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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中后期，好服补药之风日盛，尤其推崇以人参、鹿茸、阿胶等名贵中药补阴阳气血。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知识东渐，生物化学和营养化学的发展传播，进补方式和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部分民众接受了西医的进补方式和观念，即从食物中获取补充身体所需基本营养物质。与此同时，社会中反进补之声不断，除以中医辨证施治，虚不受补为反进补思想依据外，时论更多以西方的医学卫生知识为反进补的根据。民国时期的进补观的变化，实际是身体观的改变，即控制人体功能运作的主要因素从阴阳平衡转变为基本营养物质。
关键词：民国；进补；反进补；身体观
近代以来，报刊行业迅速发展，医药行业借这股东风愈加繁荣。各类报刊杂志中补药广告铺天盖地，名目繁多。补脑、补心、补肾、补血、补荷尔蒙等“无所不补”的补药广告尤为醒目。这一现象引起了时人的注意，有评论道“中国人最相信补药，把一张新闻报纸打开一看，补药的广告总要占大半部分的地位。”
尚服补药之风沿至民国不衰。从民国时期繁多的补药广告中不难窥见一二。对这些补药广告，学界已有不少关注。《脑为一身之主：从“艾罗补脑汁”看近代中国身体观的变化》从补药“艾罗补脑汁”切入，分析了中外药商如何参与推动改变人们以“心”为主到以“脑”為主的身体观。《滋补与健康：<申报>补药广告的社会文化史研究（1873～1945）》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探讨大众对于健康的认知和体验。补药广告对于中西医知识的运用，折射出了药商与民众之间微妙的互动。
丰富的补药广告折射出社会的诸多面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社会的进补观念。但是补药广告多是药商出于营销的目的而进行的宣传，它呈现出补药市场畸形繁荣，并不能反映人们进补观念的全貌。现存研究多关注的是医疗广告，而对时人进补观念的具体认知尚显不足。因此，本文试从报刊中关于进补的讨论入手，具体考察民国时期人们进补观念，及其呈现出的时代特征，以期丰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中医传统进补观念的沿革
中国传统的进补观念由来已久，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素问》倡“虚则补之，损则益之。”补法成为中医治疗八法之一， “补”又有滋补、清补、温补、腻补等之分，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辩证进补。
中医强调“医食同源”，“药食同用”，很多食物同时也是补药。进补作为一种常见的医疗方式慢慢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到宋代，补药的使用日趋普遍。明代中期开始，药材市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起来，药肆增多，药材购买变得容易。为进补提供了药材来源。清代江南“不怕病死，只怕虚死”的好服名贵补药之风盛行，甚至“弱非服用补剂而死，就会受到病患的亲戚及朋友的责难，被认为重财不重命。”前文提到中医提倡辨证进补，需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需要进服不同的补药。但此时，社会中不辨病症，推崇用参茸等名贵中药进补风气，逐渐偏离了辨证进补的原则。当然这种风气与中医主张“治未病”，无病强身的观念不无关系。
清末民国，时局动荡，生活日艰的时代大背景下，人们进补热情却未衰减。 “数千年来，谁不相信进补品吃补药呢？富贵人家补的是参茸珠粉，中等人家补的是燕窝银耳，那贫穷人家亦是要弄点膏滋药来吃吃的。”
在民国时期，民众依旧热衷于进补。不同的是，在西医的影响下，人们对中医进补有了一些新认识。随着西方医学手段的进入，许多补药经过西医的化验后，药物的滋补作用受到了质疑，传统用人参、燕窝、阿胶等名贵中药进行滋补的观念也因之被诟病。“其用法只限于内服，大多数为胶质的品，虽非完全没有滋补的功效，可是因为缺乏科学的提炼。也有临时处方，制成丸药膏滋药长服的，但仍旧是缺乏科学的意义。”因而盲目服用补药可能并没有实际的效用。
同时，补药界出现了“新宠”。时人研究化验后发现人参中含有“配糖体”，而决明子、黄芪、龙胆草也含“配糖体”甚多，因而“亦是补身之品”。此外，银耳在这一时期声名大振，“中国科学社化验银耳之角质。含有五碳糖六碳糖以及燐、酸、氢、氧、淡等元素”在补药中的地位也比以前更高了。
