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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出发,针对《史记》中的个性共性统一、详略得当、虚实相生等文学审美范畴进行分析,通过文学的审美超越,进而抓住《史记》中的人物作为历史的主体的情感,并通过这种真实的情感,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真正达到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文学本体 历史本体 人性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在谈论《史记》之前,有必要把“本体”两字的含义阐述一下: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众所周知,我们的世界有“道”、“器”之分。简单地说,前者“存在”指的是具体的、现身的“器”,后者“存在”指的是抽象的、不可感的“道”。专做“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王乾坤先生也认为:“我们能感知的、能认识的,只是它的现身状态,只能是它呈现给我们的对象性内容。因为本体没有样子,我们可知可见的只是某物在时间、空间的现身状态和属性。”这样可以推出,“文学本体”即文学具体存在的本源与本质,从文学本身出发,文学的本体就是文学的审美特性及作品自身;“历史的本体”,即历史具体存在的本源和本质,从历史的本身出发,去探究历史的“现在进行时”自身。《史记》则为古代传记文学的开创之作、典范之作。有学者认为,“传记文学不同于一般的史传文学,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没有很深刻完整地解释这种真实性与文学性是如何统一起来,以及这种独创性背后的缘由。本文欲通过本体论的角度去解读《史记》,揭示藏在其独创性背后的写作缘由。
真的历史应该是历史的本体存在,但是历史的本体怎么可能在历史的著作中再现呢?从严格意义上讲,人物传记应该是人物所有的语言、行动和外貌心理等一切的重复和重现,但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逆转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其实“真实也并非说史传所记全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在文字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再现。事实上,当人们选择用语言文字这种符号来再现社会和历史的时候,它所显现的就并非原原本本的历史面貌。”有人认为客观地记录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其实不然,因为是人他就有主观的思想,主观的情感,所以在这里的“客观”也只能是相对的客观。又因为历史一旦用语言文字记录下来,本身也就成为文学的具体存在,由于当时技术的局限,记录历史也必须借助这种载体。既然排除不了主观地借助文学这个具体载体去记录历史,又何来真实的历史呢?但其实运用文学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原貌,因为文学可以审美地超越,能够以审美的方式靠近历史本体的存在。
依据这条思路,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地接近历史本体,接近历史上的人物本来面目。在此笔者想要用文学本体论的观点解释司马迁笔下的《史记》是如何接近历史本体这一过程的。因为本体是无形的,所以我们只能首先通过分析具体的文学存在、文学形式来把握。
一 《史记》中有许多具体的文学存在方式,把握好它们来实现文学存在向文学本体的第一次飞跃
1 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1)把握性格特征,准确定位“人格”。由于环境、修养、经历等因素不同,造成个性的复杂多样性。司马迁存真求实,胆识过人,能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特征,恰如其分地定位“人格”,如:屈原之“志洁行芳”,公孙弘之“外宽内深”,还有吕后的狠毒等,诸种性格,司马迁成竹在胸,恰似其人。
(2)选材典型,粗细兼用。典型大事,最能代表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个性的骨架,也是司马迁传人选材的主体。《项羽本纪》重点写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三大事件,把它们作为历史背景,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现项羽性格的各个侧面。其次,精选典型的生活细事。如果说大事是个性的骨架,那么细事就是个性的血肉。如《项羽本纪》写“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这是段生活细事,但却逼真地写出羽从小浮泛粗心、浅尝辄止的个性,和大事中显示的性格一脉相承。
针对个性,精心选材,既有大事成其坚实的骨架,又有细事成其丰满的血肉,二者相辅相成,使历史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里的“栩栩如生”,就是指我们具体的文学存在,使读者产生了审美上的共鸣,进一步在向历史的本体接近。
2 围绕性格用笔,详略得当
(1)精心剪裁,简繁适宜。对纷繁的史料依据传记主题的需要,大胆取舍,详略得当,简繁适宜。与性格无关的一般事件用简概述,与性格相关的典型事件使繁详写。《留侯世家》中说:“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正说出简繁得当的特点。
(2)从整体出发,褒贬结合。一种是人物以正面为主,例如刘邦在《高祖本纪》中扮演了一个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的政治家形象。至于他的缺点,如贪财好色,卑怯自私,忘恩负义,残杀功臣等缺点,都写到了《留侯世家》、《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等篇章中去了。另一种是人物以缺点为主,但是在赞语中也提到了他的好处。例如司马迁在《吕后本纪》中详细描写了吕后残害戚姬、毒死赵王如意、饿死赵王友等一系列罪行,但是在传记的末尾,却高度称赞吕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司马迁认为吕后执政期间,天下太平,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样写成的人物才有了可读性,使人物形象充满饱和度,立体感逼真。正如郁达夫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中说道:“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看得真,说得象。”这里讲的“真”和“象”根本上指趋于历史原貌,即我们说的历史本体。
