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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要求未来33年经济保持平稳发展，不摔跤不犯错误，因此，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工作要从追求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由于地方政府的行为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也必须作出相应改变，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考核体系。
新考核体系可以从三个方面统筹考虑。一是从总量经济发展转向人均经济发展，把增长的目标放在人均发展水平上，哪怕当地经济总量有可能下降。二要考虑各种民生指标，包括本地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受教育水平、大学毛入学率增速、调查失业率情况、人均寿命、健康水平，乃至中等收入家庭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等。三可以考虑由组织部门与统计部门联合调查各地百姓的满意度，作为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观指标。如果这些主观指标测量适当，并与客观指标综合考虑，将有助于地方主政官员倾听民意、改善民生。
近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还将继续奋斗33年，到2050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面，“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已经极其罕见；展望未来，摆在我们面前更大的挑战是要继续保持33年的平稳较快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的目标是要保持经济连续73年坚实、平稳的发展，这在人类经济史上将创造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
事实上，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33年中国经济不需要非常快的发展速度。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如果从2017年算起，未来8年中国GDP保持5.5%的增速，接下来15年保持4%的增速，而在最后10年保持3%的增速，那么中国经济到2050年将达到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中位数水平，相当于今天的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且这一计算已经考虑了发达国家仍按过去20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前进。
因此，中国经济未来33年的根本任务是保持平稳发展，而不是快速发展。这就是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工作要从追求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的原因之一。高质量最核心的要求是可持续发展，是平稳发展，是不摔跤不犯错误、不走回头路的发展。
中国经济最大特点是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同向而为、有机结合。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地方经济官员在促进发展方面起到的作用极为突出，他们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策划者。因此，地方政府的行为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在中國过去的高速增长时期，地方官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核指标。在各种考核指标中，最重要的是地方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税收上升的速度，以及这些指标在相关地区中的排名。官员围绕着这些指标加班加点、全力以赴，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最有特色的动力。
中国经济要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也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要求，首要任务是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考核指标。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人民为中心的考核指标应该包括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全国一盘棋，各个地区从总量经济发展转向人均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仍然是地方政府所关心的重要话题，因为一系列重大社会矛盾都必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解决。但是必须看到，中国已经进入大国经济时代，人口和资金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将会大幅度加快。因此，某些地区获得了从其他地区流出的人口和资金，GDP发展速度会快一点，而另一部分地区失去了人口和资金，增长速度会慢一点。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特点和必然要求，也是大国经济增长优势之所在。例如，个别沿海地区还将快速发展，而一部分生态环境需要保护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就慢一点，这是五位一体发展理念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要求，是贯彻“青山绿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方领导也不能单单关注本地区经济总量的绝对增长速度。应该怎么办？增长的理念、增长的目标应该放在人均发展水平上。将来制定经济指标的时候，应该强调一个地区的人均发展水平要不断提高，哪怕当地总量经济水平有可能下降。这才是公平合理的机制。
第二，要把民生发展的各种指标考虑进去。民生发展指标应包括本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本地区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受教育水平）、大学毛入学率的上升速度、本地区调查失业率的情况，以及本地区居民的人均寿命、健康水平等等。在此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指标的考核，比如说本地区中等收入家庭的比重、本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以及本地区适龄妇女的生育率等也要考虑。这些是影响中国经济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经济人口健康平衡发展的重要指标。
第三，特别重要的是，不仅要考虑一些客观指标，还要考虑到各个地区百姓满意度的主观指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要求，应该是百姓主观认知的幸福程度不断提高。而这种主观认知的幸福度，在相当程度上和本地政府的执政业绩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在本地区，如果社会相对稳定，百姓生活比较安定，恶性事件发生得少，那么百姓的认可度就会提高，这是执政的民意基础。这一系列主观指标建议由组织部门与统计部门联合，独立于本地区的行政机构进行调查，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公正地获得数据。
这些主观指标如果测量适当，并且能够与客观指标相应地综合考虑的话，将能够把百姓的民意与政府的执政更好地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把西方所谓“民主国家”一些值得借鉴的优点吸纳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民主制度的弊病在于民意很容易被政治家操纵，而一人一票的方式往往会走向极端，从而导致社会分裂。特朗普的上台，事实上就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但是，如果用客观的民意调查这种方式，作为考核官员时的辅助指标，应该有利于把社情民意更好地反馈出来，同时改变目前地方领导只对上负责的问题。