总之，民国时期，延续了明清以来以名贵中药进补的观念，而随西医的引入与传播，传统中医进补理念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和影响，有将补药作用与疗效科学化的趋向。虽然民国时期的报刊中呈现出混乱的补药市场，但是从报纸的言论中，我们还是能看到理性进补的声音。
二、西式进补观
晚清，西方的进补观念就已经传入中国，并且在报刊中发布了诸多的广告。但是这一时期，西方科学对人体的认知还不深入。到20世纪20年代，生物化学发展，生命的物质基础和生命过程中基本化学变化规律逐渐被人类知晓，营养学也发展起来。随着这些知识在中国传播，国人对于身体的认知也发生改变。
西医营养素对身体的解释截然不同于中医补气血、补阴阳的传统进补观念。
西医提倡从营养素中获取进补所需物质，而营养素从哪里获得，那就是食物。“补的意义从科学的观点上来解答，是补足维持生命上所需的必须物质，生命是力的象征，力可以从两方面表示，一种是精神工作，一种是肉体劳作。那末生命力的源泉是什么？就是食物。”在西医的解释体系中，食物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步。虽然中医也提倡食补，但是说到进补，更多是指利用药物进补。
西医从生物化学的角度解释了食物之于人的重要性。食物中的营养素成分可以分为六类，对于人体有三个主要作用，分别是“补偿损失了的细胞；供给细胞能力，使他能够活动；其次调节体内的代谢作用”。因而食物就是西医系统里进补的主要根据。“人的身体都是吃下去的营养造成的。中国人的身体之所以不及西洋人，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的食物不好。”因而西医食补的观念让进补就变的触手可及。“吾人生处困苦如警惕此地之生活，除了少数资产阶级的人们，故能进补之外，一般人们的生活也时常发生恐慌，还能讲究进补？实际上这样的论调不过是一般毫无医药与生理常识之话而已。”进补不是富人的特权，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进补是件每人必须有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生活，即有进补之事。” 既然从食物中可以获得全部的营养，多余的营养就不再需要。只有当人体从食物中得到的营养不能满足身体所需时，需要服用人造营养素进行额外补充。这些营养素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东方思维中的补品。在纷繁的补药广告中经常看见他们的身影。如“宝华滋补鳘鱼肝油乳。内含诸宝贵成分尤富于维他命VITAMINES即生活素功专治咳却病强身健骨补血生肌。诚为唯一之滋补食品也。”
值得注意的是“补”的意思在这里其实已经发生了转变。虽然中式和西式二者均倡导“补”，但是“补”的原理、方法、目的已经截然不同了。传统的“补”是补益正气、扶助虚弱、治疗虚症。西式的“补”是补充日常的营养物质，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从医学层面上来讲，二者属于两套体系，对人体运作的解释是不同的。人们在接受西式进补观念的同时，其实也表现出他们对身体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控制人体功能运作的主要因素从阴阳平衡转变为基本营养物质，因而进补出发点、方式、效用是不同的。
三、反进补之声 ：从传统辨证施治法则到现代医药卫生知识
如前所述，进补是近代一种较为普遍的风气。但是，社会中反进补的声音也从未停止。民国以前人们反对进补，多从中医的辨证施治出发。清代江南服补药补死了的例子不少，当时有医生对这种偏激的温补方式提出反对意见“‘风寒暑湿燥火及喜怒忧思惊恐’十三病因，其中没有一种是应当用补药的。”这种看法至民国还在被提倡。“人之有病不外风寒暑湿燥火，因喜怒忧思惊恐为内因。因此十三因，试问何因是当补者。医者先以虚脱吓人，后以补药媚人。”时人认为虚不受补，或者久病虚弱至极的小孩都不宜进补。
伴随着西方医药卫生知识的传播，人们多以西學知识为反进补的依据。人们认为身体的强弱在于自然的发育。“余素体弱，百药补之，鲜有效。卫生主任孔博士认为，世之欲藉补药，以强身者，入歧途。须知人体之强弱，在乎自然发育之完全乎。药石能助身体之发育能力甚微。”显然，这是受到生理学观点的影响，认为身体自然发育的良好，体格就会健康，即先天足，后天也就不用补药调理。
还有人认为补药是对身体“寅吃卯粮”的一种透支。“历代的人，有许多为服了人造的提神药一时将所不应发出的能力完全激发出来，以至身体受损伤。许多人造的补药中含有提神的毒质如木鳖等等。所以人服了此种药品虽一时觉得有兴奋的精神效力，却不知身体已经受了大危害。”
在现代卫生观念的传播影响下，有人提出“每交冬令，家业稍有裕者，莫不服补剂。盖药品所以医病，无病而服药，实属无谓，若谓预防针，只需对于卫生稍加注意。”
