见得有利于发展,未来世界的非平衡态也未必是不好的。
因此,我们不应过分执迷于国家兴衰,更不能以别国的衰为代价来促进自己的兴。在当前的世界,或许一些人在理论上接受“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实践中却试图背道而驰。实际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人类面临的现实,也是国家间面临的现实,随着人类共同挑战的增多,人类对这一认识的深度也会不断增强。
在研究国际政治时,不能孤立地分析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而必须将其置于国际政治这一整体框架之中,否则就会陷入部分至上的误区。同样,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时仅仅依据于一国内政的需要,也会由于整体观的缺失而出现政策或战略的失误。国家如果与外界社会割裂,也就不再是国际体系中的有机组成成员和有效成员了。体系外国家与体系内国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体系外国家可能会谋求乱中取胜。
在全球性问题增多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国家间的合作已经难以实现,而应该更多借助于更高级的国际组织。从人类社会这一整体来看,国家凝聚力之外的全球凝聚力将决定人类命运的未来。看待未来的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人类的凝聚力而非仅仅是国家凝聚力的强化,仅有国家凝聚力是远远不够的。
未来的中国要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要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就不能再走以前帝国的发展路子。以往的大国外交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寻求均势平衡。中国外交这些年以不结盟对结盟,不追求力量平衡,不树敌,实行全方位外交,反而对世界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今世界上,中国还很落后,中国远不能去做那种扭转乾坤之想。即使中国真正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其影响世界的能力和方式也必然与历史上的强盛大国不同。中国要做新型的大国,必然在这一方面做出更多的探索。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未来世界的大国发展目标只能是一个新型的大国。
未来的中国外交要重大局谋长远
在当今动荡变幻的世界里,我们要坚持谋合作之局,发展之局,共赢之局,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新型的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强国和大国。为此,我们需要有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性思考,对国际事务进行重新梳理。
首先,要从事务普遍联系和互相影响的高度看问题。事务是相互联系的,但并不是简单地联系在一起,而是复杂联系。小问题可能会引发大后果,旧的问题解决的过程本身就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一些专家希望通过生物燃料来解决石油危机问题,而这一作法目前并没有带来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反而引发了粮食价格上升。粮食危机又带来与粮食生产相关的磷的短缺,传统的水资源问题也变得更为严重起来。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系统观来加以解决。
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有两大因素直接制约着国际社会发展。一是生存性因素,二是发展性因素。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过多强调发展性因素,生存性因素(能源、水、生存空间、粮食问题、环境污染)一度置于非主导地位。生存性因素与发展性因素的脱节带来了发展的失衡,也制约了发展本身。
同时,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迁来看,必须充分考虑互动效应的影响,一方面全球化、国际化、地区化平行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聚合与裂变也在同步进行。组合的过程中又带来新的分化或人为隔离。从国家到非国家,从分裂到聚合,从独立到主导所有这些因素均处于复杂互动之中。
其次,注重整体思维和全局思维,要学会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既为国,也为“非国”,附属于国际体系的整体。在当今时代,有些问题的解决涉及多数国家涉及许多领域,必须以系统整体观才能加以解决,必须突破学科界限,强调学科综合。近几年全球治理趋势的发展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能源、环境、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等问题的解决必须有赖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合作。
从当前的国际格局来看,在国家层面,应该说处于非平衡的无序状态,国际社会无一国有绝对影响力和绝对权威;但另一方面整体性组织性也在加强,即国家间沟通能力增强,大国间普遍增强了协调能力,国际组织的约束力增大。世界上多数国家达成的共识是:整体好,各国均受益。应该努力设法维护整体,维护好国际社会的总体稳定。
第三,认清世界的发展趋势,推动世界的进化。系统思维给我们最为重要的一个启示即是:我们要看清世界的趋势,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方向性错误,跑得越快,错误越深。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分为演化与进化,进化是积极的向上的发展,而演化就比较复杂,可能是进化也可能带来退化。全球化的进程是不可逆的,人类进化的过程虽然始终伴随着反全球化或全球化减速的可能,但其发展趋势是难以阻挡的。
看待国际关系,不仅要看权力,而要看行为体性质和类型的变化,不同的行为体的政策取向是不一样的;不仅要看到国家关系的双边互动,还要看到国家关系多边化的互动影响,恩格斯讲合力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这种合力论的思想必须得到进一步强调,因为这个世界的联系性已经空前加强。系统观要求我们对确定与不确定、整体与局部、有序与无序、进化与演化等关系有一个总体的宏观的把握,认识到对立事务甚至是相互排斥的事务之间的相关性和联系性。
