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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十年,江平是以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自诩的。这是他对自己的清楚定位,正是有了这样的期许,他的关注领域和呐喊范围,才超出了法学的领域,进入众多公共话题及敏感区域,全方位推动中国前进。
我曾两次见到江平先生,一次是前年,“京报讲堂”项目邀请他在国家图书馆作一次演讲,我去他家里接他。由于堵车再加上走错路,眼看有迟到之虞,江平先生焦急万分的神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担心让听众们等他。好在最后提前两分钟到会场,作了《中国三十年法治进程的轨迹和曲线》的演讲。
演讲内容之精彩不必说了,意外发生在听众问答环节,有人问起了杨佳案,这在当时是一个超级敏感话题,认为杨佳应该判决无罪的和反对这一说法的水火不容,对这个话题学者们也是回避者多。但江平说,“这个问题我是可以说一下的。”他说了两层意思,一是杨佳犯下那么大的错,不判死刑于法不容,二是在审判杨佳时,程序上有疑点,不公开,不能服众。
那是江平首次公开谈到杨佳案。江平话音刚落,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声喊道,“江平,如果我手里有臭鸡蛋我就扔到你身上!”而拥护江平的大学生,又起身大声斥责那个不礼貌的学生。气氛瞬间激化,成了一起虚拟的“臭鸡蛋事件”。
另一次见江平是在刚过去的十月,他参加凤凰周刊创办十周年的论坛,并第一个发言,发表了“中国的法治正在倒退”的观点。他不是第一次讲这番话了,今年80大寿时,他就发表了同样的盛世危言。在这次论坛上呢,仍然是听众问答环节,又有人问起了近时期的敏感话题,在座学者多是沉默,只有江平仍然率直地回答了问题,并且又成为一个小小的事件。
这是我两次见到江平,每次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由于工作原因,我近距离接触过不少知识分子,江平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引起我的思考最多,这也是我对《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这本书格外关注的原因。
从法学界精神脊梁到社会良心
江平的经历相当坎坷,他是燕京大学学生,参加过学生运动,建国初期,成为第一批赴苏联留学生中的一员,并提前一年毕业,是马上要大展宏图的青年才俊,谁知回国就被打成右派。这是江平人生中第一大挫折。另他更出乎意料的是,一块赴苏留学归来刚刚结婚的爱人,马上宣布跟他离婚,海誓山盟成为泡影。而在被强制劳动时,江平被火车拖入车轮之下,万幸捡回一条命,但一条腿被轧断,从此成为世间畸零人。这三重打击,对江平的伤害至为深重,当时要经过怎样的炼狱历程,也是可以想见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江平,是一个热情洋溢、勇猛精进的大学者,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因为这样的几率并不高。
在书中,江平对自己的人生路有一个概括,就是22年逆境,22年顺境。1956年至1978年,这是噩梦般的22年,而从1978年到2000年,这是一个22年的顺境。这个划分是在2000年他70寿辰时说的,他认为上天是公平的,用同样多的顺境来补偿他的悲惨的22年逆境,让他做了很多工作。当然,在22年顺境里,江平也遇到过大挫折,1989年之后,他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职位,从此成为一名纯粹的教授。现在距离江平提出人生两分法又是十年了,我看这十年可以称为江平“新宪政运动”的十年,那么他的人生就是三个阶段了。应该把这十年归为逆境还是顺境呢?从推动宪政的成果来看,似可以划为逆境时期,因为江平说中国法治在这十年出现了不小的倒退。而从江平的个人来看,他仍然为中国法治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处处掣肘,但法律实绩还是不小。所以这个十年,一言难尽。
作为一个法学家,江平阐述问题从来不马虎,跟模糊、混沌这些词汇无缘,在讲到自己的时候,也是一板一眼、一五一十。梁启超讲课时曾说,“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然后再补一句,“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是文人的自谦。但江平评价自己说,“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没有认真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我以学校为舞台,努力培育一代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具有民主、自由开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学家。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一把力。”
说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江平真是太谦虚了,但认真想来,他对自己的评价又非常客观,虽然过于严格。有了这个前提,他说自己是法学教育家和法律活动家,我们就心悦诚服地赞同他的说法。他在法学教育和法律建设方面的建树,的确是他对中国法学界的最大贡献。