良好的生活习惯胜过吃补药“健康的要诀在乎正规的生活。一个人过着正规的生活，能吃得下睡得着，就可保证身体好，绝对不须吃补药。”健全的身体进补等于浪费。补药不是根本，锻炼才能保持身体健康。这种思想与民国时期提倡体育运动的思想应有一定关联。“冬令，是富人的季节。在这都会的漩涡里，更刻画出贫富对立的悬殊阶段。富人于健康的修养，不事锻炼体格，徒于补品上企图健全体魄于万一。”诸多反对进补的言论都引导人们进行体育锻炼维持身体的健康。有人甚至称进补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消耗”。
除了以西学为依据外，民国反对进补的出发点还很多。如一些出于政治目的的宣扬。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当前寒风凛冽之时，前线将士，其谁计及补品只需要哉？”补品价格并不低，有些甚至很是高昂。国难当头，这种“骄奢习气”固然是要受到批判的。
以上这些情形当然不是人们反对进补的全部理由。中医强调辩证施治的方法，因而并不是人人都能随意进补的。而近代西方医药卫生知识的传入后，人们更多以之反对中医的进补观念和方式。此外，基于对身体认知观念不同，受时代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反进补的观点。社会有尚补之风，自会有反对之声。只是不同时代，都会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能在一定程度反映人们的身体观。民国时期反对进补的声音也体现了人们进补观念的一个面向。
结语
中国人素来注重进补，在民国时期进补的思想依然没有颓败之势。在西医日趋强势的渗透到中国时，中医的进补观受到了冲击，但并未被“科学的”西医观念完全取代。两者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对抗，但未表现出疾风骤雨般的情形。中西医还相互利用，西医依然在用“恢复元气”、“补虚疗肺”这样的中医词汇来描述西式补药的功效。中医的表述中也在使用西医的知识。如对银耳功效的描述“补气血，治阴虚，疗肺润肠。科学之化验，其结果证明银耳中含多量之脂肪，蛋白质，燐，铁，纳等元素外”。当然二者可能都是出于利益的驱动，西医利用中医的“传统”，中医利用西医的“科学”，来实现各自的发展。而诸如“强国强种”一类的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宣传方式多见于医药广告的宣传中。
民国时期民众仍然热衷于进补。在时局动荡的年代里面，进补仍未被人们放弃，原因何在？是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抑或进补所隐含的一种地位象征？还是在时局动荡中人们心里的焦虑导致的自我虚弱感？这些都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来解答。
参考文献：
真：《对于服用补药之意见》，《思益附刊》，1921年，第4期
荫荫：《补药》，《妇女杂志》，1925年，第11卷，第9期
《宝华滋补鳘鱼肝油乳广告》，《申报》，1925年2月24日，第7版
壶隐、许洄溪：《凡病不宜轻易服补药》，《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月刊》，1926年，第4期
李徵轺：《答舒啸脾虚泄泻服温补药夭殇之疑问》，《医界春秋》，1931年，第58期
自新：《滋补特刊：银耳补内分泌液说》，《卫生杂志》，1933年，第14期
王竹君：《补药与自疗》，《新生活周刊》，1935年，第1卷，第59期
范凤源：《冬令补药之研究》，《长寿（上海）》，1934年，第86期
《冬令健身之三大补品》，《申报》，1934年12月1日，第17版
吴子珖医师：《谈谈补药》，《健康世界》，1936年，第3期
张士陶：《滋补问题》，《通俗医药讲座》，1936年，第9期
李济人：《谈冬季滋补品》，《光华医药杂志》，1936年，第4卷，第2期
同素：《关于食物中而来之滋补力剖视》，《健康知识》，1938年，第1卷，第2期
汪于冈：《第二次家庭座谈会：健康与营养》，《健康家庭》，1939年，第3期
《冬令吃补药的危险》，《实用英文》1939年，第5卷，第5期
晓知：《食物中之维他命与进补之关系及其他》，《现代家庭》，1940年，第4卷，第5期
《补品：将士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展望》，1941年，第20期
正本：《从冬令进补谈到食物的营养价值》（待续），《帆声月刊》，1943年，创刊号
《疾病，营养，补药》，《现代农民》，1947年，第10卷，第5期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
蒋竹山：《非参不治，服必万全——清代江南的人参药用与补药文化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1期
张宁：《脑为一身之主：从“艾罗补脑汁”看近代中国身体观的变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1年，第74期
