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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乘槎海外或出游异国之人，多会留下记述旅途见闻、考察异域风物、抒发旅行感受的文字，此类记述域外游踪的文本古已有之，但毕竟凤毛麟角，而到晚清则蔚为大观。根据作者的身份及经历，可大致将晚清域外游记分为官员出使记、文人考察记、留学生求学记以及信徒朝觐记四类，郭连城的《西游笔略》便是朝觐记的代表作之一。
郭连城，名培声，教名伯多禄，道光十九年(1839年)生于湖北潜江县，后肄业于武昌崇正书院。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随意大利人、时任天主教湖北宗座代牧的徐伯达(Ludovicus-Cel，Spelta)等远赴罗马。他们由湖北应城出发，经武汉、上海、香港出境，至八月中抵达罗马。在意大利盘桓数月后，翌年二月起程回国，于六月回到应城。《西游笔略》详细记录了此次行程，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湮没无闻。直至1998年，周振鹤先生在巴黎法国亚洲学会偶然发现此书刻本，方重见天日。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中西文化交流与认同的关注，尘封已久的晚清海外游记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所论作品皆不出钟叔河先生所辑《走向世界丛书》的范围。而郭连城的《西游笔略》，除周振鹤先生写过一些介绍文字外，迄今未见相关研究论述，实为遗憾。本文拟从科学知识的介绍、异国情调的书写方式以及行旅体验与世界视野三方面对《西游笔略》做一番探究，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个重要的域外游记文本的重视。
一、从问道到求知
郭连城在《西游笔略》自序中说：“方今我教宗毕约，承道统于泰西，继圣座于罗玛，布福音于下土，施教泽于中华，西方圣人之说，信不虚矣。”于是“深怀西游之心，久切伊人之想”，幸作远游，以慰平生。这已经清楚地标示出郭连城异域之行的目的，是瞻仰圣迹，修行朝圣。既然远游为求法问道，所记自然应为虔诚向学、解经说法才是正途。书中记述了郭连城参观圣伯多禄大堂(梵蒂冈圣彼得宫)、瑟巴斯蒂亚诺教堂等宗教圣地的记述，描述了圣诞节、圣灰礼日、耶稣受难日等宗教仪式，也有一些追怀汤若望、利玛窦等先人事迹的诗词。但除此以外，书中关于天主教教义的说教很少，给人印象深刻的倒是散布于全书各处的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介绍。郭连城并非饱学之士，但他确是一个好学之士。每到一处，他总会留心那些新奇的事物，他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些以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奇事物：可演示天地人物风霜雪雨的西洋镜(幻灯机)、可测知温度的寒暑表(温度计)、为船只导航的灯塔、日行千里的火轮船和火轮车、航海必备的指南针和时钟、地球图，世界地图、地球绕日公转图等，此外还有弦歌乐谱(五线谱)、加以罗石冢(埃及金字塔)、非洲黑人、长颈驼(骆驼)等人文古迹和风土人情，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这些插图大多为其亲手绘制，也有部分摘自西方科学书籍。对于这些新鲜事物，郭连城并不满足于道听途说的解释，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一边虚心求教，一边参照西学书籍，力求答疑解惑：听琴歌便学五线谱；看自燃灯(煤气灯)则问轻碳(氢气和一氧化碳)燃烧之法，坐轮船、乘火车时，就详细了解蒸汽机运动规律，并附带写入火轮船、火轮车略说；提到电报的功用，即说明可参考《博物新篇》；游览火山，即述地壳运动火山喷发之理；海市蜃楼其实不过是湿气凝空、日光返照所致；月蚀是地球公转挡住了日光；见到喷泉自动喷水，听说此水系高处水源用U形管原理引来，于是抠衣而上，寻得源头乃止……真可谓时时注意，处处留心。他对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的来源和出处，都会谨慎地加以注明，常见的参考书目便有《海国图志》、《重学全本》、《地理全志》、《遐迩贯珍》、《博物新篇》、《坤舆图说》等，可见他对西学新知了解程度之深。