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民办体校的成长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家长制权威是民办体校管理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家长制权威和自家人之间是一种契约式的关系，在民办体校创业的初始阶段，家长制权威往往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但家长制权威的过度集权、关系依赖以及不可复制性会阻碍民办体校的代际传承和持续发展。
关键词：民办体校；家长制权威；契约关系；江西省
中图分类号：G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0-0016-04
Abstract: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ssue of the growth of privaterun sports schools.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patriarchal system wa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which could not be overlooked in the growth of privaterun sports schools.It was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patriarchal authority and family members.In the initial stage of private sports schools，the authority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often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but it would obstruct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ivaterun sports schools due to the overcentralization and unreplicable features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Key words: privaterun sports schools; patriarchal authority; contractual relations; Jiangxi Province
关于民办体校的管理模式及其体校的契约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近年来研究文献较少。民办体校的管理模式不同于公办体校，甚至与其他民办学校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江西大宇学院，江西翻译学校等。这些民办学校采取的并非是家族制管理模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办体校如果不改变原有的管理方式，那么它的生命周期不会长久，并始终只能保持小规模、低水平的教学规模，在教育的专业化方面和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方面，也不能很好地与现代体育教育事业接轨。为什么民办体校会采取这种家族制管理模式？我们通过对江西省多所民办体校的采访调查，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有两个：1是社会文化的影响：江西省民办体校的诸多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2是管理者的认识局限：这些体校之所以采取这种管理模式，这是它对社会的信任度存在偏差有关，因此，它不能建立现代民办教育系统那样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而在管理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传统的商业家族制管理（内群体的关系）特征。
在江西省民办体校中，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家族制管理模式，大部分体校所有权和办学权通常并没有分离，其中控制权和教学管理权也往往掌控在家族成员手中，因此，家族制管理模式实际上是治理该体校发展的根本方式。在民办体校中，尽管家族成员之间的合作是建立在一致的认识与行为偏好问题之上，但因成员之间个人身份、能力和地位的不同，因此，“自家人”在该体校的个体岗位也不同，显然，自家人在该体校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例如：有的家族成员在体校中拥有股份，但没有参与体校的决策；也有的不在体校上班，但拿一份工资；还有的家族成员只是担当一般的管理工作，列该体校关键岗位之外，包括后勤、保卫等工作；还有一些家族成员因为办学需要或某些方面能力突出，因而担任了关键或者重要的角色等。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民办体校的董事长（或校长），他不仅担任体育教育家的角色，同样他还是真正的“老板”，在该体校的创业阶段以及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阶段，他往往扮演决策者的主要角色，他们实际上是该体校的掌权者，也是权威。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民办体校的特殊性（主要是运动技术能力构成的威望），民办体校的权威不仅不同于公办体校的任命制组织结构（如：省、市、县各级体育系统开办的体校），也不同于其他民办学校中的权威（例如：民办江西服装学院董事长是外贸工作者出身），这种权威在民办体校中表现的较为普遍，本文从江西省民办体校（特别是武校）中的家长制管理模式入手，并从家长制领导方式及其与属下关系等角度进行分析。
1 家长制权威的建立
在民办体校的组织关系中，体校的董事长（或校长）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位核心人物的主要工作是：1)扩大体校的知名度及对社会的影响力；2)掌握培养学生的目标和方向；3)进行教学和训练的改革与创新；4)发展新的社会需求项目（例如：培养影视武术演员替身、保镖等）；5)选聘各种教学、训练与管理人才；6)财务管理等。显然，民办体校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应该说，民办体校的决策者并不缺乏对社会需求的敏税判断能力，以及相应的创新能力。调查中发现，民办体校决策者的领导风格各有特色。江西省峡江县一文武学校董事长的领导风格非常独特，例如：教诲式领导，权力集中和拉大与下属的距离感等，这是典型的家长制领导。理论上认为，家长制领导与家族式管理有密切的关系，家长制领导内部因为有权威因素的存在，因而权威也是构成家长制领导的主体。
