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新疆于田县。当年，毛主席名扬四海的诗句“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让国人在祖国蓝天白云下，一夜间分享了于田人民的欢欣鼓舞和扬眉吐气。在我七岁的记忆中，故乡是个诗情画意的地方。我是在县委大院里长大的，那是一个花园般的大院，机关所有办公室前面都是漂亮的葡萄架，后面家属区悠然地带是果园，有苹果树和石榴树。夏天的时候，拳头大的石榴结在长长的枝条上，像艺术家的作品垂在那里，留存着最美好的回忆。后来在喀什、和田的乡村，见过神话般神秘的石榴园，给人许多绚丽的遐想和美好的灵感，愉悦精神田园，让人感悟生活固有的美好。石榴园主人的心思期盼当然在他们的果实上，这自然是夯实生活根基的美丽，而像我这样的游人，却静静地深远地欣赏从每棵石榴树的支脉派生出的鲜红细腻的石榴和它们诗歌般亲切的绿叶，那是别样的精神享受。我们家在最后一排平房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前后门屋子。从前门进来，走过里面的房子，可以从后门出去。后来，就这种结构的屋子，我询问过许多人，但都说不出个原因来，因为在伊犁和其他的地区，都没有见过这种前后门的屋子，感觉很新鲜。
　　童年，是一个人灵魂深处抹不掉的烙印，随时都会浮现在心头，滋养岁月留在我们心海时间的温暖。那时候我们经常在县委机关前面的葡萄架下玩，许多时候都能看到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劳模库尔班·吐鲁木大叔。记忆中，库尔班大叔夏天也穿靴子，那形象很威武，充满自豪和幸福。大叔是新疆各族人民感恩的一个象征，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农民。旧社会，受尽了地主巴依的剥削，没有尊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解放了全中国人民，库尔班大叔翻身得解放，有了土地和尊严。得知这一切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的，他就下定决心要去北京见毛主席。带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意志，骑上他的“哪儿都能去”的毛驴儿，上路了。当然，他的毛驴儿是到不了北京的，最终在组织的安排下，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使我们常常感动的，是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深厚的感情。这种精神，是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
　　我父亲当时在县委宣传部工作。1964年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干训部学习，给妈妈来信说，让孩子们都上国语学校吧，我们现在学国语很吃力，将来孩子们不懂国语，就很难有发展前途。妈妈说，我是四岁的时候就跟着她到学校进课堂的，是因为家里没有人带。妈妈上课的时候就把我带进课堂，让我坐第一排，好边照看着我边给孩子们教书。给我铅笔和本子，让我学习字母和数字。于是，妈妈把我和姐姐转到了县里的国语学校，开始学习国语了。那时候，民族学生读国语，困难很大，头等的大困难是说汉语，听不懂老师的课，家里没有人给辅导，社会上根本没有现在这样找上门来的补习班。1966年父亲在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工作调伊犁日报社了，我们全家来到了伊宁市。我们继续读国语学校，但是仍然有困难。因为小学的基础没有打好，读中学就很吃力。伊宁市第五中学是民汉合校，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陶家元先生，他喜欢我。陶老师是那个年代的援疆干部，是湖南人，性格开朗，很关心我的学习。有时候，我周末逃课，和同学们到伊犁河游泳、钓鱼，周日，他就骑自行车到我们家找我爸爸，调查我逃课的原因，对我抓得很嚴。有一年暑假，陶老师组织我们住校养蚕，他做我们的技术员，动员我们几个出去拔桑叶，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最后我们把桑叶卖了，陶老师给我们每个学生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在那个困难时期，我们能有一本《新华字典》，不是小事，对我们的学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我写了一篇《我的老师陶家元》的文章，以此感谢陶老师在我的身上花费的心血。