3 刻画人物灵魂,虚实相生
(1)司马迁写人物千变万化,有对比、有烘托、有借陪衬,以加深主要人物的形象。例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将李广和同样领兵出征的将军程不识进行了一番比较,“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侯,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如此将程不识治军的中规中矩与李广的简单随意进行对比,运用艺术上的相反相成的原理,把李广独特的作风鲜明地表现出来。
(2)司马迁写人物传记,不是记流水账,也不是事无巨细地再现人物生平中的每一件事,而是有选择地从正面实笔勾勒。如《李将军列传》中,富有传奇色彩的“射虎”是一件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事件,司马迁这样描写道“……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正面描写箭能穿石,一方面揭示了人在危急时刻能超常发挥能力,更勾勒出了李广的善射才能和勇猛的形象。
上述把《史记》的思想用具体可感的文学形式把握住,完成了我们向文学本体的第一次飞跃:《史记》中的文学本体是以一个个生动可感的文学存在呈现的。而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触摸到《史记》的历史本体。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如何由文学本体飞跃到历史本体?首先我们要承认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的历史发展,也就可以推出人是历史的主体。又因为文学艺术对应的人类心灵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情感,文学属于审美范畴同时也属于情感范畴。所以要实现我们的第二次飞跃,关键在于把握住人的情感即人性。既然文学是情感的艺术,那么文学本体与真实本体的关系,可以通过情感与真实本体的关系来说明。
二 由文学本体向历史本体(历史原貌)进行的第二次飞跃
以事为中心的史体自然涉及到人,但是却忽略了人的历史主体性。这一认识导致的结果是历史是静止的、片段的,甚至可以说这历史远不是历史原貌即历史本体。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先生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指出:“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文艺创作要高度重视人的精神主体性。”因为“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行动,可以将情感的非理性、随机置于适当的区间,以承诺情感的审美释放与慰藉而回归自己。”文学近于“存在之本真”,“回归自己”也就是回归自己的本真。
既然是通过人的情感实现第二次飞跃,又因为涉及到人就有主客体之分,就有主体的情感和客体的情感之分,《史记》中体现人的情感因素也包括两方面:
1 写人物情感即客体的情感。在写人时,侧重写人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也就是写人的心,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可以证明。作者写李斯的5处独白:第一处是当他入厕见鼠与入仓见鼠之后,曾感叹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当他功高盖世之时,又慨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当李斯被赵高胁迫,不得不依附逆乱时,又垂泪长叹曰:“嗟乎!独遭乱世,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当他被赵高囚于狱中,更愤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第五处是他被杀前叹息不能与儿子再牵黄犬逐狡兔。司马迁对李斯心理活动的详细描写,使李斯阴险、无耻的品质更趋于历史原貌。
2 流露出作者主体的情感。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地位和审美观的不同,又由于作者写作的目的、角度、视点的区别,呈现出来的文本多多少少都会流露出作者主观的情感、主观的思维。鲁迅在谈到《史记》也讲道:“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出的形象,只能是作者眼中的形象,是作者心中的形象,作品深深打上了作者主观的烙印。如司马迁把项羽归入到“本纪”,把陈涉归入到“世家”里,无不出于自己对项羽以及陈涉的个人推崇。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把拒捕的主角由伍尚改为伍子胥,把破郑后的“挞墓”、“鞭墓”改为“掘墓鞭尸”。这些情节的出现,都能体现出司马迁本人的审美理想。
由上述的推论,我们可以很形象地看到,《史记》所展现的历史时空存在形式是历史具体存在,要把握住历史原貌,就要把握具体的历史存在。在用文字这种符号记录时,注重人的情感,就是尊重人性,尊重历史,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充分认识到人的历史主体性。又因人学即文学,情感所及,发而为文,文学比一切文化样式更能表达这种人性的冲动——情感,但是文学本体又是不可触摸的。由于这些原因,只能通过具体的文学存在形式来把握文学的本体,继而更进一步去感悟司马迁笔下历史存在形式。
传记本身就具有文学性,只是后人将历史与文学区分得过于清晰,忽略了人的情感存在、人的历史主体性。本文从文学本体论出发,分析司马迁的《史记》,发现司马迁把人从历史中解放出来,把他们描写得栩栩如生。这种文学性的真实才是距离历史本体最近的历史存在形式。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苗力田译:《形而上学》(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版。
[2] 王乾坤:《文学的承诺》,三联书店,2005年版。
[3] 罗书华:《史传的实录及其对章回小说的影响》,《学术论坛》,2000年第1期。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5]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
[6] 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7]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8] [德]马丁·海德格尔、[美]科克尔曼斯,陈小文等译:《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9]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