什么是权威？有人认为，权威必须建立在一定合法的权力基础之上，具体可分为3种类型：1)传统型权威；2)法理型权威；3)个人魅力型权威。［1］传统家族中的决策者，显然是属于建立在传统权力基础上的传统型权威。由于教育因素的介入，仅凭辈份和传统意义的威望显然无法担任家族创办的民办体校权威。另外，这里所谓的权威应该还要具备体育教育家的气质、魄力和能力等各方面的要素，所以，民办体校中的所谓教育家权威，既是传统家长角色在现代教育中的延续，又与传统的家长角色有所不同。因此，在2000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管理的通知》颁布以前，由于政府管理上的原因，在一些民办体校创办的早期，决策者权威的力量是相当大的，这种权威一方面来自于传统，另一方面来自于权威是一个最重要的投资者。随着目前江西省民办体校的发展（江西省2008年底共有民办体校70余所，在校生超过40 000人，其中武术学校60余所，在校生超过30 000人。引自《2009年江西省体育局领导干部论文集》），权威的工作重任不能一成不变，形势的发展需要他掌握先进的管理模式，当前家族式管理模式仍然是民办体校维护权威的条件，但可以说，只考虑眼前利益而不顾家族利益长远发展的决策者，从深层次来分析，很难被家族式管理最终所认可，这种权威将受到质疑。所以，这对于民办体校来说，这种所谓的家长权威则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即其是否具备体育教育与训练等人才管理的资本，以及为家族共同体进一步谋取利益的能力，这种能力权威也是来自于现代民办体校的发展要求。只有具备了敏锐的社会发展感受能力，对事物的准确判断能力，以及对办学发展的风险识别能力，并且具有一定领导才能的精英，才能创办民办体校并引领学校的发展。研究认为，江西省多数民办体校中的权威往往是合二为一的家长制权威，这种权威由于兼备了家长和体校决策者的双重身份，从而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图1）。调查还发现，这种管理模式在一些较大型的民办体校中已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例如：江西西山（国际）学校、浙江省苍南县南宋文武学校、浙江省平阳县育英体校，等）。
图1 民办体校中的家长权威通过理论分析和实地考察，我们得知民办体校中家长权威其本身必须具备的3个要素。
1.1 必须具备“自家人”身份 目前，绝大多数江西省民办体校一般都是把体校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家人的手中，正如江西省体育局武术管理中心主任万本晨描述的那样：父亲当董事长兼校长，儿子任副校长兼管教学与训练，妻子管食堂兼保管员，儿媳当会计兼出纳。显然，这种家长权威必须具备家族内群体成员的资格条件，这也是最典型的家族式管理模式要求，也意味着“内外有别”的小农经济思想意识的再次体现，“外人”很难真正得到家族内成员的认同，更难介入到这些体校的高层及重要管理位置。这一点也是中国许多地方传统家长角色思想文化的延续。
1.2 必须具备体育教育家的能力 “自家人”称不上是家长制权威的唯一条件，他的能力水平也是家长制权威的重要必备条件之一，这和农耕社会中的家长不同（江西省民办体校的创办人多数出身为武术之乡的农民），农耕社会中的“权威”主要取决于家庭内部的“合法性”身份。［2］但体校面对着向社会输送人才，并获取相应利益的家族重任，面对的是不同的教学与训练任务，这需要能力型的权威来治理体校，提高教学与训练质量。显然，民办体校中的家长制权威并不一定是家族共同体中的绝对家长。
1.3 必须具备相应的声望与威信 民办体校中的家长或权威并不一定身处绝对的家长地位，江西省民办体校的董事长（或校长）年龄普遍在50～55岁之间，这就意味着他对待下属和该体校的家族成员须用“慈爱”的方式，并要表现出顾全家族共同体的大局意识。由于他们以前不是教育家，所以，要真正治理好体校并非易事。许多体校校长在谈到理想时，都认为体校的收益最终是为了扩大经济资本，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得失。“成功的事业者要具备财富积累的能力，并将物质财产留传给后代，这样他的身前世后低位才能得到认可”。［3］这种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同样也是树立民办体校家长制权威必不可少的理论财富。
2 家长制权威的功能分析
前面已分析过，权威在民办体校办学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民办体校中的家长制权威，其价值和功能是如何体现的？我们的研究认为。
2.1 家长制权威往往是该体校的创办人 江西省民办体校往往是从亲缘共同体中产生的，但并不是说每一个懂体育（例如武术）的家庭共同体都能开办体校，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于家庭共同体亲缘中有没有高度的团结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关系资本”。如果缺乏了足够的团结力量，家庭共同体亲缘间又没有一致的合作愿望和信任，那么即使是“自家人”也不能达到目的，而愿望与信任则通常来自于一个家族中强有力权威的态度，如果没有这位“权威”的感召，则工作中容易出现管理混乱的现象，反之则不同。这也解释了改革开放后一部分家族即使很早就具备了创办体校的能力，但并没有开设出相应的这类体校，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缺乏一位强有力的相应权威。以办学初期的资金筹措为例，我们在实际调查中发现，江西省很多的民办体校创业资金主要是依靠家族成员内部的银行存款，甚至靠几百元钱，几十平方米的房屋开始创业，也有的是动用了家族成员关系筹措到一些资金的，很少有人通过银行贷款取得办学资金。自筹资金投资办体校，家族成员事先显然是有一定的规划并考虑到了预期收益的情况，这种行为是有风险的。对此，家族共同体成员之间往往也会有一些意见的不一致，这时候对不同意见者进行说服通常是家长制权威在起重要作用，他凭借其过人的威信能力，以及在家族成员中长期积累的声望，以此能够说服亲缘共同体成员的疑虑，家长权威这时候因此通过地位关系从而能够筹措到办学的资金。可以肯定地说，家长制权威对于民办体校的出现，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2.2 家长制权威提高了决策效率 2003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两个重要文件，标志着民办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目前全国各地有许多民办体校在经过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后，其所有权和管理权开始分离（例如：浙江省平阳育英体校，浙江省温州市竞技体校，浙江省苍南县南宋文武学校，辽宁省阜新市篮球学校、山东省济南市跳高学校等等），这样，其体校的权威随之也就会出现分化局面，也就是其亲缘共同体成为了股东权威，而该体校的管理权威则授予了新的校长管理阶层，股东权威则主要通过其董事会来监管该校长的办学行为。在相应的教育环境和体育政策条件下，应该说这种办学框架会更有利于体校的进一步发展。但目前对于江西省绝大多数民办体校来说，其所有权和管理权并没有分离。不可否认，在目前江西省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下，股东权威和管理权威于一体的家长制权威也有着相对的存在理由，如在决策效率的层面等。
3 “委托——代理”管理模式的建立