　　我第一次回老家是1989年，那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我是代表父亲回去的。父亲1976年10月15日，在霍城县十月公社参加工作组的时候，突发脑病，去世了。那年他45岁。从那以后，每几年都有机会能回一趟老家看看，和亲人们团聚，享受亲情友谊，向他们学习父亲的成长经历，也是一大乐趣。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可以通过亲戚朋友们，学习南疆地方习俗和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弥补了我在伊犁河谷学不到的许多东西。在这些方面，我有太多的感悟。那年回家，我有时间在一个乡的派出所，和民警们同宿一屋体验生活，学到了许多东西。乡民政所也是在派出所办公，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有许多果树和葡萄架。周六的时候，院子里会有许多人，都是来办离婚手续和领结婚证的。一段时间以后，我的结论是，无论结婚离婚，随意性大，很少深思熟虑，说结就结，说离也就几句话走人，下周民政所开门的时候，排队办手续，就与还能说到一起的某一位登记结婚。民政所的干部办离婚也干脆利索，似乎是机器人的一套程序：说话，孩子有没有？后面的事情说好了吗？有几亩地？种的是什么？好，秋收的时候一人一半，签字。就这样，就迅速地离婚了。没有一句是问为什么要离。而在伊犁河谷，这样的方法是不存在了。要旷日持久地打心理战，女方的父母和男方的父母都会自然地参与进来，亲戚朋友们都能拿出决不能离婚的许多理由和哲学：孩子长大了，行了，忍一忍吧。在家里装哑巴吧。孩子们将来怎么办？女人都是一样的，你再娶一个，锵锵的事情更多。女人嘛，自古以来的办法都是哄着来，上午小哄，中午中哄，晚上大哄，就一切大吉了。如果最后还是要离的话，村里的队长们出来说话了，他们有硬的办法，暗示几句后，做双方的工作，都自我批评认识错误，最后碎了的镜子就结结巴巴地对在一起了。人人心里面的原则是，离婚是不对的，是不美的，还是那个古老的一日夫妻百日恩的哲学。而在其它方面，也有许多不同。比如，我所不能接受的是，结婚方面，男女年龄悬殊大，主要是女方年龄小。一个小玫瑰，跟着一个半百的人，让人看着不和谐。当然，这是双方的自由，但是从生活的视角和民间的评价来看，这种年龄悬殊的婚姻，也有很多麻烦。我研究过这种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这些农民们缺少文化，这是致命的软肋，是他们丢分最多的地方。从2014年开始，我们的“访惠聚”工作队在全疆乡村街道山区铺开，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场历史性的革命中，广大民众开始觉醒，迈上了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杜绝了小学生、中学生辍学的陋习。三岁以上的孩子们都走进了国语幼儿园，学会了国语，奇迹般地变成了家里的小翻译。家里来客人了，他们充当翻译，掀开了文化生活崭新的一面。我们也是人人参与，人人关注，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我也积累了许多创作素材，开始思考更多的事情。通过小说创作的形式，研究不同地域民间习俗规程的形成和演变。我们在基层的教育工作，是光和热的渊薮，是关乎子孙们健康成长的最重要的元素，需要我们长期坚守，不断积累经验，总结经验，推广经验。 　　时间长了，就对于田有了感情。每次回去，要在热闹的农贸市场品尝圆烤包子，这种做法有别于那种小型的方包子，馅儿多，实惠，浓香，有瘾。吃完一个，那味道几天后就悄悄地上头，你就继续找这种圆烤包子。在北疆，没有这种做法，这是于田特有的著名的圆烤包子，有大有小，大的吃一个一天不饿肚子，特实惠。回家的次数多了，就写过一篇叫《于田记忆》的文章，记录了我童年时期的家乡记忆：“记忆中的于田县委大院是一个鸟语花香的乐园，大路小路两旁都是鲜花和绿叶的长廊，所有的办公室前都是长长的葡萄架，整个大院是一处宁静、优美、神秘、水果飘香的果园。家属区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菜地，生活方便，美好，环境幽雅，舒适，我至今都不能忘记那些梦一样的环境”。在县委大院的斜对面，有一座桥，民间叫“板板桥”，对面有一个小市场，靠西面的一排民宅里，有姥姥的院子。每到下午，市场就开始热闹了。我记忆中的亮点是大家围在长条桌子上，吃烤南瓜，像切西瓜一样切成一块块的烤南瓜，极香。而在北疆，就没有卖烤南瓜的，也很少种植这种能烤着吃蒸着吃的圆南瓜，基本上都是那种长条型的做蒸包子的南瓜。这种也极好吃，蒸出来的包子，汤汤水水的，养胃调理脾性，也是一种滋润。
　　我喜欢创作是从喜欢读书中派生出来的一个爱好。中学时候读的是《敌后武工队》，故事好，语言好，可以读出那些神秘的生活场景和那个时代的精神追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忠诚、坚强的保尔·柯察金，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保尔·柯察金的成功是从骨子里认识到了一个永恒的真理：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的幸福，永远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幸福。特别喜欢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在鲁迅先生博大的精神世界里，蕴藏着太多的东西，好像是一个百宝箱，你要什么有什么。我喜欢他的小说语言、散文语言、杂文语言，喜欢他的每一篇文章。你说是一处绝美的风景，它就是;你说是一幅梵高的名画或是徐悲鸿的绝美作品，它就是;你说是岁月经验的宝库，它就是。