当然，他的这些知识积累应该归功于传教士的影响，在教会的问道求学，使郭连城得以接触许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书刊，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郭连城一行，经过45天的航行，到达遥远的意大利，虽然有轮船、火车等先进的交通工具，但旅行之苦必定在所难免。但我们从郭连城的记录中，找不到苦闷和焦虑，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是他对异域风物的新奇和兴奋，种种奇妙的事物和科学知识使他无暇旁顾，旅途之苦更不在话下。从问道到求知，郭连城对于西方近代科技顶礼膜拜的态度，并非心思误用，可视为他对天主教信仰的延伸。因为这些神妙不可方物的科学知识在他看来，也是西方圣地圣人遗风的一部分：
经曰：凡吾侪世人，见见闻闻，奇奇妙妙，皆自主化成者，蕴奥已莫可名言。
对于一个初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年轻的天主教信徒而言，正是这种深信不疑的朝圣心理，加之自身自然科学知识系统的匮乏，使他对事物的认识不免粗疏，有时会将道听途说的耳食之言当做确凿可信的知识，一并记录下来。于是当我们读到半人半鱼的西楞鱼、上船噬人的狗头鱼以及会唱歌的海人时，大可不必斥其虚妄，这不过是海客谈瀛洲的心态一时流露罢了。
二、异国情调的中国式书写
对于读者而言，游记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可以借助文字去观看和想象自己未曾亲历的世界，尤其是与本土文化迥然相异的异域之邦。如今再来翻看《西游笔略》，跟随郭连城的脚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19世纪中期从上海、香港、新加坡、科伦坡、亚丁，以至开罗、马耳他、西西里、纳波里，直到罗马以及意大利各地的情景。虽然当今世界的交流往来早已无拘无束，西方文明对我们也不再陌生，但150年前的西方世界对于晚清国人而言，确乎是超乎想象的。光怪陆离的科技器物，啁啾难辨的语言文字，异彩纷呈的宗教建筑，还有奇特怪异的风土人情……凡此种种，为读者描画了一幅似明还暗的西方世界的图景，充溢着迷人的异国情调。
所谓异国情调，简单地讲，就是“对异域异族的一种特殊好奇心的表达”，“是对陌生的异国文化的渴望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反映”(海因特·弗洛奥夫：《论东西方文学中的异国主义》。曹卫东译，载《中外文化和文论》2005年第5期)。
让我们看郭连城笔下的意大利瓦格纳城：
地势甚美，加之以人力培植，故花木成蹊。至于山水道路，俱别开生面。民房亦朱栏红楼，飞阁流丹。
花木成蹊，朱栏红楼，飞阁流丹，这些都是中国园林常见的风景，瓦格纳的景观到底如何，却不得而知，读者也只能从这些常见的中国化的套语俗调中去揣摩了。再看罗马城中的公园：
周九里，内有湖山之美，不时有麋鹿出，且多飞泉画栏，每日车鸣马嘶者，游人也。与民同乐，此其谓与?
中国读者对这样的景色不会陌生，因为在任何一个山水佳胜之地，大多如此。郭连城因当日有幸与瓦格纳城中的达官贵人同游，由是而生“与民同乐”之感，这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因景生情的套路。陆 霞山赞其文字“皆身亲目睹而毫无浮词，更喜其文辞雅驯，记述简明”，以一个未受过科举考试磨炼的年轻天主教信徒的标准来看，这些评价并非过誉。郭连城也自言：“余与诗文一道不求甚解，故每于吟赏之际，未必不见笑大方，然未敢虚写景中之所无而强辞以就文也。”既为自谦之意，也显露出一个年轻天主教徒的坦荡襟怀。
郭连城除了用浅近的文言描写西洋风物，最钟情的书写方式还是诗词歌赋。《西游笔略》中诗词很多，他每到一地，都要即兴吟咏一番，虽也有几分唐风宋韵，但多为名家名句的模拟和杂凑，无甚新意。诸如：“分付悉奴沽美酒，举杯邀到月当头”，分明是李白“莫惜连船沽美酒”与“举杯邀明月”的杂糅。“悦人胜地有湖山，最爱林泉一味间。借问乡关何处是，中原浑在白云间”，则又要让人联想起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与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虽然置身异域，但其笔下的诗词却总难脱“千家诗”的窠臼，西洋风物多有咏之，却因才力不逮，多为“置身名胜地，宛似梦醒初。美矣西洋景，人言信不虚”之类的打油诗。为何异域风情难觅踪迹，扑面而来的却是满眼的中华风味?这当然有技术层面的问题，即文学素养的匮乏，但其实还涉及了一个深层次的文化书写问题。一个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其实主要并非异国现实的再现，而是对本国文化的表现。对异国了解越少，这种情况越明显。作为较早的西行者，郭连城对西方世界的了解相当浅薄，他尽管竭力观察西方，而看到的却是自己；用传统诗歌描述西方，尽管有时辅以注解说明，但事与愿违，大量展现的依然是中国文化的景观。这种情形并非郭连城所独有，在其后出洋的林铖、斌椿等人的记游诗歌及文字中也存在着词不达意的缺憾，这是早期西行者异域书写的共性，不能苛求。
