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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造词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逐渐成为具有固化符号的一种新语言符号形式。本文拟从人们对新造词的语义构建为切入点，以语言的符号指称属性入手，对“女汉子”一词进行探讨。经分析发现，“女汉子”一词是以比喻造词并以类推构式所创造出的有标记性的新词，它也是社会文化意义表达方式的变体。同时可以看出，构式意义、符号意义、词汇意义、概念意义、语法意义和文化意义，是构建新造词认知理据的主要指导参数。
关键词：新造词;符号指称属性;“女汉子”;理据性
作为网络环境扩大化的轨迹记录者，互联网新造词在近些年来表现出了独特的特征和面貌。在网络语言大环境下，汉语丰富发达的语言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新造词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逐渐成为具有固化符号的一种新语言符号。新词语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具有自身的敏感度和符号意义。目前对新造词语，特别是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造词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内部形式、语法特征、造词动机、规范问题和前景解读等方面，并产生了诸多学术成果。本文拟从语言符号指称的角度入手，以新造词语“女汉子”为例，探讨新造词符号认知构式的多重意义的理据性。
一、“女汉子”的个案研究
新造词语在当下互联网和媒体的双向发展轨道上畅行无阻，有的还成为网络和媒体热词，这体现了大众网络媒体时代下语言的多元性和多样化。2013年，教育部、国家语言委员会发布《2013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女汉子”获评年度十大新词语;《咬文嚼字》杂志发布的年度十大流行语中，“女汉子”也名列其中。这一词语的流行与当下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女性在社会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具有了以往社会角色定型中所谓的男性性格特征，如果断、冷静、逻辑性清晰等。于是，这一貌似矛盾实则比喻恰当的词汇遂顺势出现，媒体网络便担当了在此环境下孕育新造词的角色。新词语反映时代脉搏的跳动，并不断地将社会上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观念、新现象用新词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既体现了语言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本质，也是对语言具有社会性的很好诠释。
词是一种语言符号，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最初都具有任意性，当人们用某种语音形式去指称某种事物的时候，这种语音形式同时也就获得了该事物所赋予它的某种意义，词就是在音义的任意性结合中产生出来的固定符号形式。葛本仪（2001：88）曾提出，所谓造词就是指创制新词。它是解决一个词从无到有的问题。造词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而客观事物的发展，人类认识的提高，新事物和新现象的出现，以及语言本身的发展和调整，都会提出创制新词的要求。词就是在上述需求下，不断地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
正如Saussure（1959：65）所言，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是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种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的原因。下文主要就“女汉子”一词的语义构建和符号指称属性，来探讨其在语言系统下的多重意义。
二、“女汉子”的语义构建
语义是语言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运用语言传递信息、进行交流是语言存在和发展的目的与基础。语言的语义范围会随着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的变化而扩大、缩小，从而会出现新词旧义、旧词新义、新词新义等各种情况。新造词的内部形式并非构词形式的扩展，而是词义最初形成时为反映事物对象特点所采取的一种词汇形式。新造词的内部形式和外部表现出的语符意义并非完全一致，以词造词、结构复杂是汉语造词的显著特点。
“女汉子”一词是当下中国社会给予男性和女性共同的时代责任背景下的产物，有时代文化渗透在里面。如女子在社会自强自立，或自我发奋，或性格坚韧等因素。从词素的语义特征来看，它具有由表层到深层的关系体现，表现为以下四点：
