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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文学作品的理论研究中，阐释是个极难准确定义又极易步入误区的领域。本文通过对库切代表性作品中的主人公科斯特洛的深入分析，将其与格特鲁德·斯泰因做一个横向的平行式研究。试图挖掘出斯泰因与库切作品中独特的自我阐释视角，揭示出其文本中所渗透出的互渗式写作策略。
关键词：斯泰因 库切 阐释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在2004年评述菲利普·罗斯的《有悖美国的情节》时，曾这样谈到了大多数作家都耳熟能详的有关写作的两个方面：
“我们（作家们）所写的众多的故事其实都是在书写自身，其中的对与错似乎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掌控，所谓的作者权威似乎早已荡然无存。作品一旦面世，它立即变成了读者的私有财产，他们（读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先入之见与主观欲望来决定故事发展的情节与意义。科斯特洛应该是这种观点最淋漓尽致的表现了。”（Coetzee,1993:4-5）
科斯特洛何许人也？何以成为本文的关键词之一？她与库切、斯泰因有什么关系和联系？实际从传统意义上讲，科斯特洛只是库切作品中的一个女主人公，她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库切的几部代表作中，如《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慢人》、《动物的生命》等。对这个人物的批评和探讨在学术界可谓汗牛充栋，但鲜有论及她与著名女作家斯泰因间诸多相似性关系的评论。
斯泰因与库切这两位文学泰斗，在学术界被比较关注了许久，尤其是后来得奖的库切，其作品经常被拿来与斯泰因创作进行比较。而科斯特洛作为库切小说思想的载体，直接反应了库切的观点与看法。本文拟对科斯特洛与斯泰因这两位女性人物形象从多维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更加深入地探讨库切与斯泰因的文学思想。
在世界领域内，库切与斯泰因可以算得上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作家。对两者作品与作者本身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经常见诸于各种各样的访谈与评论性栏目中。库切在多篇文章中系统详尽地评论过斯泰因的文学创作，而其对斯泰因的关注则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那时库切对斯泰因的作品已不单单从批评家的角度进行评析，而是直接把对斯泰因的回应贯穿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库切在1999年所创作的《耻》和2003年所创作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个小说人物形象最早出现在库切1996年在本宁顿大学所作的本·贝利特系列演讲中。此后，库切又让科斯特洛集中出现在他随后两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做的坦纳系列讲座中。用尼古拉斯·道斯的话说：“（库切）把一个有关澳大利亚裔年老的女作家的故事解读成两部分，并以她的口吻以伦理、哲学为主题针对动物权利做了两次拙劣并引起怪异共鸣的演讲”（Coetzee,1980:268-83）。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库切又以这种奇特的形式做了若干此类型的演讲，如此这般，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个人物逐渐正式进入了文坛。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主要由库切以科斯特洛为切入点的系列演讲所构成，其中每一章以“一堂课”的形式出现，全书共分八章，所以叫“八堂课”。在这本书中，女主人公科斯特洛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斯泰因一些显著的相似性：科斯特洛是名澳大利亚裔作家（她还保持着她的婚前姓“科斯特洛”），她的童年在大城市墨尔本的郊区度过。同样，斯泰因的童年也在大城市的郊区度过，并且也保持着自己的婚前姓“斯泰因”。科斯特洛结了两次婚，每段婚姻都有一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前夫（第二段婚姻的）最近刚去世；这些都和斯泰因的情况完全相同。她们两个都有早晨独处写作的习惯，而且都因为写作的关系，在各自子女童年时代，错失了很多陪伴他们的机会。而且她们都曾公开宣称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与信仰。
