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讨论了艺术与哲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哲学根源。第一部分,但托以奥登的《悼念叶芝》为引,通过奥登和叶芝所认为的诗歌在政治上无能为力说,讨论了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艺术似乎只是扮演着一种类似宗教仪式般的功能,致力于使记忆神圣化,但却于事无补。就此他提出了疑问,既然如奥登等人所说,为什么社会上会普遍流行着一种认为艺术是危险的政治态度?这种态度从何而来?在他看来,这种态度来源于哲学对于艺术功能的剥夺。第二部分,但托试图通过将这些剥夺艺术的理论考古学化,来考察哲学剥夺艺术的历史。他认为这些理论的源头就在柏拉图的美学著作中,并指出了柏拉图抨击艺术的两种途径:第一种是通过"艺术与真理隔了三层"的主张,使艺术看上去微不足道。第二种是使艺术理性化,让艺术做哲学之所做。但托认为在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中,隐藏着这两种对艺术的压迫。前者认为应当"无利害性"地看待艺术作品。这种做法采用的方式虽与柏拉图不同,但最终都使艺术远离现实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艺术哲学家,例如乔治·桑塔耶那、布洛等,他们将艺术放在一定的审美距离之外,艺术自此被美学所束缚和削弱。柏拉图抨击艺术的第二种途径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得到体现。在黑格尔看来,艺术和宗教处在哲学之前的绝对精神旅程的最后阶段,它们是哲学在自我异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阶段—绝对精神在经历了艺术之后,艺术的哲学使命就完成了,因此它必将让位给宗教和哲学,艺术在此意义上走向了终结。因此,为了完成其哲学使命,艺术必须作哲学之所做。在这一点上,杜尚的作品极好地印证了黑格尔的观点,他通过《泉》,在艺术中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在但托看来,正是这两种做法造成了哲学长期以来对艺术权能的剥夺。而且,哲学对艺术的压迫最终反过来殃及自身:在实证主义的阶段,哲学之于科学的地位,就恰如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艺术之于哲学的地位。但托发现柏拉图抨击艺术的两种方式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悖论,如果艺术是无能为力的,而艺术又是哲学的异化形式,那么哲学本身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认为,要解救哲学的困境,首先必须从哲学中解放艺术,最终使哲学和艺术都回归自身。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但托试图为摆脱了哲学使命后的艺术找到它自己的定位,他将艺术的作用与修辞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认为艺术真正的魅力在于它在情感上的修辞作用,即通过感染人的情感从而影响人的行动,但这也正是艺术被视为危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