江西省最大的民办学校是蓝天学院（综合性大学），该校董事长雨果先生在谈及他创办的这所大学是如何成为现代民办学校的旗帜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请专家来治校，不要守住不妨，要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委托——代理”关系，把学校的管理权威让给称职的专家去担任校长。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学校管理方式，但在江西省民办体校中，这种权威分化以及权威重新授予现象并不多见。我们在实际调查中也发现了另一种“委托——代理”模式，也即家族成员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家长制权威由于其权力被充分的赋予，实际上其担当了要始终为家族亲缘共同体谋取利益的重担，由于种种原因，该体校“老板”一般会考虑培养自己的子女或其他晚辈能人来担当家长权威的角色。
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不同于上述分析的“家族成员”和“校长权威”之间的合作关系，家族共同体成员和校长权威阶层之间的契约通常签署于文本合同，双方之间的权责利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而家长制权威和家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则是另一种契约关系，它也可以说是一种依托契约，它是以社会亲缘关系网络中的传统伦理机制为基础的。家长制权威和家族共同体成员之间达成了一种合作，家族共同体中的部分成员能得到相应的授权，掌握着体校的相关管理权，而家长制权威身负责任和义务要对该体校和家族成员负责。有人认为：家长制权威以这种简单的方式，较低的组织成本，迅速集聚起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本，能够在很短的时期内获得相应竞争优势。［4］从中也可以看出，家长制权威的权利能够较方便地移交给家族共同体中的某些成员，其整个家族成员之间也较容易达成共识，减少扯皮之事，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家长制权威和家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也是关系共同体中的一种“授权”与“受权”的关系，它和一般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同，理论上是两种不同的“委托——代理”关系（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家长制权威和家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它是在亲缘关系共同体的内部中进行的，家庭共同体成员把这所体校委托给“权威”，家长制权威作为体校的掌门人，通常都会尽力干好这份事业，“委托——代理”的前提条件是一种亲缘关系的相互信任，而不是家族股东与专家型校长之间建立起来的职业与制度的信任。家族共同体内部的这种信任是一种亲缘关系上的特殊信任，它又可分为能力上的和人品上的两种信任。上述过，家长制权威并不一定是家族成员中的绝对长老，他是需要具备能掌握控制体该校发展能力的家族成员，这种能力往往是在他亲身的社会经历成长中积累出来的，并得到了周边亲友的一致认同，所以，家长制权威也可以说是其家族共同体成员内部中经过长期的了解而产生出来的。另外，家族成员其他之所以从感情上授权委托，还基于其长期以来对家长制权威在人品上的看好。在有的情况下，当受到外界社会利益的驱使，原体校的家族成员也会出现“背叛”行为，认为办体校不过如此，一些家族精英，甚至一个家庭内部都可能“另开炉灶”，一分为二，各自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江西省峡江县有7所民办武校，其源头为两个家族，现在的7所武校都是从最初的两个家族武校裂变而来，我们深入调查后了解到，裂变后的新体校家庭成员，即使其能力再强也很难再成为家族制的新权威，因为，人品信任是能胜任家长制权威的一项重要条件。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江西省民办体校的创办初期，家族式管理一般都是依托于当地“低文本文化”的“亲缘关系合约”，借助创办前的亲缘之间信任而建立起一种家族内部认可的合作机制。“这也就是说，利用这种‘嵌入性’的亲缘关系资本，可以使很复杂的工作合作过程变得较为容易，管理者相互间也更方便沟通与合作，在实际工作中也简化了一些管理上的程序问题，降低了管理成本。”［5］“在某种程度上说，内部关系合约的作用在于一方面是存在‘亲缘成本’，而另一种关系契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共同体这个管理信息网络中，充分利用内群体的监督，重复博弈过程，借助于家族传统伦理的非正式规则，克制机会主义倾向的发生。”［6］我们认为，尽管民办体校内部不像私人办工厂那样有不少强制性的规章制度，但可以利用中国的情理人文规则等传统文化，对家长制权威进行规范和监督，这在现实中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强制性”。
4 家长制权威的适用边界及其成长的困境
根据目前民办体校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现实中政府部门所制定的相应政策，有人认为江西省多数民办体校的生命周期是短暂的。［4］对此也有人把它描述为：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败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家长制权威的角度，首先要分析家长制权威与民办体校生命周期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我们了解到，自教育改革以来，特别是2007年底，江西省体育局制定了《江西省发展民办体育教育专业的指导性意见（试行）》等文件，标志着江西省民办体校办学进入了政府指导下的新的发展阶段，从这一时期开始，又有一些体育工作者，尤其是一批基层的民间体育家，在政策的指引下，也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相继开设民办体校，经过这些年的历史发展证明，创业之初的第一代“老板”不仅具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体校发展也较快，呈欣欣向荣之态。民办江西省南方武术学校董老板在十分坚苦的条件下，靠简陋的创业条件，现已发展成江西省最大规模的民办体校之一，在校学生突破1 000人。但现实中也存在着第一代权威即将退出的情况，到了第二代传人，普遍存在着权威并没有很好地传递下去的现象，新的更为科学的制度化管理方式也未能及时跟上，这样体校的管理势必混乱，体校的生存也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江西省某畲族乡民间武术家，在晚年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民办体校，由于武术家的威望，赢得四邻八乡甚至周边县市的武术爱好者前来求学，体校一度发展良好，但随着其迈向幕年，威望与权威没有很好地传递，这些年体校发展缓慢，并受到当地其他武校的竞争威胁，目前该体校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远不如当年。这一个案说明了家长制权威对于创业者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显然，在现实中这种权威对体校的成长也有一定的负面性，如果传承不好则会阻碍该体校的可持续发展。
家长制权威管理体校依托通常是家族共同体的亲缘关系，而不是一套现代教育制度化的运作模式。家长制权威的模式尽管会带来亲缘关系治校选择中的灵活性，包括体校发展战略的有效性，但是，在现实中它不能带来长期稳定的内部管理平衡。［7］显然，家长制权威可以凭借自身以前的运动才能和社会声望，不仅在家族共同体关系中身处长老的核心地位，对外也掌握着体校的命脉，但这种集权型的家长制权威管理模式因此比较依赖于家族共同体的关系成员，并且具有权威性不可复制的特征，所以，它所产生的弊端也不少，其主要有3个方面的问题。
