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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一项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村庄公共品供给并不相同于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地方政府行为。在我国，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受到乡村关系体制、村庄治理结构的一定影响，但更主要受到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因此，当前应该加快城乡社会经济的统筹发展，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促进城乡公共品供给均等化。
〔关键词〕 村庄公共品；乡村关系；村级治理；城乡差异
〔中图分类号〕D0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1-0037-07
一、研究假设
对于公共品供给，国内外有不少学者从财政分权或财政自主性角度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公共品供给。譬如，美国经济学家蒂布特（Charles C. Tiebout）认为由于地方政府更加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向地方政府分权有利于提高该社区公共品的供给水平。〔1〕在《财政联邦主义》文中，奥茨（Wallace E. Oates）通过系列假定论述了分权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较优势，认为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上具有更高的效率〔2〕，并在2006年进一步提出，财政分权会激励地方政府实施改革和制度创新，并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3〕国内外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论证了这一观点。①例如，刘天军等通过对陕西省10市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4〕
不过，蒂布特、奥茨的财政分权理论是有前提假设的，即地方资源和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以及存在居民可以“用脚投票”的选举体制，还有与之相配合的社区代表权。这些理论前提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并不完全存在，财政分权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但没能改善地方公共品的供给，甚至可能滋生腐败。〔5〕基恩（M. Keen）、马谦德（M. Marchand）证明，在资本自由流动而劳动力不流动的假设下，对公共支出的总体水平和生产性公共品（如基础设施建设等）供给的影响不大，受影响的是给当地居民提供福利的公共服务。〔6〕莫罗（P. Mauro）则发现，由于从不同支出类别中获取贿赂的难易不同，腐败的政府会偏好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而降低教育等支出的比重。〔7〕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存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人口并不能完全自由地流动〔8〕；此外，由于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收收入中比重过低，也使得地方政府对居民流动或“用脚投票”的反应缺乏弹性。〔9〕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下列三种情形甚至会加剧这些国家或地区财政分权的“偏常”行为：①公共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10〕；②地方政府缺乏技术、人才和财政能力〔11〕；③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12〕对于第一种情形，贝斯利（Timothy J. Besley）、科特（Stephen Coate）认为财政分权可能阻碍较大区域内的公共品供应。〔13〕王淑娜、姚洋运用48个村庄在1986～2002年间的面板数据，对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关系的研究也发现，民主选举强化了村委会的问责，增加了村庄预算中公共支出的比例，但也削弱了村际的财政分享，可能损害超出村庄范围的公共品的供应，加剧乡镇范围内的公共品供应不平衡。〔14〕对于第三种情形，基恩、马谦德认为，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结构上的“偏差”，因此公共支出存在系统性扭曲。〔15〕平新乔、白洁通过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认为财政分权会改变甚至扭曲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不利于基层公共品供给。〔16〕李宏斌、周黎安研究也指出，在中国以GDP考核为主的官员晋升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忽视科教文卫投资、偏向基本建设的制度激励。〔17〕傅勇和张晏分析1994～2004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得出类似发现，并进一步指出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分权程度。〔18〕该发现也得到王世磊、张军研究的佐证。〔19〕
此外，在中国，伴随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竞争更多出于政治晋升目的而非居民福利〔20〕，经济绩效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前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而其他外溢性比较高或者不作为晋升决定因素的领域则被忽略。〔21〕
因此，财政分权对于促进地方公共品的提供是有条件的，否则，财政分权不仅不能提高效率，相反可能会得到一些负面后果。这些前提条件都与政府行为模式有关系，周飞舟认为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分权还是集权，而在于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对于分权和集权来说，与其说是内生的，不如说是外生的，它是人们理解分权框架的前提而不是结果。〔22〕由此观之，地方政府行为总是基于一定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激励机制进行理性选择。因此，对于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的考察，必须考量地方政府所处的结构因素。
