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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共产党公文语言多俗语，少尊称与谦称，内容要件上文本专用词语多白话。通过上述考察与分析，进而探讨了共产党公文二元并存的语体模式，以及“双轨制”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公文语言；特征；成因
公文作为办理公务的文书，与社会紧密相连，是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就有公文的使用，只是在初建期，数量有限。1925年瞿秋白拟写、1931年周恩来批准并于当年公布施行了《文件处置办法》；同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1938年4月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发布了《改革公文程式的理论与实践》，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新公文程式》；1949年公布并施行了《华北人民政府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共产党公文在承袭古代公文的基础上，在文种、格式、纸式、程序等诸多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变化，其中语言是直观而明显的。目前相关研究较为简单零散，学者多将此阶段公文语言的特点笼统地概括为一定程度上继承古代公文，保留了文言文的痕迹，缺乏进一步细致具体的研究。立足于语言的历时演变，考察此时期公文语言的客观状态与典型特征，无论对现代汉语本体还是公文语体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公文语言变化较大，根据受文对象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变异形式，自身系统内部存在二元并存的语体模式，即兼具正式与非正式、典雅与俗白。具体而言，它的语言采用“双轨制”，即本党内部的公文语言绝大多数是现代白话文，非正式，较俗白。在其外部，包括对国民党、对社会公布发行的两种公文绝大多数倾向于选择文言文，多用尊称与谦称，较正式，典雅度高。我们考察了《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3、第4、第5、第6册），同时参照《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毛泽东选集》等著作，搜集了各类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公文，约有38万字，讨论其特征及成因。
第一，共产党内部公文多用俗语，少用尊称与谦称，外部公文情况与之相反。
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属于广义概念的口语词，也是俗语。这类词语多通俗、较随意，常用于非正式语体，在典型的公文中较少出现，但是较之同期的国民党公文，共产党内部公文中口语词数量较多，使用频率较高。我们见到的惯用语有“闹生产”“起劲”“二流子”“戴……帽子”“钻空子”“死对头”“扣大帽”“一锅粥”“打路条”“打圈子”“打折扣”“出岔子”等；歇后语有“大闺女背斗子，没背住人家，把自己背上了”“地是命根子”，顺口溜“分得好坏，万年福害”“一级赶一级，越赶越紧”“多响雷少下雨”“年年防荒旱，夜夜防盗贼”等。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口头经常使用的词语。毛泽东身为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深悉公文的真谛，通俗直白，曾强调公文写作“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
此外，尊称、谦称、敬语在共产党公文中整体使用频率较低，种类较少，多分布在党外公文中。统计得出，共产党公文中使用的尊称与谦称共有19种，即“钧、钧座、台、大、贵、先生、君、阁下、委座、职、敝、鄙人、钧令、贵方、贵军、贵处、职军、职部、敝军”，总计245例，大都用于对国民党发布的公文，以及少量对社会行文，使用最多的是尊称“先生”，有95例，而该词在国民党内部公文中频率高达136次。可以看出，政治立场与党性原则决定共产党主张民主、自由、平等，不讲究等级制度，故而极少使用尊称和谦称，而在党外公文中，由于“礼貌原则”“合作原则”的制约，较多使用尊称和谦称。
第二，共产党公文多白话，少文言。
共产党公文保留并继承了古代公文中的部分文言词语，但整体数量少，所占比例小，这些词语仅限于党外公文，使用频率低，其内部行文中使用了大量的白话词语，所占比例大，使用频率较高。换言之，共产党公文以通俗易懂的现代白话文为主，对内行文使用白话文的同时，对国民党的行文则倾向于选择使用文言色彩较浓的词语。这种语言上的文白差异主要体现在公文内容要件上文本专用词语的使用。
“同志”是一个典型称谓语，以此为例，进行分析。首先，在使用频率上，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同志”在共产党公文中都是高频词语。该词共计使用377次，其中公文起首称呼“同志（们）”15次，指称社会及国民党人士3次，指称共产党员个人12次，例如：“全体代表同志们。”（《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其次，就使用形式而言，作为文中称谓语，共产党公文中的“同志”用法很多，既有职业 同志（士兵同志、农民同志），也有职务 同志（政委同志、师长同志），还有数量较多的复数形式“同志们”。
最后，从词义来看，共产党公文中，“同志”表示的概念外延相对较大，不再特指同一个政党的成员，而从称呼同一政党内部成员已经扩大至两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非党派人士。
