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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京剧大师余叔岩曾在百代、高亭、长城、国乐等唱片公司灌过37面唱片，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十八张半”。这些唱片的背后，则讲述了一桩桩不为人知的故事。
余叔岩（1890年至1943年），原名余第棋，又名余叔言，早年艺名小小余三胜，京剧老生。名第祺，湖北罗田人，余三胜之孙，余紫云之子。余叔岩在全面继承谭派（鑫培）艺术的基础上，以丰富的演唱技巧进行了较大的发展与创造，成为“新谭派”的代表人物，世称“余派”，醇厚的韵味和典雅的风格是余派艺术的主要特色。在唱腔和唱法方面，余叔岩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对谭鑫培的唱腔加以选择和调整，化谭的浑厚古朴为清刚细腻，寓儒雅于苍劲，于英武中蕴涵深沉俊秀的书卷气，对于所扮演的人物有极好的表演能力，对后来的京剧老生行影响巨大。
余派演唱艺术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1904年，余叔岩就在老倍克唱片灌录过两张半唱片，唱片题名《小余三胜》应该是误写，余叔岩当时艺名“小小余三胜”。这两张半是《空城计》两面、《托兆碰碑》两面、《打渔杀家》一面。此时“余派”尚未形成，唱得并不中听，余叔岩成名后曾想高价收买这些古董唱片，却也没买到。到了现在，作为重要的京剧文献资料，这几张老倍克的《小余三胜》存世无几，可以说是唱片瑰宝了。
余叔岩成名后，先后在百代（1920年）、高亭（1924年）、长城（1932年）、国乐（1940年）等唱片公司灌过37面唱片，即“十八张半”。相传余叔岩成名之前找到过上海百代公司，提出灌录唱片，但是余叔岩并无名气，百代公司并未答应。余叔岩非常生气，发下话来，有朝一日成名之后，百代找我灌录唱片，必定要高价！果不其然，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百代公司找到余叔岩，出了高价请他录制了：《捉放行路》两面、《战樊城》两面、《探母》两面、《卖马》一面、《法场换子》一面、《上天台》一面、《一捧雪》一面、《琼林宴》一面、《桑园寄子》一面、《八大锤》念白一面。上世纪20年代百代发行的都是12寸的钻针唱片，片心商标是一只大红公鸡，即俗称“红公鸡”。其中念白的半张《八大锤》据说没有再版，而且这是他惟一的一段念白录音，非常罕见。其他6张后来都重新发行了再版的钢针唱片，由于余叔岩名气大，影响力广，再版钢针唱片发行量比较大，现在也还算多见，收藏起来较为容易，甚至能见到全新原光的带歌词原封套、七八十年的物品，保存得这么好，上针一听，原汁原味。拿在手上，看着非常喜人。
民国十三年（1924年），由杭子和司鼓、李佩卿操琴，余叔岩在高亭公司录制了：《空城计》两面、《搜孤救孤》两面、《珠帘寨》一面、《洪羊洞》一面、《战太平》一面、《状元谱》一面、《乌盆记》一面、《八大锤》一面、《鱼肠剑》一面、《李陵碑》一面，共6张“红高亭”，唱片片心是红底金字。
当年高亭公司特别聘请了德国录音室到北京，由于当时余叔岩身体不佳，一直不能录，所以高亭的德国录音师一直在北京，等余叔岩等了好几个月，花费不菲，给余叔岩的酬劳也是高达3000大洋一张，现在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终于等到有一天余叔岩来信可以录了，结果当晚余叔岩还是嗓子有痰，没办法，余叔岩拿了顶貂皮帽子，吐一口痰唱一句，足足录到天亮，吐了一帽子的痰。