对于一个中国村庄而言，它所置身的结构因素，既包括国家的制度安排以及地方基层政府的具体制度实践，也包括村庄本身的治理结构及其社会结构。处身于这种综合的结构网络之中的村庄，它的公共品供给是否与一般的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具有类似的行为特点呢？抑或它受制于村庄本身的结构更加显著，而与一般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行为迥异？
例如，在乡村关系方面，吴士健指出，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公共品决策机制，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取决于县、乡级政府的偏好，没有建立公共品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不能有效反映农村社区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23〕刘炯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着困境，形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单中心体制，主要包含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单一的供给主体以及高度集中的资金安排。〔24〕
在村级治理机制方面，张晓波等人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民主选举会提高当地公共品的供给水平。〔25〕刘永功、余璐通过比较发现，村民自治的好坏是直接影响村庄公益事业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完全的民主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善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有效性。〔26〕前述王淑娜、姚洋的数据分析则发现，民主选举虽增加了村庄公共支出的比例，却损害了村际公共品的供应。但也有学者质疑这一观点，认为基层民主虽然给予了村民一定权力，从而可能增强对村干部的问责，但基层民主的分散特性也可能会使地方精英更容易攫取村庄的行政权力、掌控地方政治，因此，民主未必会导致更加公平的公共品供应。〔27〕 胡家琪、明亮通过对村庄内部不同层面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的定性考察，发现公共权威力量是保障村庄共产品供给的前提。〔28〕孔卫拿、肖唐镖则深入讨论了村级公共品供给与乡村权威、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村级基本公共物品的供给受制于复杂的乡村内生权威和组织结构，并不是任何类型的村庄公共权威都会促进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的村庄，供给质量相对较差；存在老年协会和专业技术协会等的村庄，供给水平相对较好。为此，他们提出，要高度重视作为治理之基的乡村内生权威与组织结构建设，通过国家财政投入力量下乡与社会治理结构承接的良性互动，实现地方基本公共品供给质量的最大化。〔29〕
刘永功、余璐也认为，村庄的团结度高低，即村庄是否有共识直接影响着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30〕但深入分析发现，村庄不同类型的精英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产生着不同的影响。李浩昇认为，一般来说，道德型的精英更愿意给村民提供细致化的、更多的公共产品；而经济实力型的精英，在道德上不如道德型精英这般无暇，但他们往往会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通过提供高水准的公共品来获得村民的支持。因此，必须改善村庄的治理结构，形成多中心治理的格局，改善村治的基本状况，才能根本地改变公共品供给的微观机制。〔31〕
应该说，上述关于中国村庄公共品供给的研究是有启发性价值的。不过，其中大多数采用的是个案或定性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这些定性观察仍然有待于量化分析的检验。本文在孔卫拿、肖唐镖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乡村关系越松散，村级公共品供给越好。
假设2：村庄财政自主性越高，村庄公共品供给更好。
假设3：村支书和村主任不是一人兼任的村庄相对于“一肩挑”的村庄，其公共品供给更好；而且，村支书跟村主任关系好的村庄，其公共品供给更好。
假设4：村级财务支出通过民主理财小组决定的村庄，其公共品供给更好。
假设5：村务公开的村庄，其公共品供给更好。
假设6：村庄各类组织越多，其公共品供给越好。
假设7：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越关心，其村庄公共品供给越好。
假设8：村民外出务工越多，其村庄公共品越差。
假设9：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存在城乡明显差异。
二、数据分析
为了检验这些假设，本文使用课题组2014年暑期完成的一项农村问卷调查的《村情表》数据进行分析。①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回《乡镇基本信息表》80份、《村情表》121份和《农民调查问卷》1591份，涉及江苏、山东、广东、福建、湖北、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山西、广西、贵州、内蒙古、四川、宁夏等15个省102个县（市、区）121个村。为了使分析的样本更加均衡，我们在同一个县仅选取1个村进行分析，同时，还删除了个别填写数据不够完整的村。经过这样处理以后，我们仅保留了102个村的样本数据。其中，东部地区样本数为18份（占1765%），中部地区样本数为50份（占4902%），西部地区样本数为34份（占3333%）。由于人力和财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次问卷调查无法按照科学抽样的要求进行实施，因此调查样本的选择及其分布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于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村情表》设计了19个题项，包括路电水气、有线电视、互联网、文体教卫、村庄规划等内容。下面是这些选项的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根据表1的各个题项的赋值，将其加总生成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指数。我们将该指数作为本文分析的因变量Y。为了检验前述假设，本文选取《村情表》中相关题项作为自变量Xn，它们主要包括乡村关系、村庄治理、社会组织、公共意识、村庄自然条件等内容。以下是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2）。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仅X32（村支书与村主任关系）、X5（村务公开）、X62（农村各类社会文化组织数量）、X9（村庄社区类型）等变量与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指数显著相关（参见表3）。