对于国际关系复杂性的认识,我们可以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给予总结:涉及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时,我们讲“牵一发动全身”和“见微知著”;在涉及事务变化时,可以用“瞬息万变”,但同时也讲“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系统性。
未来的中国外交应注重开放与超越
中国外交若无系统思维,则很难有影响长远的战略。自近代以来,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像马尔萨斯那样的能够对人类未来有预见力的学者。在新的世纪里,如果中国对自身和人类所可能面临的问题严重性缺乏充分的超前的认识,我们将再次错失良机。
中国需要促成世界改变分割的想法。中国自身也应改变局部划分的观念。区域化与全球化是违背的,区域化可能阻止全球化,区域化可能成为扩大的国家化,而全球化是重整体轻局部的。中国应率先谋划限制国家权力强化国家合作的举措,应将关注点更多投入到人类共同问题及中国所能发挥作用上,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国问题。坚持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性,而不是追求国家利益绝对化。中国要想发挥更大作用,尽更大责任,推动和谐世界发展,必须更多从国际体系层面思考问题,而不能仅仅囿于一国视野,应更多从全球体系层面思考问题,而不是停留于国家体系——中国缺乏全球视野的研究也与此相关。只有推进全球体系迈向新的阶段才能有利于人类也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应借全球化之势,顺应和赶超时代趋势。中国应面向未来,志存高远,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应通过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来扩大影响力。
在强调全球利益时,不能忘记国家利益,要避免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问题,使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可以共同得到发展。
中国要有放眼未来的视野,只有超越极化观点,在地区内讲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重全球化才能持时代之先、用后发优势、谋长远之未来。西方当前的困境是其思维局限性所致,西方社会仍然拒绝从整体看问题。中国如果能够用整体观念看待世界上发生的问题,并据此制定对外战略,将首先能够取观念之先。
国际秩序与中国密切相关,中国的整体观必须随之强化。不要去设想以中国模式引领世界。中国的发展是体系内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体系发展的组成部分,不会对现有体系造成根本影响。同时中国模式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那些与系统整体不相适应的政策。
中国外交不能只关注双边或者是多边,不能只关注一两个国家的动态,而要关注整个体系的运行,不能仅仅关注某个国家阶段性的表现,而要关注其在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持续性。国际关系演变过程中的新因素尤其是中国因素不容忽略。我们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当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呈现,一个百年前被欺侮的国家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劝诫行事而取得进步。中国与西方的碰撞绝非简单的碰撞,而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必须从复杂的系统理论加以把握。对于社会系统而言,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中国不可能游移于冲突之外,关键是应对之策。这种冲突与战争无关,可能更多是观念世界的产物,但绝不可轻视,因为它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危机导致世界贸易或世界经济整体有序的丧失,这将可能是一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冲突。在这一发展进程和变革之中,中国的天下观、和谐观以及东方的协作、自律、整体观念将重新焕发生命力,推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
对整体趋势即全球化趋势的认识和把握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对此必须特别注意两点:首先,不能过分迷信某个规律或永恒的定律,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模式或原理来解释或预测现实和未来。其次,要注意政策的渐进性。理智或比较成熟的政策都是避免激进的,这对于维持内政和外交的平衡至关重要。稳健、均衡、不断适应变化的政策才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风险和不确定性。
世界正处于缓慢的嬗变之中,中国应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扩大影响力;应更多从全球体系层面思考问题,而不是停留于国家体系。只有推进全球体系迈向新的阶段才能有利于人类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改革已经经过了30年的学习借鉴,未来30年必然会有所突破创新。未来的中国外交必须坚持相对主义,反对绝对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单一化。中国外交在立意上将会更为高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地区主义,走向全球主义。
总之,未来的中国外交应该强调:1、整体论。不讲以西统东,还是以东统西,消除东西人为的樊篱。2、溶入论。强调联系性和相关性。3、和而不同。主张多元化发展。4、有机论。国际因素影响不可回避,也无法分割,这是开放进程的一部分。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娟娟)
中国外交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实力与中国试图推进的和谐世界目标之间仍有巨大的差距。中国外交有一个宏大的目标,但力不能及,中国希望和谐世界的实现,但前路漫漫。
