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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一位成员的看病经历，让他在参与起草医改方案时多了几分直观依据
10个月前，王东辉开始牙痛，疼得他时常倒吸凉气。起初的三四天，还只是一日三餐时发作，后来就变成随时随地地疼，喝凉水疼，看书时疼，坐班时疼。妻子笑他，你的假牙到寿命了。
假牙已经陪伴了他10年。1998年的时候，镶牙的技术还不行，材料也不行。一颗假牙能对付10年，王东辉心里倒没什么怨气。10年前花了差不多300块钱镶牙，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就算花上五六百，他也不太在乎。
2008年5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下午，他从家里出发，步行十分钟，来到了朝阳区望京花家地社区口腔诊所。这是一家私人诊所，享受公费医疗的王东辉在这里就诊将无法报销，但他图省事，这里连号都不用挂。诊所里没什么病人，接待他的男医生直接把他请上了诊床，让他张开嘴看了看，冒出来一句：“发炎了，得用药。”
没等王东辉把嘴合上，护士已经递过来了药。王东辉就问了一句：“什么药？”
男医生的回答是：“抗生素，头孢三号。”
王东辉学过医，而且妻子还是大夫，知道不必一有发炎就用抗生素。他自己心里清楚，假牙出了小问题也罢，坏死也罢，都是局部受创发炎，不用抗生素未必不好，用了未必就好。
想到这里，他从诊床上下来，对医生编了个理由：“我还没那么疼，看看情况再说吧。”
本以为，医生的脸色会很难看，因为留住病人就等于留住了一份收入，但男医生却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王东辉瞬间转念一想，根据区域卫生规划要求，社区牙科诊所只能有一家，即使是民营诊所，此时也已经构成了对社区的垄断，多一个或者少一个病人，对男医生来讲只是杯水车薪，他不在乎。
“如果有竞争，这家滥用抗生素，我还可以去另一家。竞争不过的诊所，按照市场机制退出就行了”。后来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到医改问题时，王东辉数次提起放开市场准入这一话题。
即使是医改问题的研究者，也只能先“适者生存”一下。王东辉第二天打了辆车，花了50块打车费，从东向西横穿北京市区，到了位于海淀区魏公村的北京市口腔医院就诊。到挂号大厅时不过上午9点，但普通门诊号已经告罄。他只好转向急诊，谁知急诊的大夫却告诉他：“你的假牙得撬开才行，急诊没设备，做不了。这样，你明天挂普通号。”
医生口中的“明天”已经是周一。王东辉起了个早，8点就到了，普通号还是一个不剩。之前朋友和他说过，医院里都有号贩，可以花点钱请他们帮着挂。可王东辉站在那里等了半天，也没见一个号贩模样的人上来搭讪。本来不想为这点小事麻烦北京市卫生局的朋友，但此时他已经别无选择。一个电话过去，朋友很爽快：“你明早直接过来，我让医院给你留个号。”
事不过三。连续4天为一颗假牙奔波之后，王东辉终于在第4天等候两小时后见到了一位副主任医师。谢天谢地，该撬开的假牙终于被撬开了。
只是，假牙撬开之后，医生略做处理，就告诉王东辉一周之后再来，还找同一个医生就行。回家后，注意吃饭时用另一边的牙齿，避免吃过热过凉的食物。王东辉几乎就要脱口而出：“难道不能再看一下么？”但他很快就想到还有无数病人在等着这位副主任医师，自己不就是刚刚排了两个钟头的队吗？
一周之后的工作是拍片，再往后，大约两周去一次，做了小手术，带了牙模，又重新做了检查。最后才装上新的假牙。到年底，王东辉苦笑着对妻子说：“我已经整整去过10次了。”
妻子此时已经离开医生岗位，专司医保管理。妻子边取笑他的假牙费事，边和他讨论：“如果花家地的私人诊所也有医保资格，你不就不用这么折腾了吗？”
事实确实如此。王东辉被口腔医院折腾之初，也曾想过到望京地区的另一家口腔诊所就医。但那时他已经知道，这颗牙起码得花上五六千块，公费医疗差不多能报销一半，药费、检查费都不用自己花钱，只有新的假牙要自己掏。如果换到私人诊所，六千块就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后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医改方案允许医生多点行医，鼓励有资质的医生在社区开办诊所，就是要盘活存量，缓解看病难的痼疾。”
牙还没有看完，王东辉有时趁着能合拢嘴的功夫，也和副主任医师聊聊天。副主任医师告诉他，刚刚给他动的小手术，总计只收费400元，医护人员的劳务费都已经算在内了；而要镶一颗烤瓷的镍铬牙，每颗就要2000元。副主任医师颇为自嘲：这就是以药养医。
王东辉是行家，知道国外医师的诊疗费要占到医疗总费用的七成，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卖药的收入才是大头。他想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的一句话：这个体制不解决，医生必然要捅开天窗牟利。
北京市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的低酬，还不是最极端的。2009年3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刘国恩应邀在中华医学会授课，当着全国各地医药工作者的面，刘国恩请大家回答：四川省阿坝州州立医院内唯一一位能够做开颅手术的外科主任医师，每做一个8小时的开颅手术，账面内劳务费是多少钱？回答有50元到200元不等。而刘国恩最后报出的数字却是：10元。