三、行旅体验与世界视野
旅行之苦，千古同概。而在《西游笔略》中，很少看到关于旅途艰险的描写，偶有风涛之险也是一笔带过，处处洋溢着轻松畅快的情绪，郭连城只有在罗马给父亲写信报平安时，写道：“惟于纳玻璃(意大利拿波里)近处，夜遭风浪，海浪如山，水由船面过，同船多有呕吐者，男亦微觉翻胃云。”吐露过一点真实的心声。这绝不是真实的异域行旅的写照，以一个天主教徒的心理来看，因其心中常存着西方圣迹的图影，他的西方之旅也就成了回归精神的故土，因此途中再凶险也会被看做是真理之路上的种种考验和磨砺，泰然处之，不足为奇。从当时旅行的客观条件来看，乘坐火轮船和火轮车，已使万里海程一变而为通衢：“前未有火车、火船之便，中西往来者多绕阿非利加洲治好望角，故有航海九万里，泛舟三年余之苦。目下自广东启程，只四十五日之久，可抵大西洋意大里亚之罗玛府，火车之利用，诚大矣。”交通工具的改善，省却了原有的劳顿颠簸之苦。带来了亘古未有的旅行体验，眼界胸襟自然随之扩大：“莫道此间是逆旅，天涯何处不乡关。”颇有几分天下为家的豪气。
对于知识的获取与学习，被动地接受远不如主动地求知更直接和澡刻，尤其对于地理学这个偏重于应用和实践的学科而言，耳听为虚，限见为实，只有远涉重洋、横跨中西之后，对世界地理概况才会有准确和深刻的见解。郭连城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画图解说地球如橙之说：“是晚船行阿非利加洲之北，夫于浩浩无涯之际，忽见崇山峻岭屹立目前，亦可以征地圆之说矣。”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郭连城还将自己从香港到罗马的出洋路线用虚线在世界地图上仔细画出，让人一目了然。真切地体验了世界之大、天地之广之后，郭连城在《西游笔略》卷末对国人狭隘闭塞的世界观提出批评：
吾中国地理志书，卷轴无几，其中所载，未尽详明。且所言者，大半只属于中土偏隅。而乃名之日天下地舆，未免小之乎视天下矣。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是这样的：“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石介：《中国论》，《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眼中没有“世界”：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番横跨中西的西游之旅，让这个虔诚好学的年轻人重新认识了这个广阔的世界，原来那些言之凿凿的舆地图书所言，不过是一叶障目的井蛙之语。这在当时确乎是难能可贵的。晚清中国，正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要图强自救，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的动摇和消解，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康有为直到1885年才渐收包括《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在内的西学之书，为讲授西学做准备；梁启超1890年进京会试，途经上海，偶然购得《瀛环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一代改良先驱尚且如此“后知后觉”，何况他人?与郭连城相比，他们实在是瞠乎其后了。
郭连城出洋时，不过是一个20岁的青年天主教徒，对于大洋彼岸的西方世界，他尚无准确和深刻的判断力，在学习新知的同时，也时有以己度人、想当然的附会推理，如他在意大利参观训蒙馆(幼儿园)，断言此为《周易》所说“蒙以养正”的体现；甚至以周易“七日来复”来附会基督教七日休息一天的传统，从而领悟“此可证天主教之古经有符合于中国上古者矣”。这其实是受当时流行的“泰西近古”说的影响。在看到非洲黑人和锡兰等地的土著人时，对其生厌恶之感，贬斥他们为黑人国、狗头国，“其人为天下最劣者”。这又是非我族类、皆为蛮夷的文化优越感的流露。这些认识乃是受到当时中国社会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尽管如此，作为较早的西行者之一，郭连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还是留下了自己探索的足迹，不应被遗忘。
