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弹指挥间。转眼朱先生已仙逝四个年头了。期间，光龙兄多次邀约写一篇纪念文章，我总以“言不逮义”、“工作太忙”而推辞。话虽如此，心中的重压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愈加沉重，难以释怀。朱先生那爽朗的笑声、和蔼的面容、笔直的身姿在头脑中挥之不去。记得2008年5月9日下午，先后接到松泉、光龙的短信，告知先生仙逝的消息，心中的震惊，无以言表。之后，多次与松泉联系撰写纪念文章之事，最早在《中学语文》第七八期合刊开辟了纪念朱先生的专栏。专栏刊登了王松泉、曹洪顺的两篇纪念文章，并配发朱先生的遗作《与书结伴慰平生》一文。我也写了一首小诗忝列专栏，以表达对朱先生的缅怀之情，“驾鹤西游魂梦牵，杏坛执教六十年。辛勤栽培育桃李，笃志求真耕砚田。语文宏业中流柱，伟绩丰功越前贤。学风师德高标举，望云遥祭诵遗篇”。然而一首小诗又怎能表达我对先生的绵绵思念？
　　记得最早认识朱先生是读他编写的书。1981年，我当时在大学读三年级，用的教材就是我国第一部统编中学语文教学法教材，只知朱先生是四位统稿人之一，是语文教学法这门学科的权威。第一次见到朱先生是1983年烟台语文教学法培训班上。朱先生讲的内容已记不太清，但先生那声若洪钟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4年，我在拜读了朱先生的《中学语文教育概论》后，对朱先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之前，所用教材大都是集体编撰，包括叶苍岑先生编写的《中学语文教学通论》。这类教材内容形式、语言风格因多人参与很难做到统一，尤其是对相关概念的表述不够简洁、严谨。而朱先生这部专著体例结构严谨，语言表达精炼，对语文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能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独到见解，给人以启发。1985年，我因工作需要，从教研室调到中学语文杂志社，这一时期，朱先生受邀担任《中学语文》的顾问，我则几进几出，有时以教学为主，有时又以编辑杂志为主，与先生联系较少。1997年10月，《中学语文》召开语文素质教育教学艺术演示报告会，朱先生发来了贺电以示祝贺。记得有一次，因教学上的问题我电话求教先生，谈了我对建立语文学科体系的一些看法，他说：“语文学科有许多问题争论不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的概念系统，而科学的概念系统是建立一门学科首先应考虑的问题。”听了先生的宏论，我顺便说了一句，您能否就这一问题写篇文章。话虽这样一说，但我没有指望能获得先生的大作，因为先生毕竟是近八旬的年纪了。谁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先生惠赐的大作《语文学科概念辨析》一文。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高屋建瓴、剥茧抽丝，对语文学科的几组概念辨析相当精准、到位。这也成为我教学必用的材料之一，并在以后编写教材、撰写论著中多次引用。
　　世纪之交，《中学语文》举办了多次大型语文名师教学演示会。1998年大连会议上，我介绍了《中学语文》组织活动的情况，并谈到了我的一些想法，大意是语文教学论的教师要争得基础教育的发言权就不能脱离教学实践之类老生常谈的话。不料，发言受到朱先生的肯定，他说：“教学理论不能脱离实践，教学理论还要能够指导实践，这是辩证的关系。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他还亲切询问了《中学语文》许多相关问题，并告诫我说，编辑杂志可以掌握第一手材料，但最好能承担部分教学工作，两者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朱先生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给我以极大的鼓励并对今后的教学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余年来，我一直担任教学与编辑工作，工作虽然忙一些，但我并没有看成是负担，而是当作一种责任。从这以后，我经常通过电话与先生联系，汇报思想、邀约稿件。1999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在长春举行的朱绍禹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朱先生的朋友、同事、学生聚集在一起，无论是“黄埔”一期的，还是“黄埔”三期的；无论是古稀之年的教授，还是刚刚步入讲台的新兵，他们对先生的那种发自肺腑的尊敬和热爱使我感动。这次会议上，我对朱先生人格魅力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尤其是朱先生充满了感情的发言更使我震撼。后来，朱先生在发言的基础上，整理成《与书结伴慰生平》一文。这也是前面小诗里所指的“遗篇”。这篇用散文笔调写成自传性的感言，内容深邃、严谨，语言朴实、洗练，既是先生人生旅程的写照，也是对人生旅程的总结与反思。先生豁达的人生态度、执着的科研精神、开放的学术视野、辩证的哲学思维、谦和的待人原则，这些概括性的表述都生动鲜活起来。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先生接受了邀请，参加中学语文杂志社举办的语文教改实验名师演示报告会。之后，先生寄来了用蝇头小楷写满的三张稿纸，每一张稿纸均为一个专题讲课提纲，让我们挑选、决定哪一个专题更为适合。一位名声显赫、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这种虚怀若谷、严谨认真的态度令编辑部同仁感动不已。金秋十月，朱先生如期而至。在坐得满满的礼堂里，先生的演讲赢得近三千名教师的满堂喝彩。