李胜召,男,1987—,河北邯郸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艺学。
何伟,女,1987—,河北沧州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艺学。
关键词:文学本体 历史本体 人性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在谈论《史记》之前,有必要把“本体”两字的含义阐述一下: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众所周知,我们的世界有“道”、“器”之分。简单地说,前者“存在”指的是具体的、现身的“器”,后者“存在”指的是抽象的、不可感的“道”。专做“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王乾坤先生也认为:“我们能感知的、能认识的,只是它的现身状态,只能是它呈现给我们的对象性内容。因为本体没有样子,我们可知可见的只是某物在时间、空间的现身状态和属性。”这样可以推出,“文学本体”即文学具体存在的本源与本质,从文学本身出发,文学的本体就是文学的审美特性及作品自身;“历史的本体”,即历史具体存在的本源和本质,从历史的本身出发,去探究历史的“现在进行时”自身。《史记》则为古代传记文学的开创之作、典范之作。有学者认为,“传记文学不同于一般的史传文学,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没有很深刻完整地解释这种真实性与文学性是如何统一起来,以及这种独创性背后的缘由。本文欲通过本体论的角度去解读《史记》,揭示藏在其独创性背后的写作缘由。
真的历史应该是历史的本体存在,但是历史的本体怎么可能在历史的著作中再现呢?从严格意义上讲,人物传记应该是人物所有的语言、行动和外貌心理等一切的重复和重现,但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逆转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其实“真实也并非说史传所记全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在文字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再现。事实上,当人们选择用语言文字这种符号来再现社会和历史的时候,它所显现的就并非原原本本的历史面貌。”有人认为客观地记录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其实不然,因为是人他就有主观的思想,主观的情感,所以在这里的“客观”也只能是相对的客观。又因为历史一旦用语言文字记录下来,本身也就成为文学的具体存在,由于当时技术的局限,记录历史也必须借助这种载体。既然排除不了主观地借助文学这个具体载体去记录历史,又何来真实的历史呢?但其实运用文学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原貌,因为文学可以审美地超越,能够以审美的方式靠近历史本体的存在。
依据这条思路,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地接近历史本体,接近历史上的人物本来面目。在此笔者想要用文学本体论的观点解释司马迁笔下的《史记》是如何接近历史本体这一过程的。因为本体是无形的,所以我们只能首先通过分析具体的文学存在、文学形式来把握。
一 《史记》中有许多具体的文学存在方式,把握好它们来实现文学存在向文学本体的第一次飞跃
1 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1)把握性格特征,准确定位“人格”。由于环境、修养、经历等因素不同,造成个性的复杂多样性。司马迁存真求实,胆识过人,能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特征,恰如其分地定位“人格”,如:屈原之“志洁行芳”,公孙弘之“外宽内深”,还有吕后的狠毒等,诸种性格,司马迁成竹在胸,恰似其人。
(2)选材典型,粗细兼用。典型大事,最能代表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个性的骨架,也是司马迁传人选材的主体。《项羽本纪》重点写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三大事件,把它们作为历史背景,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现项羽性格的各个侧面。其次,精选典型的生活细事。如果说大事是个性的骨架,那么细事就是个性的血肉。如《项羽本纪》写“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这是段生活细事,但却逼真地写出羽从小浮泛粗心、浅尝辄止的个性,和大事中显示的性格一脉相承。
针对个性,精心选材,既有大事成其坚实的骨架,又有细事成其丰满的血肉,二者相辅相成,使历史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里的“栩栩如生”,就是指我们具体的文学存在,使读者产生了审美上的共鸣,进一步在向历史的本体接近。
2 围绕性格用笔,详略得当
(1)精心剪裁,简繁适宜。对纷繁的史料依据传记主题的需要,大胆取舍,详略得当,简繁适宜。与性格无关的一般事件用简概述,与性格相关的典型事件使繁详写。《留侯世家》中说:“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正说出简繁得当的特点。
(2)从整体出发,褒贬结合。一种是人物以正面为主,例如刘邦在《高祖本纪》中扮演了一个雄才大略,有智谋,有远见的政治家形象。至于他的缺点,如贪财好色,卑怯自私,忘恩负义,残杀功臣等缺点,都写到了《留侯世家》、《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等篇章中去了。另一种是人物以缺点为主,但是在赞语中也提到了他的好处。例如司马迁在《吕后本纪》中详细描写了吕后残害戚姬、毒死赵王如意、饿死赵王友等一系列罪行,但是在传记的末尾,却高度称赞吕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司马迁认为吕后执政期间,天下太平,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样写成的人物才有了可读性,使人物形象充满饱和度,立体感逼真。正如郁达夫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中说道:“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看得真,说得象。”这里讲的“真”和“象”根本上指趋于历史原貌,即我们说的历史本体。
3 刻画人物灵魂,虚实相生