张仲民：《补脑的政治学：“艾罗补脑汁”与晚清消费文化的建构》，《学术月刊》，2011年，第9期
范雅君：《滋补与健康：<申报>补药广告的社会文化史研究（1873～1945）》，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作者简介：
林罗（1991—），四川乐山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民国；进补；反进补；身体观
近代以来，报刊行业迅速发展，医药行业借这股东风愈加繁荣。各类报刊杂志中补药广告铺天盖地，名目繁多。补脑、补心、补肾、补血、补荷尔蒙等“无所不补”的补药广告尤为醒目。这一现象引起了时人的注意，有评论道“中国人最相信补药，把一张新闻报纸打开一看，补药的广告总要占大半部分的地位。”
尚服补药之风沿至民国不衰。从民国时期繁多的补药广告中不难窥见一二。对这些补药广告，学界已有不少关注。《脑为一身之主：从“艾罗补脑汁”看近代中国身体观的变化》从补药“艾罗补脑汁”切入，分析了中外药商如何参与推动改变人们以“心”为主到以“脑”為主的身体观。《滋补与健康：<申报>补药广告的社会文化史研究（1873～1945）》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探讨大众对于健康的认知和体验。补药广告对于中西医知识的运用，折射出了药商与民众之间微妙的互动。
丰富的补药广告折射出社会的诸多面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社会的进补观念。但是补药广告多是药商出于营销的目的而进行的宣传，它呈现出补药市场畸形繁荣，并不能反映人们进补观念的全貌。现存研究多关注的是医疗广告，而对时人进补观念的具体认知尚显不足。因此，本文试从报刊中关于进补的讨论入手，具体考察民国时期人们进补观念，及其呈现出的时代特征，以期丰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中医传统进补观念的沿革
中国传统的进补观念由来已久，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素问》倡“虚则补之，损则益之。”补法成为中医治疗八法之一， “补”又有滋补、清补、温补、腻补等之分，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辩证进补。
中医强调“医食同源”，“药食同用”，很多食物同时也是补药。进补作为一种常见的医疗方式慢慢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到宋代，补药的使用日趋普遍。明代中期开始，药材市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起来，药肆增多，药材购买变得容易。为进补提供了药材来源。清代江南“不怕病死，只怕虚死”的好服名贵补药之风盛行，甚至“弱非服用补剂而死，就会受到病患的亲戚及朋友的责难，被认为重财不重命。”前文提到中医提倡辨证进补，需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需要进服不同的补药。但此时，社会中不辨病症，推崇用参茸等名贵中药进补风气，逐渐偏离了辨证进补的原则。当然这种风气与中医主张“治未病”，无病强身的观念不无关系。
清末民国，时局动荡，生活日艰的时代大背景下，人们进补热情却未衰减。 “数千年来，谁不相信进补品吃补药呢？富贵人家补的是参茸珠粉，中等人家补的是燕窝银耳，那贫穷人家亦是要弄点膏滋药来吃吃的。”
在民国时期，民众依旧热衷于进补。不同的是，在西医的影响下，人们对中医进补有了一些新认识。随着西方医学手段的进入，许多补药经过西医的化验后，药物的滋补作用受到了质疑，传统用人参、燕窝、阿胶等名贵中药进行滋补的观念也因之被诟病。“其用法只限于内服，大多数为胶质的品，虽非完全没有滋补的功效，可是因为缺乏科学的提炼。也有临时处方，制成丸药膏滋药长服的，但仍旧是缺乏科学的意义。”因而盲目服用补药可能并没有实际的效用。
同时，补药界出现了“新宠”。时人研究化验后发现人参中含有“配糖体”，而决明子、黄芪、龙胆草也含“配糖体”甚多，因而“亦是补身之品”。此外，银耳在这一时期声名大振，“中国科学社化验银耳之角质。含有五碳糖六碳糖以及燐、酸、氢、氧、淡等元素”在补药中的地位也比以前更高了。
总之，民国时期，延续了明清以来以名贵中药进补的观念，而随西医的引入与传播，传统中医进补理念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和影响，有将补药作用与疗效科学化的趋向。虽然民国时期的报刊中呈现出混乱的补药市场，但是从报纸的言论中，我们还是能看到理性进补的声音。
二、西式进补观
晚清，西方的进补观念就已经传入中国，并且在报刊中发布了诸多的广告。但是这一时期，西方科学对人体的认知还不深入。到20世纪20年代，生物化学发展，生命的物质基础和生命过程中基本化学变化规律逐渐被人类知晓，营养学也发展起来。随着这些知识在中国传播，国人对于身体的认知也发生改变。