4.1 不利于民办体校正式制度的建构 尽管有些民办体校在行政上会设置一些科室，例如：教务科，总务科等等，还有些民办体校，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体校，会从其他学校复制一些规章制度，但多数民办体校工作起来并不是严格按照这些管理设置来进行的，目前许多民办体校的科室和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在实际管理中，体校的创业者就成了“一人说了算”的决策者，他甚至可以否决该体校董事会等部门所做的一切决定，当然，实际上董事会主要是由他的家庭成员组成。我们在把民办体校的管理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比较时发现，其他民办学校具有责任到人的分层次多样性管理特点，而多数民办体校的管理则较为单一，有些民办体校也不遵循由办学方向所决定的目的去实施其工作，家长制权威决定最终的裁决权，甚至有些体校的家长制权威在体校管理上事无巨细大包大揽。江西省宜丰县一民间武校的学生反映：老板是个大忙人，学校的大事小事都要管，几乎不让他人插手，例如：学生打架、食堂卫生、厕所漏雨等等。他自己原先武术水平高能力强，所以威信高，他一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他家族员工也就此不管事。显然，这种过度集权控制不利于体校正式制度的建构，也因为缺乏符合实际发展的管理制度框架，这也就造成了让家长制权威越权管理，也导致了家长制权威的角色篡位并降低了威信。
4.2 过度依赖家庭内群体的关系 调查中还发现：家长制，防御性和人情至上是江西省民办体校管理方式上的共同特点，这当然也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这使得真正理性管理和专业的行政管理制度在民办体校中难以实现。在回答“为什么民办体校在管理内部要重用家人或亲威关系”时，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因为不相信外人。实际上家长制权威过度依赖家庭内群体的关系，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是很不利于体校的正规制度的建设与执行。江西省基层县乡镇许多民办体校由于权力的过度集中，甚至还有的凌驾于制度和组织架构之上，因此，体校内别人几乎无法替代其行使职权，这也就容易造成一切下属工作人员和“老板”直接单线联系，造成了中层管理工作难以开展的局面。在有些民办体校，其科室管理者职位通常也对外进行了招聘，而“老板”还是相信其各科室的家族成员，尽管这些成员并没有被正式任命有某些权利，但由于他们和“老板”的亲缘关系，而在现实中拥有了比那些被正式赋予权力的科室管理者还要大的权力，这些“自家人”往往是声称更明白“老板”的意向在行使职权。尽管有时候“老板”也会从该体校其他一些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并注意纠正这种排外思想以及其他一些不良倾向的出现，但由于家长制权威带来的权力过分的集中，以及对家族自家人亲缘关系的依赖性，其结果最终往往是导致一些正确的意见与观点根本无法执行。
4.3 家长制权威的不可复制性也影响了民办体校的代际传承 民办体校办学的生命周期延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上层管理权力接替及代际传承。现实中这些接替者实际上也成为接管该体校的新型管理权威，由于有这些管理者的加盟，学校的科室层出现了稳定的、持久的良性工作局面，因而也不会因为家族本身的变化而影响到学校的兴衰，这使得学校的科室成员虽有人事进出，但机构和职能却保持不变。对民办体校来说，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从长期发展来看，使用体育教育家来进行权力接替比家族成员体育爱好者的权力接替方式要更为科学。这不仅是因为体育教育家拥有办学的专门性知识，而且该管理者是从社会上挑选出来的，从专业发展的整体上考虑，其社会的人力资源储备要比家族内部丰富的多。遗憾的是，对于江西省绝大多数民办体校来说，目前集业主权威和管理权威于一体的家长制权威还很少出现分化现象，他们依旧在“子承父业”的主流传递模式中发展。所以，
尽管这些年江西省民办体校总体规模扩大较快，但能培养出体育精英的民办体校几乎没有。
5 结束语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规定：“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均可大胆试验。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8］决定的出台，为民办体校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民办体校作为民间资本参与体育事业发展的一种形式，它不仅结束了过去只能由公办体校向社会提供体育人才的单一模式，而且也给整个体育事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与活力，拓展了资本进入体育事业领域的渠道，初步形成了体育事业多元化投资发展的格局。本研究认为，民办体校的建立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其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加上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管，这都导致了其在许多方面的相对优势难以发挥，持续成长遭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困扰，以致在激烈的发展竞争中难以显现出办学机制灵活的优势，基层多数民办体校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探索民办体校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体育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魏迫.论教育权威与权力［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03.
［2］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64.
［3］ 郑伯塘.私有经济的内部整合及其领导风格［J］.社会学研究，2006,(23)6:38-42.
［4］ 黄卓,周美芳,程其练.江西省民办体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分析［J］.体育学刊,2010,(17)5:111-115.
［5］ 周志群.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54.
［6］ 梁伟年.博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93.
［7］ 钟秉枢.温州体育发展现状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4:1741-1743.
［8］ 潘懋元.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形式及发展趋势［J］.人民教育，2009（49）11:6-11.