长城唱片公司是上海的一家本土唱片公司，由张啸林、俞叶封、叶庸方等于1933年5月7日正式发起创办，由张啸林担任董事长，杜月笙、黄金荣等人都是发起人。叶庸方在京剧唱片灌音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正是由于他的奔波劳碌，才让今天的我们还能听到一批京剧大师独唱或是合作的录音精品。长城公司的唱片大都是在德国压制，质量好，其灌制的京剧唱片也是名家辈出，精品荟萃。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杭子和司鼓、朱家夔操琴，余叔岩在长城公司录制了：《捉放宿店》两面、《摘缨会》两面、《失街亭》一面、《乌龙院》一面、《打渔杀家》一面、《打严嵩》一面，共4张唱片。这里不得不说的是，《打渔杀家》《打严嵩》唱片，相传余叔岩对这张唱片录制不满意，不同意发行，一气之下还把唱片母版刮坏了，结果这张唱片发行时就有刮痕。其实不然，据考证，事实是当时长城公司在运母版过程中，伙计不小心给弄伤了母版，请余叔岩重录，余叔岩坚决不同意，因为花费很高，可又不能就这样废了，只好把有伤的母版硬是压制出了少量的唱片继续发行，所以这张唱片每一张上都有刮痕。因为发行量小，所以这张唱片非常难得。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余叔岩在国乐唱片公司录制了：《沙桥饯别》两面、《伐东吴》一面、《打侄上坟》一面，总共两张，就是著名的“金国乐”。历史学家吴小如在《吴小如戏曲文录》中，评价这张《沙桥饯别》为余叔岩“诸片之冠”，盖炉火纯青，腔嗓俱佳“只千古而无对”。此戏余叔岩并未正式演出过，只在家调嗓时用来连唱。陈大濩北上拜余叔岩未遂，跟刘曾复学得此戏，上世纪60年代发行过密纹唱片。这两张“金国乐”可以说是余叔岩18张半唱片中的头等精品，唱腔好，存量少，国内藏家手中也不多见。另外，当时余叔岩为国乐公司录这两张唱片时，录了两遍，有两段录音。其中一版就是“金国乐”，另外一版，日本的金鼓唱片发行过，其中《伐东吴》“黄汉盛撩袍”一句又所不同，因此可以断定当时录了两版。不过余叔岩发行的金鼓唱片实物已是凤毛麟角，笔者也未曾见过。
余叔岩（1890年至1943年），原名余第棋，又名余叔言，早年艺名小小余三胜，京剧老生。名第祺，湖北罗田人，余三胜之孙，余紫云之子。余叔岩在全面继承谭派（鑫培）艺术的基础上，以丰富的演唱技巧进行了较大的发展与创造，成为“新谭派”的代表人物，世称“余派”，醇厚的韵味和典雅的风格是余派艺术的主要特色。在唱腔和唱法方面，余叔岩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对谭鑫培的唱腔加以选择和调整，化谭的浑厚古朴为清刚细腻，寓儒雅于苍劲，于英武中蕴涵深沉俊秀的书卷气，对于所扮演的人物有极好的表演能力，对后来的京剧老生行影响巨大。
余派演唱艺术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1904年，余叔岩就在老倍克唱片灌录过两张半唱片，唱片题名《小余三胜》应该是误写，余叔岩当时艺名“小小余三胜”。这两张半是《空城计》两面、《托兆碰碑》两面、《打渔杀家》一面。此时“余派”尚未形成，唱得并不中听，余叔岩成名后曾想高价收买这些古董唱片，却也没买到。到了现在，作为重要的京剧文献资料，这几张老倍克的《小余三胜》存世无几，可以说是唱片瑰宝了。
