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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三年级，那时正在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新中国的文字狱给当时苦难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人造成了互相猜疑、互相揭发、人人自危的局面。随着运动的深入，给我们讲授《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王凤老师，因为与当时被揪出的“胡风分子”曾卓关系密切，怀疑他也是胡风分子中的一员，不久就被隔离审查。《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程就停开了，学校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来继续上课。同学们议论纷纷，提了好些意见。当时我是中文系三年级的班长，便将同学们的另找老师上课的意见向中文系领导作了汇报。
当系领导通知我已请好了武汉作协（原中南作协）作家姚雪垠明天来上课时，已经是1956年的上学期了。上课的第一天，我们中文系三年级九十多人，再加上四年级六十多人，共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了听课。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没有一个缺课的。姚老师走进课室，手里拿着三支粉笔，没有讲稿。那时他只有四十多岁，却满头白发了，但红光满面，一副学者风度，笑盈盈地向大家回礼，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像拆开了的一个纸烟盒大小的纸片，铺在讲台上便开始讲课。他声音宏亮，口齿清晰，富有幽默感。他学识渊博，知识丰富，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大家不时地发出阵阵笑声。他从“五四”爱国运动讲起，从文学革命讲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老舍、巴金、冰心等作家的作品和文学活动。对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发展作了系统的阐述。记得有一次上课时，有同学递条子请姚老师讲一讲他自己在抗战时期的作品和文学活动，姚老师谦虚地说：“关于我，就不要讲了吧，我没有写什么好作品……”其实，王瑶先生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张毕来先生的《新文学史纲》对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都作过扼要的分析和评价。我们大部分同学也读过他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长夜》和《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作品。在同学们的一再要求下，他只好又作了补充讲述。他讲到抗战后期到解放前夕为生活所迫，曾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并担任副教务长和代理文学院院长的情形，并重点讲了他在重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时的文学活动。因为姚老师本人就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一员，所以他的讲课，时不时注入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例如有一次讲课时，讲到抗战时期他和诗人臧克家在重庆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一天晚上臧克家半夜里突然爬起来写成一首诗，高兴地咏诵起来，随即就把姚老师摇醒说：“老姚，老姚，快起来，快起来，我写了一首诗，快起来听听。”姚老师只得爬起来听，臧克家又兴致勃勃地读了一遍，并且说：“就这样定了，老姚，你把杜甫、李白叫醒来也不能再改动了，就这样定了……”同学们一阵骚动，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大家都能领会到诗人臧克家在诗歌创作中的严谨、认真态度。姚老师在课堂上不时地穿插一些作家生活中的轶闻趣事，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使我们增长了许多知识，使我们更清楚、更深刻地领会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斗争情况。
在课后，我和姚老师有过几次接触。有一次，我邀了两位同学一同去拜访他，交谈中，我们请他谈谈关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看法，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人民日报》不是发表了三批材料吗？还有一些批判文章，你们可以去看看。”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目前运动还在向前发展，将来会怎么样，一时也讲不清楚，还是去看看文章吧！”随后姚老师避开了“胡风问题”，而大谈起历史上的文字狱来，特别是谈到了清康熙二年的庄廷鑨之狱，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之狱和雍正七年的吕留良之狱及雍正时的汪景琪、查嗣庭之狱等等。我们从交谈中意识到姚老师对“反胡风运动”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在那个年代里，怎么敢讲呢？又怎么能讲清楚呢？
一个学期过去了，课程也讲完了，以后姚老师也没有再来华中师大上课。
1957年10月姚雪垠开始写《李自成》，而且是在一边监督劳动中一边写作的。劳动回来以后，大家都熄灯就寝了，他还打着手电睡在被窝里继续写作，这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毅力呀！他的这种执著的追求和勇于克服种种困难的勤奋写作精神，使人深受感动，使人十分敬佩。
直到1963年，我得知姚老师写的《李自成》第一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并且立即受到文化界人士的高度赞扬，还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文化大革命”中，姚老师遭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写作中断达七八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创作热情高涨，1997年、1981年又分别出版了《李自成》第二、三卷，第一卷修改本也出版了，其中第二卷还喜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记得1956年姚老师就用了两节课的时间讲到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就准备写历史小说《李自成》，还讲到他正在研究明史，做了两万多张卡片，但在旧中国作家生活没有保障，直到全国解放，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并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分析、鉴别，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在关于历史小说如何面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上，提出了“深入历史，跳出历史”的主张，并且在创作实践中作了有益的探索。
翻开那本纸已发黄的《中国新文学史》课堂笔记本（“文革”期间，我的全部书籍、讲义、课堂笔记本都被红卫兵抄家烧毁，唯独这本发黄的课堂笔记本，不知何时放在了枕头底下而免遭一劫），那上面记载了姚老师讲的一段话：
《李自成》作为历史小说，首先要依据历史事实，符合历史真实，但又不是历史人物、事件的机械模写，必须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艺术地再现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曲折发展的全过程……
姚老师的小说所写的事件大都有历史根据，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原型，这就说明了小说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作家秦牧在《读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一文中评价《李自成》是一部“概括地写封建社会农民群众和封建皇朝的斗争历史的代表作”，它“将和一些古典名著并列，长远传播”。
我记得姚老师在讲课中曾说到完成《李自成》以后，就准备着手写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天京悲剧》。可惜这个愿望还未实现他就离我们而去了……