投稿日期：2010-03-31
基金项目：2008年度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资源供给约束下的江西省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08JY23）。
作者简介：黄卓，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关键词：民办体校；家长制权威；契约关系；江西省
中图分类号：G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0-0016-04
Abstract: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ssue of the growth of privaterun sports schools.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patriarchal system wa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which could not be overlooked in the growth of privaterun sports schools.It was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patriarchal authority and family members.In the initial stage of private sports schools，the authority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often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but it would obstruct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ivaterun sports schools due to the overcentralization and unreplicable features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Key words: privaterun sports schools; patriarchal authority; contractual relations; Jiangxi Province
关于民办体校的管理模式及其体校的契约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近年来研究文献较少。民办体校的管理模式不同于公办体校，甚至与其他民办学校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江西大宇学院，江西翻译学校等。这些民办学校采取的并非是家族制管理模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办体校如果不改变原有的管理方式，那么它的生命周期不会长久，并始终只能保持小规模、低水平的教学规模，在教育的专业化方面和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方面，也不能很好地与现代体育教育事业接轨。为什么民办体校会采取这种家族制管理模式？我们通过对江西省多所民办体校的采访调查，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有两个：1是社会文化的影响：江西省民办体校的诸多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2是管理者的认识局限：这些体校之所以采取这种管理模式，这是它对社会的信任度存在偏差有关，因此，它不能建立现代民办教育系统那样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而在管理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传统的商业家族制管理（内群体的关系）特征。
在江西省民办体校中，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家族制管理模式，大部分体校所有权和办学权通常并没有分离，其中控制权和教学管理权也往往掌控在家族成员手中，因此，家族制管理模式实际上是治理该体校发展的根本方式。在民办体校中，尽管家族成员之间的合作是建立在一致的认识与行为偏好问题之上，但因成员之间个人身份、能力和地位的不同，因此，“自家人”在该体校的个体岗位也不同，显然，自家人在该体校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例如：有的家族成员在体校中拥有股份，但没有参与体校的决策；也有的不在体校上班，但拿一份工资；还有的家族成员只是担当一般的管理工作，列该体校关键岗位之外，包括后勤、保卫等工作；还有一些家族成员因为办学需要或某些方面能力突出，因而担任了关键或者重要的角色等。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民办体校的董事长（或校长），他不仅担任体育教育家的角色，同样他还是真正的“老板”，在该体校的创业阶段以及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阶段，他往往扮演决策者的主要角色，他们实际上是该体校的掌权者，也是权威。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民办体校的特殊性（主要是运动技术能力构成的威望），民办体校的权威不仅不同于公办体校的任命制组织结构（如：省、市、县各级体育系统开办的体校），也不同于其他民办学校中的权威（例如：民办江西服装学院董事长是外贸工作者出身），这种权威在民办体校中表现的较为普遍，本文从江西省民办体校（特别是武校）中的家长制管理模式入手，并从家长制领导方式及其与属下关系等角度进行分析。
1 家长制权威的建立
在民办体校的组织关系中，体校的董事长（或校长）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位核心人物的主要工作是：1)扩大体校的知名度及对社会的影响力；2)掌握培养学生的目标和方向；3)进行教学和训练的改革与创新；4)发展新的社会需求项目（例如：培养影视武术演员替身、保镖等）；5)选聘各种教学、训练与管理人才；6)财务管理等。显然，民办体校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应该说，民办体校的决策者并不缺乏对社会需求的敏税判断能力，以及相应的创新能力。调查中发现，民办体校决策者的领导风格各有特色。江西省峡江县一文武学校董事长的领导风格非常独特，例如：教诲式领导，权力集中和拉大与下属的距离感等，这是典型的家长制领导。理论上认为，家长制领导与家族式管理有密切的关系，家长制领导内部因为有权威因素的存在，因而权威也是构成家长制领导的主体。
