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 应对世界经济挑战》的主旨演讲，在阐述“坚持落实发展议程”时，他说：“中国古代哲人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典出管仲《管子》。该书《治国》篇在这句话后接着进行阐发，说：“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仲被誉为“春秋第一相”，具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他积极主张改革以富民强国，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管子》是管仲思想学说的凝练与体现。在此，他从“民富则易治” “民贫则难治” 正反两方面进行对比，把能否富民提高到关系国家治乱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富民是治国理政的首要任务。
　　谈到“富民”，就容易想到“富民”与“教民”的关系，想到孔子著名的“庶、富、教”主张。孔子强调“先富后教” “富而后教”，民心教化固然重要，但首先要解决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孔子弟子子贡请教说，人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是否就可以了，孔子认为这当然不错，但还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因为一般情况是“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也许正因为如此，管仲才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然，所谓“安乡重家” “敬上畏罪”以及“知礼节” “知荣辱”并不是民富的必然结果，因此管仲又十分重视教民，他说：“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以为只有富裕后及时教民，才是真正的富民。可见，管仲与孔子的话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富民思想是民本论的重要内涵。我国历史上，民本思想可谓源远流長。《尚书》中早有“惠民” “裕民”的观点，《周易·益卦》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的说法，为政者施化之益，民众就会有无所不至的欢悦。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就富民思想，阐述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精彩纷呈，管子、孔子是其中的佼佼者。
　　秦汉以后，众多有识之士同样认识到富民对于治国的意义。贾谊说：“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史记》记：“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淮南子》说：“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王符《潜夫论》说：“贫则阨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唐甄提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综观中国历史，各个朝代在建立之初，也大多先考虑富民、足民，采取与民休息、富民裕民的措施。
　　在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后，习近平主席引入治国先富民的理论，正是认识到富民安民的意义，表明了中国落实好这项议程的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