西医营养素对身体的解释截然不同于中医补气血、补阴阳的传统进补观念。
西医提倡从营养素中获取进补所需物质，而营养素从哪里获得，那就是食物。“补的意义从科学的观点上来解答，是补足维持生命上所需的必须物质，生命是力的象征，力可以从两方面表示，一种是精神工作，一种是肉体劳作。那末生命力的源泉是什么？就是食物。”在西医的解释体系中，食物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步。虽然中医也提倡食补，但是说到进补，更多是指利用药物进补。
西医从生物化学的角度解释了食物之于人的重要性。食物中的营养素成分可以分为六类，对于人体有三个主要作用，分别是“补偿损失了的细胞；供给细胞能力，使他能够活动；其次调节体内的代谢作用”。因而食物就是西医系统里进补的主要根据。“人的身体都是吃下去的营养造成的。中国人的身体之所以不及西洋人，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的食物不好。”因而西医食补的观念让进补就变的触手可及。“吾人生处困苦如警惕此地之生活，除了少数资产阶级的人们，故能进补之外，一般人们的生活也时常发生恐慌，还能讲究进补？实际上这样的论调不过是一般毫无医药与生理常识之话而已。”进补不是富人的特权，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进补是件每人必须有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生活，即有进补之事。” 既然从食物中可以获得全部的营养，多余的营养就不再需要。只有当人体从食物中得到的营养不能满足身体所需时，需要服用人造营养素进行额外补充。这些营养素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东方思维中的补品。在纷繁的补药广告中经常看见他们的身影。如“宝华滋补鳘鱼肝油乳。内含诸宝贵成分尤富于维他命VITAMINES即生活素功专治咳却病强身健骨补血生肌。诚为唯一之滋补食品也。”
值得注意的是“补”的意思在这里其实已经发生了转变。虽然中式和西式二者均倡导“补”，但是“补”的原理、方法、目的已经截然不同了。传统的“补”是补益正气、扶助虚弱、治疗虚症。西式的“补”是补充日常的营养物质，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从医学层面上来讲，二者属于两套体系，对人体运作的解释是不同的。人们在接受西式进补观念的同时，其实也表现出他们对身体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控制人体功能运作的主要因素从阴阳平衡转变为基本营养物质，因而进补出发点、方式、效用是不同的。
三、反进补之声 ：从传统辨证施治法则到现代医药卫生知识
如前所述，进补是近代一种较为普遍的风气。但是，社会中反进补的声音也从未停止。民国以前人们反对进补，多从中医的辨证施治出发。清代江南服补药补死了的例子不少，当时有医生对这种偏激的温补方式提出反对意见“‘风寒暑湿燥火及喜怒忧思惊恐’十三病因，其中没有一种是应当用补药的。”这种看法至民国还在被提倡。“人之有病不外风寒暑湿燥火，因喜怒忧思惊恐为内因。因此十三因，试问何因是当补者。医者先以虚脱吓人，后以补药媚人。”时人认为虚不受补，或者久病虚弱至极的小孩都不宜进补。
伴随着西方医药卫生知识的传播，人们多以西學知识为反进补的依据。人们认为身体的强弱在于自然的发育。“余素体弱，百药补之，鲜有效。卫生主任孔博士认为，世之欲藉补药，以强身者，入歧途。须知人体之强弱，在乎自然发育之完全乎。药石能助身体之发育能力甚微。”显然，这是受到生理学观点的影响，认为身体自然发育的良好，体格就会健康，即先天足，后天也就不用补药调理。
还有人认为补药是对身体“寅吃卯粮”的一种透支。“历代的人，有许多为服了人造的提神药一时将所不应发出的能力完全激发出来，以至身体受损伤。许多人造的补药中含有提神的毒质如木鳖等等。所以人服了此种药品虽一时觉得有兴奋的精神效力，却不知身体已经受了大危害。”
在现代卫生观念的传播影响下，有人提出“每交冬令，家业稍有裕者，莫不服补剂。盖药品所以医病，无病而服药，实属无谓，若谓预防针，只需对于卫生稍加注意。”
良好的生活习惯胜过吃补药“健康的要诀在乎正规的生活。一个人过着正规的生活，能吃得下睡得着，就可保证身体好，绝对不须吃补药。”健全的身体进补等于浪费。补药不是根本，锻炼才能保持身体健康。这种思想与民国时期提倡体育运动的思想应有一定关联。“冬令，是富人的季节。在这都会的漩涡里，更刻画出贫富对立的悬殊阶段。富人于健康的修养，不事锻炼体格，徒于补品上企图健全体魄于万一。”诸多反对进补的言论都引导人们进行体育锻炼维持身体的健康。有人甚至称进补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消耗”。