用库切的话说，科斯特洛在经营着一个小小的“文学批评产业”，而斯泰因也同样如此。此外，她们都是文学与人权协会的主席，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重复挖掘着写作中“现实与虚构关系”这个主题。她们的写作也都以独特的视角切入性、激情、嫉妒、暴力等主题。科斯特洛由于其对本土作家的精彩阐释（这一点让她觉得很不舒服）而使其荣膺了一项国际文学大奖；同样，斯泰因也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
科斯特洛和斯泰因都强调她们首先是作家，而不是思想家：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到她们是在寻找一条通向其他个体、其他心灵与其他存在（甚至包括动物）的途径。她们都不喜欢把“女性主义”作为小说阐述的重心，而只会间接地涉及与论述。在采访中，她们两个都能把握大局，对于记者尖锐敏感的提问总能聪明地绕开，然后像事先排练过一样，以对方提问为基点直中要害地反诘。
斯泰因与科斯特洛一样，她们与欧陆文学传统的关系既矛盾又模糊，总得来说可以用两个词概括：羡慕、疏远。斯泰因本人虽然曾深受欧洲作家影响，但她仍坚称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作家，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祖国。但有一点，她和科斯特洛能与众多欧洲作家产生共鸣，那就是她们都认为传统小说是从个体的角度理解人类命运的一种尝试，而写作风格是历史的一种形式。史蒂芬·克林曼评价斯泰因的小说是“内在的历史”（Clingman， 24）；而用库切的话说，科斯特洛的作品“起不到丝毫的教化作用，她也从不打算向人们宣讲什么，她只是尽可能清楚地向人们一字一句描绘出某时某地人们的某种生活状态”（Coetzee,2003:207）。1988年，斯泰因在一次采访中曾说道：“作家的功能就是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使生活由杂乱无序的琐碎变成首尾连贯的整体”（Topping，26）。的确，传统小说对科斯特洛，正如库切所言，是“用来理解人们命运的一种尝试，每次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不同的个体会产生不同的命运。我们通过小说去尝试着去了解人们是如何在A点的大情境中，依次经过了B、C、D点的历程，最后产生了Z的结果。这样，小说就和历史一样，把过去与现在穿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Attridge， 24）
斯泰因和科斯特洛唯一不同之处可能就是外貌了。众所周知，斯泰因是个美丽、迷人的女人。她比库切书中所描绘的科斯特洛要富潇洒有型得多。尽管如此，据德里克·阿特里奇讲，导演在为根据库切作品《动物的生命》改编的电影遴选女主角科斯特洛的扮演者时，专挑具有斯泰因形象气质的女子。有一次当有人让斯泰因画一幅卡通来形容描述自己时，她毫不犹豫地画了一只猫，并且在画下署名为“送给我最亲爱的儿子雨果”——有趣的是，如库切书中所描述，科斯特洛的儿子也觉得自己的母亲长得像猫，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她长得像那种很大的猫，那种会把敌人的内脏剖出来的那种大猫，对着被剖开的肚皮，她会停顿一下，然后冷冷地瞟上你一眼，头也不回地走开。”（Attridge，68）
通过以上对这两位女作家的比较研究，我们会发现，这种种相似如果仅是巧合，显然有悖常理。库切身为一名本世纪最深思熟虑的老练作家之一，他绝不会毫无理由、毫无意识地制造出这么多的“巧合”。但库切究竟为什么赋予科斯特洛如此之多的“斯泰因”特质呢？甚至把自己儿子的名字“约翰”也送给了科斯特洛的儿子。难道他是在向我们昭示斯泰因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就宛如国母？能为后起作家披荆斩棘、照亮前行的道路？或者这一切的“巧合”对文学家来说都只不过是些插科打诨、毫无指涉的谐趣玩笑？这些问题会给读者带来困扰，现在不妨从开放的角度来直入这些问题。
斯泰因突破性的后现代主义创作理念影响了整整一代作家，如哈利雅特·马莱、贝琪·沃兰德、林恩·韩金念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与斯泰因的创作可构成互文式解读（通过对这些作家的阐释可更好地理解斯泰因，反之亦然）。这种形式的双向解读性恰恰映射了斯泰因作品所流露出的注重作者与读者间亲密交流的内在特质。这种所谓的亲密交流，就是注重读者积极参与到作品与作者间的对话中去。
但如果已经在既定的文化背景下参与到了阅读活动中去，那么一些具有试验性质的文学创作又如何能扎根于主流话语的土壤中？当取代了传统的权威主导式创作语言之后，试验性的创作语言又何以创造出使读者有亲切感的作品？这是因为斯泰因倡导一种读者积极参与的写作模式，强调作品的对话性与作者读者间的亲密交流性，注重读者与作者间权利互换，并鼓励尝试新的写作阅读模式。