他的语言，对饥渴的人，就是一杯甘露。他的语言，不是枝头上炫耀自己的绿叶，是从自己的根部、坚实的年轮经验中诞生的内在逻辑箴言，是树冠分叉中的阵痛，是他固有美学和文脉温暖的综合，是从馨香枣树的内心世界里奉献人间的黄金树胶，是我们暖心的故事，是长在我们身边的哲学朋友，是文化立场的骨气，是埋葬昏庸和颓废的智慧，是骨气和人气的榜样，是我们近处的光辉。他的小说艺术，对期盼在艺术道路上，把灵魂里有用的东西献给民众的仁人志士来讲，是良药。比如说阿Q的形象，他的笔墨散发着血液的味道，不是为小说而小说，而是通过小说艺术，唤起民众的觉醒。在他艺术初心的脉络里，有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抱负和中华民族之胸怀。在他的哲学网络里，没有什么东西是随随便便的。读鲁迅，一生读鲁迅，乃是精神自信和情怀抱负。后来读了国外一些作家的作品，记住了托尔斯泰的“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记住了高尔基的“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的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巴尔扎克说：“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左拉说：“愚昧从来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幸福的根源在于知识。”罗曼·罗兰说：“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息。”书读得多了，就喜欢上文学创作了。
　　我的第一篇小说叫《木沙江老汉》，是1979年发表在《伊犁日报》副刊上的。是当时的副刊编辑史文老师帮我修改发表的。写一个叫木沙江的农民，在生产队的瓜地里看瓜。一天半夜，来了几个人，要他私自给他们装一车西瓜，他们给钱。老人拒绝了，说，我是一个党员，怎么能把集体的东西私自卖给你们收钱呢？这显然是我1976年到1977年在霍城县猛进公社四大队二小队（也叫果园队）插队时的生活体验。这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也是我开始了解农村和农民的第一步。那年夏天，生产队组织青年人到离村一天路程的旱田割麦子，我们坐上当时较先进的胶轮马车，来到了静谧得天各一方似的旱田。路边的风景，茫茫的艾蒿林，藏在麦田里欢迎我们的鹌鹑，热烈的太阳，在低矮的花草里飞舞的野蝴蝶，小伙子们和姑娘们朗朗的笑声，快马踏在路上发出的坚强自信的声音，到了营地大家手把手地搭帐篷的过程，大家围在一起吃饭的温馨，清晨和黎明一起下地挥镰割麦子时的新鲜，中午在简陋的帐篷里避暑的记忆，夜晚在星光下割麦子的神奇，晚饭后的温馨快乐，女孩子们和小伙子们合唱民歌时的激动人心，那些拥抱人心的歌词，在星星世界的窥爱下飘舞旱田上空的旋律，从震撼的旋律里派生出来的朦胧而又莫名其妙的感觉，夜丢弃在我们歌声里的味道，在后来的岁月里，也变成了我人文经验很重要的一部分。时间蹚过去了，或者是留在了旱田大地的土壤里了，但是它们留在我血脉里的影像，至今在滋养我坚实的神经。马车一周给我们送一次给养。有一次，我意想不到的收到了一个包裹，是满满的一袋苹果，是我们果园队的五保户大娘带给我的，我好感动，因为割麦队伍中，只有我一人是外来的知青，没有人给我捎东西。后来我在一篇小说里用上了这个生活细节，自己读来也很感动。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人对人的惦记，是一种烙印般的记忆。村里的果园在整个猛进公社都是独一无二的，品种多，重要的是夏天可以有卖苹果的收入。生产队在秋收前可以花钱办要事，也可以给有急需的村民借钱。在更多的时候，没事干了，我就到果园里游玩，吃我最喜欢的曼排孜苹果，躺在一排梨树下的草地上看书。在那个年代，这是我深刻的记忆。后来我儿子十多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看这个果园，但是，果园已经不复存在了，变成了众多个小宅院。生产队把果树都砍了，把地分给社员做宅基地了。我呆呆地站在往昔敬爱的果园前，有一种深疼的伤感。实际上，我们生产队是不缺地的。后来写了一篇《祭那片消亡的果园》，来纪念那些难忘的岁月：“那片曾净化过我灵魂的果园消失了。从前的果园是茂密的一片绿色，南面是杏树林，有五月黄、小红碗;北面是苹果林，都是从前苏联引进的品种，有早熟的曼排孜、塔戈力、丝特勒瓦伊，秋果有二秋子、阿泼若特，这些苹果曾是伊犁河谷的骄傲。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苹果是伊犁河谷的代名词。在南北疆的一些城市，在乌鲁木齐，大家说到伊犁，必谈苹果。出差到乌鲁木齐，给朋友带一箱苹果，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那可是好东西。哦，不要嘲笑我，我要为那片消亡的果园哭泣。那片碧绿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我的日日夜夜，丝特勒瓦伊和村姑们是我最好的朋友。在亲切的果园小道里有我的小曲，朦胧的月夜里有我的遐想。夜风吹佛苹果的时候，早熟的丝特勒瓦伊落在我的怀里，给过我无限的快乐。还有那些可爱的候鸟，在纯洁的清晨为我歌唱，见证我的苦闷和向往……然而，這一切都在时间的重压下永远地不复存在了。