什么是权威？有人认为，权威必须建立在一定合法的权力基础之上，具体可分为3种类型：1)传统型权威；2)法理型权威；3)个人魅力型权威。［1］传统家族中的决策者，显然是属于建立在传统权力基础上的传统型权威。由于教育因素的介入，仅凭辈份和传统意义的威望显然无法担任家族创办的民办体校权威。另外，这里所谓的权威应该还要具备体育教育家的气质、魄力和能力等各方面的要素，所以，民办体校中的所谓教育家权威，既是传统家长角色在现代教育中的延续，又与传统的家长角色有所不同。因此，在2000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管理的通知》颁布以前，由于政府管理上的原因，在一些民办体校创办的早期，决策者权威的力量是相当大的，这种权威一方面来自于传统，另一方面来自于权威是一个最重要的投资者。随着目前江西省民办体校的发展（江西省2008年底共有民办体校70余所，在校生超过40 000人，其中武术学校60余所，在校生超过30 000人。引自《2009年江西省体育局领导干部论文集》），权威的工作重任不能一成不变，形势的发展需要他掌握先进的管理模式，当前家族式管理模式仍然是民办体校维护权威的条件，但可以说，只考虑眼前利益而不顾家族利益长远发展的决策者，从深层次来分析，很难被家族式管理最终所认可，这种权威将受到质疑。所以，这对于民办体校来说，这种所谓的家长权威则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即其是否具备体育教育与训练等人才管理的资本，以及为家族共同体进一步谋取利益的能力，这种能力权威也是来自于现代民办体校的发展要求。只有具备了敏锐的社会发展感受能力，对事物的准确判断能力，以及对办学发展的风险识别能力，并且具有一定领导才能的精英，才能创办民办体校并引领学校的发展。研究认为，江西省多数民办体校中的权威往往是合二为一的家长制权威，这种权威由于兼备了家长和体校决策者的双重身份，从而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图1）。调查还发现，这种管理模式在一些较大型的民办体校中已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例如：江西西山（国际）学校、浙江省苍南县南宋文武学校、浙江省平阳县育英体校，等）。
图1 民办体校中的家长权威通过理论分析和实地考察，我们得知民办体校中家长权威其本身必须具备的3个要素。
1.1 必须具备“自家人”身份 目前，绝大多数江西省民办体校一般都是把体校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家人的手中，正如江西省体育局武术管理中心主任万本晨描述的那样：父亲当董事长兼校长，儿子任副校长兼管教学与训练，妻子管食堂兼保管员，儿媳当会计兼出纳。显然，这种家长权威必须具备家族内群体成员的资格条件，这也是最典型的家族式管理模式要求，也意味着“内外有别”的小农经济思想意识的再次体现，“外人”很难真正得到家族内成员的认同，更难介入到这些体校的高层及重要管理位置。这一点也是中国许多地方传统家长角色思想文化的延续。
1.2 必须具备体育教育家的能力 “自家人”称不上是家长制权威的唯一条件，他的能力水平也是家长制权威的重要必备条件之一，这和农耕社会中的家长不同（江西省民办体校的创办人多数出身为武术之乡的农民），农耕社会中的“权威”主要取决于家庭内部的“合法性”身份。［2］但体校面对着向社会输送人才，并获取相应利益的家族重任，面对的是不同的教学与训练任务，这需要能力型的权威来治理体校，提高教学与训练质量。显然，民办体校中的家长制权威并不一定是家族共同体中的绝对家长。
1.3 必须具备相应的声望与威信 民办体校中的家长或权威并不一定身处绝对的家长地位，江西省民办体校的董事长（或校长）年龄普遍在50～55岁之间，这就意味着他对待下属和该体校的家族成员须用“慈爱”的方式，并要表现出顾全家族共同体的大局意识。由于他们以前不是教育家，所以，要真正治理好体校并非易事。许多体校校长在谈到理想时，都认为体校的收益最终是为了扩大经济资本，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得失。“成功的事业者要具备财富积累的能力，并将物质财产留传给后代，这样他的身前世后低位才能得到认可”。［3］这种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同样也是树立民办体校家长制权威必不可少的理论财富。
2 家长制权威的功能分析
前面已分析过，权威在民办体校办学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民办体校中的家长制权威，其价值和功能是如何体现的？我们的研究认为。
2.1 家长制权威往往是该体校的创办人 江西省民办体校往往是从亲缘共同体中产生的，但并不是说每一个懂体育（例如武术）的家庭共同体都能开办体校，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于家庭共同体亲缘中有没有高度的团结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关系资本”。如果缺乏了足够的团结力量，家庭共同体亲缘间又没有一致的合作愿望和信任，那么即使是“自家人”也不能达到目的，而愿望与信任则通常来自于一个家族中强有力权威的态度，如果没有这位“权威”的感召，则工作中容易出现管理混乱的现象，反之则不同。这也解释了改革开放后一部分家族即使很早就具备了创办体校的能力，但并没有开设出相应的这类体校，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缺乏一位强有力的相应权威。以办学初期的资金筹措为例，我们在实际调查中发现，江西省很多的民办体校创业资金主要是依靠家族成员内部的银行存款，甚至靠几百元钱，几十平方米的房屋开始创业，也有的是动用了家族成员关系筹措到一些资金的，很少有人通过银行贷款取得办学资金。自筹资金投资办体校，家族成员事先显然是有一定的规划并考虑到了预期收益的情况，这种行为是有风险的。对此，家族共同体成员之间往往也会有一些意见的不一致，这时候对不同意见者进行说服通常是家长制权威在起重要作用，他凭借其过人的威信能力，以及在家族成员中长期积累的声望，以此能够说服亲缘共同体成员的疑虑，家长权威这时候因此通过地位关系从而能够筹措到办学的资金。可以肯定地说，家长制权威对于民办体校的出现，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2.2 家长制权威提高了决策效率 2003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两个重要文件，标志着民办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目前全国各地有许多民办体校在经过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后，其所有权和管理权开始分离（例如：浙江省平阳育英体校，浙江省温州市竞技体校，浙江省苍南县南宋文武学校，辽宁省阜新市篮球学校、山东省济南市跳高学校等等），这样，其体校的权威随之也就会出现分化局面，也就是其亲缘共同体成为了股东权威，而该体校的管理权威则授予了新的校长管理阶层，股东权威则主要通过其董事会来监管该校长的办学行为。在相应的教育环境和体育政策条件下，应该说这种办学框架会更有利于体校的进一步发展。但目前对于江西省绝大多数民办体校来说，其所有权和管理权并没有分离。不可否认，在目前江西省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下，股东权威和管理权威于一体的家长制权威也有着相对的存在理由，如在决策效率的层面等。
3 “委托——代理”管理模式的建立
江西省最大的民办学校是蓝天学院（综合性大学），该校董事长雨果先生在谈及他创办的这所大学是如何成为现代民办学校的旗帜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请专家来治校，不要守住不妨，要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委托——代理”关系，把学校的管理权威让给称职的专家去担任校长。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学校管理方式，但在江西省民办体校中，这种权威分化以及权威重新授予现象并不多见。我们在实际调查中也发现了另一种“委托——代理”模式，也即家族成员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家长制权威由于其权力被充分的赋予，实际上其担当了要始终为家族亲缘共同体谋取利益的重担，由于种种原因，该体校“老板”一般会考虑培养自己的子女或其他晚辈能人来担当家长权威的角色。