1.“人”有男女性别之分，在各种语言中往往都会加上用于标记的性别词，以区别其义。汉语中的“性”，在英语中有两个单词与之对应：一个是“sex”，一个是“gender”;前者指称自然现象，后者指称语法概念。Langacker（1987：180）在对认知语法的探讨中曾指出，“名词性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某些通常被视为‘纯语法’的范畴标记，例如性、数、格”。名词性结构的性别分类基础是具有语义基础的。无论在何种语言里，这种区分是不可避免的。英语中不同的示性词尾，德语中对名词的中、阴、阳性的划分都是如此。相比而言，汉语的性别标记（男——女）更为简便易行。
2.“汉子”与“男人”（“男子”）同义，“女子”与“女人”同义。“男子”“女子”均为指人名词。刘熙早在公元2世纪就注意到了“子”的语法意义，并将“子”释义为“小称”。“子”作为词尾是名词的标志，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它最常见于名词之后，此外，动词、形容詞、量词加上“子”也可变成名词。可以说，理论上“子”是一个形态标志，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能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它通常作为形态标志与其他词性的词共同构成含有另一指称意义的词语。
3.“汉子”指称男人，是无标记的词。它作为古时北方民族对男子的称呼，最早见于《北齐书·魏兰根传》，现在一般是对普通男子的通称。如果再加上“男”，构成“男汉子”，则属于语义信息叠加，这种称呼不经济，一般不会被解释，除非有特指含义。在汉语中，“汉”原来指好男子，如俗话所说的“男子汉，大丈夫”。现在常用于词尾，专指男子，如：好汉、硬汉、门外汉、单身汉等。
4.“女汉子”是人为创制的新词，在构词方式上属于比喻造词，在语义范畴上属于旧词新义。陈望道（1979）在《修辞学发凡》中将“比喻”定义为：“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说话和写文章时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名叫譬喻，现在一般称为比喻。”比喻造词法是汉语中常见的修辞造词方法，它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关系，借彼喻此，以他物状此物，能形象地反映所指称的客观对象。可以说，“女汉子”就是用比喻方法所创制的新词，用以指称那些跟传统的淑女标准相悖、具有男子性格的女子。众所周知，在传统认知模式下，男女角色的定位十分明确：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是力量的象征，女性是柔美的标志。而女性一旦成为有魄力、有决断的符号象征，就会成为一种特别的、需要加以标记的情况。这样就形成了有标记的造词现象。正如Halliday（1994：340）在功能语法中所表达的那样，词在使用中发生变化，一个词被认为是以一种转移了的意义来加以使用，这时，需要提出的问题不是“这个词是怎么用的？”而是“这个意思是如何表达的？”一种意义可以通过对词的选择来体现，这种选择跟某种意义上典型的或无标记的用法不同。就此而言，以比喻造词构式而形成的新词也正是一种意义表达方式的变体。 三、“女汉子”的符号指称属性
新造词的语言符号意义是随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发展的，表达方式的动因也是多种多样。“女汉子”属于比喻造词中“本前喻后”的构式，是当下社会对经济和精神双重独立的女性的谑称。该词中“女”是本体，“汉子”则承接“男子汉”之义，从而类推构成新词，表示“女性具有如男子汉一样的性格”之义。也就是说，它是以比喻的方式造词，再通过语义叠加类推构词。这种构词方式有时有理据，有时则带有任意性。但无论如何，这种构词方式简洁明了，很容易让人接受。否则，“女汉子”这一概念就需要用很长的短语甚至是句子来表示。这一方面体现了语言表达要讲求经济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认知能力在人类利用语言进行表达时所起到的整合作用。它也契合了当下社会网络语言的要求，人们用这种类推的结构推出新词，比较容易传播，也容易流行。
同时，对“女汉子”的符号指称属性，我们还要从词的词汇意义和概念意义所对应的伸缩性来探讨。概念属于逻辑思维范畴，它的职能在于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词汇意义属于语言范畴，它的职能在于进行交际，交流思想，以达到相互了解（葛本仪，2001）。然而概念意义和词汇意义并非是完全等同的。这和Saussure区分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的关系同一道理。人们对概念和词汇意义的认识程度，与人们的年龄、文化程度、工作性质、生活条件都有很大的关系。新造词在互联网传播的高效时速的大环境下，所传达的符号指称意义其实也正是词汇意义和概念意义的伸缩性在人们认识中的体现。下面我们举例进行说明，这些例证分别来自于平面、有声和网络新闻三种媒体：
（1）XX真是个女汉子！竟然可以拿到设计比赛的一等奖。
（2）你这种女汉子的作风下次该把他吓跑了！
（3）她发现XX真的很女汉子，可以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出差。
（4）XXX比较女汉子，平时不太计较这些小事儿。