其实江平还说过一点,不过鲜见于他的日常访谈与发言,即在最近十年,江平是以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自诩的。这是他对自己的清楚定位,正是有了这样的期许,他的关注领域和呐喊范围,才超出了法学的领域,进入众多公共话题及敏感区域,全方位推动中国前进。他与吴敬琏先生成立研究所,在众多公共活动中签名联署,为推动宪政的努力奔走,包括他众多的授课与演讲,都使他超越了法学教育家,而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江平从法学界的精神脊梁,而成为整个社会的良心。
不妥协却能适应现实
在江平《我所能做的是呐喊》一书中,法学家季卫东曾提出一个问题:“将来的史学家以及人民将会怎样评判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法律界的学术、实务以及人物?”他认为,江平的存在,无论如何都会对今后那次无法避免的“审判者也被审判”的公堂对簿以及各自的供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良知进行交叉询问之际,有些人可能要说我们“愧对江平”。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追问。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写,“文化生活平庸化的一个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变成特别不重要的人。一个美国评论者断定,与萨特这类人相比,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看起来更像小技术官僚。”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要想拥有知识分子这一头衔,文化生产者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
“小技术官僚”是欧洲式的自我批判,这个词用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才真正传神得入骨。国家权力的无处不在,学界衙门化的现实,让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小技术官僚”遍地的时代。他们附着于国家权力的缝隙,以迎合的姿态讨得一点吃食,这样的确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学者艾尔曼认为:“一个人的脑力劳动越受外部力量、法则、常规、检查者等的注意,就越少感觉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想,即使我们愿意,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很少认同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吧,那意味着太多的责任。知识分子最赞许的一个美德,是有能力追求独立的和自由的生活,我们还有哪些知识分子还具备这个能力呢?
在《美国知识分子》一书的序言中,学者林贤治写道,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一群充满活力、勇猛精进的知识分子,不能由此前后形成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稳定的知识分子传统,要建设一个文明社会将变得加倍艰难。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是断裂的。”他的潜台词不难理解。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可以肯定未来一定会对我们这个时代进行发问。令我们气沮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确已经沉没,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让我们稍感欣慰的是,毕竟还有一些,在他们的特殊专长之外,在公共事物领域发出独立的声音,并有实际的作为,而江平就是闪光的一个。
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思想领域学者的表现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最具思想原创力的李泽厚,是思想界的一代宗师,本可成为有号召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提出的“告别革命”、“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等概念,也具有干预现实的意义,但他太甘于寂寞了,他的声音和思想是独立的,但他困守书斋独醒自许的姿态,以及行动能力与勇气的缺失,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清醒的学者。朱学勤、汪晖是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学问与气质也为一时之选,但囿于格局不够大,多年来拘泥于左右问题,少见推动社会进步的公共作为。目前在此领域,秦晖一人而已。
反倒在其他专业领域,如吴敬琏从经济出发,江平、贺卫方等从法学出发,逐渐扩展到政治领域,崔卫平、徐友渔、刘苏里等知识分子,也都做出了实际成果,影响了政治生态的进步。他们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这里面也有区分,有些人对江平、吴敬琏先生看法有分歧,认为他们是体制内的,这就是门户之见了。有人是旧体制的批判者,而江平吴敬琏两位,更多的是一种新体制的建设者。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一句话:“最高境界的处世艺术是不妥协却能适应现实。而极端不幸的个人素质是尽管不断地妥协却总是达不到适应现实的要求。”不妥协却能适应现实,真正走得很远,并作出了大贡献的知识分子,反倒是这两位“体制内”知识分子。这里面有平台的便利,有人格的力量,也有做事的艺术。