郭连城，名培声，教名伯多禄，道光十九年(1839年)生于湖北潜江县，后肄业于武昌崇正书院。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随意大利人、时任天主教湖北宗座代牧的徐伯达(Ludovicus-Cel，Spelta)等远赴罗马。他们由湖北应城出发，经武汉、上海、香港出境，至八月中抵达罗马。在意大利盘桓数月后，翌年二月起程回国，于六月回到应城。《西游笔略》详细记录了此次行程，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湮没无闻。直至1998年，周振鹤先生在巴黎法国亚洲学会偶然发现此书刻本，方重见天日。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中西文化交流与认同的关注，尘封已久的晚清海外游记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所论作品皆不出钟叔河先生所辑《走向世界丛书》的范围。而郭连城的《西游笔略》，除周振鹤先生写过一些介绍文字外，迄今未见相关研究论述，实为遗憾。本文拟从科学知识的介绍、异国情调的书写方式以及行旅体验与世界视野三方面对《西游笔略》做一番探究，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个重要的域外游记文本的重视。
一、从问道到求知
郭连城在《西游笔略》自序中说：“方今我教宗毕约，承道统于泰西，继圣座于罗玛，布福音于下土，施教泽于中华，西方圣人之说，信不虚矣。”于是“深怀西游之心，久切伊人之想”，幸作远游，以慰平生。这已经清楚地标示出郭连城异域之行的目的，是瞻仰圣迹，修行朝圣。既然远游为求法问道，所记自然应为虔诚向学、解经说法才是正途。书中记述了郭连城参观圣伯多禄大堂(梵蒂冈圣彼得宫)、瑟巴斯蒂亚诺教堂等宗教圣地的记述，描述了圣诞节、圣灰礼日、耶稣受难日等宗教仪式，也有一些追怀汤若望、利玛窦等先人事迹的诗词。但除此以外，书中关于天主教教义的说教很少，给人印象深刻的倒是散布于全书各处的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介绍。郭连城并非饱学之士，但他确是一个好学之士。每到一处，他总会留心那些新奇的事物，他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些以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奇事物：可演示天地人物风霜雪雨的西洋镜(幻灯机)、可测知温度的寒暑表(温度计)、为船只导航的灯塔、日行千里的火轮船和火轮车、航海必备的指南针和时钟、地球图，世界地图、地球绕日公转图等，此外还有弦歌乐谱(五线谱)、加以罗石冢(埃及金字塔)、非洲黑人、长颈驼(骆驼)等人文古迹和风土人情，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这些插图大多为其亲手绘制，也有部分摘自西方科学书籍。对于这些新鲜事物，郭连城并不满足于道听途说的解释，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一边虚心求教，一边参照西学书籍，力求答疑解惑：听琴歌便学五线谱；看自燃灯(煤气灯)则问轻碳(氢气和一氧化碳)燃烧之法，坐轮船、乘火车时，就详细了解蒸汽机运动规律，并附带写入火轮船、火轮车略说；提到电报的功用，即说明可参考《博物新篇》；游览火山，即述地壳运动火山喷发之理；海市蜃楼其实不过是湿气凝空、日光返照所致；月蚀是地球公转挡住了日光；见到喷泉自动喷水，听说此水系高处水源用U形管原理引来，于是抠衣而上，寻得源头乃止……真可谓时时注意，处处留心。他对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的来源和出处，都会谨慎地加以注明，常见的参考书目便有《海国图志》、《重学全本》、《地理全志》、《遐迩贯珍》、《博物新篇》、《坤舆图说》等，可见他对西学新知了解程度之深。当然，他的这些知识积累应该归功于传教士的影响，在教会的问道求学，使郭连城得以接触许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书刊，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郭连城一行，经过45天的航行，到达遥远的意大利，虽然有轮船、火车等先进的交通工具，但旅行之苦必定在所难免。但我们从郭连城的记录中，找不到苦闷和焦虑，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是他对异域风物的新奇和兴奋，种种奇妙的事物和科学知识使他无暇旁顾，旅途之苦更不在话下。从问道到求知，郭连城对于西方近代科技顶礼膜拜的态度，并非心思误用，可视为他对天主教信仰的延伸。因为这些神妙不可方物的科学知识在他看来，也是西方圣地圣人遗风的一部分：
