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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近日在谈到将于2020年度之后实施的新学习指导要领时，明确表示日本将和施行已久的“宽松教育”政策诀别，但承诺不会削减学习内容，同时提高教学质量。
驰浩的这番言论让民众的目光再次投向“宽松教育”这一话题，以及围绕“宽松教育”的种种是非争议。
“宽松教育”是什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使得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诉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家长对激烈的竞争导致高强度的学业要求产生质疑。日本社会围绕教育应如何适应经济的高速繁荣展开了大量讨论，减轻学业负担、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的呼声高涨，甚至成了重要的政治问题。
那个时代的考生大多出生于“二战”后，经历了经济、社会、文化从战败的低谷到不断上升的青少年时代，在稳步上升的社会环境下同时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有分析认为，这些人的父辈多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二战”中幸存，并成为参与创建战后新社会的中坚力量。父辈的成功是白手起家的，并不是挤过高考“独木桥”后获得的。所以，出于慈爱之心，他们对应试苦读、人为设置考分选拔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产生强烈怀疑。
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之后，有些家长就开始思考，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学得那么苦？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发布《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的报告，指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这个报告直接依从了民众缓解下一代学业压力的诉求，成为著名的“宽松教育”的标志，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多年的方针。
在“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里，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 821课时减少至5 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宽松教育”的一大特征就是学校学习时间的减少，中小学生平均每周课时减少两小时，小学六年期间国语授课时间减少200多个小时，而教学以外的“综合学习”时间增加约400个小时。“综合学习”时间可以进行各种课外活动和社区活动，而不是教授课本知识。
然而，这些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一系列副作用。
“宽松教育”酿成四大“苦果”
日本政府当初推行“宽松教育”的本意是要减少教学中的死记硬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思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生活能力等，试图向一种更注重学生身心健康和综合能力的教育方式转变，但不承想最终的结果是弊远远大于利。
首先，公立学校渐弱，私立学校大行其道。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对公立教育机构起到约束作用，但学生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因此私营办学机构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欢迎。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导致那些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纷纷投入私立中学。紧随其后的便是，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要考上好大学，不仅要上私立学校，课外补习学校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种常识。根据文部省官方调查显示，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的44.5%乃至1993年的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到16.5%再到23.6%，节节攀升。据记者了解，几十年来，日本课外补习产业蓬勃发展，经过一番市场竞争兼并，构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机构把持补习产业。由于人们趋之若鹜，“四大塾”各自设置了不低的入学考试门槛，且不说高昂的学费，许多家长发现，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预习准备，连较好的补习学校都进不去。
其次，“宽松教育”政策给中产家庭带来了倍增的教育负担。“宽松教育”政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付出是巨大的。日本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为私营教育机构做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据统计，在日本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支出和补习教育支出从1970年前后开始逐年爬升，1976年开始实施的“宽松教育”政策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个上升趋势。更令人担忧的是，升学率却一路下滑至1970年后的最低谷。
再次，教育标准的降低，造就了日本的“宽松一代”。“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了解竞争游戏规则。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加重了学业负担，适得其反。于是，日本社会出现了“宽松一代”。生活在“宽松教育”期间的“宽松一代”们，童年生活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不景气和不安定的社会状态之中度过的。在行将踏入社会时又碰上次贷危机引发的就业“冰河期”。踏入社会后，他们又必须面对不稳定的雇佣状态和日本20岁至29岁年轻人平均收入年年下降的“穷忙”现实，最终被社会打上了脑袋空空、目中无人、胸无大志、唯唯诺诺等标签。
最后，“宽松教育”带来日本国民学力下跌。在四年一次的国际PISA标准化测试中，1999年，日本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位列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5国第一，阅读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数学跌了5位，阅读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学第六、数学第十，阅读理解已沦为垫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国内调查显示，小学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义，更有玩笑说一个小孩拿5 000日元出門买东西，回来都不会计算应该找回多少钱。“大学生数学基本调查”结果也非常不乐观。 “宽松教育”给我们的警示
日本的“宽松教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国正在进行的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今天的中国人面临着与30年前日本人同样的疑问。为什么经济社会发展了，教育供给更丰富了，我们孩子的学业负担却越来越重了？中日两国相似的社会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一些东西，少走一些弯路。