“同志”词义的差异，折射出共产党在建立或维系社会及人际关系上的特点。共产党党内互称“同志”而不称职衔，强调民主平等，有利于打破封建等级观念，克服特权思想。党外称呼“同志”，反映了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即取消同一社会范畴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在努力实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目标下，寻求相同，团结合作，建立一种尊重、敬爱与信任的新型关系，正如中共“一大”党纲中规定的“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同志”传达的情感态度是“亲和、具有革命归宿感”。
引述语使用频率较高的有“根据、为、为了”，均为白话词语，多用于内部公文，而文言色彩浓厚的“奉、据、兹”使用频率低，偶见于党外公文。期请语中使用较多的有“希望、请、请示”，而古代公文中常见的“敬、查照、钧裁、敬乞钧裁、听候钧裁、呈乞钧裁、乞钧裁”等均较少使用。征询语多用“是否”，少用“当否、如何”，前者偏白，后者偏文，如：“叶飞、陶勇现到何处？运河西岸是否已筑工封锁？黄河船只是否不缺？过渡是否便利？嘉祥是否尚在我手？然即告。”（《8月6日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并告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的电报》）期复语中文言色彩较浓的“伏乞、鉴核、查照办理、盼复、示遵”等多被摈弃不用或偶尔用之。表态语中同样使用了大量的白话文，如“批准、准予、同意、完全同意、一致同意、执行、严格执行、必须执行、（不）认真执行、彻底执行、切实执行、坚决执行、批准、无条件（的）执行、遵照执行、强制执行、迅速执行、全部执行、一律执行、正确执行、分别执行、严厉执行、认真严格执行、忠实执行、立即执行、决定执行、马上执行”。 此外，共产党公文中的尾部用语也独具特色。常见的有“革命（的）敬礼”、“崇高/胜利/解放/抗战的敬礼”等，还出现了其特有的“（向/致）……的敬礼”，此形式既用于共产党的内部公文，也用于共产党对国民党、对社会的行文，其中在共产党对国民党发布的公文中使用频率较高。检索统计，“敬礼”前面的修饰语为“革命”的有5例，占一半之多。这些用例出现的时间基本上都集中在1937年至1942年之间，“敬礼”作为敬辞，语义蕴含的是双方处于平等关系，而没有上下级的尊卑之别。这反映了抗日大局当前，共产党更倾向于将国民党视为同一革命战线上的盟友。此外，共产党公文常出现以口号作结的结束语，对“中华苏维埃”“解放”“团结”等进行热烈的祝颂，如：“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万岁！中华民主共和国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华民族自由平等独立解放万岁！”（《中共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我们将此阶段公文特点形成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公文出现语体变异，它的语言采用“双轨制”，即在其内部的公文语言绝大多数是现代白话文，在其外部，包括对国民党、对社会的两种公文绝大多数使用文言词语。这一特点体现了公文撰制者为实现设定的功能意图，有意选择顺应语境的合适形式，完成表达。语言使用环境的差异，导致人们为了实现或接近某些具体的交际目的，选择顺应，因此相同语义在不同语境下显现为不同的语体形式，共产党认为文言文是八股文而加以摒弃，用语偏白话，因此例如“行旌、安辑、迎迓、遄回、竭蹶、阽危、遄征、芟锄、秕政、苞苴、稔恶、饷糈、窳散，捭阖、萌蘖、灾祲、补苴、晋谒、鹄的、荦荦数端、不啻倍蓰”等文言词语以及“贻笑列邦，见讥后世”“惟……是从”等文言句式在国民党公文中较为常见，而在共产党公文中大多销声匿迹。
此外，这一时期在社会大语境下，共产党内部情况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其公文语体语言内外差异的形成。
首先是共产党对待白话文的态度。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共产党处在弱势，由于受文者的受教育程度、理解能力以及淡化封建尊卑等级观念，追求倡导平等自由的政治诉求，决定党内公文可以坚持使用现代白话文，对外行文为了实现公文的功能意图，多倾向于选择使用文言文。
其次，公文行文者和受文者的交际需求。共产党公文的受文者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党员。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公文语言要浅显易懂，尽可能不用或少用文言词语。例如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发布的《布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通篇四百余字，采用四言“打油诗”的形式，深入浅出地道出了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此则布告通俗明白，符合读者的文化需求，押韵上口，一读就懂，便于传播。
最后，共产党公文的语体变异反映了人际关系中的权位关系，大致有低高、高低、平等以及社会地位的尊卑。共产党在与社会贤达、与国民党高层交往时，需要适应其语言习惯，遵从其封建等级，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外界力量，壮大势力，求得生存与发展。共产党“用语体手段调节直接交际距离”，采用典雅、正式的语体拉远、拉高了与国民党的距离，选择通俗、非正式语体拉近、拉平内部距离，从而造成内外有别的“双轨制”，诸如“敬候明教”类的谦辞敬语多出现在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行文中。内部公文用语态度谦和，语气和缓，体现尊重、平等、体谅原则，即便是下行文也常用“此致，敬礼”“布礼、为盼”等词。
参考文献：
[1]苏马.跟着毛泽东学习如何写公文.[2015-06-15].http：//history.m4.cn/2015-06/ 1277730.shtml