根据Halliday（1994）对名词词组的分类，例句（1）中“女汉子”作为一个名词出现，属于反义联合的复合名词构式，其功能属于类别语（Classifier）。例（2）中“女汉子”作形容词出现在名词词组中，其功能属于描述语（Epithet）。而例（3）和例（4）则使用“很/比较”这类副词来修饰作为形容词的“女汉子”，形容某人具有和男性一样的性格或品质特征，如“一個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出差”“平时不太计较这些小事儿”，此时该词具有描述语（Epithet）的功能。
我们用聚合的观点来分析“女汉子”这个词的符号指称形成的同时，也要注意在汉语中词的意义上的变异会形成词位变体的特点。也就是说，“女汉子”本身以比喻的方式造词，再通过语义叠加类推构词，这样一来，新词的功能得以拓展，新词的意义符号化也得以实现。词汇意义和概念意义在人们的不同认知状况下彼此作用，构成构式意义，即形成指称符号;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符号意义，使新造词得以存在和使用，继而在语法意义和文化意义层面上拥有了新的解释力（如图1所示）。新造词的符号指称属性便是以下六种意义相辅相成、循序推进而逐步成型的。这也为阐释新造词的符号指称理据性厘清了意义结点。
四、新造词的符号指称理据性
造词法具有历时研究的性质，它既是对词生成过程的动态研究，也是对新造词的符号指称形成的动态研究。生成语法学者Aronoff（1976）首先提出要区别word structure（词结构）与word formation（造词法），他认为以往的构词法研究都偏重于既成词的结构分析，而更重要的是在于研究新词的创造。任学良（1981）提出了汉语的造词法体系，他指出，汉语并不总是参照语法结构来构造新词，很多词的创造是形象思维的结果，是修辞的产物。在当下新词新语出现频率逐步升高的趋势下，比喻在诸多修辞方法造词中表现最为活跃、形式最为复杂、数量也最多。比喻式造词自然需要了解比喻词的意义，这就必须建立起喻体和本体的联系，即从喻体联想到本体，如果只停留在喻体上是无法理解的。构式正体现了一个个与人类经验有关的情景，这些预设在大脑中的情景限制进入构式的动词，使动词产生与构式义相关的一个背景框架，正是在这个框架中，建立了认知转喻关系（魏在江，2013）。例如“肝胆”并非指代人的内脏，喻义为真诚的内心;“唇齿”常指互相接近而有共同利害的关系，是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巾帼”或“红领巾”也同属比喻造词，不过它们是以本身的特征命名后又转喻它义，属于以局部特征表达事物整体之义的造词。这些都是用旧词造新词而产生出新义的典型代表。
从认知语法的角度看，人类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本质上是基于转喻的，其中隐喻是最根本的形式。同时，隐喻和转喻并不只是修辞性的语言，它们也属于一种概念现象。当某一个可以单独使用的实意性词语逐步被抽象化后，离原来的实在意义会越来越远，往往成为不可单独使用的语法词素，这实际上是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映射和转移的结果，是一种隐喻现象（Traugott、Heine，1991：384）。其间也包含了作为概念意义主体的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心理，因此，它又属于一种概念现象（Lakoff、Johnson，1980）。从所形成的新的概念意义的词语来说，由于受到语义和语用因素的驱动，在认知的基础上被重组和类推，新的意义便会一起产生，这样一来，也就具有了认知上的理据性。上面例证中的“肝胆” “巾帼”“红领巾”，都是人们在认知词汇意义的基础上重组出现的新词义，同时也体现出从抽象到具象的演变过程。
如果说重组属于横组合层面上的方法，那么类推则属于纵聚合层面上的方法。仍以“女汉子”这个词为例，它通过比喻造词的构式，具有了重组的可能性，在同属于“女子”或“男子”的表层结构上发展出了新生结构，而后却改变了底层的语义、词法、句法甚至是音位的结合方式。该词中“女”是本体，“汉子”承接“男子汉”之义，类推构成“女性+具有如男子汉一样的性格”的新词。可以说，这只是对原有结构的具体展开，词的原有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但表层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异。Hopper、Traugott（1993：32）认为，语法化正是通过重组和类推来实现的。在阐释类推时，Langacker（1987：72）曾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孩子抱怨他的馅饼“too apricoty”，这是孩子自己创造出来的新词，是依据“名词+后缀-y”构成形容词的规则类推而来的，如：watery，salty，oily等。这说明儿童早就掌握类推的方法了。事实上，类推机制是世界上许多语言所共有的（Bloomfield，2002）。它存在于语言体系之中，对揭示语言内部构造及语言形成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在语言系统中，大多数新词新语的创用前提是在于新的概念或新的事物的要求。高密度信息时代的出现，往往会使语言成为巨大的实验场所，新词语源源不断地涌现。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它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现象的所在与文化意义的承载者。