作为作者的库切如果不直接发表评论，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冒昧地确定他在写作时是如何受斯泰因作品的影响。但从《耻》中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到政治预言中所渗透出的悲观主义元素。也许单凭库切造出科斯特洛这个和斯泰因非常相似的女性人物形象就说库切在写作中深陷于斯泰因的影子，有些冒昧。但从另一个角度切入，科斯特洛不仅是简单地对斯泰因的模仿——库切在给《南非小说》所做的序中曾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是唤醒自己内在反声音并与之对话的过程”。毋庸置疑，库切可被称作是本时代最难懂的作家之一，而他的女主人公科斯特洛又是一个典型的变色龙，既定的身份经常“一瞬即逝”，评论家们永远也无法准确地捕捉到这个人物。正如以上所述，科斯特洛可以被看作是基于斯泰因的原型创造出来的一个翻版，但与此同时，对于她的多元形象，我们也可以把她看作是贝克特、卡夫卡或贝克特的缩影。或者我们更可以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就是作者库切的另一个自我。
诚然，科斯特洛这个反传统的人物看起来就像是由若干世界著名作家所拼凑起来的一个合集——她本身就是个作家形象，而且身上又融合了诸多作家的特质——库切已通过这个人物把互文性阐释理论应用到了极致。库切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似乎在考验所有读者的智慧，科斯特洛和卡夫卡一样倡导如果个体的生存陷入危机，那么人就应由支配转为被支配。不同的是，科斯特洛似乎更激进些，她倡导人们为了获得生活就得抛弃生活；否则，你就会为生活所抛弃。如果说科斯特洛这个人物给了我们生活明确具体的指引，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客观。但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诸多人性的光辉，如善良、怜悯与关爱。这不由使笔者想起科斯特洛的儿子约翰问她的话：“你为什么从不直接站出来说出你想说的东西，而总是隐藏在角落中？”（Coetzee,1999:56）这个问题我们也许更应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责任心与荣辱感是否能让我们比科斯特洛更加勇敢释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小说晦涩难懂，但书的结尾似乎给我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库切是《科斯特洛》的作者，书中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出自库切的笔端。斯泰因、库切与科斯特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者、读者与人物，游离其外，飘忽其中，兼而有之，融为一体。将他者融入作品的过程，就是建构文本、自我阐释的过程，更是释放思想的过程。
注：本文系2011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后现代阐释学视阈下的外国文学研究”（项目编号：SKL-2011-1495）与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格特鲁德·斯泰因研究”（项目编号：2008BWX00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Attridge,Derek.J.M.Coetzee and the Ethics of Reading-Literature in the Event.Chicago,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
[2] Carter,Paul.The Road to Botany Bay.London,1987.
[3] Coetzee,J.M.“As a Woman Grows Older”,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an 15,2004.
[4] Elizabeth Costello.2003;rpt.New York:Viking,2003.
[5] Slow Man.2005;rpt.London:Secker and Warburg,2005.
[6] （1993）“What Philip knew”,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8 November.
[7] Engle,Lars.“Disgrace as an Uncanny Revision of Gordimer’s None to Accompany Me”,unpublished essay,n.p.Tulsa,OK:University of Tulsa,2001.31-7.
[8] Stein,Gertrude.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Toklas.Toklas.1932.In Van Vechten,Selected Writing of Gertrude Stein,1-237.
[9] “Finally George a Vocabulary of Thinking.”In How to Write.1931.Reprint,New York:Dover,1975.