也就是说，从统计学意义上而言，乡村关系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弱相关（γ=-0191），而且其相关显著水平仅为58%，说明乡村关系保持一定的松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村庄公共品供给。但是，统计同时显示，村庄财政自主性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我国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绝大部分村级财务实行了“村财乡管”，是否实行这一村级财务管理体制，并不影响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有待进一步证明，研究假设2未得到证明。
在村庄治理结构中，村支书与村主任是否“一肩挑”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也没有必然的关联。这说明，村“两委”权力是否集中，并不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相关，或许重要的是，是什么样的人担任村主要领导。不过，统计却表明，村支书跟村主任之间的关系却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显著相关（γ=-0297，且P=04%），说明一个村级班子是否团结对一个村庄的公共品供给质量具有关键性影响作用。
从相关分析来看，村级财务支出是否由民主理财小组决定，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也没有联系；但是，村务是否公开却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有一定的关系（γ=0220，P=27%）。说明，假设4并未得到验证，假设5没有得到否证。
统计表明，村里农村专业合作社、教会组织数量和宗族组织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也没有关系；不过，农村各类社会文化组织数量却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显著相关（γ=-0348，且P=000%）。这一统计结果跟孔卫拿、肖唐镖的研究结论相出入，他们的统计分析证明，农村老年协会、专业技术协会和教会组织均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产生正向作用。因此，本文的假设6修正为村庄中各类社会文化组织越多，其公共品供给越好。
不过，较为意外的是，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是否关心，从统计上来看，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而否定了假设7。此外，外出打工人口多少、村庄的地貌状况也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无关。说明假设8也不成立。 然而，村庄是否处在城郊、集镇或乡村却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有十分显著的相关（γ=0337，且P=01%），城郊村庄的公共品供给质量要比地处集镇的村庄、偏远农村的村庄更好，并形成一种梯度结构状态。由此可见，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从根本上阻碍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质量的改进。
为了进一步论证上述观点，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依次加入变量X32，X62，X9，X5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形成如下4个回归模型（参见表4）。
从模型1到模型4，拟合优度依次从0078、0129、0223提高到0241，它们的F检验都在1%显著水平上。
尤其是模型3，X32（村支书和村主任之间关系）、X62（农村各类社会文化组织数量）、X9（村庄社区类型）三个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模型3中的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223%的变化，是一个关于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较好的多元线性回归解释模型。
在这三个解释变量中，村庄社区类型标准回归系数（B=-0336）最高。也就是说，在城乡之间，村庄越是偏离城镇，其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指数越低，每偏离一个级差，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指数就会下降0336个标准差。再对照前文的相关分析，即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跟村庄地貌无关，却跟村庄处于城乡之间不同区间地带显著相关，进一步有力地证明了不是村庄地貌等自然条件而是城乡分割体制深刻地影响了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本文的假设9得到了验证。
在模型3中，村支书和村主任之间关系的标准回归系数（B=-0206）也是比较高的。村支书和村主任二者之间的关系越融洽，越有利于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的提升。前文的统计分析却显示，村支书与村主任是否由一人兼任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无关。这跟孔卫拿、肖唐镖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他们的数据分析认为，“一肩挑”权力结构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起到负向显著作用。由此可见，本文的假设3需要作修正，并有待进一步的数据分析验证。
然而，在模型4中，一旦加入了X5（村务公开）解释变量后，X32、X62两个解释变量却没有通过显著性t检验，而X5却通过了显著性t检验，而且，整个解释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到0241。说明，相对于村支书与村主任关系、农村各类社会文化组织数量而言，实行村务公开对于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起着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由此也再次论证了假设5是成立的。
三、基本结论
本文主要从乡村关系、村庄财政自主性、村级治理结构、民主管理机制以及农村社会组织、村民公共意识、村庄人口流动和村庄社区类型等方面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以下初步结论：乡村关系对村庄公共品供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具体的影响作用是什么仍然有待考察；中国村庄不同于一级基层地方政府，其财政自主性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村庄权力是否集中并不是影响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的重要因素，关键是村级班子是否团结、有凝聚力；村级财务支出是否经过民主理财小组决定也没有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产生线性作用，而实行村务公开则有利于改善公共品供给质量；并非所有类型的村庄组织都对村庄公共品供给产生作用，统计显示只有村庄的社会文化组织越多越有利于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的改进。