(1)司马迁写人物千变万化,有对比、有烘托、有借陪衬,以加深主要人物的形象。例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将李广和同样领兵出征的将军程不识进行了一番比较,“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侯,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如此将程不识治军的中规中矩与李广的简单随意进行对比,运用艺术上的相反相成的原理,把李广独特的作风鲜明地表现出来。
(2)司马迁写人物传记,不是记流水账,也不是事无巨细地再现人物生平中的每一件事,而是有选择地从正面实笔勾勒。如《李将军列传》中,富有传奇色彩的“射虎”是一件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事件,司马迁这样描写道“……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正面描写箭能穿石,一方面揭示了人在危急时刻能超常发挥能力,更勾勒出了李广的善射才能和勇猛的形象。
上述把《史记》的思想用具体可感的文学形式把握住,完成了我们向文学本体的第一次飞跃:《史记》中的文学本体是以一个个生动可感的文学存在呈现的。而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触摸到《史记》的历史本体。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如何由文学本体飞跃到历史本体?首先我们要承认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的历史发展,也就可以推出人是历史的主体。又因为文学艺术对应的人类心灵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情感,文学属于审美范畴同时也属于情感范畴。所以要实现我们的第二次飞跃,关键在于把握住人的情感即人性。既然文学是情感的艺术,那么文学本体与真实本体的关系,可以通过情感与真实本体的关系来说明。
二 由文学本体向历史本体(历史原貌)进行的第二次飞跃
以事为中心的史体自然涉及到人,但是却忽略了人的历史主体性。这一认识导致的结果是历史是静止的、片段的,甚至可以说这历史远不是历史原貌即历史本体。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先生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指出:“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文艺创作要高度重视人的精神主体性。”因为“文学作为一种审美行动,可以将情感的非理性、随机置于适当的区间,以承诺情感的审美释放与慰藉而回归自己。”文学近于“存在之本真”,“回归自己”也就是回归自己的本真。
既然是通过人的情感实现第二次飞跃,又因为涉及到人就有主客体之分,就有主体的情感和客体的情感之分,《史记》中体现人的情感因素也包括两方面:
1 写人物情感即客体的情感。在写人时,侧重写人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也就是写人的心,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可以证明。作者写李斯的5处独白:第一处是当他入厕见鼠与入仓见鼠之后,曾感叹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当他功高盖世之时,又慨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当李斯被赵高胁迫,不得不依附逆乱时,又垂泪长叹曰:“嗟乎!独遭乱世,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当他被赵高囚于狱中,更愤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第五处是他被杀前叹息不能与儿子再牵黄犬逐狡兔。司马迁对李斯心理活动的详细描写,使李斯阴险、无耻的品质更趋于历史原貌。
2 流露出作者主体的情感。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地位和审美观的不同,又由于作者写作的目的、角度、视点的区别,呈现出来的文本多多少少都会流露出作者主观的情感、主观的思维。鲁迅在谈到《史记》也讲道:“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出的形象,只能是作者眼中的形象,是作者心中的形象,作品深深打上了作者主观的烙印。如司马迁把项羽归入到“本纪”,把陈涉归入到“世家”里,无不出于自己对项羽以及陈涉的个人推崇。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把拒捕的主角由伍尚改为伍子胥,把破郑后的“挞墓”、“鞭墓”改为“掘墓鞭尸”。这些情节的出现,都能体现出司马迁本人的审美理想。
由上述的推论,我们可以很形象地看到,《史记》所展现的历史时空存在形式是历史具体存在,要把握住历史原貌,就要把握具体的历史存在。在用文字这种符号记录时,注重人的情感,就是尊重人性,尊重历史,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充分认识到人的历史主体性。又因人学即文学,情感所及,发而为文,文学比一切文化样式更能表达这种人性的冲动——情感,但是文学本体又是不可触摸的。由于这些原因,只能通过具体的文学存在形式来把握文学的本体,继而更进一步去感悟司马迁笔下历史存在形式。
传记本身就具有文学性,只是后人将历史与文学区分得过于清晰,忽略了人的情感存在、人的历史主体性。本文从文学本体论出发,分析司马迁的《史记》,发现司马迁把人从历史中解放出来,把他们描写得栩栩如生。这种文学性的真实才是距离历史本体最近的历史存在形式。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苗力田译:《形而上学》(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版。
[2] 王乾坤:《文学的承诺》,三联书店,2005年版。
[3] 罗书华:《史传的实录及其对章回小说的影响》,《学术论坛》,2000年第1期。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5]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
[6] 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7]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8] [德]马丁·海德格尔、[美]科克尔曼斯,陈小文等译:《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9]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
李胜召,男,1987—,河北邯郸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艺学。
何伟,女,1987—,河北沧州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