但是，它们的根还在沃土里，它们的根的根不会消亡。从村姑们的玉体里派生出来的金童玉女需要果园，需要绿色，需要丝特勒瓦伊，不仅仅是为了谈亲说爱，他们要追忆父辈的足迹，和那些候鸟的候鸟对话，见证风的方向，在新的时代向新的文明伸手，在劳作不息的岁月里，在万紫千红的乐园里，留下一片欣欣向荣，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不是我的自我安慰，而是新的生命所需要的更新的渴望……” 　　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金矿》，是发表在《伊犁河》杂志上的。是写“我”和“我的古丽克孜”下乡插队的生活。两个青年人心怀大志，立志要去大学读书，在生产队积极参加劳动，梦想被推荐上大学。他们最终等到了恢复高考的日子，终于考上了大学，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这部小说的生活基础也是我下乡插队时的体验。在这前面，《伊犁河》杂志主编郭从远老师发了我一些小说，可以说，我在《伊犁河》杂志发表的许多小说，都有他的心血在里面。他对我小说的评价是：“哲理有余，描绘不够”。其实就是说教。一篇作品发出来了，很高兴，一遍一遍地读，作品变成铅字了，但是背后帮助我写小说的人，是郭从远老师。还有陈柏中、肖嗣文、郑兴福、吴连增、胡尔朴、艾克拜尔·米吉提、赵丽宏、史文、吴孝成、门海群等老师，也是从各方面帮助我的文学创作，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当时我在《伊犁日报》印刷厂印刷车间做印刷工，第一次看到《伊犁河》杂志的付印样后，才得知我们州终于有了自己的文学刊物，就开始学习着写小说了。但是不知道小说是怎么个写法，只是照猫画虎，写完了交给郭从远老师修改。我们常说，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这个比喻实在是一针见血。你写就写了，上口红镀黄金的活儿，都是编辑在为你做，名是你的，稿费也是你的，编辑的确是幕后英雄。于是，只要有学习的机会，郭从远老师就送我出去学习，请不了假，他就自己跑印刷厂找领导。1982年，新疆作家協会在乌鲁木齐市举办文学讲习班，郭从远老师派我和当时在伊宁县水泥厂工作的苏选生参加了，我们很高兴，还白坐了一趟飞机。是苏选生他们水泥厂发生火灾，厂里包了一架飞机往乌鲁木齐送伤员，我跟着苏选生沾光了。在一个月的学习时间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都是大学的老师和著名的作家、评论家授课，见到了许多名人，我们算是开了眼界。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不要哭朋友》，是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是反映煤矿生活的作品，写了一家三代矿工的生活。1994年我在伊犁州党委宣传部工作的时候，组织上派我到皮里青煤矿挂职党委副书记。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初步了解了煤炭行业和矿工生活。这是一座有200多年历史的老煤矿，在一线的矿工基本上都来自南疆和内地，都是热爱生活，靠劳动改变生活的硬汉。根据矿里的要求，我们每周一次下井检查安全生产。每次下井，矿里的领导都叫我走在队员中间，保护我，说，如果前面或是后面突然塌方，走在中间的人没有危险。我和中层干部，和矿工们交朋友，甚至半夜和他们喝酒，了解了许多情况。有的时候半夜下夜班的矿工们也找到宿舍，请我出去喝酒。他们不叫我的名字，一律叫我“新来的书记”。煤矿有一个小市场，主要是记账消费，矿上发工资的时候，大家一次性结清。那些生意人记得很清楚，而且是全名，比如：买买提尼亚孜·麦特卡斯木的家属，名叫沙拉买提·达吾提，某月某日上午几点，买的什么东西，记得非常清楚。其实就是个赊账市场，晚班的矿工们下班后，就来到这里，能尿到一起的三五个朋友，坐在那简陋的小卖部或小食堂里，AA制，弄几瓶烈酒，下酒的东西是羊头肉，或者是面肺子，鸡蛋是每天都有的，还有饱满的油炸大豆。他们不像城里的喝家们那样，几瓶酒能喝大半天，而是干脆利索，频繁地举杯，身子喝热后，回家休息。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唱歌，歌声深沉、悠扬，音质亲切，那些旋律催人回忆艰难的日子和面对黎明的气象。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他们能唱得这么好，这也是矿工们的一个亮点。我曾经和工会的同志们组织一些青年矿工们搞过几次活动，许多青年人能弹能唱，具备一定的音乐才华，也是一绝。我以前没有来过煤矿，也没有机会下井体验生活，但是对煤矿生活很感兴趣。以前听说过许多关于煤矿生活的故事，觉得很神秘。在猛进公社插队的时候，我的宿舍在大队的拖拉机站。看大门的老汉叫玛穆提，外号喀拉木（大胆），矮个儿，深眼窝，发音浑浊，喜欢唱歌。天黑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就来找他，和他聊从前。他以前是个开过煤矿的能人，他们就聊煤矿的那些事情，每一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我就坐在他们跟前听。