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上海中国画院就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针对丰子恺发表在《上海文学》1962年8月号上的随笔《阿咪》的。此后，“文革”工作组进驻上海中国画院，将时任画院院长的丰子恺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并扣了一顶又一顶的帽子：“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甚至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
　　对于丰子恺来说，挨批已不是一回两回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因为提倡四君子画而受到过严厉的批判。据三次为巴金画像的俞云阶回忆：当时，有人画了一个人拉着大大小小一群羊朝前走，丰子恺批评说这幅画缺少生活经验，其实只要拉一只头羊，其他的就会跟着走。有人立即拍案而起，反驳他是在暗示不要党的领导。在其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丰子恺和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作过深刻的自我批评，写过《检查我的思想》，把过去的自己批得体无完肤，甚至是自虐。1956年的《城中好高髻》、1962年文代会上关于大剪刀的发言也都受过批判。
　　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文革”打懵了。正直善良、心如孩童般明净的丰子恺实在是无法理解眼下发生的一切，无法接受扣在他头上的那一顶顶“帽子”。
　　一天，他从画院疲惫地回到家，委屈地对家人说：“他们逼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说如果不承认，就要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来批斗我……我实在是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啊！可是他们不让我爱，他们不许我爱……”老人呜咽着说不下去，淌下了伤心的泪水。
　　为了对丰子恺进行批判，造反派对丰子恺的漫画断章取义、罗列罪名，为此他们还出过专刊，如《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砸烂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等。对于造反派的这些拙劣表演，丰子恺超然待之，他对钱君匋说：“那些猴子批判我的画……连起码的知识都欠缺，却出来批这批那，往往使人啼笑皆非，所以我也就泰然了，不和他们一般见识，何必对牛弹琴呢！这样不是可以省却许多力气。”丰子恺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耶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说“主啊，原谅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此后，丰子恺不得不每天去画院交代问题、接受批判。而他的家，经过几次查抄，电视机被搬走了，毛笔书籍字画被运走了，仅书画就有四大箱170幅左右，十多本相册也被拿了去。更让人不可思义的是，家中仅有的七八十元存款也被抄走，工资被扣发，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
　　残酷的折磨接踵而至。贴大字报、开批斗会、坐“牛棚”、作检讨、写交代、隔离审查……花样翻新，没完没了。造反派还强迫已70岁高龄的丰子恺爬上梯子，张贴批判自己的大字报；“狂妄大队”闯进画院，把他按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在背上浇上一桶热浆糊，贴上大字报，无情的皮鞭落在老人瘦弱的身上；几个野蛮大汉手持长矛，后半夜闯入家中，不由分说就把老人带走，弄到浦东游斗、摧残和折磨；他蓄了几十年的胡须也被强迫剪掉……
　　1969年秋，72岁的丰子恺被驱赶到乡下参加“三秋”劳动。由于几年来连续不断的折磨，老人的身子骨已大不如从前了，再加上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长期营养不良。不久，丰子恺就染上了风寒，高烧不退，被送回上海。
　　1969年底，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一部分人开始陆续得到“解放”。1972年年底，丰子恺终于也获得了所谓的“解放”，结论是“不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留有尾巴的结论显然对丰子恺是不公的。但丰子恺对此并不在意。对他来讲只要有了行动自由，有了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比什么都强。
　　谁知，好景不长，1974年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借批儒之名，在上海批所谓“黑画”。4月的一天，一家工厂中突然贴出一张大字报，说丰子恺写苏曼殊诗意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这之后，丰子恺提高了警惕，决定以后不再画“满山红叶女郎樵”，即使画，也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7月，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有四人，丰子恺、林风眠、程十发、刘海粟等。丰子恺首当其冲，先后在画院、天蟾舞台召开了对他的批判大会。
　　面对接连不断地批判，丰子恺终于支撑不住了。
　　1975年8月29日，丰子恺由于肺病被送进了医院。这晚，丰子恺住在充当急诊室的走廊里，女儿一吟陪伴着父亲。丰子恺彻夜难眠，对陪伴在一旁的一吟断断续续地说了许多话。他用极低微的耳语对一吟说：“你知道吗？江青无法无天，……这班人哪……哼，看你横行到几时！真想看到他们的下场，可是只怕我这病……”他轻轻吟起陆游的诗句：“死后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975年9月15日中午，丰子恺病逝于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