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人请你评论：“‘水立方’（国家游泳馆）和‘鸟巢’（国家体育场）哪个美？”你会怎样回答？
　　在“水立方”，有记者向一位美国女子跳水运动员提出了这个问题。
　　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她给出了一个美妙的回答：“‘鸟巢’白天美，‘水立方’晚上美。”
　　寥寥数语，多么有见地，多么有诗意。是啊，“鸟巢”阳刚，“水立方”阴柔。设计者曾经这么设想，如今观众也这样感受。这是心灵的共鸣。美在心灵的共鸣中传递。
　　欣赏那一个个水泡，想起芒德勃罗发明的“大自然的几何学”——分形。水的泡沫是大自然的现象，它有分形的美。具有分形特征的建筑艺术作品，同样有动人心魄的美。请看，一个个水泡，是如此地“自相似”；一个个水泡，又是如此完美地演绎着“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梁思成语）。
　　欣赏华灯初上的“鸟巢”，比白天还要美。“鸟巢”传递给人们的美感，不也是也包含着分形之美吗？这是设计者赋予“鸟巢”的自然属性。
　　科学、艺术、人文，人类文化就这样相互激荡，碰撞出创意的火光。这创意结出的硕果，令人悦目赏心，甚至心灵震撼。
　　
　　公元前八世纪，希腊的中世纪结束。从此开始的“进步时期”，延续了400年。奥林匹克运动从兴起到壮大，古希腊哲学从发源到鼎盛，都发生在这400年间。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古代奥运会，便是在公元前八世纪（前776年）举行的。
　　古希腊的哲学家钟情和谐。他们把多样性的统一看作和谐。毕达哥拉斯“很审美”，他认为，美在和谐。赫拉克利特“很辩证”，他提出，相反可以相成，对立造就和谐统一。“和谐说”既是古希腊哲学美学的起点，也是当时社会风貌、时代精神、文化价值、审美追求的反映。在古代希腊人眼里，最优美的事物是“和谐”；宇宙、人、艺术，当然还有奥林匹克运动，都是和谐统一的。
　　在奥林匹亚，竞技体育本身也融合了文化意念、美学追求，成为多样统一的文化活动。那时奥运会只有男子项目，运动员须赤身裸体，并全身涂抹橄榄油。健壮的躯体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看台上的数万观众带来美的享受。
　　从古代到现代，奥林匹克代表的，都不只是体育运动，它是人类从事的一种文化活动、完整和谐的文化活动。在完整的文化过程里，体育与科学、艺术、人文、教育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奥林匹克运动之“运动”一词，英文为Game。在英汉词典中，Game的第一义项就是“游戏”。说起游戏，自然就想到德国剧作家、诗人席勒，因为他率先将游戏作为人生哲学重要课题来研究。
　　席勒怎样看“游戏”？他说，一切自由的生命活动，就是“游戏”。他把游戏分成两类：“自然的游戏”和“审美的游戏”。“审美的游戏”实现了感性和理性的和谐，具有“审美自由”的性质，它是自由的生命活动。在席勒的文章里，我们反复看到“和谐”——“感性和理性的和谐”。和谐“完善”，是席勒和歌德心中的美。
　　现代的《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就是“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一个维护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具有感性和理性的和谐性。按照席勒的判断准则，它是一种高于“自然的游戏”的“审美的游戏”。
　　爱因斯坦饱含深情地作出这样的判断：“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作曲家两者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伟大的诗人。”对此，他有自己切身的体验。同样，我们可以说，伟大的体育家也是伟大的诗人。因为在他们身上，感性与理性高度和谐统一。
　　感性与理性高度和谐统一造就了审美力。雪莱说得多么好：“审美力最充沛的人，便是从最广义来说的诗人。”爱因斯坦是审美力最充沛的理论物理学家，理论物理是他“审美的游戏”；顾拜旦是审美力最充沛的体育家，体育是他“审美的游戏”。爱因斯坦用诗样语言写道：“科学永无止境，它是永恒之谜”。顾拜旦称颂体育：“像高山之巅出现的晨曦，照亮了昏暗的大地”。读着这样的语言，我们不禁感叹：“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