“只有把假牙的层层加价降下来，把医师的劳务费提上去，这个机制才不会那么扭曲”。王东辉说。
(根据被采访者要求，文中的主人公为化名）
10个月前，王东辉开始牙痛，疼得他时常倒吸凉气。起初的三四天，还只是一日三餐时发作，后来就变成随时随地地疼，喝凉水疼，看书时疼，坐班时疼。妻子笑他，你的假牙到寿命了。
假牙已经陪伴了他10年。1998年的时候，镶牙的技术还不行，材料也不行。一颗假牙能对付10年，王东辉心里倒没什么怨气。10年前花了差不多300块钱镶牙，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就算花上五六百，他也不太在乎。
2008年5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下午，他从家里出发，步行十分钟，来到了朝阳区望京花家地社区口腔诊所。这是一家私人诊所，享受公费医疗的王东辉在这里就诊将无法报销，但他图省事，这里连号都不用挂。诊所里没什么病人，接待他的男医生直接把他请上了诊床，让他张开嘴看了看，冒出来一句：“发炎了，得用药。”
没等王东辉把嘴合上，护士已经递过来了药。王东辉就问了一句：“什么药？”
男医生的回答是：“抗生素，头孢三号。”
王东辉学过医，而且妻子还是大夫，知道不必一有发炎就用抗生素。他自己心里清楚，假牙出了小问题也罢，坏死也罢，都是局部受创发炎，不用抗生素未必不好，用了未必就好。
想到这里，他从诊床上下来，对医生编了个理由：“我还没那么疼，看看情况再说吧。”
本以为，医生的脸色会很难看，因为留住病人就等于留住了一份收入，但男医生却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王东辉瞬间转念一想，根据区域卫生规划要求，社区牙科诊所只能有一家，即使是民营诊所，此时也已经构成了对社区的垄断，多一个或者少一个病人，对男医生来讲只是杯水车薪，他不在乎。
“如果有竞争，这家滥用抗生素，我还可以去另一家。竞争不过的诊所，按照市场机制退出就行了”。后来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到医改问题时，王东辉数次提起放开市场准入这一话题。
即使是医改问题的研究者，也只能先“适者生存”一下。王东辉第二天打了辆车，花了50块打车费，从东向西横穿北京市区，到了位于海淀区魏公村的北京市口腔医院就诊。到挂号大厅时不过上午9点，但普通门诊号已经告罄。他只好转向急诊，谁知急诊的大夫却告诉他：“你的假牙得撬开才行，急诊没设备，做不了。这样，你明天挂普通号。”
医生口中的“明天”已经是周一。王东辉起了个早，8点就到了，普通号还是一个不剩。之前朋友和他说过，医院里都有号贩，可以花点钱请他们帮着挂。可王东辉站在那里等了半天，也没见一个号贩模样的人上来搭讪。本来不想为这点小事麻烦北京市卫生局的朋友，但此时他已经别无选择。一个电话过去，朋友很爽快：“你明早直接过来，我让医院给你留个号。”
事不过三。连续4天为一颗假牙奔波之后，王东辉终于在第4天等候两小时后见到了一位副主任医师。谢天谢地，该撬开的假牙终于被撬开了。
只是，假牙撬开之后，医生略做处理，就告诉王东辉一周之后再来，还找同一个医生就行。回家后，注意吃饭时用另一边的牙齿，避免吃过热过凉的食物。王东辉几乎就要脱口而出：“难道不能再看一下么？”但他很快就想到还有无数病人在等着这位副主任医师，自己不就是刚刚排了两个钟头的队吗？
一周之后的工作是拍片，再往后，大约两周去一次，做了小手术，带了牙模，又重新做了检查。最后才装上新的假牙。到年底，王东辉苦笑着对妻子说：“我已经整整去过10次了。”
妻子此时已经离开医生岗位，专司医保管理。妻子边取笑他的假牙费事，边和他讨论：“如果花家地的私人诊所也有医保资格，你不就不用这么折腾了吗？”
事实确实如此。王东辉被口腔医院折腾之初，也曾想过到望京地区的另一家口腔诊所就医。但那时他已经知道，这颗牙起码得花上五六千块，公费医疗差不多能报销一半，药费、检查费都不用自己花钱，只有新的假牙要自己掏。如果换到私人诊所，六千块就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后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医改方案允许医生多点行医，鼓励有资质的医生在社区开办诊所，就是要盘活存量，缓解看病难的痼疾。”
牙还没有看完，王东辉有时趁着能合拢嘴的功夫，也和副主任医师聊聊天。副主任医师告诉他，刚刚给他动的小手术，总计只收费400元，医护人员的劳务费都已经算在内了；而要镶一颗烤瓷的镍铬牙，每颗就要2000元。副主任医师颇为自嘲：这就是以药养医。
王东辉是行家，知道国外医师的诊疗费要占到医疗总费用的七成，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卖药的收入才是大头。他想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的一句话：这个体制不解决，医生必然要捅开天窗牟利。
北京市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的低酬，还不是最极端的。2009年3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刘国恩应邀在中华医学会授课，当着全国各地医药工作者的面，刘国恩请大家回答：四川省阿坝州州立医院内唯一一位能够做开颅手术的外科主任医师，每做一个8小时的开颅手术，账面内劳务费是多少钱？回答有50元到200元不等。而刘国恩最后报出的数字却是：10元。
“只有把假牙的层层加价降下来，把医师的劳务费提上去，这个机制才不会那么扭曲”。王东辉说。
(根据被采访者要求，文中的主人公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