[10] Lectures in America.1935.Reprint,New York:Random House,1985.
作者简介：武娜，女，1978—，河南博爱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关键词：斯泰因 库切 阐释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在2004年评述菲利普·罗斯的《有悖美国的情节》时，曾这样谈到了大多数作家都耳熟能详的有关写作的两个方面：
“我们（作家们）所写的众多的故事其实都是在书写自身，其中的对与错似乎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掌控，所谓的作者权威似乎早已荡然无存。作品一旦面世，它立即变成了读者的私有财产，他们（读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先入之见与主观欲望来决定故事发展的情节与意义。科斯特洛应该是这种观点最淋漓尽致的表现了。”（Coetzee,1993:4-5）
科斯特洛何许人也？何以成为本文的关键词之一？她与库切、斯泰因有什么关系和联系？实际从传统意义上讲，科斯特洛只是库切作品中的一个女主人公，她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库切的几部代表作中，如《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慢人》、《动物的生命》等。对这个人物的批评和探讨在学术界可谓汗牛充栋，但鲜有论及她与著名女作家斯泰因间诸多相似性关系的评论。
斯泰因与库切这两位文学泰斗，在学术界被比较关注了许久，尤其是后来得奖的库切，其作品经常被拿来与斯泰因创作进行比较。而科斯特洛作为库切小说思想的载体，直接反应了库切的观点与看法。本文拟对科斯特洛与斯泰因这两位女性人物形象从多维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更加深入地探讨库切与斯泰因的文学思想。
在世界领域内，库切与斯泰因可以算得上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作家。对两者作品与作者本身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经常见诸于各种各样的访谈与评论性栏目中。库切在多篇文章中系统详尽地评论过斯泰因的文学创作，而其对斯泰因的关注则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那时库切对斯泰因的作品已不单单从批评家的角度进行评析，而是直接把对斯泰因的回应贯穿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库切在1999年所创作的《耻》和2003年所创作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个小说人物形象最早出现在库切1996年在本宁顿大学所作的本·贝利特系列演讲中。此后，库切又让科斯特洛集中出现在他随后两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做的坦纳系列讲座中。用尼古拉斯·道斯的话说：“（库切）把一个有关澳大利亚裔年老的女作家的故事解读成两部分，并以她的口吻以伦理、哲学为主题针对动物权利做了两次拙劣并引起怪异共鸣的演讲”（Coetzee,1980:268-83）。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库切又以这种奇特的形式做了若干此类型的演讲，如此这般，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个人物逐渐正式进入了文坛。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主要由库切以科斯特洛为切入点的系列演讲所构成，其中每一章以“一堂课”的形式出现，全书共分八章，所以叫“八堂课”。在这本书中，女主人公科斯特洛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斯泰因一些显著的相似性：科斯特洛是名澳大利亚裔作家（她还保持着她的婚前姓“科斯特洛”），她的童年在大城市墨尔本的郊区度过。同样，斯泰因的童年也在大城市的郊区度过，并且也保持着自己的婚前姓“斯泰因”。科斯特洛结了两次婚，每段婚姻都有一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前夫（第二段婚姻的）最近刚去世；这些都和斯泰因的情况完全相同。她们两个都有早晨独处写作的习惯，而且都因为写作的关系，在各自子女童年时代，错失了很多陪伴他们的机会。而且她们都曾公开宣称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与信仰。
用库切的话说，科斯特洛在经营着一个小小的“文学批评产业”，而斯泰因也同样如此。此外，她们都是文学与人权协会的主席，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重复挖掘着写作中“现实与虚构关系”这个主题。她们的写作也都以独特的视角切入性、激情、嫉妒、暴力等主题。科斯特洛由于其对本土作家的精彩阐释（这一点让她觉得很不舒服）而使其荣膺了一项国际文学大奖；同样，斯泰因也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