首先,中国外交受制于国家发展水平,受制于中国发展的历史局限性。中国还处于现代化初期,而世界的一些其他地区已步入后现代社会,我们的思维仍受限于发展局限的问题,因而也面临如何超越时代局限性的难题。这是我们迟迟走不出借鉴而难以实现创新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国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但从发展水平而言,还是现代化初期。同时我们也未能避免现代化发展初期的一些发展困境,比如竞争带来的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分化、高成本的发展代价、法制不健全、公民意识淡漠、国际意识不成熟等。从走向强国的道路而言,我们试图探索一条新路,但我们在理论上的探索主要的办法是排除法和逆向思维法,即从别国人的经验或理论中找到一些不适合中国的东西,但真正适合我们的东西还发展不足,或缺乏验证。
其次,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模仿和学习阶段还未完成,同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还没有充分展开,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之多远非短期内能够解决,比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自身努力,也离不开需要国际合作,但归根到底还需要自身发展壮大。我们求诸于国际贸易,又面临金融危机之下越来越强的保护主义。同时,外部环境又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这就是中国面临的现实。中国需要责任意识,但责任意识不能等同于强国意识。需要牢牢记取的是,中国只是一个刚刚解决了基本生活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万万不能把基本的生活水平视为现代化的发展标准。
再次,从外交上而言,中国也受制于周边安全的忧患。历史上,大国发展总是与周边国家的被殖民或弱化联在一起,两个大国很难并行发展。
最后,中国还受制于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和越来越多的人类共同危机,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安全与威胁交织在一起;中国还受制于一些发达国家和主导国家对中国发展的遏制与防范。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防范使得中国对于和平的渴求和对于合作深度的愿望还无法得到根本实现。同时中国对于世界的理解也不够,希望世界对中国的正确认识与评价也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有一个现实的冷静的心态:即让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伴随着中国不断发展的进程而加深。
今后的中国外交在较长时间仍要围绕一个“困”字做文章:脱困、解困、避困、济困。解决一个“困”字,突出一个“新”字,体现一个“信”字,强调一个“义”字,注重一个“情”字。这就是中国外交的精髓。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领导者或地区领导者,这不仅仅取决于意愿,更取决于发展状况。历史上,还未出现过一个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国家能够领导比它更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必须冷静面对自身国家定位,清楚地看到自身差距,只有这样才能进步,否则不是固步自封就是妄自尊大。
中国不会重复帝国式发展道路
中国是否将重复世界历史上昔日帝国的老路?中国能否成为未来世界的中心,恢复昔日帝国的荣光?
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来解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展必然与现有体制相冲突,必须引发权力转移和权力更迭,引发大国政治的悲剧或国家政治的悲剧。而从国际政治的合作观来看,新兴国家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权力关系的转变或转移,并不意味着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发挥主导作用,而是意味着国际社会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南北发展差距,使更多的国家能够有机会缩短与发展中国家的距离,使现有秩序更趋合理。
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几百年来的战争观已经改变,战争无胜负只有两败俱伤,这也是自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国政治总体稳定的原因之一。同时,靠战争引发的大范围的权力更迭和权力转移也已经很难出现,权力政治的荒谬性正在被重新认识。
由此,以全新的思路来看待国际社会的变迁,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些新的观点来。
首先,实力的相对性愈发明显。力量具有相对性,在相互比较中出现消长,例如,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整体实力并未下降,某些方面的能力反之还有上升,但美国遭遇的反制力也得到上升,美国不得不应付来自各方的挑战。在一定意义上,不是美国衰落了,而是世界其他力量更强大了,不是美国没有发展,而是其他国家上升的速度,比美国发展的速度要快。
其次,国际体制更加稳定,国家的变化影响国际体系的作用在下降。单一国家改变秩序的能力在下降。无论是美国衰落还是中国崛起,其意义均不能与以往时代相提并论,它们各自对于国际社会的作用都在缩小。制度本身的制约、核恐怖平衡的客观制约、被多数国家接受的社会价值观念和制度的拓展、联盟网络的扩大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着或制约着单个国家的作用或兴衰的外溢后果。从整体上看,国家力量的消长对于国际体系的作用大不如前。
第三,均势平衡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核竞赛带来了军备平衡,这种平衡可能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作用,但这种平衡始终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冷战的状态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也是一个平衡的体系,但却是一个非进化的体系。而冷战后是一个开放的非平衡状态体系,可能更加无序却是进化的体系。由于受权力政治的影响确实比较大,人们总是想到用力量制约的方式来限制对方,或者是力量平衡的方式来维持稳定。而实际上非平衡态也不总是不利的,有时候平衡虽然有利于稳定,但不见得有利于发展,未来世界的非平衡态也未必是不好的。