首先，在基础教育改革中，是否能够正确处理改革理念与实际操作的关系问题，决定了改革的成败。有专家认为，日本政府希望改变过去重视学科知识、轻视实际能力的“旧学力观”，通过创造宽松而充实的学习环境来培育学生的“生存能力”，其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也符合时代的需求。不过在实际的操作中，日本政府仅仅单纯追求时间的“宽松”和课程的“宽松”，没有厘清掌握、应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科学习与“学力”或“生存能力”的基本关系，也没有认真探究哪些授课内容是应该删减的，哪些课业负担是合理的、必要的和有效的，怎样的教育模式才能够让学生得到宽松且充实、全面的发展。这样，一方面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上确确实实全面“宽松”了，另一方面又将基础知识以及基本技能的学习与“学力”割裂开来，自然使“宽松教育”沦为“放松教育”，学力下降也就成为必然。
其次，如何看待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之间的关系，是教育改革必须处理的具体问题。日本“宽松教育”惨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将两者认定为二元对立的关系，两者必须择其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果光学习知识不思考实际问题，所学知识并无意义，但一味强调培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充分学习基础知识，最终也不过是空谈而已。
再次，尽管日本的“宽松教育”也标榜培养具有丰富人性的学生，但是它始终是依托课程改革展开的，重点放在课程时间、内容的调整以及保障学力之上，而品格培养、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形成不知不觉成为“软指标”，被置于重点之外。在多年来的教育改革中，如何解决校园暴力、拒绝上学、青少年犯罪等“教育病理”一直都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这些问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上升趋势。就此而言，如何促进课程内外学习的融合，使学校、家庭、社区形成合作关系，共同促进学生形成丰富的心灵、健康的人格以及作为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和态度，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是保证教育改革能够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深入进行的重要问题。
最后，要避免重蹈日本“宽松教育”的陷阱，还必须谨慎处理好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关系，要做强、做大公办教育，提高公办教育的竞争力，通过财政等手段管控好公办学校、优质民办学校的投入和质量差距。更要在教育规律的指导下开展减负，减负远远不是少布置一些作业，早两个小时放学就能够解决的。民办教育也是教育的重要一环，不能只是严厉管控，而是要通过必要的监管和引导，比如规范招生和管理，制定精细化、透明化的“个性化服务”收费政策限制高收费，让其更多地承担维护社会教育公平的责任。
宽松教育和灌输式教育是两个极端，我们往往会陷入了一个在两者之间不断反复的怪圈。非此即彼，通过否定一方，来接受另一方，反反复复。面对已经被异化的教育，如何推进改革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将“学”与“思”融合在一起，在宽松教育和灌输式教育之间取得平衡，是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在日本“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中，最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就是，教育改革一定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宁可缓慢推进，切莫轻举妄动。试错或许可以是其他领域改革的常态，而教育改革是最不允许失败的，以牺牲一代人作为代价，是不能承受之痛。对于人的培养关乎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家庭，继而影响整个社会，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决策者都应该心怀敬畏，慎之又慎。
驰浩的这番言论让民众的目光再次投向“宽松教育”这一话题，以及围绕“宽松教育”的种种是非争议。
“宽松教育”是什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使得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诉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家长对激烈的竞争导致高强度的学业要求产生质疑。日本社会围绕教育应如何适应经济的高速繁荣展开了大量讨论，减轻学业负担、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的呼声高涨，甚至成了重要的政治问题。
那个时代的考生大多出生于“二战”后，经历了经济、社会、文化从战败的低谷到不断上升的青少年时代，在稳步上升的社会环境下同时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有分析认为，这些人的父辈多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二战”中幸存，并成为参与创建战后新社会的中坚力量。父辈的成功是白手起家的，并不是挤过高考“独木桥”后获得的。所以，出于慈爱之心，他们对应试苦读、人为设置考分选拔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产生强烈怀疑。
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之后，有些家长就开始思考，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学得那么苦？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发布《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的报告，指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这个报告直接依从了民众缓解下一代学业压力的诉求，成为著名的“宽松教育”的标志，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多年的方针。
在“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里，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 821课时减少至5 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宽松教育”的一大特征就是学校学习时间的减少，中小学生平均每周课时减少两小时，小学六年期间国语授课时间减少200多个小时，而教学以外的“综合学习”时间增加约400个小时。“综合学习”时间可以进行各种课外活动和社区活动，而不是教授课本知识。
然而，这些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一系列副作用。
“宽松教育”酿成四大“苦果”
日本政府当初推行“宽松教育”的本意是要减少教学中的死记硬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思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生活能力等，试图向一种更注重学生身心健康和综合能力的教育方式转变，但不承想最终的结果是弊远远大于利。