在中国文字史上，表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符号经历了许多挫折。黄兴涛（2009）在对“她”字的文化考据中指出，现代意义的“她”字在五四时期才正式诞生，“她”字创生之初首先用来表示实在的女性第三人称，其次是作为女性象征符号，同时也被用于指代那些在人们心中具有美好价值、值得珍爱的抽象事物，像祖国、自由、科学、文学等。可见，“她”字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史蕴含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作为一个新造词，“女汉子”应该也可以算是对“她”的一种符号类推和文化传承。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下女性的社会分工已不再局限于家庭，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在创造物质价值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男性、女性并驾齐驱，才能推动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女汉子”这样的语言符号才能顺势而出，彰显了当下中国社会女性和男性共同担当时代责任，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文化内涵。
综上所述，语言符号的连续性使得它总是处在变化的状态中，但变化的原则是建立在连续性原则的基础上的。不管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孤立的还是结合的，结果都会导致所指和能指关系的转移。语言很难控制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这就是符号任意性的后果之一。正是符号的任意性促使了新造词得以产生新义并得以使用，从而为符号指称提供了各个意义层面的理据性。这对于我们理解和阐释新造词的符号指称具有风向标式的引导作用。因此，以“女汉子”一词为例，我们发现，正是以下六种不同意义的伸缩牵制，才形成了人们在语言符号任意性思维下对新造词的全方位的理解。如表1所示：
本文以新造词“女汉子”为案例，从语言符号的指称属性来探究新造词的指称理据性。通过分析发现，“女汉子”一词是以比喻造词并以类推构式所创造出的有标记性的新词，它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形容词，具有描述语和类别语的双重功能。通过比喻造词的构式而形成的新词也是社会文化意义表达方式的变体。同时我们还发现，新造词作为语言符号的表现形式，是大众在认知过程中集体重组和类推的结果，认知模式下转喻的映射方式是新造词的创造根源。而构式意义、符号意义、词汇意义、概念意义、语法意义和文化意义，是构建新造词认知理据的主要指导参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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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魏在江.转喻指称的认知理据及其语用意义[J].外语电化教学，2013，（9）.
关键词：新造词;符号指称属性;“女汉子”;理据性
作为网络环境扩大化的轨迹记录者，互联网新造词在近些年来表现出了独特的特征和面貌。在网络语言大环境下，汉语丰富发达的语言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新造词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逐渐成为具有固化符号的一种新语言符号。新词语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具有自身的敏感度和符号意义。目前对新造词语，特别是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造词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内部形式、语法特征、造词动机、规范问题和前景解读等方面，并产生了诸多学术成果。本文拟从语言符号指称的角度入手，以新造词语“女汉子”为例，探讨新造词符号认知构式的多重意义的理据性。
一、“女汉子”的个案研究
新造词语在当下互联网和媒体的双向发展轨道上畅行无阻，有的还成为网络和媒体热词，这体现了大众网络媒体时代下语言的多元性和多样化。2013年，教育部、国家语言委员会发布《2013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女汉子”获评年度十大新词语;《咬文嚼字》杂志发布的年度十大流行语中，“女汉子”也名列其中。这一词语的流行与当下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女性在社会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具有了以往社会角色定型中所谓的男性性格特征，如果断、冷静、逻辑性清晰等。于是，这一貌似矛盾实则比喻恰当的词汇遂顺势出现，媒体网络便担当了在此环境下孕育新造词的角色。新词语反映时代脉搏的跳动，并不断地将社会上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观念、新现象用新词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既体现了语言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本质，也是对语言具有社会性的很好诠释。