因此,我们不应过分执迷于国家兴衰,更不能以别国的衰为代价来促进自己的兴。在当前的世界,或许一些人在理论上接受“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实践中却试图背道而驰。实际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人类面临的现实,也是国家间面临的现实,随着人类共同挑战的增多,人类对这一认识的深度也会不断增强。
在研究国际政治时,不能孤立地分析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而必须将其置于国际政治这一整体框架之中,否则就会陷入部分至上的误区。同样,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时仅仅依据于一国内政的需要,也会由于整体观的缺失而出现政策或战略的失误。国家如果与外界社会割裂,也就不再是国际体系中的有机组成成员和有效成员了。体系外国家与体系内国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体系外国家可能会谋求乱中取胜。
在全球性问题增多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国家间的合作已经难以实现,而应该更多借助于更高级的国际组织。从人类社会这一整体来看,国家凝聚力之外的全球凝聚力将决定人类命运的未来。看待未来的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人类的凝聚力而非仅仅是国家凝聚力的强化,仅有国家凝聚力是远远不够的。
未来的中国要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要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就不能再走以前帝国的发展路子。以往的大国外交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寻求均势平衡。中国外交这些年以不结盟对结盟,不追求力量平衡,不树敌,实行全方位外交,反而对世界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今世界上,中国还很落后,中国远不能去做那种扭转乾坤之想。即使中国真正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其影响世界的能力和方式也必然与历史上的强盛大国不同。中国要做新型的大国,必然在这一方面做出更多的探索。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未来世界的大国发展目标只能是一个新型的大国。
未来的中国外交要重大局谋长远
在当今动荡变幻的世界里,我们要坚持谋合作之局,发展之局,共赢之局,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新型的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强国和大国。为此,我们需要有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性思考,对国际事务进行重新梳理。
首先,要从事务普遍联系和互相影响的高度看问题。事务是相互联系的,但并不是简单地联系在一起,而是复杂联系。小问题可能会引发大后果,旧的问题解决的过程本身就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一些专家希望通过生物燃料来解决石油危机问题,而这一作法目前并没有带来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反而引发了粮食价格上升。粮食危机又带来与粮食生产相关的磷的短缺,传统的水资源问题也变得更为严重起来。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系统观来加以解决。
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有两大因素直接制约着国际社会发展。一是生存性因素,二是发展性因素。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过多强调发展性因素,生存性因素(能源、水、生存空间、粮食问题、环境污染)一度置于非主导地位。生存性因素与发展性因素的脱节带来了发展的失衡,也制约了发展本身。
同时,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迁来看,必须充分考虑互动效应的影响,一方面全球化、国际化、地区化平行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聚合与裂变也在同步进行。组合的过程中又带来新的分化或人为隔离。从国家到非国家,从分裂到聚合,从独立到主导所有这些因素均处于复杂互动之中。
其次,注重整体思维和全局思维,要学会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既为国,也为“非国”,附属于国际体系的整体。在当今时代,有些问题的解决涉及多数国家涉及许多领域,必须以系统整体观才能加以解决,必须突破学科界限,强调学科综合。近几年全球治理趋势的发展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能源、环境、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等问题的解决必须有赖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合作。
从当前的国际格局来看,在国家层面,应该说处于非平衡的无序状态,国际社会无一国有绝对影响力和绝对权威;但另一方面整体性组织性也在加强,即国家间沟通能力增强,大国间普遍增强了协调能力,国际组织的约束力增大。世界上多数国家达成的共识是:整体好,各国均受益。应该努力设法维护整体,维护好国际社会的总体稳定。
第三,认清世界的发展趋势,推动世界的进化。系统思维给我们最为重要的一个启示即是:我们要看清世界的趋势,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方向性错误,跑得越快,错误越深。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分为演化与进化,进化是积极的向上的发展,而演化就比较复杂,可能是进化也可能带来退化。全球化的进程是不可逆的,人类进化的过程虽然始终伴随着反全球化或全球化减速的可能,但其发展趋势是难以阻挡的。
