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传统儒家文化在与市场经济的碰撞下，重新焕发出活力，并形成了独具当代市场意识的儒商群体。结合二战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迅速复兴来看,其主要原因就是儒家伦理精神与西方科学技术的成功结合。
　　
　　儒家文化是我国最为精深的文化之一,为华夏民族文化龙脉之源。国无“商”不“富”,早在春秋时期,“儒”与“商”便结合了,产生了“儒商”。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曾仕于鲁国卫国,后辞官下海经商,家累万金。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是“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而孔子之所以能经常率领车队奔波游说于各国之间,子贡的“赞助”也是居功甚伟。然而后世的儒学继承人却大多片面理解了孔子“小人喻于利”的原意,鄙视商业,使得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直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了儒商的力量。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令国人瞠目结舌,其主要原因就是儒家伦理精神与西方科学技术的成功结合。正如美国史学家赖肖尔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日本如此,东亚四小龙的腾飞同样也是如此。时至今日,亚洲华人经济圈或者称儒家文化经济圈,已经形成与北美、西欧三足鼎立的三大文化经济圈之一。
　　
　　明利、求义撑起儒商天空
　　
　　在中国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儒商”成了许多商人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也是过去十来年间中国商界对有品德有知识的商人的最高评价。
　　“儒商”就是“儒”和“商”的结合,是对具有儒家伦理素养和品格的商人的简称,其要领的内涵就是“内圣外王”。
　　众所周知,自管子从职业分途的角度确认“商”为社会基本分工之一、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观念以来,先秦诸子(法家除外)大都认同“商”与士、农并无社会地位的高下、贵贱之别,这为儒士与商人之间的沟通以至转化种下了思想的根源。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中就有出身于商家或具有商贾身份的。
　　儒家宗师孔子通过“义以求利”的命题作义利关系之论,客观上也在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打开了沟通的渠道。孔子曾多次谈到如何获得财富和对待世俗职业的问题。他倡导富民、惠民政策,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他还说:“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又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孔子是从“据义求利”的原则出发,涉及到“生财以有道”的思想,标志着儒家的道义论是可以引入经营过程和求利活动的。应该说,中国商人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并沿着先贤指引的方向,创造着当代儒商的财富神话和价值观。
　　一种观点认为,“儒商”之“儒”不能简单地规定为孔孟之道,应当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与人格美德。“儒商”之“商”也不仅指商人,还包括商业之道、商业人格。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仁义忠信。仁义是理性精神、价值准则;忠信是人文美德、行为规范,两者都是儒商必备的素质。儒与商,以儒为神,以商为形,形神兼备方可称为儒商。另一种观点指出,儒商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内涵。在封建社会中,有道德懂法律的商人即是儒商;而现阶段,儒商不但要有道德守法律,还要懂先进的管理思想和一定的西方先进管理方法。还有一种观点主张,“儒商”这一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进行理解。从广义上说,儒商兼有文人和商人双重身份,或者就是知识分子商人,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善于经营,而且本人就是知识分子,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相当丰富的科学知识。从狭义上讲,儒商是专指怀抱儒家观念和价值观的商人或企业家。他必须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高尚的道德、儒家的关怀意识等三个条件。
　　
　　仁和思想构建“温和金钱”
　　
　　跨越历史的隧道,当代“儒”的含义和当代“商”的含义都引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儒商已不再仅散见于历史断代的卷页中,而成为当代经济的主流,成为当代经济的必然选择。在这里商的概念有所放大,商不仅指商业,而是泛指一切经济活动,商人也并非单指经商者,而意味着所有的经济人。
　　当代儒商是当代经济产物,也是当代文化的产物。当然当代经济与当代文化本身是相互融合、不可分的,是一个机体的两个侧面,因而当代儒商必然是当代经济的先驱,也是当代文化的楷模。儒商在这里被赋予了更丰富、更新异的内涵。
　　当代儒商除了具有当代经济人的特长之外,同时也担当着社会人、道德人的职责。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企业不是私物,而是公器,那么企业家、工商业的领袖就都属于公众人物,他们对社会有更高的责任要求。
　　当代儒商同时还应具有儒家的终极关怀意识。既要努力投入竞争,也要注重社会福利,既要有先富起来的干劲和勇气,也要认识到中国还有大批穷困地区。在先富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让整个中华民族走上共同富裕的大道。可见,当代儒商不仅知识范围扩大了,道德责任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大。儒商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要求。当代儒商要发扬好儒商的特质。
　　“博施济众、依群利己”,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价值观,也是当代儒商的市场经营宗旨。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圣乎?”孔子赞叹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在儒家看来,广泛地给人民好处,普遍救济群众,是最大的“仁”。因此,儒商精神不仅强调企业经济效益,同时注重社会效益。
　　“仁”是儒家伦理精神的中心范畴和最高道德准则。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从理论上体现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并强调“仁者爱人”,把人作为一切文化的核心。当代儒商根据“天地之中,人为贵”思想,推行“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要求对职工全方位地关怀与爱护,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在企业员工中塑造一种信任人、理解人、关心人的领导形象。同时,企业管理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因此,在管理手段上,当代儒商注重以德服人,以情感人,实施各种情感管理和情感策略。
　　当代儒商要有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道德观念。“信”“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当代儒商的市场经营价值观。在“信义”二字中,“信”,是泛指诚实不欺,讲信用的品德;“义”是指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财产和爱护公共财产。儒家提倡诚实信用,提倡道义经商,反对投机取巧,见利忘义,背信弃义。