像工作面，矿手，斜井，立井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这是我最早有关煤矿专用名词的一些小常识。夏天的时候，玛穆提喀拉木就睡值班室侧面的麦草堆里，是从麦场里拉来烧茶做饭的麦草。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开始唱歌。浑浊的声音，显得那样有底气，往昔的回忆跟随他的旋律，在他晚年的气场里，显摆他早年的灿烂。下雨的时候，独自一人坐在窗前，打开窗户，眼睛看雨点，耳朵听雨声，和雨声里尘土的味道对话，在苦雨的坠落声里，盘点他的苍茫和绚烂。这样的时候，我就走进他的值班室，和他说话，叫他给我讲煤矿的故事，享受从他的经验里派生出来的众多规矩和道理。当这些故事和我在皮里青煤矿的体验粘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对煤矿生活，这个特种行业的一些东西和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发生了兴趣。很想知道他们百年以来的生活状况和解放后的生产生活变化，窥探他们崭新生活的光彩和逻辑，初步地掌握这个行业的本质特点。比如，煤的形成，开凿的历史，伊犁河谷煤炭业的发展，都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于是我就从玛穆提喀拉木开始，收集有关煤炭业历史变革的材料，收集矿谣。在皮里青煤矿，一些退休的老矿工听说我在收集矿谣，就来找我，把他们早年滋润情爱世界的情歌，也献给了我。我徒步去废弃的老矿“来来香”转了一遍，那是北山梁脚下的一处开阔地，废弃的井口和房屋像被抛弃的孤儿，可怜巴巴地躺在那里，孤独地回忆往昔的沸腾。回到矿里，我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挖煤的父亲》。主要有这样的一些诗句：我来到了护佑过你的村庄/那些丢弃的房屋仿佛在诉说/弯曲的小路像遥远的故事/企图证明那个年代的辉煌/水池前惟一的白杨树高高飘扬/拔走了屋顶的墙壁哭泣着凝视东方/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我看见了你丢失在这里的形象/我听见羊群在呼唤/出生的婴儿在歌唱/未来的矿手在白杨树下戏耍/父亲们在大地深处挖彩霞。我抓住在煤矿挂职锻炼的机会，走遍了许许多多的家庭，年迈的老矿工们，缓慢地诉说他们当年的艰苦，解放前下井挖煤，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天倒几班，可以回家吃饭睡觉，而是每次下井都是十天半月，有的时候是一个多月才能出来一次，吃住都在井下，不能见天日。当我有了许多方面的材料以后，我就把自己的热情，关注煤矿生活的挚爱，献给了那些活生生的材料。在离开煤矿的那些日子里，继续当好学生，进一步掌握隐藏在民间的有关煤矿生活的一些故事和传说，开始策划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个时候，我找到左拉描写煤矿生活的长篇小说《萌芽》，认真地研读，严格安排自己的时间，有的时候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也用在了这部长篇的写作上。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基础上，每天都是加班到子夜以后的时间，不参加任何吃喝的聚会，最终完成了长篇小说《不要哭朋友》的写作。 　　1983年，我在《伊犁日报》社印刷厂工作的时候，考进了伊犁财贸学校翻译班。学习翻译专业，从事翻译工作，是我多年的梦想。每读到一篇好文章，就急着翻译过来，让读者共同欣赏。我在报社的翻译工作，主要是在老一辈翻译家们的指导下，从事新华社电讯稿的维译。报社的翻译家们实际经验多，有的时候也玩一点小幽默。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青年翻译工作者请教导师，说，老师，“先验论”怎么翻译？老师说，这么简单的词儿都不懂吗？我看你也是一个吃馍馍混卷子的好宝贝，先验论就是有关研究咸盐的理论嘛！翻译工作，无论口译笔译，在新疆，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是广交朋友，用文化的力量团结人心，教育人民的工作。首先要培养我们的热情，多锻炼，把它作为一个心爱的事业进行到底。我第一次担任口译任务是在读中学的时候。暑假期间陶家元老师带领我们到察布查尔县平原林场学农，割麦子的时候，需要用芨芨草做捆麦子的要子，我们就走出林场，到南边的草场割芨芨草。当我们准备返回的时候，来了两个骑马的人，说这是他们乡里的芨芨草，要没收我们的镰刀和马车。陶家元老师要我给他们翻译他的话，说，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来学农的，这些芨芨草我们是用来做捆麦子的要子的，请你们支持我们学生的学农活动，放我们走。结果他们把我们放了。那天陶家元老師还表扬了我。做翻译，两种文字的基础都要好。译事是个苦差事，多种情况下是自找的折磨，人家潇洒的时候，田野牧区景点游玩的时候，家里人休息享乐的时候，外面的太阳那么好的时候，你要趴在桌子上学习，翻译，找资料，干不完的事情。我读过写翻译家钱钟书先生译书生活的文章，一家三口，每天都是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苦苦地奋斗，为自己的翻译事业，默默贡献力量。