我曾两次见到江平先生,一次是前年,“京报讲堂”项目邀请他在国家图书馆作一次演讲,我去他家里接他。由于堵车再加上走错路,眼看有迟到之虞,江平先生焦急万分的神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担心让听众们等他。好在最后提前两分钟到会场,作了《中国三十年法治进程的轨迹和曲线》的演讲。
演讲内容之精彩不必说了,意外发生在听众问答环节,有人问起了杨佳案,这在当时是一个超级敏感话题,认为杨佳应该判决无罪的和反对这一说法的水火不容,对这个话题学者们也是回避者多。但江平说,“这个问题我是可以说一下的。”他说了两层意思,一是杨佳犯下那么大的错,不判死刑于法不容,二是在审判杨佳时,程序上有疑点,不公开,不能服众。
那是江平首次公开谈到杨佳案。江平话音刚落,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声喊道,“江平,如果我手里有臭鸡蛋我就扔到你身上!”而拥护江平的大学生,又起身大声斥责那个不礼貌的学生。气氛瞬间激化,成了一起虚拟的“臭鸡蛋事件”。
另一次见江平是在刚过去的十月,他参加凤凰周刊创办十周年的论坛,并第一个发言,发表了“中国的法治正在倒退”的观点。他不是第一次讲这番话了,今年80大寿时,他就发表了同样的盛世危言。在这次论坛上呢,仍然是听众问答环节,又有人问起了近时期的敏感话题,在座学者多是沉默,只有江平仍然率直地回答了问题,并且又成为一个小小的事件。
这是我两次见到江平,每次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由于工作原因,我近距离接触过不少知识分子,江平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引起我的思考最多,这也是我对《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这本书格外关注的原因。
从法学界精神脊梁到社会良心
江平的经历相当坎坷,他是燕京大学学生,参加过学生运动,建国初期,成为第一批赴苏联留学生中的一员,并提前一年毕业,是马上要大展宏图的青年才俊,谁知回国就被打成右派。这是江平人生中第一大挫折。另他更出乎意料的是,一块赴苏留学归来刚刚结婚的爱人,马上宣布跟他离婚,海誓山盟成为泡影。而在被强制劳动时,江平被火车拖入车轮之下,万幸捡回一条命,但一条腿被轧断,从此成为世间畸零人。这三重打击,对江平的伤害至为深重,当时要经过怎样的炼狱历程,也是可以想见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江平,是一个热情洋溢、勇猛精进的大学者,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因为这样的几率并不高。
在书中,江平对自己的人生路有一个概括,就是22年逆境,22年顺境。1956年至1978年,这是噩梦般的22年,而从1978年到2000年,这是一个22年的顺境。这个划分是在2000年他70寿辰时说的,他认为上天是公平的,用同样多的顺境来补偿他的悲惨的22年逆境,让他做了很多工作。当然,在22年顺境里,江平也遇到过大挫折,1989年之后,他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职位,从此成为一名纯粹的教授。现在距离江平提出人生两分法又是十年了,我看这十年可以称为江平“新宪政运动”的十年,那么他的人生就是三个阶段了。应该把这十年归为逆境还是顺境呢?从推动宪政的成果来看,似可以划为逆境时期,因为江平说中国法治在这十年出现了不小的倒退。而从江平的个人来看,他仍然为中国法治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处处掣肘,但法律实绩还是不小。所以这个十年,一言难尽。
作为一个法学家,江平阐述问题从来不马虎,跟模糊、混沌这些词汇无缘,在讲到自己的时候,也是一板一眼、一五一十。梁启超讲课时曾说,“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然后再补一句,“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是文人的自谦。但江平评价自己说,“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没有认真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我以学校为舞台,努力培育一代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具有民主、自由开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学家。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一把力。”
说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江平真是太谦虚了,但认真想来,他对自己的评价又非常客观,虽然过于严格。有了这个前提,他说自己是法学教育家和法律活动家,我们就心悦诚服地赞同他的说法。他在法学教育和法律建设方面的建树,的确是他对中国法学界的最大贡献。
其实江平还说过一点,不过鲜见于他的日常访谈与发言,即在最近十年,江平是以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自诩的。这是他对自己的清楚定位,正是有了这样的期许,他的关注领域和呐喊范围,才超出了法学的领域,进入众多公共话题及敏感区域,全方位推动中国前进。他与吴敬琏先生成立研究所,在众多公共活动中签名联署,为推动宪政的努力奔走,包括他众多的授课与演讲,都使他超越了法学教育家,而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江平从法学界的精神脊梁,而成为整个社会的良心。