（作者为江西省龙南师范学校讲师）
责任编辑 张 鑫
新中国的文字狱给当时苦难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人造成了互相猜疑、互相揭发、人人自危的局面。随着运动的深入，给我们讲授《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王凤老师，因为与当时被揪出的“胡风分子”曾卓关系密切，怀疑他也是胡风分子中的一员，不久就被隔离审查。《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程就停开了，学校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来继续上课。同学们议论纷纷，提了好些意见。当时我是中文系三年级的班长，便将同学们的另找老师上课的意见向中文系领导作了汇报。
当系领导通知我已请好了武汉作协（原中南作协）作家姚雪垠明天来上课时，已经是1956年的上学期了。上课的第一天，我们中文系三年级九十多人，再加上四年级六十多人，共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了听课。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没有一个缺课的。姚老师走进课室，手里拿着三支粉笔，没有讲稿。那时他只有四十多岁，却满头白发了，但红光满面，一副学者风度，笑盈盈地向大家回礼，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像拆开了的一个纸烟盒大小的纸片，铺在讲台上便开始讲课。他声音宏亮，口齿清晰，富有幽默感。他学识渊博，知识丰富，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大家不时地发出阵阵笑声。他从“五四”爱国运动讲起，从文学革命讲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老舍、巴金、冰心等作家的作品和文学活动。对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发展作了系统的阐述。记得有一次上课时，有同学递条子请姚老师讲一讲他自己在抗战时期的作品和文学活动，姚老师谦虚地说：“关于我，就不要讲了吧，我没有写什么好作品……”其实，王瑶先生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张毕来先生的《新文学史纲》对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都作过扼要的分析和评价。我们大部分同学也读过他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长夜》和《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作品。在同学们的一再要求下，他只好又作了补充讲述。他讲到抗战后期到解放前夕为生活所迫，曾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并担任副教务长和代理文学院院长的情形，并重点讲了他在重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时的文学活动。因为姚老师本人就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一员，所以他的讲课，时不时注入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例如有一次讲课时，讲到抗战时期他和诗人臧克家在重庆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一天晚上臧克家半夜里突然爬起来写成一首诗，高兴地咏诵起来，随即就把姚老师摇醒说：“老姚，老姚，快起来，快起来，我写了一首诗，快起来听听。”姚老师只得爬起来听，臧克家又兴致勃勃地读了一遍，并且说：“就这样定了，老姚，你把杜甫、李白叫醒来也不能再改动了，就这样定了……”同学们一阵骚动，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大家都能领会到诗人臧克家在诗歌创作中的严谨、认真态度。姚老师在课堂上不时地穿插一些作家生活中的轶闻趣事，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使我们增长了许多知识，使我们更清楚、更深刻地领会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斗争情况。
在课后，我和姚老师有过几次接触。有一次，我邀了两位同学一同去拜访他，交谈中，我们请他谈谈关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看法，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人民日报》不是发表了三批材料吗？还有一些批判文章，你们可以去看看。”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目前运动还在向前发展，将来会怎么样，一时也讲不清楚，还是去看看文章吧！”随后姚老师避开了“胡风问题”，而大谈起历史上的文字狱来，特别是谈到了清康熙二年的庄廷鑨之狱，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之狱和雍正七年的吕留良之狱及雍正时的汪景琪、查嗣庭之狱等等。我们从交谈中意识到姚老师对“反胡风运动”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在那个年代里，怎么敢讲呢？又怎么能讲清楚呢？
一个学期过去了，课程也讲完了，以后姚老师也没有再来华中师大上课。
1957年10月姚雪垠开始写《李自成》，而且是在一边监督劳动中一边写作的。劳动回来以后，大家都熄灯就寝了，他还打着手电睡在被窝里继续写作，这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毅力呀！他的这种执著的追求和勇于克服种种困难的勤奋写作精神，使人深受感动，使人十分敬佩。
直到1963年，我得知姚老师写的《李自成》第一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并且立即受到文化界人士的高度赞扬，还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文化大革命”中，姚老师遭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写作中断达七八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创作热情高涨，1997年、1981年又分别出版了《李自成》第二、三卷，第一卷修改本也出版了，其中第二卷还喜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记得1956年姚老师就用了两节课的时间讲到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就准备写历史小说《李自成》，还讲到他正在研究明史，做了两万多张卡片，但在旧中国作家生活没有保障，直到全国解放，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并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分析、鉴别，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在关于历史小说如何面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上，提出了“深入历史，跳出历史”的主张，并且在创作实践中作了有益的探索。
翻开那本纸已发黄的《中国新文学史》课堂笔记本（“文革”期间，我的全部书籍、讲义、课堂笔记本都被红卫兵抄家烧毁，唯独这本发黄的课堂笔记本，不知何时放在了枕头底下而免遭一劫），那上面记载了姚老师讲的一段话：
《李自成》作为历史小说，首先要依据历史事实，符合历史真实，但又不是历史人物、事件的机械模写，必须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艺术地再现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曲折发展的全过程……
姚老师的小说所写的事件大都有历史根据，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原型，这就说明了小说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作家秦牧在《读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一文中评价《李自成》是一部“概括地写封建社会农民群众和封建皇朝的斗争历史的代表作”，它“将和一些古典名著并列，长远传播”。
我记得姚老师在讲课中曾说到完成《李自成》以后，就准备着手写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天京悲剧》。可惜这个愿望还未实现他就离我们而去了……
（作者为江西省龙南师范学校讲师）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