总之，新时代和新发展理念需要一套新的官员考核体制。这一新的考核体制，要促进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也要引导各地方的主政官员把精力转移到倾听民意和改善民生上，这样才能够保证“十九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得以成功实现。
新考核体系可以从三个方面统筹考虑。一是从总量经济发展转向人均经济发展，把增长的目标放在人均发展水平上，哪怕当地经济总量有可能下降。二要考虑各种民生指标，包括本地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受教育水平、大学毛入学率增速、调查失业率情况、人均寿命、健康水平，乃至中等收入家庭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等。三可以考虑由组织部门与统计部门联合调查各地百姓的满意度，作为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观指标。如果这些主观指标测量适当，并与客观指标综合考虑，将有助于地方主政官员倾听民意、改善民生。
中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
近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还将继续奋斗33年，到2050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面，“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已经极其罕见；展望未来，摆在我们面前更大的挑战是要继续保持33年的平稳较快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的目标是要保持经济连续73年坚实、平稳的发展，这在人类经济史上将创造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
事实上，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33年中国经济不需要非常快的发展速度。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如果从2017年算起，未来8年中国GDP保持5.5%的增速，接下来15年保持4%的增速，而在最后10年保持3%的增速，那么中国经济到2050年将达到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中位数水平，相当于今天的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且这一计算已经考虑了发达国家仍按过去20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前进。
因此，中国经济未来33年的根本任务是保持平稳发展，而不是快速发展。这就是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工作要从追求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的原因之一。高质量最核心的要求是可持续发展，是平稳发展，是不摔跤不犯错误、不走回头路的发展。
建立新的考核指标，推动地方官员提升发展质量
中国经济最大特点是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同向而为、有机结合。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地方经济官员在促进发展方面起到的作用极为突出，他们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策划者。因此，地方政府的行为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在中國过去的高速增长时期，地方官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核指标。在各种考核指标中，最重要的是地方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税收上升的速度，以及这些指标在相关地区中的排名。官员围绕着这些指标加班加点、全力以赴，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最有特色的动力。
中国经济要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也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要求，首要任务是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考核指标。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人民为中心的考核指标应该包括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全国一盘棋，各个地区从总量经济发展转向人均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仍然是地方政府所关心的重要话题，因为一系列重大社会矛盾都必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解决。但是必须看到，中国已经进入大国经济时代，人口和资金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将会大幅度加快。因此，某些地区获得了从其他地区流出的人口和资金，GDP发展速度会快一点，而另一部分地区失去了人口和资金，增长速度会慢一点。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特点和必然要求，也是大国经济增长优势之所在。例如，个别沿海地区还将快速发展，而一部分生态环境需要保护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就慢一点，这是五位一体发展理念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要求，是贯彻“青山绿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方领导也不能单单关注本地区经济总量的绝对增长速度。应该怎么办？增长的理念、增长的目标应该放在人均发展水平上。将来制定经济指标的时候，应该强调一个地区的人均发展水平要不断提高，哪怕当地总量经济水平有可能下降。这才是公平合理的机制。
第二，要把民生发展的各种指标考虑进去。民生发展指标应包括本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本地区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受教育水平）、大学毛入学率的上升速度、本地区调查失业率的情况，以及本地区居民的人均寿命、健康水平等等。在此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指标的考核，比如说本地区中等收入家庭的比重、本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以及本地区适龄妇女的生育率等也要考虑。这些是影响中国经济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经济人口健康平衡发展的重要指标。
第三，特别重要的是，不仅要考虑一些客观指标，还要考虑到各个地区百姓满意度的主观指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要求，应该是百姓主观认知的幸福程度不断提高。而这种主观认知的幸福度，在相当程度上和本地政府的执政业绩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在本地区，如果社会相对稳定，百姓生活比较安定，恶性事件发生得少，那么百姓的认可度就会提高，这是执政的民意基础。这一系列主观指标建议由组织部门与统计部门联合，独立于本地区的行政机构进行调查，这样才能比较客观公正地获得数据。
这些主观指标如果测量适当，并且能够与客观指标相应地综合考虑的话，将能够把百姓的民意与政府的执政更好地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把西方所谓“民主国家”一些值得借鉴的优点吸纳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民主制度的弊病在于民意很容易被政治家操纵，而一人一票的方式往往会走向极端，从而导致社会分裂。特朗普的上台，事实上就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但是，如果用客观的民意调查这种方式，作为考核官员时的辅助指标，应该有利于把社情民意更好地反馈出来，同时改变目前地方领导只对上负责的问题。
总之，新时代和新发展理念需要一套新的官员考核体制。这一新的考核体制，要促进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也要引导各地方的主政官员把精力转移到倾听民意和改善民生上，这样才能够保证“十九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得以成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