看待国际关系,不仅要看权力,而要看行为体性质和类型的变化,不同的行为体的政策取向是不一样的;不仅要看到国家关系的双边互动,还要看到国家关系多边化的互动影响,恩格斯讲合力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这种合力论的思想必须得到进一步强调,因为这个世界的联系性已经空前加强。系统观要求我们对确定与不确定、整体与局部、有序与无序、进化与演化等关系有一个总体的宏观的把握,认识到对立事务甚至是相互排斥的事务之间的相关性和联系性。
对于国际关系复杂性的认识,我们可以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给予总结:涉及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时,我们讲“牵一发动全身”和“见微知著”;在涉及事务变化时,可以用“瞬息万变”,但同时也讲“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系统性。
未来的中国外交应注重开放与超越
中国外交若无系统思维,则很难有影响长远的战略。自近代以来,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像马尔萨斯那样的能够对人类未来有预见力的学者。在新的世纪里,如果中国对自身和人类所可能面临的问题严重性缺乏充分的超前的认识,我们将再次错失良机。
中国需要促成世界改变分割的想法。中国自身也应改变局部划分的观念。区域化与全球化是违背的,区域化可能阻止全球化,区域化可能成为扩大的国家化,而全球化是重整体轻局部的。中国应率先谋划限制国家权力强化国家合作的举措,应将关注点更多投入到人类共同问题及中国所能发挥作用上,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国问题。坚持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性,而不是追求国家利益绝对化。中国要想发挥更大作用,尽更大责任,推动和谐世界发展,必须更多从国际体系层面思考问题,而不能仅仅囿于一国视野,应更多从全球体系层面思考问题,而不是停留于国家体系——中国缺乏全球视野的研究也与此相关。只有推进全球体系迈向新的阶段才能有利于人类也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应借全球化之势,顺应和赶超时代趋势。中国应面向未来,志存高远,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应通过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来扩大影响力。
在强调全球利益时,不能忘记国家利益,要避免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问题,使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可以共同得到发展。
中国要有放眼未来的视野,只有超越极化观点,在地区内讲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重全球化才能持时代之先、用后发优势、谋长远之未来。西方当前的困境是其思维局限性所致,西方社会仍然拒绝从整体看问题。中国如果能够用整体观念看待世界上发生的问题,并据此制定对外战略,将首先能够取观念之先。
国际秩序与中国密切相关,中国的整体观必须随之强化。不要去设想以中国模式引领世界。中国的发展是体系内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体系发展的组成部分,不会对现有体系造成根本影响。同时中国模式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那些与系统整体不相适应的政策。
中国外交不能只关注双边或者是多边,不能只关注一两个国家的动态,而要关注整个体系的运行,不能仅仅关注某个国家阶段性的表现,而要关注其在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持续性。国际关系演变过程中的新因素尤其是中国因素不容忽略。我们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当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呈现,一个百年前被欺侮的国家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劝诫行事而取得进步。中国与西方的碰撞绝非简单的碰撞,而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必须从复杂的系统理论加以把握。对于社会系统而言,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中国不可能游移于冲突之外,关键是应对之策。这种冲突与战争无关,可能更多是观念世界的产物,但绝不可轻视,因为它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危机导致世界贸易或世界经济整体有序的丧失,这将可能是一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冲突。在这一发展进程和变革之中,中国的天下观、和谐观以及东方的协作、自律、整体观念将重新焕发生命力,推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
对整体趋势即全球化趋势的认识和把握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对此必须特别注意两点:首先,不能过分迷信某个规律或永恒的定律,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模式或原理来解释或预测现实和未来。其次,要注意政策的渐进性。理智或比较成熟的政策都是避免激进的,这对于维持内政和外交的平衡至关重要。稳健、均衡、不断适应变化的政策才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风险和不确定性。
世界正处于缓慢的嬗变之中,中国应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扩大影响力;应更多从全球体系层面思考问题,而不是停留于国家体系。只有推进全球体系迈向新的阶段才能有利于人类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改革已经经过了30年的学习借鉴,未来30年必然会有所突破创新。未来的中国外交必须坚持相对主义,反对绝对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单一化。中国外交在立意上将会更为高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地区主义,走向全球主义。
总之,未来的中国外交应该强调:1、整体论。不讲以西统东,还是以东统西,消除东西人为的樊篱。2、溶入论。强调联系性和相关性。3、和而不同。主张多元化发展。4、有机论。国际因素影响不可回避,也无法分割,这是开放进程的一部分。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