出乎意外的是，本文统计分析结果却认为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是否关心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无关，或许大部分村庄公共品的改善更多地取决于国家的投入和相关政策的实施。本文限于篇幅，对外在财政支持的影响作用没有进行分析——外在的财政支持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是否起到促进作用？抑或哪些类型的财政支持项目会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具有改进作用？如果外在的财政支持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起到促进作用，是否对各种类型的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均产生促进作用？——对此，我们将另文进行专题讨论。
此外，本文分析认为，村民外出务工人数多少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也没有必然联系，或许更加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外出务工村民将自己的生活重心是否安放在村庄内？由此可见，村庄人口的自由流动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之间不相关，而且，这些自由流动的村民往往是因为生计而不是因为“用脚投票”来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产生积极的反应。
本文还发现，我国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性。从现有文献来看，以往关于地方或基层公共品供给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经济学领域，其讨论主要聚焦于财政分权或地方财政自主性。通过前文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对于考察中国农村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借鉴作用是有限的，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村庄不能简单地跟一级基层地方政府相等同，从而简单地套用西方地方政府分权理论来研究中国村庄；二是将中国村庄公共品供给仅仅放置在乡村关系（或府际关系）和村庄自身的治理结构（包括村庄自身的社会构造）中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放宽视野，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框架，把它放在更加宏观的城乡社会体制中进行分析。不可否认，中国村庄公共品供给更主要地受到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作用。当前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城乡社会经济的统筹发展，促进城乡公共品供给的均等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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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中举）
〔关键词〕 村庄公共品；乡村关系；村级治理；城乡差异
〔中图分类号〕D0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1-0037-07
一、研究假设
对于公共品供给，国内外有不少学者从财政分权或财政自主性角度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公共品供给。譬如，美国经济学家蒂布特（Charles C. Tiebout）认为由于地方政府更加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向地方政府分权有利于提高该社区公共品的供给水平。〔1〕在《财政联邦主义》文中，奥茨（Wallace E. Oates）通过系列假定论述了分权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较优势，认为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上具有更高的效率〔2〕，并在2006年进一步提出，财政分权会激励地方政府实施改革和制度创新，并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3〕国内外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论证了这一观点。①例如，刘天军等通过对陕西省10市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财政分权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4〕
不过，蒂布特、奥茨的财政分权理论是有前提假设的，即地方资源和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以及存在居民可以“用脚投票”的选举体制，还有与之相配合的社区代表权。这些理论前提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并不完全存在，财政分权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但没能改善地方公共品的供给，甚至可能滋生腐败。〔5〕基恩（M. Keen）、马谦德（M. Marchand）证明，在资本自由流动而劳动力不流动的假设下，对公共支出的总体水平和生产性公共品（如基础设施建设等）供给的影响不大，受影响的是给当地居民提供福利的公共服务。〔6〕莫罗（P. Mauro）则发现，由于从不同支出类别中获取贿赂的难易不同，腐败的政府会偏好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而降低教育等支出的比重。〔7〕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存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人口并不能完全自由地流动〔8〕；此外，由于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收收入中比重过低，也使得地方政府对居民流动或“用脚投票”的反应缺乏弹性。