词是一种语言符号，语言符号的音义结合最初都具有任意性，当人们用某种语音形式去指称某种事物的时候，这种语音形式同时也就获得了该事物所赋予它的某种意义，词就是在音义的任意性结合中产生出来的固定符号形式。葛本仪（2001：88）曾提出，所谓造词就是指创制新词。它是解决一个词从无到有的问题。造词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而客观事物的发展，人类认识的提高，新事物和新现象的出现，以及语言本身的发展和调整，都会提出创制新词的要求。词就是在上述需求下，不断地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
正如Saussure（1959：65）所言，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是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种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的原因。下文主要就“女汉子”一词的语义构建和符号指称属性，来探讨其在语言系统下的多重意义。
二、“女汉子”的语义构建
语义是语言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运用语言传递信息、进行交流是语言存在和发展的目的与基础。语言的语义范围会随着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的变化而扩大、缩小，从而会出现新词旧义、旧词新义、新词新义等各种情况。新造词的内部形式并非构词形式的扩展，而是词义最初形成时为反映事物对象特点所采取的一种词汇形式。新造词的内部形式和外部表现出的语符意义并非完全一致，以词造词、结构复杂是汉语造词的显著特点。
“女汉子”一词是当下中国社会给予男性和女性共同的时代责任背景下的产物，有时代文化渗透在里面。如女子在社会自强自立，或自我发奋，或性格坚韧等因素。从词素的语义特征来看，它具有由表层到深层的关系体现，表现为以下四点：
1.“人”有男女性别之分，在各种语言中往往都会加上用于标记的性别词，以区别其义。汉语中的“性”，在英语中有两个单词与之对应：一个是“sex”，一个是“gender”;前者指称自然现象，后者指称语法概念。Langacker（1987：180）在对认知语法的探讨中曾指出，“名词性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某些通常被视为‘纯语法’的范畴标记，例如性、数、格”。名词性结构的性别分类基础是具有语义基础的。无论在何种语言里，这种区分是不可避免的。英语中不同的示性词尾，德语中对名词的中、阴、阳性的划分都是如此。相比而言，汉语的性别标记（男——女）更为简便易行。
2.“汉子”与“男人”（“男子”）同义，“女子”与“女人”同义。“男子”“女子”均为指人名词。刘熙早在公元2世纪就注意到了“子”的语法意义，并将“子”释义为“小称”。“子”作为词尾是名词的标志，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它最常见于名词之后，此外，动词、形容詞、量词加上“子”也可变成名词。可以说，理论上“子”是一个形态标志，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能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它通常作为形态标志与其他词性的词共同构成含有另一指称意义的词语。
3.“汉子”指称男人，是无标记的词。它作为古时北方民族对男子的称呼，最早见于《北齐书·魏兰根传》，现在一般是对普通男子的通称。如果再加上“男”，构成“男汉子”，则属于语义信息叠加，这种称呼不经济，一般不会被解释，除非有特指含义。在汉语中，“汉”原来指好男子，如俗话所说的“男子汉，大丈夫”。现在常用于词尾，专指男子，如：好汉、硬汉、门外汉、单身汉等。
4.“女汉子”是人为创制的新词，在构词方式上属于比喻造词，在语义范畴上属于旧词新义。陈望道（1979）在《修辞学发凡》中将“比喻”定义为：“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说话和写文章时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名叫譬喻，现在一般称为比喻。”比喻造词法是汉语中常见的修辞造词方法，它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关系，借彼喻此，以他物状此物，能形象地反映所指称的客观对象。可以说，“女汉子”就是用比喻方法所创制的新词，用以指称那些跟传统的淑女标准相悖、具有男子性格的女子。众所周知，在传统认知模式下，男女角色的定位十分明确：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是力量的象征，女性是柔美的标志。而女性一旦成为有魄力、有决断的符号象征，就会成为一种特别的、需要加以标记的情况。这样就形成了有标记的造词现象。正如Halliday（1994：340）在功能语法中所表达的那样，词在使用中发生变化，一个词被认为是以一种转移了的意义来加以使用，这时，需要提出的问题不是“这个词是怎么用的？”而是“这个意思是如何表达的？”一种意义可以通过对词的选择来体现，这种选择跟某种意义上典型的或无标记的用法不同。就此而言，以比喻造词构式而形成的新词也正是一种意义表达方式的变体。 三、“女汉子”的符号指称属性