科斯特洛和斯泰因都强调她们首先是作家，而不是思想家：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到她们是在寻找一条通向其他个体、其他心灵与其他存在（甚至包括动物）的途径。她们都不喜欢把“女性主义”作为小说阐述的重心，而只会间接地涉及与论述。在采访中，她们两个都能把握大局，对于记者尖锐敏感的提问总能聪明地绕开，然后像事先排练过一样，以对方提问为基点直中要害地反诘。
斯泰因与科斯特洛一样，她们与欧陆文学传统的关系既矛盾又模糊，总得来说可以用两个词概括：羡慕、疏远。斯泰因本人虽然曾深受欧洲作家影响，但她仍坚称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作家，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祖国。但有一点，她和科斯特洛能与众多欧洲作家产生共鸣，那就是她们都认为传统小说是从个体的角度理解人类命运的一种尝试，而写作风格是历史的一种形式。史蒂芬·克林曼评价斯泰因的小说是“内在的历史”（Clingman， 24）；而用库切的话说，科斯特洛的作品“起不到丝毫的教化作用，她也从不打算向人们宣讲什么，她只是尽可能清楚地向人们一字一句描绘出某时某地人们的某种生活状态”（Coetzee,2003:207）。1988年，斯泰因在一次采访中曾说道：“作家的功能就是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使生活由杂乱无序的琐碎变成首尾连贯的整体”（Topping，26）。的确，传统小说对科斯特洛，正如库切所言，是“用来理解人们命运的一种尝试，每次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不同的个体会产生不同的命运。我们通过小说去尝试着去了解人们是如何在A点的大情境中，依次经过了B、C、D点的历程，最后产生了Z的结果。这样，小说就和历史一样，把过去与现在穿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Attridge， 24）
斯泰因和科斯特洛唯一不同之处可能就是外貌了。众所周知，斯泰因是个美丽、迷人的女人。她比库切书中所描绘的科斯特洛要富潇洒有型得多。尽管如此，据德里克·阿特里奇讲，导演在为根据库切作品《动物的生命》改编的电影遴选女主角科斯特洛的扮演者时，专挑具有斯泰因形象气质的女子。有一次当有人让斯泰因画一幅卡通来形容描述自己时，她毫不犹豫地画了一只猫，并且在画下署名为“送给我最亲爱的儿子雨果”——有趣的是，如库切书中所描述，科斯特洛的儿子也觉得自己的母亲长得像猫，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她长得像那种很大的猫，那种会把敌人的内脏剖出来的那种大猫，对着被剖开的肚皮，她会停顿一下，然后冷冷地瞟上你一眼，头也不回地走开。”（Attridge，68）
通过以上对这两位女作家的比较研究，我们会发现，这种种相似如果仅是巧合，显然有悖常理。库切身为一名本世纪最深思熟虑的老练作家之一，他绝不会毫无理由、毫无意识地制造出这么多的“巧合”。但库切究竟为什么赋予科斯特洛如此之多的“斯泰因”特质呢？甚至把自己儿子的名字“约翰”也送给了科斯特洛的儿子。难道他是在向我们昭示斯泰因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就宛如国母？能为后起作家披荆斩棘、照亮前行的道路？或者这一切的“巧合”对文学家来说都只不过是些插科打诨、毫无指涉的谐趣玩笑？这些问题会给读者带来困扰，现在不妨从开放的角度来直入这些问题。
斯泰因突破性的后现代主义创作理念影响了整整一代作家，如哈利雅特·马莱、贝琪·沃兰德、林恩·韩金念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与斯泰因的创作可构成互文式解读（通过对这些作家的阐释可更好地理解斯泰因，反之亦然）。这种形式的双向解读性恰恰映射了斯泰因作品所流露出的注重作者与读者间亲密交流的内在特质。这种所谓的亲密交流，就是注重读者积极参与到作品与作者间的对话中去。
但如果已经在既定的文化背景下参与到了阅读活动中去，那么一些具有试验性质的文学创作又如何能扎根于主流话语的土壤中？当取代了传统的权威主导式创作语言之后，试验性的创作语言又何以创造出使读者有亲切感的作品？这是因为斯泰因倡导一种读者积极参与的写作模式，强调作品的对话性与作者读者间的亲密交流性，注重读者与作者间权利互换，并鼓励尝试新的写作阅读模式。
作为作者的库切如果不直接发表评论，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冒昧地确定他在写作时是如何受斯泰因作品的影响。但从《耻》中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到政治预言中所渗透出的悲观主义元素。也许单凭库切造出科斯特洛这个和斯泰因非常相似的女性人物形象就说库切在写作中深陷于斯泰因的影子，有些冒昧。但从另一个角度切入，科斯特洛不仅是简单地对斯泰因的模仿——库切在给《南非小说》所做的序中曾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是唤醒自己内在反声音并与之对话的过程”。毋庸置疑，库切可被称作是本时代最难懂的作家之一，而他的女主人公科斯特洛又是一个典型的变色龙，既定的身份经常“一瞬即逝”，评论家们永远也无法准确地捕捉到这个人物。正如以上所述，科斯特洛可以被看作是基于斯泰因的原型创造出来的一个翻版，但与此同时，对于她的多元形象，我们也可以把她看作是贝克特、卡夫卡或贝克特的缩影。或者我们更可以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就是作者库切的另一个自我。