[2]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3-6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公文语言；特征；成因
公文作为办理公务的文书，与社会紧密相连，是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就有公文的使用，只是在初建期，数量有限。1925年瞿秋白拟写、1931年周恩来批准并于当年公布施行了《文件处置办法》；同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1938年4月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发布了《改革公文程式的理论与实践》，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新公文程式》；1949年公布并施行了《华北人民政府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共产党公文在承袭古代公文的基础上，在文种、格式、纸式、程序等诸多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变化，其中语言是直观而明显的。目前相关研究较为简单零散，学者多将此阶段公文语言的特点笼统地概括为一定程度上继承古代公文，保留了文言文的痕迹，缺乏进一步细致具体的研究。立足于语言的历时演变，考察此时期公文语言的客观状态与典型特征，无论对现代汉语本体还是公文语体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公文语言变化较大，根据受文对象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变异形式，自身系统内部存在二元并存的语体模式，即兼具正式与非正式、典雅与俗白。具体而言，它的语言采用“双轨制”，即本党内部的公文语言绝大多数是现代白话文，非正式，较俗白。在其外部，包括对国民党、对社会公布发行的两种公文绝大多数倾向于选择文言文，多用尊称与谦称，较正式，典雅度高。我们考察了《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3、第4、第5、第6册），同时参照《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毛泽东选集》等著作，搜集了各类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公文，约有38万字，讨论其特征及成因。
第一，共产党内部公文多用俗语，少用尊称与谦称，外部公文情况与之相反。
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属于广义概念的口语词，也是俗语。这类词语多通俗、较随意，常用于非正式语体，在典型的公文中较少出现，但是较之同期的国民党公文，共产党内部公文中口语词数量较多，使用频率较高。我们见到的惯用语有“闹生产”“起劲”“二流子”“戴……帽子”“钻空子”“死对头”“扣大帽”“一锅粥”“打路条”“打圈子”“打折扣”“出岔子”等；歇后语有“大闺女背斗子，没背住人家，把自己背上了”“地是命根子”，顺口溜“分得好坏，万年福害”“一级赶一级，越赶越紧”“多响雷少下雨”“年年防荒旱，夜夜防盗贼”等。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口头经常使用的词语。毛泽东身为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深悉公文的真谛，通俗直白，曾强调公文写作“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
此外，尊称、谦称、敬语在共产党公文中整体使用频率较低，种类较少，多分布在党外公文中。统计得出，共产党公文中使用的尊称与谦称共有19种，即“钧、钧座、台、大、贵、先生、君、阁下、委座、职、敝、鄙人、钧令、贵方、贵军、贵处、职军、职部、敝军”，总计245例，大都用于对国民党发布的公文，以及少量对社会行文，使用最多的是尊称“先生”，有95例，而该词在国民党内部公文中频率高达136次。可以看出，政治立场与党性原则决定共产党主张民主、自由、平等，不讲究等级制度，故而极少使用尊称和谦称，而在党外公文中，由于“礼貌原则”“合作原则”的制约，较多使用尊称和谦称。
第二，共产党公文多白话，少文言。
共产党公文保留并继承了古代公文中的部分文言词语，但整体数量少，所占比例小，这些词语仅限于党外公文，使用频率低，其内部行文中使用了大量的白话词语，所占比例大，使用频率较高。换言之，共产党公文以通俗易懂的现代白话文为主，对内行文使用白话文的同时，对国民党的行文则倾向于选择使用文言色彩较浓的词语。这种语言上的文白差异主要体现在公文内容要件上文本专用词语的使用。
“同志”是一个典型称谓语，以此为例，进行分析。首先，在使用频率上，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同志”在共产党公文中都是高频词语。该词共计使用377次，其中公文起首称呼“同志（们）”15次，指称社会及国民党人士3次，指称共产党员个人12次，例如：“全体代表同志们。”（《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其次，就使用形式而言，作为文中称谓语，共产党公文中的“同志”用法很多，既有职业 同志（士兵同志、农民同志），也有职务 同志（政委同志、师长同志），还有数量较多的复数形式“同志们”。
最后，从词义来看，共产党公文中，“同志”表示的概念外延相对较大，不再特指同一个政党的成员，而从称呼同一政党内部成员已经扩大至两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非党派人士。