新造词的语言符号意义是随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发展的，表达方式的动因也是多种多样。“女汉子”属于比喻造词中“本前喻后”的构式，是当下社会对经济和精神双重独立的女性的谑称。该词中“女”是本体，“汉子”则承接“男子汉”之义，从而类推构成新词，表示“女性具有如男子汉一样的性格”之义。也就是说，它是以比喻的方式造词，再通过语义叠加类推构词。这种构词方式有时有理据，有时则带有任意性。但无论如何，这种构词方式简洁明了，很容易让人接受。否则，“女汉子”这一概念就需要用很长的短语甚至是句子来表示。这一方面体现了语言表达要讲求经济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认知能力在人类利用语言进行表达时所起到的整合作用。它也契合了当下社会网络语言的要求，人们用这种类推的结构推出新词，比较容易传播，也容易流行。
同时，对“女汉子”的符号指称属性，我们还要从词的词汇意义和概念意义所对应的伸缩性来探讨。概念属于逻辑思维范畴，它的职能在于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词汇意义属于语言范畴，它的职能在于进行交际，交流思想，以达到相互了解（葛本仪，2001）。然而概念意义和词汇意义并非是完全等同的。这和Saussure区分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的关系同一道理。人们对概念和词汇意义的认识程度，与人们的年龄、文化程度、工作性质、生活条件都有很大的关系。新造词在互联网传播的高效时速的大环境下，所传达的符号指称意义其实也正是词汇意义和概念意义的伸缩性在人们认识中的体现。下面我们举例进行说明，这些例证分别来自于平面、有声和网络新闻三种媒体：
（1）XX真是个女汉子！竟然可以拿到设计比赛的一等奖。
（2）你这种女汉子的作风下次该把他吓跑了！
（3）她发现XX真的很女汉子，可以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出差。
（4）XXX比较女汉子，平时不太计较这些小事儿。
根据Halliday（1994）对名词词组的分类，例句（1）中“女汉子”作为一个名词出现，属于反义联合的复合名词构式，其功能属于类别语（Classifier）。例（2）中“女汉子”作形容词出现在名词词组中，其功能属于描述语（Epithet）。而例（3）和例（4）则使用“很/比较”这类副词来修饰作为形容词的“女汉子”，形容某人具有和男性一样的性格或品质特征，如“一個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出差”“平时不太计较这些小事儿”，此时该词具有描述语（Epithet）的功能。
我们用聚合的观点来分析“女汉子”这个词的符号指称形成的同时，也要注意在汉语中词的意义上的变异会形成词位变体的特点。也就是说，“女汉子”本身以比喻的方式造词，再通过语义叠加类推构词，这样一来，新词的功能得以拓展，新词的意义符号化也得以实现。词汇意义和概念意义在人们的不同认知状况下彼此作用，构成构式意义，即形成指称符号;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符号意义，使新造词得以存在和使用，继而在语法意义和文化意义层面上拥有了新的解释力（如图1所示）。新造词的符号指称属性便是以下六种意义相辅相成、循序推进而逐步成型的。这也为阐释新造词的符号指称理据性厘清了意义结点。
四、新造词的符号指称理据性
造词法具有历时研究的性质，它既是对词生成过程的动态研究，也是对新造词的符号指称形成的动态研究。生成语法学者Aronoff（1976）首先提出要区别word structure（词结构）与word formation（造词法），他认为以往的构词法研究都偏重于既成词的结构分析，而更重要的是在于研究新词的创造。任学良（1981）提出了汉语的造词法体系，他指出，汉语并不总是参照语法结构来构造新词，很多词的创造是形象思维的结果，是修辞的产物。在当下新词新语出现频率逐步升高的趋势下，比喻在诸多修辞方法造词中表现最为活跃、形式最为复杂、数量也最多。比喻式造词自然需要了解比喻词的意义，这就必须建立起喻体和本体的联系，即从喻体联想到本体，如果只停留在喻体上是无法理解的。构式正体现了一个个与人类经验有关的情景，这些预设在大脑中的情景限制进入构式的动词，使动词产生与构式义相关的一个背景框架，正是在这个框架中，建立了认知转喻关系（魏在江，2013）。例如“肝胆”并非指代人的内脏，喻义为真诚的内心;“唇齿”常指互相接近而有共同利害的关系，是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巾帼”或“红领巾”也同属比喻造词，不过它们是以本身的特征命名后又转喻它义，属于以局部特征表达事物整体之义的造词。这些都是用旧词造新词而产生出新义的典型代表。
从认知语法的角度看，人类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本质上是基于转喻的，其中隐喻是最根本的形式。同时，隐喻和转喻并不只是修辞性的语言，它们也属于一种概念现象。当某一个可以单独使用的实意性词语逐步被抽象化后，离原来的实在意义会越来越远，往往成为不可单独使用的语法词素，这实际上是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映射和转移的结果，是一种隐喻现象（Traugott、Heine，1991：384）。其间也包含了作为概念意义主体的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心理，因此，它又属于一种概念现象（Lakoff、Johnson，1980）。从所形成的新的概念意义的词语来说，由于受到语义和语用因素的驱动，在认知的基础上被重组和类推，新的意义便会一起产生，这样一来，也就具有了认知上的理据性。上面例证中的“肝胆” “巾帼”“红领巾”，都是人们在认知词汇意义的基础上重组出现的新词义，同时也体现出从抽象到具象的演变过程。