　　当代儒商要有以和为贵、协调关系的经营方法。“和”是儒家追求的一人境界,在儒家看来,“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和。”在管理方式上,儒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协调管理思想。一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企业家,提倡把市场经济中以金钱为代表的价值法则与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人和”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温和的金钱关系。”
　　当代儒商要有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儒家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即主张开拓创新,赞扬自强不息。《礼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对于事业和人生,儒家强调积极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宣传积极前进,永不退缩,努力克服困难,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要开拓创新,自强不息,当代企业必须树立开放意识、创新意识和市场意识。开放意识即要求当代企业家不仅要以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为渊源,也要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即“本儒”和“洋儒”的结合,中西方先进文化的结合。
　　
　　儒学思想带动东亚经济腾飞
　　
　　现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同时他还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
　　近三十年来,东亚经历了世界上最迅速和最持久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等东亚各国各地区深受儒学影响。杜维明认为,东亚取得这样一种增长速度,实仰赖于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在当代化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人民,有着共同的特点,比如群体团结、强调政治统一、巨大的组织技巧、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对教育的热忱追求。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够发展成为今天的经济超级巨人。今天的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如南韩、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正在重演日本当年的历程。
　　东亚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凡是把这个地区弄得好的,儒家的形象都很正面,弄得一塌糊涂的,儒家的形象绝对是负面的。弄得好,你就对你的传统文化有信心,比如,新加坡弄得非常好,新加坡的儒家形象就非常正面。1984年,夏威夷研究中心做过调查,首尔、香港、日本、台北这四个地方,儒家文化最有影响力的是首尔,到今天仍是如此,第二是日本,第三是香港,第四是台北。
　　日本学者田久孝翁谈到日本能成为经济大国时,认为其中一条主要原因即日本经济贯彻了和平经济学思想,而和平经济学的出发点则应归之于经世济民的思想,经世济民正是儒学思想的成分。他满怀激情地倡议儒教文化圈的确立。儒学对日本社会和文化具有深刻影响,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突出王阳明的儒学精神、孔子思想,后来与当代化相结合,实践出今天国强民富、社会安定的日本。
　　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社会应倡导当代儒商精神
　　
　　3月19日,中国慈善事业最高政府奖项——2006年度“中华慈善奖”获奖名单揭晓,著名企业家李嘉诚荣获“中华慈善终身荣誉奖”。已故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也被商人树为楷模敬仰。社会倡导当代儒商精神,中国的贫富悬殊和执政的和谐理念也迫切需要儒商精神。
　　当代儒商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经营宗旨。“博施济众、依群利己”,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价值观,也是当代儒商的市场经营宗旨。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圣乎?”孔子赞叹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作为当代企业,要想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知名度,应树立为民、为国、服务社会的企业宗旨,把仁爱之德博施于人民大众,真诚友好地对待竞争对手和客户。当别人有难时,卓越的企业家则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帮其排忧解难。只有这样,必要时才能得到对方的鼎力支持和热心关照,促进本企业的蓬勃发展。
　　当代儒商有以人为本、尊重人才的管理理念。当代儒商根据“天地之中,人为贵”思想,推行“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要求对职工全方位地关怀与爱护,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在企业员工中塑造一种信任人、理解人、关心人的领导形象。同时,企业管理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因此,在管理手段上,当代儒商注重以德服人,以情感人,实施各种情感管理和情感策略。当今世界竞争的焦点已从市场竞争、产品竞争发展到人才竞争。凡是发达国家历来都重视人力资源的投资,实际上是智力投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使企业兴旺发达的先决条件。当今,我们正处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强人才资源的管理和科学合理地使用人才资源,已是当务之急。
　　当代儒商有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道德观念。“信”“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当代儒商的市场经营价值观。当代企业家选择创立与发展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企业,耻于“见利忘义”和靠假冒伪劣产品和不正当竞争手段牟取暴利。当代儒商在市场经营中强调“用户至一,信誉第一”的意识,向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当代儒商有以和为贵、协调关系的经营方法。“和”是儒家追求的一种境界,在儒家看来,“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和。”当代企业管理中,“和”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企业各部门分工协作的和谐;另一是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就可能缓和,甚至化解企业内部紧张局面,给企业带来光明。另外,企业是外部环境这一大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企业为求得生存发展,就必须适应外部环境。
　　当代儒商有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儒家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即主张开拓创新,赞扬自强不息。《礼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对于事业和人生,儒家强调积极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创新意识即要求当代企业家不断学习,不断挑战自我,不断革新和创造。在企业形成人人探索、个个创新的机制,把研究开发作为企业的重要任务并用一定的制度保证,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广大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只有我们整个社会都提倡当代儒商精神,社会发展才会更加和谐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