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治·奥拉 [美] 托马斯·马修 [美]
　　出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年10月12日，在加州又一个美妙、阳光明媚的清晨，电话铃声在洛杉矶的家中响起。我和妻子都习惯于早起，那天早晨6点，与往常一样，我已经在吃早餐，并为接下来的学校一天的工作做准备。我们在旧金山待了几天，前一天下午才刚刚返回，所以我正忙于安排眼前的事情。打电话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这个电话改变了我当天的计划，并在很多方面打破了我那相对平静、有序的生活。他通知我，瑞典科学院刚刚完成投票，决定授予我1994年诺贝尔化学奖，并且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该奖项（一个我认为获奖者并不难回答的问题）。随后，他表达了他本人的祝贺，并且幽默地说道，为了确定这通电话的真实性并且他不是恶作剧者，他把电话给了站在他身边、我可能听得出声音的瑞典朋友。我的确非常感激他们的美好祝愿。
　　这一天，本应如同往常一样按常规的路线前进，但从这一刻开始我就变得相当忙乱。我抽出时间给儿子们打了电话，几年来，他们在每年10月的这个时候，已经习惯于对自己父亲又一次未能出现于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这样的事实而表达“礼貌”和“理解”的问候（并非任何人均能够或应该盼望如此）。我还给几个密友打了电话，包括同事普拉卡什，凯瑟琳·洛克及富兰克林，他们在我搬到加州后仍对我帮助极大，并且始终对我充满信心。从那一刻起，我们的电话铃声就没有中断过……
　　我已为诺贝尔奖做好准备了吗？我可能已经做好准备，因为多年来我的朋友和同事们就一直暗示，我已获得多次提名。经常有人说，诺贝尔奖意味着获奖者积极研究生涯事实上的终结，他们将成为公众人物，很少有时间开展学术工作。但是，我决心不让任何奖项或认可使我的生活发生实质性变化。此外，朱迪，我的终身伴侣和所有情况下的力量源泉，也绝不会允许这样的变化对我们坚信的真实价值以及我们为自己构建的生活产生影响。
　　获得诺贝尔奖后，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变得不容易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涉及新的义务、公开露面、演讲等。但是，这从来没有给我们的生活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200余位前学生和博士后、朋友和同事组成的科学大家庭带来任何真正的问题。然而，我们的确学会了区分朋友和熟人，以及获奖前后的公共认可（比如名誉学位、学术界和社区会员资格等）。我认为，后者往往意味着更多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奖的兴趣，而不是获奖者本人。在被瞬间获得的殊荣以及假定诺奖得主对于所有问题具有普遍的智慧和知识冲昏头脑之前，牢记这一点是有益的。
　　很明显，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等，即使在其所从事的广阔而复杂的科学领域，都称不上“专家”，更不用说科学范围之外的话题了。我从未想過成为无所不知的宇宙神谕者。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一个反映，对于很多人来说，宣传似乎很重要，不论它们被提及的具体情形如何。我当然不想批评与我观点不同的其他人，但保持自尊和对自己局限性、相对重要性的清醒认识是非常有用的。有趣的是，在你获奖后，人们开始认为你的观点很值得倾听。
　　获得诺奖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活动的邀请。我和妻子收到的第一份邀请来自克林顿总统和夫人，他们邀请我们前往白宫参加当年的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庆祝仪式。此前我们仅作为游客在引导下参观过白宫的某些公共区域。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肯定将这样的邀请视为一种荣誉，并带着强烈的愿望来到了华盛顿。这个活动的确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很高兴还遇到了其他的获奖者，后来我们共同在斯德哥尔摩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一周。总统本人并未出席（当时我们被告知他那天忙于别的事务），但克林顿夫人和副总统艾伯特·戈尔招待了我们。我对克林顿夫人的印象尤其深刻（尽管我必须承认我不赞同她的政治观点）。她在包括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国家机构首脑、各科学组织代表和受邀的各方贵宾等在内的150～200人的听众面前，做了一场15分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科学重要意义的演讲，而且未使用任何便条或提词器。与之相反，副总统随后宣读了提前准备好的文本。他回顾了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骄人纪录。他提到在白宫的一间屋子里的壁炉架上还存放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诺贝尔纪念章，他是美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因为成功地调停了日俄战争）……
　　关于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描述已经有很多。因此，我打算仅提及一些个人回忆。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每年的12月10日举行，这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正式活动和获奖者演讲在此前一周进行。尽管有关诺贝尔周活动的报道非常热烈，但仍难以描述这些活动期间整个瑞典的精神，以及这些活动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民的普遍意义。一项我们参加的颁奖活动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三位高中理科教师因出色的教学工作而被授予特别奖。该活动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进行了电视转播，对于学生及其父母等人来说这肯定是最令人鼓舞的事情。总之，整个一周内强调的是，对于未来人类而言，教育的重要性和科学的重要意义，而且采用的是一种美国人难以想象的方式，美国人绝不会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与之相似的事情（而且绝不会替代美国人最喜欢的表演和橄榄球比赛）。因此，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产已经具有了民族意义，并且已经成为对整个国家的鼓舞。
　　以相当强的意志，我决心在尽可能少分心的情况下继续我的生活。因此，自斯德哥尔摩返回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大学的岗位上。对于我来说，研究和教学始终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习惯”，而且我看不出有任何改变的理由。在2013年，因为我们在替代燃料和甲醇经济方面开展的工作，我和普拉卡什一起获得了以色列总理创立的埃里克和希拉·萨姆森奖。
　　我尝试听从已故朋友杰伊·科奇的建议，他曾送给我引自爱德华·拉文《生命的思考》一书中的一段话：“一生中有两项目标：第一，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第二，从中获得享受。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实现第二个目标。”我并非十分聪明，但我尝试听从这个建议。
　　摘选：张钰琼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