除了以西学为依据外，民国反对进补的出发点还很多。如一些出于政治目的的宣扬。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当前寒风凛冽之时，前线将士，其谁计及补品只需要哉？”补品价格并不低，有些甚至很是高昂。国难当头，这种“骄奢习气”固然是要受到批判的。
以上这些情形当然不是人们反对进补的全部理由。中医强调辩证施治的方法，因而并不是人人都能随意进补的。而近代西方医药卫生知识的传入后，人们更多以之反对中医的进补观念和方式。此外，基于对身体认知观念不同，受时代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反进补的观点。社会有尚补之风，自会有反对之声。只是不同时代，都会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能在一定程度反映人们的身体观。民国时期反对进补的声音也体现了人们进补观念的一个面向。
结语
中国人素来注重进补，在民国时期进补的思想依然没有颓败之势。在西医日趋强势的渗透到中国时，中医的进补观受到了冲击，但并未被“科学的”西医观念完全取代。两者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对抗，但未表现出疾风骤雨般的情形。中西医还相互利用，西医依然在用“恢复元气”、“补虚疗肺”这样的中医词汇来描述西式补药的功效。中医的表述中也在使用西医的知识。如对银耳功效的描述“补气血，治阴虚，疗肺润肠。科学之化验，其结果证明银耳中含多量之脂肪，蛋白质，燐，铁，纳等元素外”。当然二者可能都是出于利益的驱动，西医利用中医的“传统”，中医利用西医的“科学”，来实现各自的发展。而诸如“强国强种”一类的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宣传方式多见于医药广告的宣传中。
民国时期民众仍然热衷于进补。在时局动荡的年代里面，进补仍未被人们放弃，原因何在？是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抑或进补所隐含的一种地位象征？还是在时局动荡中人们心里的焦虑导致的自我虚弱感？这些都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来解答。
参考文献：
真：《对于服用补药之意见》，《思益附刊》，1921年，第4期
荫荫：《补药》，《妇女杂志》，1925年，第11卷，第9期
《宝华滋补鳘鱼肝油乳广告》，《申报》，1925年2月24日，第7版
壶隐、许洄溪：《凡病不宜轻易服补药》，《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月刊》，1926年，第4期
李徵轺：《答舒啸脾虚泄泻服温补药夭殇之疑问》，《医界春秋》，1931年，第58期
自新：《滋补特刊：银耳补内分泌液说》，《卫生杂志》，1933年，第14期
王竹君：《补药与自疗》，《新生活周刊》，1935年，第1卷，第59期
范凤源：《冬令补药之研究》，《长寿（上海）》，1934年，第86期
《冬令健身之三大补品》，《申报》，1934年12月1日，第17版
吴子珖医师：《谈谈补药》，《健康世界》，1936年，第3期
张士陶：《滋补问题》，《通俗医药讲座》，1936年，第9期
李济人：《谈冬季滋补品》，《光华医药杂志》，1936年，第4卷，第2期
同素：《关于食物中而来之滋补力剖视》，《健康知识》，1938年，第1卷，第2期
汪于冈：《第二次家庭座谈会：健康与营养》，《健康家庭》，1939年，第3期
《冬令吃补药的危险》，《实用英文》1939年，第5卷，第5期
晓知：《食物中之维他命与进补之关系及其他》，《现代家庭》，1940年，第4卷，第5期
《补品：将士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展望》，1941年，第20期
正本：《从冬令进补谈到食物的营养价值》（待续），《帆声月刊》，1943年，创刊号
《疾病，营养，补药》，《现代农民》，1947年，第10卷，第5期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
蒋竹山：《非参不治，服必万全——清代江南的人参药用与补药文化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1期
张宁：《脑为一身之主：从“艾罗补脑汁”看近代中国身体观的变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1年，第74期
张仲民：《补脑的政治学：“艾罗补脑汁”与晚清消费文化的建构》，《学术月刊》，2011年，第9期
范雅君：《滋补与健康：<申报>补药广告的社会文化史研究（1873～1945）》，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作者简介：
林罗（1991—），四川乐山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