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不同于上述分析的“家族成员”和“校长权威”之间的合作关系，家族共同体成员和校长权威阶层之间的契约通常签署于文本合同，双方之间的权责利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而家长制权威和家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则是另一种契约关系，它也可以说是一种依托契约，它是以社会亲缘关系网络中的传统伦理机制为基础的。家长制权威和家族共同体成员之间达成了一种合作，家族共同体中的部分成员能得到相应的授权，掌握着体校的相关管理权，而家长制权威身负责任和义务要对该体校和家族成员负责。有人认为：家长制权威以这种简单的方式，较低的组织成本，迅速集聚起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本，能够在很短的时期内获得相应竞争优势。［4］从中也可以看出，家长制权威的权利能够较方便地移交给家族共同体中的某些成员，其整个家族成员之间也较容易达成共识，减少扯皮之事，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家长制权威和家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也是关系共同体中的一种“授权”与“受权”的关系，它和一般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同，理论上是两种不同的“委托——代理”关系（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家长制权威和家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它是在亲缘关系共同体的内部中进行的，家庭共同体成员把这所体校委托给“权威”，家长制权威作为体校的掌门人，通常都会尽力干好这份事业，“委托——代理”的前提条件是一种亲缘关系的相互信任，而不是家族股东与专家型校长之间建立起来的职业与制度的信任。家族共同体内部的这种信任是一种亲缘关系上的特殊信任，它又可分为能力上的和人品上的两种信任。上述过，家长制权威并不一定是家族成员中的绝对长老，他是需要具备能掌握控制体该校发展能力的家族成员，这种能力往往是在他亲身的社会经历成长中积累出来的，并得到了周边亲友的一致认同，所以，家长制权威也可以说是其家族共同体成员内部中经过长期的了解而产生出来的。另外，家族成员其他之所以从感情上授权委托，还基于其长期以来对家长制权威在人品上的看好。在有的情况下，当受到外界社会利益的驱使，原体校的家族成员也会出现“背叛”行为，认为办体校不过如此，一些家族精英，甚至一个家庭内部都可能“另开炉灶”，一分为二，各自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江西省峡江县有7所民办武校，其源头为两个家族，现在的7所武校都是从最初的两个家族武校裂变而来，我们深入调查后了解到，裂变后的新体校家庭成员，即使其能力再强也很难再成为家族制的新权威，因为，人品信任是能胜任家长制权威的一项重要条件。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江西省民办体校的创办初期，家族式管理一般都是依托于当地“低文本文化”的“亲缘关系合约”，借助创办前的亲缘之间信任而建立起一种家族内部认可的合作机制。“这也就是说，利用这种‘嵌入性’的亲缘关系资本，可以使很复杂的工作合作过程变得较为容易，管理者相互间也更方便沟通与合作，在实际工作中也简化了一些管理上的程序问题，降低了管理成本。”［5］“在某种程度上说，内部关系合约的作用在于一方面是存在‘亲缘成本’，而另一种关系契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共同体这个管理信息网络中，充分利用内群体的监督，重复博弈过程，借助于家族传统伦理的非正式规则，克制机会主义倾向的发生。”［6］我们认为，尽管民办体校内部不像私人办工厂那样有不少强制性的规章制度，但可以利用中国的情理人文规则等传统文化，对家长制权威进行规范和监督，这在现实中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强制性”。
4 家长制权威的适用边界及其成长的困境
根据目前民办体校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现实中政府部门所制定的相应政策，有人认为江西省多数民办体校的生命周期是短暂的。［4］对此也有人把它描述为：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败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家长制权威的角度，首先要分析家长制权威与民办体校生命周期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我们了解到，自教育改革以来，特别是2007年底，江西省体育局制定了《江西省发展民办体育教育专业的指导性意见（试行）》等文件，标志着江西省民办体校办学进入了政府指导下的新的发展阶段，从这一时期开始，又有一些体育工作者，尤其是一批基层的民间体育家，在政策的指引下，也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相继开设民办体校，经过这些年的历史发展证明，创业之初的第一代“老板”不仅具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体校发展也较快，呈欣欣向荣之态。民办江西省南方武术学校董老板在十分坚苦的条件下，靠简陋的创业条件，现已发展成江西省最大规模的民办体校之一，在校学生突破1 000人。但现实中也存在着第一代权威即将退出的情况，到了第二代传人，普遍存在着权威并没有很好地传递下去的现象，新的更为科学的制度化管理方式也未能及时跟上，这样体校的管理势必混乱，体校的生存也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江西省某畲族乡民间武术家，在晚年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民办体校，由于武术家的威望，赢得四邻八乡甚至周边县市的武术爱好者前来求学，体校一度发展良好，但随着其迈向幕年，威望与权威没有很好地传递，这些年体校发展缓慢，并受到当地其他武校的竞争威胁，目前该体校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远不如当年。这一个案说明了家长制权威对于创业者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显然，在现实中这种权威对体校的成长也有一定的负面性，如果传承不好则会阻碍该体校的可持续发展。
家长制权威管理体校依托通常是家族共同体的亲缘关系，而不是一套现代教育制度化的运作模式。家长制权威的模式尽管会带来亲缘关系治校选择中的灵活性，包括体校发展战略的有效性，但是，在现实中它不能带来长期稳定的内部管理平衡。［7］显然，家长制权威可以凭借自身以前的运动才能和社会声望，不仅在家族共同体关系中身处长老的核心地位，对外也掌握着体校的命脉，但这种集权型的家长制权威管理模式因此比较依赖于家族共同体的关系成员，并且具有权威性不可复制的特征，所以，它所产生的弊端也不少，其主要有3个方面的问题。
