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之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历来入选各类唐诗版本皆注明另一诗题，即《陪侍郎叔华登楼歌》，此题名见于宋人所辑《文苑英华》，诗中内容亦稍有不同。然而教材注释中并未指出这一点，其配套的教参所摭取的简析亦有舛误之处。笔者不惴简陋，也来谈谈对此诗的理解。
到底此诗是李白与族叔李云的饯别之作，还是与族叔李华的游宴之作？不少研究专家认同于后者。先看李云其人，新旧唐书皆无其传略，郁贤皓考诸《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下》云：“道王房有道孝王元庆曾孙名云，乃敷城郡公李诞孙，右千牛将军李岑子。李云嗣敷城郡公，未署官职，或即此人。”李白集中另有《饯校书叔云》一诗，詹锳在《李白诗文系年》中认为此诗或与其有某种连带关系，故有诗题之误。
而李华则是大名鼎鼎的古文大家，上承陈子昂、卢藏用，下开韩愈、柳宗元，新旧唐书皆有传记。其与李白生活年代相当，且他曾为李白撰写《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可见其渊源非浅。学者唐华全在其《李华生卒年考》中认为，李华出生于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即公元696年（李白出生于武后长安元年即701年）。关于其事迹，《新唐书·本传》云：“天宝十一载，迁监察御史。宰相杨国忠支娅所在横猾，华出使，劾按不桡，州县肃然。为权幸见疾，徙右补阙。”其遭遇与李白颇为类似，同为权贵所嫉。李白于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被“赐金放还”，至天宝十二年（753年），已整整十年，其逐臣之悲与对君王之怨望，与其叔李华当有共通之处。瞿蜕园、朱金城在校注《李太白集》时引《唐文粹》九六卷李华之《云母泉序》：“颖川陈公，天宝中与华同为谏官，……华泝江而西，次于岳阳。白与华相见或即以是时，未可知也。”若按瞿、朱说，则李白与李华相见之时当在乾元初（758年），所登之楼亦为岳阳楼而非谢朓楼。同为李白诗集校注的另一学者安旗以为此说有误，盖李华“泝江而西，次于岳阳”之时，李白方系狱寻阳，或方在长流夜郎之时，是很难与李华相遇于岳阳的。则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二载（从詹锳之《李白诗文系年》说）李白南游宣城之时，所登之楼为谢朓楼，登楼者：李白、李华。
明确此诗之作时、作地与诗中主人公，则此诗之意旨不难明了。全诗首二句，言弃我而去之“昨日”，当指李白在长安两年待诏翰林之时光，逝者如斯，恍惚已是十年！“弃”字凌空而起，颇能诉尽李白逐臣之悲。乱我心之“今日”有何烦忧？此当不止忧其身。天宝十至十一年，李白北上幽州，初识安禄山之跋扈与边地战事之真相，颇有一种“山雨欲来”的危机感，而此时的朝廷，李林甫已死，玄宗方宠杨贵妃，乃用其兄杨国忠为相，朝政更是黑暗。故此“乱”实纷繁万绪，既有身世亦含家国之“忧”。
次二句点明季节及地点，于当年谢朓所建之楼与族叔李华宴饮，目送长风秋雁，精神为之一振。“蓬莱文章”以下四句，乃二人楼上酣饮之际所谈论的内容，历来论者（包括苏教版语文教参）以为“蓬莱文章”借指李云（华）之文章，“小谢”则为李白自比。因《汉书·窦章传》云：“是时学者称东观（东汉中央校书处）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而李云当时即为秘书省校书郎，故有此比。而“小谢”即南朝齐时著名诗人谢朓，亦即李白所登之楼的建造者，李白在其诗中多次提到或引用谢朓之诗，明朝诗人王士祯甚至有“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俯首谢宣城”之谓。若仅依此而论，则二人所谈者不过是文章事业，与开首之“弃”、“乱”所体现的对时局之忧虑无涉。安旗所编之《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对此诗之解读则颇有创见：“前人多以‘蓬莱’诸句赞美李云语，误。‘蓬莱文章’，《文苑英华》作‘蔡氏文章’，蔡氏，当指蔡邕，蔡氏曾参与《东观汉记》之撰述，其史笔不在班固之下，其文辞犹且过之，……此诗于文章独标东观，而初稿或作‘蔡氏’，盖有感于邕之事欤？建安七子，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虽在季世，卓越千古。小谢亦以旷世逸才，不得其死。白于南朝三百年间多次标举小谢，既因其才难得，亦哀其志未酬。‘蓬莱’诸句盖与华共勉之辞，虽感时至末世，亦欲有所作为也。白与华登楼论诗，其意盖在斯乎？”若如此，则李白叔侄登楼，非唯论诗，亦且论世也，盖其同为奸邪不容，共作逐臣，对吏政之腐败，时事之危急，亦当有共同之认识。论至酣畅处，可上“青天揽明月”，可见二人所论甚契。然而终是忧思难遣，故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连用三个“愁”字，足见愁思之多，亦与开头“多烦忧”照应。
结句云：“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一作“男儿在世不称意，明朝举棹还沧洲”。诗意大致相当，都有消极出世之意。联系开篇所云“弃我去者”，则“弃我者”非独光阴，亦包含世人（犹指君王之弃）。“乱我心者”何也？昨日之残梦，今日之飘零，明日之渺茫，家国之危如累卵……皆因未脱尘累。结句之故作旷达，颇有世既弃我，我亦不得不弃世，而李白果能出世乎？答曰否，李白自云“天生我材必有用”，其积极用世之心自明，又《赠蔡山人》诗云“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故知李白诗末所言特一时之愤语，聊以排遣胸中之烦忧耳。