记得当时先生坚持站着讲课，先生声音洪亮、语调铿锵、逻辑严密、思路敏捷，即使坐在礼堂后排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很难相信这样的演讲出自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会议结束后，我陪同朱先生及其夫人吴老师游览了东湖磨山，一同前往的还有北京的顾德希、武汉的胡明道、荆州的余映潮等名师。在东湖磨山与朱先生及诸位名师的合影，至今我还保存着，因为这里有我对先生的美好回忆。最令我感动的是在送别朱先生返回长春之时，先生从皮箱里拿出一盒红景天保健胶囊，一只墨绿的玉器手镯给我。他笑着说：“这红景天有益智养心、增阳补肾的功效，你这个年纪特别要注意身体健康了。这个手镯送你夫人，这次没见到她，你代我交给她。”当时，我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有一种诚惶诚恐之感。晚辈何德何能，竟得到先生如此关爱。后来，才听人说起，先生一生中最怕“麻烦”别人，可能他觉得这段时间给我添了“麻烦”。我想这也许是先生的为人之道吧。从这以后，我与先生的联系更多了，好像有一种默契。每次开会时、电话联系时，一听到先生睿智、诙谐的北方语调就有一种亲切感、愉悦感。此后，又收到先生寄来的多部专著，这些专著大都是70岁以后写成的，这也应证了先生在古稀之年曾写下的一首自勉小诗：“岁月蹉跎，来日无多；何以自慰？读书写作。”这些专著中许多精辟的论述，都成为我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与精神食粮。 　　2000年伊始，《中学语文》复刊20周年，先生应邀寄来了“具有知识性、实效性、前瞻性特色的《中学语文》，当会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的题词。看着先生构架均衡，笔力雄健，筋骨挺拔的题词，我内心充满了一种敬佩与感激之情。2002年，我撰写了《语文教育新论》一书，想请先生作序。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我打电话征询先生的意见。“大编辑也写书啦，好啊！”我还没有会过神来，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朗朗的笑声。不到一个月，先生就寄来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让我心中充满了暖意。先生在序言中说：“本书作者走上工作岗位之初，即在湖北大学任教，后又在从教的同时，编辑语文教育刊物10余年。这期间，他审读了无以数计的语文教育论文和资料，这就为他积累了异常丰富的信息，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考之源。本书之成，盖有自焉。涓涓细流，来日正长，我们看到的只是他初步阶段的结晶，我们期待着他更多的成果问世。”这里有激励、有鞭策、更有期许。2005年，我的另一部专著《语文审美教育概论》出版，同年，由我主持的一个教研项目获湖北省政府颁发的高等教学成果一等奖。我想这与朱先生的鼓励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2004年初春，朱先生邀我参入由他主编的《中学语文课程论》一书的撰写，并寄来了详细的编写计划。在7月连云港召开的编审会议上，先生又广泛征求编写者的意见，还在会议上读了外聘专家对编写体例的审读意见，并再次提出自己对体例修改的看法。先生这种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态度深深感染了每一位参加会议的人。会后，大家游览了连云港的花果山。花果山虽不算陡峭，但路途曲折绵长，而朱先生谈笑风生，一鼓作气登上山顶，令许多气喘吁吁爬上山顶的年轻人汗颜。站在云雾缭绕的山顶，眺望远处的大海，微风拂过，精神特爽，使人产生“恍疑身世出尘寰”之感。
　　最后一次与先生联系是2007年11月。为纪念《中学语文》创刊50周年，我再次邀请先生，惠赐墨宝，先生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不久，即寄来了“满足读者，创新刊物”充满希冀的题辞。怎么也想不到，不过半年的时间，先生就驾鹤西行，飘然而去。
　　“人生苦短”是人们对生命的一种敬畏、对人生短暂的一种慨叹。不同的人对生命有不同的理解并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朱先生用他充实、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诠释了他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在朱先生的漫漫人生旅程中，他把生命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活出了精彩、活出了品位、活出了质量，体现了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朱先生从1948年开始教书，直到去世前两个月还在上课，执教生涯长达六十载。他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等方面为语文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超出了前人的贡献。尤其是他在70岁离职以后，更是老当益壮，成果不断，显示了坚韧的意志力和超强的生命力。正如他在《与书结伴慰生平》一文中所言：“有人一旦提上高级职称，科研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而有些人即使是退休了却仍然锲而不舍，一部部地写下去。这中间的区别，就在于自身有无坚持研究的意志。不管是谁，有了科研的意志，也就有了科研的目标。而有科研的目标，就会朝着这个目标走去。”他用自己的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为后学树立了标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朱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