“同志”词义的差异，折射出共产党在建立或维系社会及人际关系上的特点。共产党党内互称“同志”而不称职衔，强调民主平等，有利于打破封建等级观念，克服特权思想。党外称呼“同志”，反映了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即取消同一社会范畴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在努力实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目标下，寻求相同，团结合作，建立一种尊重、敬爱与信任的新型关系，正如中共“一大”党纲中规定的“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同志”传达的情感态度是“亲和、具有革命归宿感”。
引述语使用频率较高的有“根据、为、为了”，均为白话词语，多用于内部公文，而文言色彩浓厚的“奉、据、兹”使用频率低，偶见于党外公文。期请语中使用较多的有“希望、请、请示”，而古代公文中常见的“敬、查照、钧裁、敬乞钧裁、听候钧裁、呈乞钧裁、乞钧裁”等均较少使用。征询语多用“是否”，少用“当否、如何”，前者偏白，后者偏文，如：“叶飞、陶勇现到何处？运河西岸是否已筑工封锁？黄河船只是否不缺？过渡是否便利？嘉祥是否尚在我手？然即告。”（《8月6日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并告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的电报》）期复语中文言色彩较浓的“伏乞、鉴核、查照办理、盼复、示遵”等多被摈弃不用或偶尔用之。表态语中同样使用了大量的白话文，如“批准、准予、同意、完全同意、一致同意、执行、严格执行、必须执行、（不）认真执行、彻底执行、切实执行、坚决执行、批准、无条件（的）执行、遵照执行、强制执行、迅速执行、全部执行、一律执行、正确执行、分别执行、严厉执行、认真严格执行、忠实执行、立即执行、决定执行、马上执行”。 此外，共产党公文中的尾部用语也独具特色。常见的有“革命（的）敬礼”、“崇高/胜利/解放/抗战的敬礼”等，还出现了其特有的“（向/致）……的敬礼”，此形式既用于共产党的内部公文，也用于共产党对国民党、对社会的行文，其中在共产党对国民党发布的公文中使用频率较高。检索统计，“敬礼”前面的修饰语为“革命”的有5例，占一半之多。这些用例出现的时间基本上都集中在1937年至1942年之间，“敬礼”作为敬辞，语义蕴含的是双方处于平等关系，而没有上下级的尊卑之别。这反映了抗日大局当前，共产党更倾向于将国民党视为同一革命战线上的盟友。此外，共产党公文常出现以口号作结的结束语，对“中华苏维埃”“解放”“团结”等进行热烈的祝颂，如：“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万岁！中华民主共和国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华民族自由平等独立解放万岁！”（《中共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我们将此阶段公文特点形成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公文出现语体变异，它的语言采用“双轨制”，即在其内部的公文语言绝大多数是现代白话文，在其外部，包括对国民党、对社会的两种公文绝大多数使用文言词语。这一特点体现了公文撰制者为实现设定的功能意图，有意选择顺应语境的合适形式，完成表达。语言使用环境的差异，导致人们为了实现或接近某些具体的交际目的，选择顺应，因此相同语义在不同语境下显现为不同的语体形式，共产党认为文言文是八股文而加以摒弃，用语偏白话，因此例如“行旌、安辑、迎迓、遄回、竭蹶、阽危、遄征、芟锄、秕政、苞苴、稔恶、饷糈、窳散，捭阖、萌蘖、灾祲、补苴、晋谒、鹄的、荦荦数端、不啻倍蓰”等文言词语以及“贻笑列邦，见讥后世”“惟……是从”等文言句式在国民党公文中较为常见，而在共产党公文中大多销声匿迹。
此外，这一时期在社会大语境下，共产党内部情况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其公文语体语言内外差异的形成。
首先是共产党对待白话文的态度。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共产党处在弱势，由于受文者的受教育程度、理解能力以及淡化封建尊卑等级观念，追求倡导平等自由的政治诉求，决定党内公文可以坚持使用现代白话文，对外行文为了实现公文的功能意图，多倾向于选择使用文言文。
其次，公文行文者和受文者的交际需求。共产党公文的受文者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党员。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公文语言要浅显易懂，尽可能不用或少用文言词语。例如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发布的《布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通篇四百余字，采用四言“打油诗”的形式，深入浅出地道出了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此则布告通俗明白，符合读者的文化需求，押韵上口，一读就懂，便于传播。
最后，共产党公文的语体变异反映了人际关系中的权位关系，大致有低高、高低、平等以及社会地位的尊卑。共产党在与社会贤达、与国民党高层交往时，需要适应其语言习惯，遵从其封建等级，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外界力量，壮大势力，求得生存与发展。共产党“用语体手段调节直接交际距离”，采用典雅、正式的语体拉远、拉高了与国民党的距离，选择通俗、非正式语体拉近、拉平内部距离，从而造成内外有别的“双轨制”，诸如“敬候明教”类的谦辞敬语多出现在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行文中。内部公文用语态度谦和，语气和缓，体现尊重、平等、体谅原则，即便是下行文也常用“此致，敬礼”“布礼、为盼”等词。
参考文献：
[1]苏马.跟着毛泽东学习如何写公文.[2015-06-15].http：//history.m4.cn/2015-06/ 1277730.shtml
[2]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3-6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