〔9〕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下列三种情形甚至会加剧这些国家或地区财政分权的“偏常”行为：①公共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10〕；②地方政府缺乏技术、人才和财政能力〔11〕；③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12〕对于第一种情形，贝斯利（Timothy J. Besley）、科特（Stephen Coate）认为财政分权可能阻碍较大区域内的公共品供应。〔13〕王淑娜、姚洋运用48个村庄在1986～2002年间的面板数据，对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关系的研究也发现，民主选举强化了村委会的问责，增加了村庄预算中公共支出的比例，但也削弱了村际的财政分享，可能损害超出村庄范围的公共品的供应，加剧乡镇范围内的公共品供应不平衡。〔14〕对于第三种情形，基恩、马谦德认为，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结构上的“偏差”，因此公共支出存在系统性扭曲。〔15〕平新乔、白洁通过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认为财政分权会改变甚至扭曲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不利于基层公共品供给。〔16〕李宏斌、周黎安研究也指出，在中国以GDP考核为主的官员晋升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忽视科教文卫投资、偏向基本建设的制度激励。〔17〕傅勇和张晏分析1994～2004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得出类似发现，并进一步指出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分权程度。〔18〕该发现也得到王世磊、张军研究的佐证。〔19〕
此外，在中国，伴随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竞争更多出于政治晋升目的而非居民福利〔20〕，经济绩效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前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而其他外溢性比较高或者不作为晋升决定因素的领域则被忽略。〔21〕
因此，财政分权对于促进地方公共品的提供是有条件的，否则，财政分权不仅不能提高效率，相反可能会得到一些负面后果。这些前提条件都与政府行为模式有关系，周飞舟认为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分权还是集权，而在于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对于分权和集权来说，与其说是内生的，不如说是外生的，它是人们理解分权框架的前提而不是结果。〔22〕由此观之，地方政府行为总是基于一定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激励机制进行理性选择。因此，对于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的考察，必须考量地方政府所处的结构因素。
对于一个中国村庄而言，它所置身的结构因素，既包括国家的制度安排以及地方基层政府的具体制度实践，也包括村庄本身的治理结构及其社会结构。处身于这种综合的结构网络之中的村庄，它的公共品供给是否与一般的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具有类似的行为特点呢？抑或它受制于村庄本身的结构更加显著，而与一般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行为迥异？
例如，在乡村关系方面，吴士健指出，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公共品决策机制，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取决于县、乡级政府的偏好，没有建立公共品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不能有效反映农村社区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23〕刘炯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着困境，形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单中心体制，主要包含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单一的供给主体以及高度集中的资金安排。〔24〕
在村级治理机制方面，张晓波等人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民主选举会提高当地公共品的供给水平。〔25〕刘永功、余璐通过比较发现，村民自治的好坏是直接影响村庄公益事业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完全的民主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善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有效性。〔26〕前述王淑娜、姚洋的数据分析则发现，民主选举虽增加了村庄公共支出的比例，却损害了村际公共品的供应。但也有学者质疑这一观点，认为基层民主虽然给予了村民一定权力，从而可能增强对村干部的问责，但基层民主的分散特性也可能会使地方精英更容易攫取村庄的行政权力、掌控地方政治，因此，民主未必会导致更加公平的公共品供应。〔27〕 胡家琪、明亮通过对村庄内部不同层面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的定性考察，发现公共权威力量是保障村庄共产品供给的前提。〔28〕孔卫拿、肖唐镖则深入讨论了村级公共品供给与乡村权威、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村级基本公共物品的供给受制于复杂的乡村内生权威和组织结构，并不是任何类型的村庄公共权威都会促进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的村庄，供给质量相对较差；存在老年协会和专业技术协会等的村庄，供给水平相对较好。为此，他们提出，要高度重视作为治理之基的乡村内生权威与组织结构建设，通过国家财政投入力量下乡与社会治理结构承接的良性互动，实现地方基本公共品供给质量的最大化。〔29〕
刘永功、余璐也认为，村庄的团结度高低，即村庄是否有共识直接影响着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30〕但深入分析发现，村庄不同类型的精英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产生着不同的影响。李浩昇认为，一般来说，道德型的精英更愿意给村民提供细致化的、更多的公共产品；而经济实力型的精英，在道德上不如道德型精英这般无暇，但他们往往会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通过提供高水准的公共品来获得村民的支持。因此，必须改善村庄的治理结构，形成多中心治理的格局，改善村治的基本状况，才能根本地改变公共品供给的微观机制。〔31〕
应该说，上述关于中国村庄公共品供给的研究是有启发性价值的。不过，其中大多数采用的是个案或定性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这些定性观察仍然有待于量化分析的检验。本文在孔卫拿、肖唐镖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乡村关系越松散，村级公共品供给越好。