诚然，科斯特洛这个反传统的人物看起来就像是由若干世界著名作家所拼凑起来的一个合集——她本身就是个作家形象，而且身上又融合了诸多作家的特质——库切已通过这个人物把互文性阐释理论应用到了极致。库切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似乎在考验所有读者的智慧，科斯特洛和卡夫卡一样倡导如果个体的生存陷入危机，那么人就应由支配转为被支配。不同的是，科斯特洛似乎更激进些，她倡导人们为了获得生活就得抛弃生活；否则，你就会为生活所抛弃。如果说科斯特洛这个人物给了我们生活明确具体的指引，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客观。但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诸多人性的光辉，如善良、怜悯与关爱。这不由使笔者想起科斯特洛的儿子约翰问她的话：“你为什么从不直接站出来说出你想说的东西，而总是隐藏在角落中？”（Coetzee,1999:56）这个问题我们也许更应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责任心与荣辱感是否能让我们比科斯特洛更加勇敢释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小说晦涩难懂，但书的结尾似乎给我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库切是《科斯特洛》的作者，书中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出自库切的笔端。斯泰因、库切与科斯特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者、读者与人物，游离其外，飘忽其中，兼而有之，融为一体。将他者融入作品的过程，就是建构文本、自我阐释的过程，更是释放思想的过程。
注：本文系2011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后现代阐释学视阈下的外国文学研究”（项目编号：SKL-2011-1495）与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格特鲁德·斯泰因研究”（项目编号：2008BWX00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Attridge,Derek.J.M.Coetzee and the Ethics of Reading-Literature in the Event.Chicago,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
[2] Carter,Paul.The Road to Botany Bay.London,1987.
[3] Coetzee,J.M.“As a Woman Grows Older”,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an 15,2004.
[4] Elizabeth Costello.2003;rpt.New York:Viking,2003.
[5] Slow Man.2005;rpt.London:Secker and Warburg,2005.
[6] （1993）“What Philip knew”,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8 November.
[7] Engle,Lars.“Disgrace as an Uncanny Revision of Gordimer’s None to Accompany Me”,unpublished essay,n.p.Tulsa,OK:University of Tulsa,2001.31-7.
[8] Stein,Gertrude.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Toklas.Toklas.1932.In Van Vechten,Selected Writing of Gertrude Stein,1-237.
[9] “Finally George a Vocabulary of Thinking.”In How to Write.1931.Reprint,New York:Dover,1975.
[10] Lectures in America.1935.Reprint,New York:Random House,1985.
作者简介：武娜，女，1978—，河南博爱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