许多人羡慕他们学识渊博，文采飞扬，译著精彩，著作等身，但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靠的就是这种献身精神。如果没有勤奋，脑力不勤，嘴巴不勤，手脚不勤，耳朵不勤，屁股不勤，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做不出成绩的。从事一种事业，在内心里，必须是这个事业的牺牲者，才能有所作为。一个好的译家，任何时候，身边都要有笔和笔记本，有好思路的时候，遇到好句子的时候，要就地记录，把学习和自己的生命，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有所作为。要练好嘴，口译是一等的要事，不能把帽子拿来译成头，那是要出人命的。要有多种文笔，能译公文的笔，能译诉状的笔，能译文艺作品的笔。而这个文艺作品又是多种体裁，小说、诗歌、散文、歌谣、谜语、戏剧、史料、游记、杂文等，译家必须是杂家，马虎不得，不能敷衍了事。比如，我对照阅读过汉译维的世界名著《静静的顿河》。译者也是一个大家，书中，有一段描写主人公葛利高里醉酒回家的句子“酩酊大醉的葛利高里回家了。”被译者翻译成了“喝了一点酒的葛利高里回家了”。这就是一种敷衍，不是一般的错误，是不负责任。译文和原文比，轻重之别的错误，让人吐槽。不能因为你是大家，就随便地对待别人的作品，你的不严肃，最终导致你没有质量，就是没有品位，和你的“翻译家”的这个“家”，是不相称的。时间长了，读者都能发现你的伎俩，不认你这个“家”。
　　在翻译界，另一个头疼的问题是，两种文字同样出色的译家，特别不好找。只有一种语言才是他的强项。这就需要找一位另一语言的高手来润色文本。因而苛求译文完美，是不现实的。为什么存在重译的现象呢？就是这个道理。时代在发展，你的那个译文，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就是最大的挑战。翻译界有个说法，所谓译文，就是没有译过来剩下的那一部分。有点道理，但不完全是。译者的目标永远是译意，译思，译美，译神，译文藻。在需要的时候，也把你的学问知识，把你的经验，献给译本，也是追求译文尽可能流畅完美，在这个行业的道道里，要积累经验，要在理论上，探索出一条路子来。时代在发展，那么我们也应该在理论上，有我们自己的见解。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翻译的困惑和可能性》。主要提出了我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我的观点。“当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很多提示。那些不可译的作品和词语，实际上是翻译的遗憾。最终在两种舌头和两种语言的帮助下，我们会打通那些桥梁，让两岸的风光在翻译的可能性里携手。但是，从文化的源头和纯粹性来讲，我们会失去那个文化和语言里最瑰丽的东西。我们在译文里借用那种近似异化的词语，损伤了原文的那种纯粹的美感。在这种改变里，两种语言都受到了矫正，一些形容词消失了，一些动词无可奈何地变成了其他的词语。互译性是一种曲线性的可能。原文的灿烂，可能是一种立体性与多面性的美丽。但在译文里，这个灿烂有所倾斜，在不同语言的书写中，都失去了一些东西。翻译的光芒是混血的光芒，这个遗憾的事业靠变通维持自己的荣誉。我自己是用维吾尔语、汉语两种语言写小说。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进程。这种交融性的创作在开始的时候不被接受，到后来的默认，到最后的认可，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不仅仅是多元文化碰撞的问题，也是认识和怎样面对多元文化世界，对人、对文化、对时代、对社会的全面认知问题。当一种陌生的语言冲进母语体系里，在给予和共享的过程中，也和这个语言站立在了一起。对个人来讲，它是一种尝试和机会，对社会应该是一种融合和进步。对全球化来讲，它是一种灿烂。在一次有关文学翻译的访谈中，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前的文学翻译，特别需要具备综合知识的高手和能破译两种文化语言文字背后奥秘的专家。在这个基础上，和原文站在一个位置上，忠于文本，超越文本，拿出成全作者的智慧和奉献，让译文文体尽可能地接地气，接近现代叙述，这里就不是‘信、达、雅’的问题了，而是引领，是帮助作者创造的问题了。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和研究。在数量上，我们缺少双语功底雄厚的语言学家似的翻译家，在形式上，我们缺少名著的集体翻译。”英国作家迈克尔·伍德说，“即便是在同一语言中，翻译也只能近似，极少能够字字对应;其运作方式是通过解释、阐明，通过加上一些长长的句子，甚至加上手势动作。对于字词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翻译，不是翻成其他字词，不管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或其他语言，而是转成实践。我们使用字词，并向我们自己及他人显示我们知道那些字词的意思。”这里要说的意思是，译文要清晰明了。 　　学习，是作家和翻译家毕生的责任。