余叔岩成名后，先后在百代（1920年）、高亭（1924年）、长城（1932年）、国乐（1940年）等唱片公司灌过37面唱片，即“十八张半”。相传余叔岩成名之前找到过上海百代公司，提出灌录唱片，但是余叔岩并无名气，百代公司并未答应。余叔岩非常生气，发下话来，有朝一日成名之后，百代找我灌录唱片，必定要高价！果不其然，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百代公司找到余叔岩，出了高价请他录制了：《捉放行路》两面、《战樊城》两面、《探母》两面、《卖马》一面、《法场换子》一面、《上天台》一面、《一捧雪》一面、《琼林宴》一面、《桑园寄子》一面、《八大锤》念白一面。上世纪20年代百代发行的都是12寸的钻针唱片，片心商标是一只大红公鸡，即俗称“红公鸡”。其中念白的半张《八大锤》据说没有再版，而且这是他惟一的一段念白录音，非常罕见。其他6张后来都重新发行了再版的钢针唱片，由于余叔岩名气大，影响力广，再版钢针唱片发行量比较大，现在也还算多见，收藏起来较为容易，甚至能见到全新原光的带歌词原封套、七八十年的物品，保存得这么好，上针一听，原汁原味。拿在手上，看着非常喜人。
民国十三年（1924年），由杭子和司鼓、李佩卿操琴，余叔岩在高亭公司录制了：《空城计》两面、《搜孤救孤》两面、《珠帘寨》一面、《洪羊洞》一面、《战太平》一面、《状元谱》一面、《乌盆记》一面、《八大锤》一面、《鱼肠剑》一面、《李陵碑》一面，共6张“红高亭”，唱片片心是红底金字。
当年高亭公司特别聘请了德国录音室到北京，由于当时余叔岩身体不佳，一直不能录，所以高亭的德国录音师一直在北京，等余叔岩等了好几个月，花费不菲，给余叔岩的酬劳也是高达3000大洋一张，现在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终于等到有一天余叔岩来信可以录了，结果当晚余叔岩还是嗓子有痰，没办法，余叔岩拿了顶貂皮帽子，吐一口痰唱一句，足足录到天亮，吐了一帽子的痰。
长城唱片公司是上海的一家本土唱片公司，由张啸林、俞叶封、叶庸方等于1933年5月7日正式发起创办，由张啸林担任董事长，杜月笙、黄金荣等人都是发起人。叶庸方在京剧唱片灌音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正是由于他的奔波劳碌，才让今天的我们还能听到一批京剧大师独唱或是合作的录音精品。长城公司的唱片大都是在德国压制，质量好，其灌制的京剧唱片也是名家辈出，精品荟萃。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杭子和司鼓、朱家夔操琴，余叔岩在长城公司录制了：《捉放宿店》两面、《摘缨会》两面、《失街亭》一面、《乌龙院》一面、《打渔杀家》一面、《打严嵩》一面，共4张唱片。这里不得不说的是，《打渔杀家》《打严嵩》唱片，相传余叔岩对这张唱片录制不满意，不同意发行，一气之下还把唱片母版刮坏了，结果这张唱片发行时就有刮痕。其实不然，据考证，事实是当时长城公司在运母版过程中，伙计不小心给弄伤了母版，请余叔岩重录，余叔岩坚决不同意，因为花费很高，可又不能就这样废了，只好把有伤的母版硬是压制出了少量的唱片继续发行，所以这张唱片每一张上都有刮痕。因为发行量小，所以这张唱片非常难得。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余叔岩在国乐唱片公司录制了：《沙桥饯别》两面、《伐东吴》一面、《打侄上坟》一面，总共两张，就是著名的“金国乐”。历史学家吴小如在《吴小如戏曲文录》中，评价这张《沙桥饯别》为余叔岩“诸片之冠”，盖炉火纯青，腔嗓俱佳“只千古而无对”。此戏余叔岩并未正式演出过，只在家调嗓时用来连唱。陈大濩北上拜余叔岩未遂，跟刘曾复学得此戏，上世纪60年代发行过密纹唱片。这两张“金国乐”可以说是余叔岩18张半唱片中的头等精品，唱腔好，存量少，国内藏家手中也不多见。另外，当时余叔岩为国乐公司录这两张唱片时，录了两遍，有两段录音。其中一版就是“金国乐”，另外一版，日本的金鼓唱片发行过，其中《伐东吴》“黄汉盛撩袍”一句又所不同，因此可以断定当时录了两版。不过余叔岩发行的金鼓唱片实物已是凤毛麟角，笔者也未曾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