如果说重组属于横组合层面上的方法，那么类推则属于纵聚合层面上的方法。仍以“女汉子”这个词为例，它通过比喻造词的构式，具有了重组的可能性，在同属于“女子”或“男子”的表层结构上发展出了新生结构，而后却改变了底层的语义、词法、句法甚至是音位的结合方式。该词中“女”是本体，“汉子”承接“男子汉”之义，类推构成“女性+具有如男子汉一样的性格”的新词。可以说，这只是对原有结构的具体展开，词的原有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但表层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异。Hopper、Traugott（1993：32）认为，语法化正是通过重组和类推来实现的。在阐释类推时，Langacker（1987：72）曾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孩子抱怨他的馅饼“too apricoty”，这是孩子自己创造出来的新词，是依据“名词+后缀-y”构成形容词的规则类推而来的，如：watery，salty，oily等。这说明儿童早就掌握类推的方法了。事实上，类推机制是世界上许多语言所共有的（Bloomfield，2002）。它存在于语言体系之中，对揭示语言内部构造及语言形成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在语言系统中，大多数新词新语的创用前提是在于新的概念或新的事物的要求。高密度信息时代的出现，往往会使语言成为巨大的实验场所，新词语源源不断地涌现。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它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现象的所在与文化意义的承载者。
在中国文字史上，表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符号经历了许多挫折。黄兴涛（2009）在对“她”字的文化考据中指出，现代意义的“她”字在五四时期才正式诞生，“她”字创生之初首先用来表示实在的女性第三人称，其次是作为女性象征符号，同时也被用于指代那些在人们心中具有美好价值、值得珍爱的抽象事物，像祖国、自由、科学、文学等。可见，“她”字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史蕴含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作为一个新造词，“女汉子”应该也可以算是对“她”的一种符号类推和文化传承。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下女性的社会分工已不再局限于家庭，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在创造物质价值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男性、女性并驾齐驱，才能推动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女汉子”这样的语言符号才能顺势而出，彰显了当下中国社会女性和男性共同担当时代责任，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文化内涵。
综上所述，语言符号的连续性使得它总是处在变化的状态中，但变化的原则是建立在连续性原则的基础上的。不管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孤立的还是结合的，结果都会导致所指和能指关系的转移。语言很难控制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这就是符号任意性的后果之一。正是符号的任意性促使了新造词得以产生新义并得以使用，从而为符号指称提供了各个意义层面的理据性。这对于我们理解和阐释新造词的符号指称具有风向标式的引导作用。因此，以“女汉子”一词为例，我们发现，正是以下六种不同意义的伸缩牵制，才形成了人们在语言符号任意性思维下对新造词的全方位的理解。如表1所示：
本文以新造词“女汉子”为案例，从语言符号的指称属性来探究新造词的指称理据性。通过分析发现，“女汉子”一词是以比喻造词并以类推构式所创造出的有标记性的新词，它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形容词，具有描述语和类别语的双重功能。通过比喻造词的构式而形成的新词也是社会文化意义表达方式的变体。同时我们还发现，新造词作为语言符号的表现形式，是大众在认知过程中集体重组和类推的结果，认知模式下转喻的映射方式是新造词的创造根源。而构式意义、符号意义、词汇意义、概念意义、语法意义和文化意义，是构建新造词认知理据的主要指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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