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1918年的陈独秀比较郁闷。从上一年开始，陈独秀、胡适带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发表大量言论，态度偏激，言辞激烈，矛头直指文言文，恨不得把清末积贫积弱的国运都归咎到“诗界千年靡靡风”上。他们从不同角度精心论证，大声疾呼废除文言，倡导白话。其中最有名的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和2月陈独秀发表的更为激进的《文学革
　　因为新派人物不遗余力地“妖魔化”文言文，却只有他们几个在自说自话、自弹自唱，“废文言、倡白话”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观点在当时几乎没人搭理，预料中守旧派“痛心疾首”、“如丧考妣”、被捅了马蜂窝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场面如此冷清让陈独秀非常着急，于是他干了一件我们现在都非常熟悉的事：炒作。
　　陈独秀找来新文化运动的两名闯将，钱玄同和刘半农，合演一出双簧：钱玄同以化名抨击白话文，捍卫旧文化，刘半农则以真名反唇相讥，在《新青年》同一期刊物上展开论战。俩人都剑走偏锋，把观点推向极端，互相嘲讽，形成激烈交锋。
　　为了防止论战再次落空，刘半农的文章里特意举林纾为例，说古文其实是不通之文，称其为“桐城谬种”，并从林译小说里挑出许多毛病“亮相”。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集中火力以林纾为活靶子，逗引林纾上阵反驳，防止论战像上次那样泥牛入海，毫无反响。
　　他们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是因为林纾名头特大。除了其一时洛阳纸贵的翻译小说外，他还是当时的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最能扩大“废文言、倡白话”的影响。
　　果然，林纾坐不住了，参与了这场让他在文化史上身败名裂的论战。
　　之后双方说了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林纾连连出手批驳。
　　这就是陈独秀想要的效果。一边倒的比赛没什么看头，也会很快结束；只有双方势均力敌，打个不亦乐乎，一波三折，峰回路转，观众才有兴致投入。如果其中还有人犯规，潜规则，咆哮裁判，殴打狗仔队，那更会引发滔天巨浪，把整个事件推向最高潮。
　　不幸的是，被气疯了的林纾还真这么干了。他写了连载小说影射陈独秀等人，极尽丑化之能事，开展人身攻击和侮辱。
　　结果呢?
　　轰动一时。之后不久，北洋政府教育部下文，教科书正式采用白话文。
　　林纾惨败，成了螳臂当车的“小丑”，载入史册。
　　其实，林纾不但不反对白话文，还是最早用白话写作的人之一!他的冤屈，就如同当今总是被误解的任志强和冯小刚一样深沉。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大众总是懒惰的，他们更愿意以脸谱化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历史与他人。他们热爱的是热闹本身，至于热闹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在热闹之后，又有几个记得，几个深究?
　　这就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和一脉相承的传播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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