4.1 不利于民办体校正式制度的建构 尽管有些民办体校在行政上会设置一些科室，例如：教务科，总务科等等，还有些民办体校，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体校，会从其他学校复制一些规章制度，但多数民办体校工作起来并不是严格按照这些管理设置来进行的，目前许多民办体校的科室和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在实际管理中，体校的创业者就成了“一人说了算”的决策者，他甚至可以否决该体校董事会等部门所做的一切决定，当然，实际上董事会主要是由他的家庭成员组成。我们在把民办体校的管理与其他民办学校进行比较时发现，其他民办学校具有责任到人的分层次多样性管理特点，而多数民办体校的管理则较为单一，有些民办体校也不遵循由办学方向所决定的目的去实施其工作，家长制权威决定最终的裁决权，甚至有些体校的家长制权威在体校管理上事无巨细大包大揽。江西省宜丰县一民间武校的学生反映：老板是个大忙人，学校的大事小事都要管，几乎不让他人插手，例如：学生打架、食堂卫生、厕所漏雨等等。他自己原先武术水平高能力强，所以威信高，他一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他家族员工也就此不管事。显然，这种过度集权控制不利于体校正式制度的建构，也因为缺乏符合实际发展的管理制度框架，这也就造成了让家长制权威越权管理，也导致了家长制权威的角色篡位并降低了威信。
4.2 过度依赖家庭内群体的关系 调查中还发现：家长制，防御性和人情至上是江西省民办体校管理方式上的共同特点，这当然也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这使得真正理性管理和专业的行政管理制度在民办体校中难以实现。在回答“为什么民办体校在管理内部要重用家人或亲威关系”时，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因为不相信外人。实际上家长制权威过度依赖家庭内群体的关系，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是很不利于体校的正规制度的建设与执行。江西省基层县乡镇许多民办体校由于权力的过度集中，甚至还有的凌驾于制度和组织架构之上，因此，体校内别人几乎无法替代其行使职权，这也就容易造成一切下属工作人员和“老板”直接单线联系，造成了中层管理工作难以开展的局面。在有些民办体校，其科室管理者职位通常也对外进行了招聘，而“老板”还是相信其各科室的家族成员，尽管这些成员并没有被正式任命有某些权利，但由于他们和“老板”的亲缘关系，而在现实中拥有了比那些被正式赋予权力的科室管理者还要大的权力，这些“自家人”往往是声称更明白“老板”的意向在行使职权。尽管有时候“老板”也会从该体校其他一些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并注意纠正这种排外思想以及其他一些不良倾向的出现，但由于家长制权威带来的权力过分的集中，以及对家族自家人亲缘关系的依赖性，其结果最终往往是导致一些正确的意见与观点根本无法执行。
4.3 家长制权威的不可复制性也影响了民办体校的代际传承 民办体校办学的生命周期延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上层管理权力接替及代际传承。现实中这些接替者实际上也成为接管该体校的新型管理权威，由于有这些管理者的加盟，学校的科室层出现了稳定的、持久的良性工作局面，因而也不会因为家族本身的变化而影响到学校的兴衰，这使得学校的科室成员虽有人事进出，但机构和职能却保持不变。对民办体校来说，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从长期发展来看，使用体育教育家来进行权力接替比家族成员体育爱好者的权力接替方式要更为科学。这不仅是因为体育教育家拥有办学的专门性知识，而且该管理者是从社会上挑选出来的，从专业发展的整体上考虑，其社会的人力资源储备要比家族内部丰富的多。遗憾的是，对于江西省绝大多数民办体校来说，目前集业主权威和管理权威于一体的家长制权威还很少出现分化现象，他们依旧在“子承父业”的主流传递模式中发展。所以，
尽管这些年江西省民办体校总体规模扩大较快，但能培养出体育精英的民办体校几乎没有。
5 结束语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规定：“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办学形式，均可大胆试验。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8］决定的出台，为民办体校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民办体校作为民间资本参与体育事业发展的一种形式，它不仅结束了过去只能由公办体校向社会提供体育人才的单一模式，而且也给整个体育事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与活力，拓展了资本进入体育事业领域的渠道，初步形成了体育事业多元化投资发展的格局。本研究认为，民办体校的建立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其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加上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管，这都导致了其在许多方面的相对优势难以发挥，持续成长遭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困扰，以致在激烈的发展竞争中难以显现出办学机制灵活的优势，基层多数民办体校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探索民办体校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体育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魏迫.论教育权威与权力［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03.
［2］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64.
［3］ 郑伯塘.私有经济的内部整合及其领导风格［J］.社会学研究，2006,(23)6:38-42.
［4］ 黄卓,周美芳,程其练.江西省民办体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分析［J］.体育学刊,2010,(17)5:111-115.
［5］ 周志群.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54.
［6］ 梁伟年.博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93.
［7］ 钟秉枢.温州体育发展现状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4:1741-1743.
［8］ 潘懋元.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形式及发展趋势［J］.人民教育，2009（49）11:6-11.
投稿日期：2010-03-31
基金项目：2008年度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资源供给约束下的江西省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08JY23）。
作者简介：黄卓，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