假设2：村庄财政自主性越高，村庄公共品供给更好。
假设3：村支书和村主任不是一人兼任的村庄相对于“一肩挑”的村庄，其公共品供给更好；而且，村支书跟村主任关系好的村庄，其公共品供给更好。
假设4：村级财务支出通过民主理财小组决定的村庄，其公共品供给更好。
假设5：村务公开的村庄，其公共品供给更好。
假设6：村庄各类组织越多，其公共品供给越好。
假设7：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越关心，其村庄公共品供给越好。
假设8：村民外出务工越多，其村庄公共品越差。
假设9：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存在城乡明显差异。
二、数据分析
为了检验这些假设，本文使用课题组2014年暑期完成的一项农村问卷调查的《村情表》数据进行分析。①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回《乡镇基本信息表》80份、《村情表》121份和《农民调查问卷》1591份，涉及江苏、山东、广东、福建、湖北、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山西、广西、贵州、内蒙古、四川、宁夏等15个省102个县（市、区）121个村。为了使分析的样本更加均衡，我们在同一个县仅选取1个村进行分析，同时，还删除了个别填写数据不够完整的村。经过这样处理以后，我们仅保留了102个村的样本数据。其中，东部地区样本数为18份（占1765%），中部地区样本数为50份（占4902%），西部地区样本数为34份（占3333%）。由于人力和财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次问卷调查无法按照科学抽样的要求进行实施，因此调查样本的选择及其分布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于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村情表》设计了19个题项，包括路电水气、有线电视、互联网、文体教卫、村庄规划等内容。下面是这些选项的赋值及其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根据表1的各个题项的赋值，将其加总生成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指数。我们将该指数作为本文分析的因变量Y。为了检验前述假设，本文选取《村情表》中相关题项作为自变量Xn，它们主要包括乡村关系、村庄治理、社会组织、公共意识、村庄自然条件等内容。以下是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2）。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仅X32（村支书与村主任关系）、X5（村务公开）、X62（农村各类社会文化组织数量）、X9（村庄社区类型）等变量与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指数显著相关（参见表3）。
也就是说，从统计学意义上而言，乡村关系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弱相关（γ=-0191），而且其相关显著水平仅为58%，说明乡村关系保持一定的松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村庄公共品供给。但是，统计同时显示，村庄财政自主性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我国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绝大部分村级财务实行了“村财乡管”，是否实行这一村级财务管理体制，并不影响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有待进一步证明，研究假设2未得到证明。
在村庄治理结构中，村支书与村主任是否“一肩挑”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也没有必然的关联。这说明，村“两委”权力是否集中，并不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相关，或许重要的是，是什么样的人担任村主要领导。不过，统计却表明，村支书跟村主任之间的关系却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显著相关（γ=-0297，且P=04%），说明一个村级班子是否团结对一个村庄的公共品供给质量具有关键性影响作用。
从相关分析来看，村级财务支出是否由民主理财小组决定，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也没有联系；但是，村务是否公开却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有一定的关系（γ=0220，P=27%）。说明，假设4并未得到验证，假设5没有得到否证。
统计表明，村里农村专业合作社、教会组织数量和宗族组织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也没有关系；不过，农村各类社会文化组织数量却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显著相关（γ=-0348，且P=000%）。这一统计结果跟孔卫拿、肖唐镖的研究结论相出入，他们的统计分析证明，农村老年协会、专业技术协会和教会组织均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产生正向作用。因此，本文的假设6修正为村庄中各类社会文化组织越多，其公共品供给越好。
不过，较为意外的是，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是否关心，从统计上来看，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而否定了假设7。此外，外出打工人口多少、村庄的地貌状况也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无关。说明假设8也不成立。 然而，村庄是否处在城郊、集镇或乡村却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有十分显著的相关（γ=0337，且P=01%），城郊村庄的公共品供给质量要比地处集镇的村庄、偏远农村的村庄更好，并形成一种梯度结构状态。由此可见，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从根本上阻碍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质量的改进。
为了进一步论证上述观点，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依次加入变量X32，X62，X9，X5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形成如下4个回归模型（参见表4）。
从模型1到模型4，拟合优度依次从0078、0129、0223提高到0241，它们的F检验都在1%显著水平上。