首先，公立学校渐弱，私立学校大行其道。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对公立教育机构起到约束作用，但学生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因此私营办学机构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欢迎。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导致那些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纷纷投入私立中学。紧随其后的便是，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要考上好大学，不仅要上私立学校，课外补习学校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种常识。根据文部省官方调查显示，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的44.5%乃至1993年的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到16.5%再到23.6%，节节攀升。据记者了解，几十年来，日本课外补习产业蓬勃发展，经过一番市场竞争兼并，构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机构把持补习产业。由于人们趋之若鹜，“四大塾”各自设置了不低的入学考试门槛，且不说高昂的学费，许多家长发现，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预习准备，连较好的补习学校都进不去。
其次，“宽松教育”政策给中产家庭带来了倍增的教育负担。“宽松教育”政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付出是巨大的。日本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为私营教育机构做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据统计，在日本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支出和补习教育支出从1970年前后开始逐年爬升，1976年开始实施的“宽松教育”政策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个上升趋势。更令人担忧的是，升学率却一路下滑至1970年后的最低谷。
再次，教育标准的降低，造就了日本的“宽松一代”。“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了解竞争游戏规则。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加重了学业负担，适得其反。于是，日本社会出现了“宽松一代”。生活在“宽松教育”期间的“宽松一代”们，童年生活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不景气和不安定的社会状态之中度过的。在行将踏入社会时又碰上次贷危机引发的就业“冰河期”。踏入社会后，他们又必须面对不稳定的雇佣状态和日本20岁至29岁年轻人平均收入年年下降的“穷忙”现实，最终被社会打上了脑袋空空、目中无人、胸无大志、唯唯诺诺等标签。
最后，“宽松教育”带来日本国民学力下跌。在四年一次的国际PISA标准化测试中，1999年，日本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位列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5国第一，阅读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数学跌了5位，阅读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学第六、数学第十，阅读理解已沦为垫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国内调查显示，小学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义，更有玩笑说一个小孩拿5 000日元出門买东西，回来都不会计算应该找回多少钱。“大学生数学基本调查”结果也非常不乐观。 “宽松教育”给我们的警示
日本的“宽松教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国正在进行的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今天的中国人面临着与30年前日本人同样的疑问。为什么经济社会发展了，教育供给更丰富了，我们孩子的学业负担却越来越重了？中日两国相似的社会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一些东西，少走一些弯路。
首先，在基础教育改革中，是否能够正确处理改革理念与实际操作的关系问题，决定了改革的成败。有专家认为，日本政府希望改变过去重视学科知识、轻视实际能力的“旧学力观”，通过创造宽松而充实的学习环境来培育学生的“生存能力”，其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也符合时代的需求。不过在实际的操作中，日本政府仅仅单纯追求时间的“宽松”和课程的“宽松”，没有厘清掌握、应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科学习与“学力”或“生存能力”的基本关系，也没有认真探究哪些授课内容是应该删减的，哪些课业负担是合理的、必要的和有效的，怎样的教育模式才能够让学生得到宽松且充实、全面的发展。这样，一方面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上确确实实全面“宽松”了，另一方面又将基础知识以及基本技能的学习与“学力”割裂开来，自然使“宽松教育”沦为“放松教育”，学力下降也就成为必然。
其次，如何看待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之间的关系，是教育改革必须处理的具体问题。日本“宽松教育”惨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将两者认定为二元对立的关系，两者必须择其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果光学习知识不思考实际问题，所学知识并无意义，但一味强调培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充分学习基础知识，最终也不过是空谈而已。
再次，尽管日本的“宽松教育”也标榜培养具有丰富人性的学生，但是它始终是依托课程改革展开的，重点放在课程时间、内容的调整以及保障学力之上，而品格培养、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形成不知不觉成为“软指标”，被置于重点之外。在多年来的教育改革中，如何解决校园暴力、拒绝上学、青少年犯罪等“教育病理”一直都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这些问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上升趋势。就此而言，如何促进课程内外学习的融合，使学校、家庭、社区形成合作关系，共同促进学生形成丰富的心灵、健康的人格以及作为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和态度，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是保证教育改革能够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深入进行的重要问题。
最后，要避免重蹈日本“宽松教育”的陷阱，还必须谨慎处理好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关系，要做强、做大公办教育，提高公办教育的竞争力，通过财政等手段管控好公办学校、优质民办学校的投入和质量差距。更要在教育规律的指导下开展减负，减负远远不是少布置一些作业，早两个小时放学就能够解决的。民办教育也是教育的重要一环，不能只是严厉管控，而是要通过必要的监管和引导，比如规范招生和管理，制定精细化、透明化的“个性化服务”收费政策限制高收费，让其更多地承担维护社会教育公平的责任。
宽松教育和灌输式教育是两个极端，我们往往会陷入了一个在两者之间不断反复的怪圈。非此即彼，通过否定一方，来接受另一方，反反复复。面对已经被异化的教育，如何推进改革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将“学”与“思”融合在一起，在宽松教育和灌输式教育之间取得平衡，是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在日本“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中，最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就是，教育改革一定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宁可缓慢推进，切莫轻举妄动。试错或许可以是其他领域改革的常态，而教育改革是最不允许失败的，以牺牲一代人作为代价，是不能承受之痛。对于人的培养关乎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家庭，继而影响整个社会，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决策者都应该心怀敬畏，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