因为我们肩负着发展文化的重任。须知，如果我们有成就，都是靠了這个学习的责任来完成的，我们注定要付出牺牲。这是时代的召唤，是我们心中的光荣。如果我们不追求光荣，我们的价值何在？就学习国语来讲，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条件，各族人民依靠国语的力量，走出了辉煌;我们的父辈依靠国语，实现了为国家事业服务的理想;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们，在改革开放赐予我们的时代机会里，也是依靠国语实现了我们的人生目标。这方面，在伟大的70个春秋里，我们都有太多的感受和灿烂。我们的父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教育我们接好班，回报国家和人民。学习国语，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发展壮大的机会，是我们能回报国家和人民的机会。是我们能睁眼看世界的机会。但是，在我们学习国语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不是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家长，都能科学地认识这个问题。在学习好母语的基础上，让我们的孩子们也认真地学习国语、研究国语的问题上，我们的许多家长们，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和要求。为什么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当下的新时代，许多家长们能自觉地认识这个问题，践行国家文化观的这个要求，而为什么一些家长们没有积极主动地学习国语并且也让自己的孩子们走在这个康庄大道上呢？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孩子们长大以后，许多家长们都后悔当时没有让孩子们学习国语，那些孩子们也有这方面的感受。在学习国语的问题上，我们认真思考，扪心自问，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欠时代和时间一个自觉。在我们应该掌握国语的黄金时间里，我们没有自觉地搭上这个时代的飞船。春秋之果实辉煌灿烂了以后，时间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朋友们，要补课。而我们知道，补课，永远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得见的亡羊补牢，永远是能开花结果的第一步，永远是能建功立业的雄心勃勃。我们都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么我们就应该积极地掌握国家的语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阳光灿烂的逻辑。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讲，有作为的国家和有发展前途的人，都是积极地掌握了世界主要语言文字的国家和人，团结和繁荣的基础，永远是能沟通心灵的语言文化的力量，是互相欣赏的力量。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光明不放，与追赶太阳的人们携手，坚决地与愚昧的、自闭的、狂妄的、极端的人和行为，做坚决的斗争，不能提着煤油灯背对网络世界，远离文明的呼唤。这方面，我们有太多的教训。
　　我的工作从伊犁州文联调自治区文联以来，学习的机会多了。除了参加培训班以外，每年都要参加许多活动，都能学到许多知识，和各路大家见面畅谈，潜移默化，都能有点见识。所谓的见多识广，就是积累知识的过程，是甘当学生的过程。各种经验，不同习性之人的生活态度，成功之人对待荣誉的态度，得意之人对待朋友和小字辈的态度，学问家的谨慎和谦虚，都是知识道路上磨练人、教育人的能看得见抓得着的见识。这些年，在鲁迅文学院、上海作家协会，湖南毛泽东文学院，《上海文学》杂志社，《民族文学》杂志社参加了许多文学活动，收获不小，总的一个感觉是，文学，是一所永远也毕不了业的学校，天天美丽，层层灿烂，年年深远，世世代代珍珠玛瑙。你自我感觉良好，再看看鲁迅的作品，你就蔫了。祥林嫂钻进你的梦里，说，写小说的哥们儿，人死了以后，究竟有没有灵魂呢？你一个奖折腾上了，你再看看曹雪芹的语言和藏在他语言世界里的博大和人情世故以及波澜壮阔，你会发现，他可以在你的小肠里书写流芳千古的伤痛和美丽。林黛玉葬完飘落大地的花瓣以后，说，朋友，所有的生命都是土地的朋友，今春的花儿结束了生命，实际它们是到天国捎话，给他们送去人间的温暖。你会更蔫。当你上下求索，三十岁的风华正茂苍茫古来稀了，当你感觉到你是为了写出这个时代的美好和希望而奋斗的时候，你又硬起来了，因为你立志要写出前人不知道的壮丽和精神渴望，这就是你的价值。2009年，新疆作家协会派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是青年作家研讨班，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特意举办的55个民族作家的研讨班。到学院听了一周的课，就后悔来晚了。用民间的话来讲，这么长的时间里，不来学习，放驴了吗？