不妥协却能适应现实
在江平《我所能做的是呐喊》一书中,法学家季卫东曾提出一个问题:“将来的史学家以及人民将会怎样评判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法律界的学术、实务以及人物?”他认为,江平的存在,无论如何都会对今后那次无法避免的“审判者也被审判”的公堂对簿以及各自的供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良知进行交叉询问之际,有些人可能要说我们“愧对江平”。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追问。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写,“文化生活平庸化的一个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变成特别不重要的人。一个美国评论者断定,与萨特这类人相比,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看起来更像小技术官僚。”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要想拥有知识分子这一头衔,文化生产者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
“小技术官僚”是欧洲式的自我批判,这个词用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才真正传神得入骨。国家权力的无处不在,学界衙门化的现实,让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小技术官僚”遍地的时代。他们附着于国家权力的缝隙,以迎合的姿态讨得一点吃食,这样的确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学者艾尔曼认为:“一个人的脑力劳动越受外部力量、法则、常规、检查者等的注意,就越少感觉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想,即使我们愿意,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很少认同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吧,那意味着太多的责任。知识分子最赞许的一个美德,是有能力追求独立的和自由的生活,我们还有哪些知识分子还具备这个能力呢?
在《美国知识分子》一书的序言中,学者林贤治写道,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一群充满活力、勇猛精进的知识分子,不能由此前后形成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稳定的知识分子传统,要建设一个文明社会将变得加倍艰难。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是断裂的。”他的潜台词不难理解。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可以肯定未来一定会对我们这个时代进行发问。令我们气沮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确已经沉没,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让我们稍感欣慰的是,毕竟还有一些,在他们的特殊专长之外,在公共事物领域发出独立的声音,并有实际的作为,而江平就是闪光的一个。
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思想领域学者的表现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最具思想原创力的李泽厚,是思想界的一代宗师,本可成为有号召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提出的“告别革命”、“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等概念,也具有干预现实的意义,但他太甘于寂寞了,他的声音和思想是独立的,但他困守书斋独醒自许的姿态,以及行动能力与勇气的缺失,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清醒的学者。朱学勤、汪晖是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学问与气质也为一时之选,但囿于格局不够大,多年来拘泥于左右问题,少见推动社会进步的公共作为。目前在此领域,秦晖一人而已。
反倒在其他专业领域,如吴敬琏从经济出发,江平、贺卫方等从法学出发,逐渐扩展到政治领域,崔卫平、徐友渔、刘苏里等知识分子,也都做出了实际成果,影响了政治生态的进步。他们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这里面也有区分,有些人对江平、吴敬琏先生看法有分歧,认为他们是体制内的,这就是门户之见了。有人是旧体制的批判者,而江平吴敬琏两位,更多的是一种新体制的建设者。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一句话:“最高境界的处世艺术是不妥协却能适应现实。而极端不幸的个人素质是尽管不断地妥协却总是达不到适应现实的要求。”不妥协却能适应现实,真正走得很远,并作出了大贡献的知识分子,反倒是这两位“体制内”知识分子。这里面有平台的便利,有人格的力量,也有做事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