尤其是模型3，X32（村支书和村主任之间关系）、X62（农村各类社会文化组织数量）、X9（村庄社区类型）三个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模型3中的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223%的变化，是一个关于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较好的多元线性回归解释模型。
在这三个解释变量中，村庄社区类型标准回归系数（B=-0336）最高。也就是说，在城乡之间，村庄越是偏离城镇，其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指数越低，每偏离一个级差，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指数就会下降0336个标准差。再对照前文的相关分析，即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跟村庄地貌无关，却跟村庄处于城乡之间不同区间地带显著相关，进一步有力地证明了不是村庄地貌等自然条件而是城乡分割体制深刻地影响了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本文的假设9得到了验证。
在模型3中，村支书和村主任之间关系的标准回归系数（B=-0206）也是比较高的。村支书和村主任二者之间的关系越融洽，越有利于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的提升。前文的统计分析却显示，村支书与村主任是否由一人兼任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无关。这跟孔卫拿、肖唐镖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他们的数据分析认为，“一肩挑”权力结构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起到负向显著作用。由此可见，本文的假设3需要作修正，并有待进一步的数据分析验证。
然而，在模型4中，一旦加入了X5（村务公开）解释变量后，X32、X62两个解释变量却没有通过显著性t检验，而X5却通过了显著性t检验，而且，整个解释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到0241。说明，相对于村支书与村主任关系、农村各类社会文化组织数量而言，实行村务公开对于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起着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由此也再次论证了假设5是成立的。
三、基本结论
本文主要从乡村关系、村庄财政自主性、村级治理结构、民主管理机制以及农村社会组织、村民公共意识、村庄人口流动和村庄社区类型等方面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以下初步结论：乡村关系对村庄公共品供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具体的影响作用是什么仍然有待考察；中国村庄不同于一级基层地方政府，其财政自主性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村庄权力是否集中并不是影响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的重要因素，关键是村级班子是否团结、有凝聚力；村级财务支出是否经过民主理财小组决定也没有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产生线性作用，而实行村务公开则有利于改善公共品供给质量；并非所有类型的村庄组织都对村庄公共品供给产生作用，统计显示只有村庄的社会文化组织越多越有利于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的改进。
出乎意外的是，本文统计分析结果却认为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是否关心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无关，或许大部分村庄公共品的改善更多地取决于国家的投入和相关政策的实施。本文限于篇幅，对外在财政支持的影响作用没有进行分析——外在的财政支持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是否起到促进作用？抑或哪些类型的财政支持项目会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具有改进作用？如果外在的财政支持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起到促进作用，是否对各种类型的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均产生促进作用？——对此，我们将另文进行专题讨论。
此外，本文分析认为，村民外出务工人数多少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也没有必然联系，或许更加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外出务工村民将自己的生活重心是否安放在村庄内？由此可见，村庄人口的自由流动跟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之间不相关，而且，这些自由流动的村民往往是因为生计而不是因为“用脚投票”来对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产生积极的反应。
本文还发现，我国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性。从现有文献来看，以往关于地方或基层公共品供给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经济学领域，其讨论主要聚焦于财政分权或地方财政自主性。通过前文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对于考察中国农村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借鉴作用是有限的，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村庄不能简单地跟一级基层地方政府相等同，从而简单地套用西方地方政府分权理论来研究中国村庄；二是将中国村庄公共品供给仅仅放置在乡村关系（或府际关系）和村庄自身的治理结构（包括村庄自身的社会构造）中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放宽视野，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框架，把它放在更加宏观的城乡社会体制中进行分析。不可否认，中国村庄公共品供给更主要地受到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作用。当前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城乡社会经济的统筹发展，促进城乡公共品供给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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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中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