最后驴挨骂了。大师们的小说课讲得好，都是首都和其他省区一流的大家给我们传授文学知识。阎晶明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小说课，通俗，易懂。给我们推荐了一本研究小说的书《沉默之子》。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讲，这是一部好书，我们学到了很多理论知识。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委、中宣部的领导都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安排我们参加了许多庆祝国庆的活动，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观看了国庆庆典活动，享受到了国家的关怀。鲁院在泰山安排了一次社会实践活动，白描院长带队，这是我第一次上泰山，很兴奋。学员们准备上泰山的时候，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买了一把登山杖，让55个学员都摸了一把杖柄，说要拿回家做纪念。很有意思，也是一种乐趣。我喜欢他的诗。他有一首诗叫《祖国》：当别人把钱当作祖国/我却乞丐一样/把祖国当作一枚金币/揣在自己心怀。他的《小凉山很小》是这样写的：小凉山很小/只有针眼那么大/我的诗常穿过它/缝补一件件母亲的衣裳。在返回学院的途中，大巴车行驶在温馨可爱的大地，我思绪万千，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叫“舞蹈的时间”的词儿，回到学校，就写下了这篇散文：“时间是舞蹈的朋友;但在另一个时间里，舞蹈是匆忙的过客，追赶没有路标的时间;人是时间的记忆，在没有航标的河流飘舞，美丽，崇高，奔波于通向彼岸的歧路;蝴蝶在另外一个时间里，在没有围墙的果园，寻找从前的灿烂;我在蝴蝶的恩赐下舞蹈的时候，不知道我的时间是什么;风忽悠花瓣的嗅味，我歌唱瞬间的灿烂，与绿叶一起被忽悠，在喧哗里骚动，春光消失的时候，时间贪婪地回忆往事，寻找另一种可能的时间，在时间的梦境里，梳理固执的时间，在成熟的舞台边缘，艰难地寻找舞蹈的舞蹈，时间的时间。时间在收割的季节，是无价的油画。旱田的麦子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能梦、能唱的基础，是我们行将诞生的婴儿。马车在没有路的大地行走，车夫心中有方向，情歌护卫我们的时间，骏马是我们的朋友。夜，是民歌潇洒风流的世外桃源。镰刀早已歇息，运回麦场的麦子，和近处的骏马私语，探听我们的隐秘。伟大的厨娘，和她幼小的儿子，也已入睡。她们的梦，围绕在热炉边，向黑锅描绘未来的心愿。风，殷勤地，把艾蒿的苦香味，撒在我们简陋的草棚前，引诱我们的歌声。最美的歌声，不仅仅是旋律的艺术，也是血液和思想的渴望。”那些难忘的岁月，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温馨的回忆。
　　我们当下的美好生活，和祖国的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我们走过了辉煌的70年，我们伟大的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找到了一条强国富民的道路，这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幸福，需要我们继续奋斗的事业。我们14亿各族人民生活在可爱的祖国，都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就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感恩的故事。解放前的新疆可以说是一盘散沙，人民没有主心骨，看不到希望，列强打着各种旗号，随便进出新疆，掠夺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文化资源，欺诈老百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有了主心骨，当家作主，有了自己的精神依靠，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当年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儿上北京见毛主席，就是这种精神支撑他前进。我们的父辈艰苦奋斗，一步步走进了今天的盛世。新中国的成立，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新的机会，百业待兴的新疆，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凝聚人心，战胜了种种困难，走出了困境，在国家和全国人们的支持下，逐步地过上了好日子，走进了今天的盛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幸福日子里，回忆我们走过的道路，深刻地认识到，好日子就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要无比珍惜这个好日子，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