（责任编辑陈剑平）
到底此诗是李白与族叔李云的饯别之作，还是与族叔李华的游宴之作？不少研究专家认同于后者。先看李云其人，新旧唐书皆无其传略，郁贤皓考诸《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下》云：“道王房有道孝王元庆曾孙名云，乃敷城郡公李诞孙，右千牛将军李岑子。李云嗣敷城郡公，未署官职，或即此人。”李白集中另有《饯校书叔云》一诗，詹锳在《李白诗文系年》中认为此诗或与其有某种连带关系，故有诗题之误。
而李华则是大名鼎鼎的古文大家，上承陈子昂、卢藏用，下开韩愈、柳宗元，新旧唐书皆有传记。其与李白生活年代相当，且他曾为李白撰写《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可见其渊源非浅。学者唐华全在其《李华生卒年考》中认为，李华出生于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即公元696年（李白出生于武后长安元年即701年）。关于其事迹，《新唐书·本传》云：“天宝十一载，迁监察御史。宰相杨国忠支娅所在横猾，华出使，劾按不桡，州县肃然。为权幸见疾，徙右补阙。”其遭遇与李白颇为类似，同为权贵所嫉。李白于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被“赐金放还”，至天宝十二年（753年），已整整十年，其逐臣之悲与对君王之怨望，与其叔李华当有共通之处。瞿蜕园、朱金城在校注《李太白集》时引《唐文粹》九六卷李华之《云母泉序》：“颖川陈公，天宝中与华同为谏官，……华泝江而西，次于岳阳。白与华相见或即以是时，未可知也。”若按瞿、朱说，则李白与李华相见之时当在乾元初（758年），所登之楼亦为岳阳楼而非谢朓楼。同为李白诗集校注的另一学者安旗以为此说有误，盖李华“泝江而西，次于岳阳”之时，李白方系狱寻阳，或方在长流夜郎之时，是很难与李华相遇于岳阳的。则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二载（从詹锳之《李白诗文系年》说）李白南游宣城之时，所登之楼为谢朓楼，登楼者：李白、李华。
明确此诗之作时、作地与诗中主人公，则此诗之意旨不难明了。全诗首二句，言弃我而去之“昨日”，当指李白在长安两年待诏翰林之时光，逝者如斯，恍惚已是十年！“弃”字凌空而起，颇能诉尽李白逐臣之悲。乱我心之“今日”有何烦忧？此当不止忧其身。天宝十至十一年，李白北上幽州，初识安禄山之跋扈与边地战事之真相，颇有一种“山雨欲来”的危机感，而此时的朝廷，李林甫已死，玄宗方宠杨贵妃，乃用其兄杨国忠为相，朝政更是黑暗。故此“乱”实纷繁万绪，既有身世亦含家国之“忧”。
次二句点明季节及地点，于当年谢朓所建之楼与族叔李华宴饮，目送长风秋雁，精神为之一振。“蓬莱文章”以下四句，乃二人楼上酣饮之际所谈论的内容，历来论者（包括苏教版语文教参）以为“蓬莱文章”借指李云（华）之文章，“小谢”则为李白自比。因《汉书·窦章传》云：“是时学者称东观（东汉中央校书处）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而李云当时即为秘书省校书郎，故有此比。而“小谢”即南朝齐时著名诗人谢朓，亦即李白所登之楼的建造者，李白在其诗中多次提到或引用谢朓之诗，明朝诗人王士祯甚至有“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俯首谢宣城”之谓。若仅依此而论，则二人所谈者不过是文章事业，与开首之“弃”、“乱”所体现的对时局之忧虑无涉。安旗所编之《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对此诗之解读则颇有创见：“前人多以‘蓬莱’诸句赞美李云语，误。‘蓬莱文章’，《文苑英华》作‘蔡氏文章’，蔡氏，当指蔡邕，蔡氏曾参与《东观汉记》之撰述，其史笔不在班固之下，其文辞犹且过之，……此诗于文章独标东观，而初稿或作‘蔡氏’，盖有感于邕之事欤？建安七子，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虽在季世，卓越千古。小谢亦以旷世逸才，不得其死。白于南朝三百年间多次标举小谢，既因其才难得，亦哀其志未酬。‘蓬莱’诸句盖与华共勉之辞，虽感时至末世，亦欲有所作为也。白与华登楼论诗，其意盖在斯乎？”若如此，则李白叔侄登楼，非唯论诗，亦且论世也，盖其同为奸邪不容，共作逐臣，对吏政之腐败，时事之危急，亦当有共同之认识。论至酣畅处，可上“青天揽明月”，可见二人所论甚契。然而终是忧思难遣，故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连用三个“愁”字，足见愁思之多，亦与开头“多烦忧”照应。
结句云：“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一作“男儿在世不称意，明朝举棹还沧洲”。诗意大致相当，都有消极出世之意。联系开篇所云“弃我去者”，则“弃我者”非独光阴，亦包含世人（犹指君王之弃）。“乱我心者”何也？昨日之残梦，今日之飘零，明日之渺茫，家国之危如累卵……皆因未脱尘累。结句之故作旷达，颇有世既弃我，我亦不得不弃世，而李白果能出世乎？答曰否，李白自云“天生我材必有用”，其积极用世之心自明，又《赠蔡山人》诗云“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故知李白诗末所言特一时之愤语，聊以排遣胸中之烦忧耳。
（责任编辑陈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