经曰：凡吾侪世人，见见闻闻，奇奇妙妙，皆自主化成者，蕴奥已莫可名言。
对于一个初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年轻的天主教信徒而言，正是这种深信不疑的朝圣心理，加之自身自然科学知识系统的匮乏，使他对事物的认识不免粗疏，有时会将道听途说的耳食之言当做确凿可信的知识，一并记录下来。于是当我们读到半人半鱼的西楞鱼、上船噬人的狗头鱼以及会唱歌的海人时，大可不必斥其虚妄，这不过是海客谈瀛洲的心态一时流露罢了。
二、异国情调的中国式书写
对于读者而言，游记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可以借助文字去观看和想象自己未曾亲历的世界，尤其是与本土文化迥然相异的异域之邦。如今再来翻看《西游笔略》，跟随郭连城的脚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19世纪中期从上海、香港、新加坡、科伦坡、亚丁，以至开罗、马耳他、西西里、纳波里，直到罗马以及意大利各地的情景。虽然当今世界的交流往来早已无拘无束，西方文明对我们也不再陌生，但150年前的西方世界对于晚清国人而言，确乎是超乎想象的。光怪陆离的科技器物，啁啾难辨的语言文字，异彩纷呈的宗教建筑，还有奇特怪异的风土人情……凡此种种，为读者描画了一幅似明还暗的西方世界的图景，充溢着迷人的异国情调。
所谓异国情调，简单地讲，就是“对异域异族的一种特殊好奇心的表达”，“是对陌生的异国文化的渴望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反映”(海因特·弗洛奥夫：《论东西方文学中的异国主义》。曹卫东译，载《中外文化和文论》2005年第5期)。
让我们看郭连城笔下的意大利瓦格纳城：
地势甚美，加之以人力培植，故花木成蹊。至于山水道路，俱别开生面。民房亦朱栏红楼，飞阁流丹。
花木成蹊，朱栏红楼，飞阁流丹，这些都是中国园林常见的风景，瓦格纳的景观到底如何，却不得而知，读者也只能从这些常见的中国化的套语俗调中去揣摩了。再看罗马城中的公园：
周九里，内有湖山之美，不时有麋鹿出，且多飞泉画栏，每日车鸣马嘶者，游人也。与民同乐，此其谓与?
中国读者对这样的景色不会陌生，因为在任何一个山水佳胜之地，大多如此。郭连城因当日有幸与瓦格纳城中的达官贵人同游，由是而生“与民同乐”之感，这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因景生情的套路。陆 霞山赞其文字“皆身亲目睹而毫无浮词，更喜其文辞雅驯，记述简明”，以一个未受过科举考试磨炼的年轻天主教信徒的标准来看，这些评价并非过誉。郭连城也自言：“余与诗文一道不求甚解，故每于吟赏之际，未必不见笑大方，然未敢虚写景中之所无而强辞以就文也。”既为自谦之意，也显露出一个年轻天主教徒的坦荡襟怀。
郭连城除了用浅近的文言描写西洋风物，最钟情的书写方式还是诗词歌赋。《西游笔略》中诗词很多，他每到一地，都要即兴吟咏一番，虽也有几分唐风宋韵，但多为名家名句的模拟和杂凑，无甚新意。诸如：“分付悉奴沽美酒，举杯邀到月当头”，分明是李白“莫惜连船沽美酒”与“举杯邀明月”的杂糅。“悦人胜地有湖山，最爱林泉一味间。借问乡关何处是，中原浑在白云间”，则又要让人联想起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与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虽然置身异域，但其笔下的诗词却总难脱“千家诗”的窠臼，西洋风物多有咏之，却因才力不逮，多为“置身名胜地，宛似梦醒初。美矣西洋景，人言信不虚”之类的打油诗。为何异域风情难觅踪迹，扑面而来的却是满眼的中华风味?这当然有技术层面的问题，即文学素养的匮乏，但其实还涉及了一个深层次的文化书写问题。一个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其实主要并非异国现实的再现，而是对本国文化的表现。对异国了解越少，这种情况越明显。作为较早的西行者，郭连城对西方世界的了解相当浅薄，他尽管竭力观察西方，而看到的却是自己；用传统诗歌描述西方，尽管有时辅以注解说明，但事与愿违，大量展现的依然是中国文化的景观。这种情形并非郭连城所独有，在其后出洋的林铖、斌椿等人的记游诗歌及文字中也存在着词不达意的缺憾，这是早期西行者异域书写的共性，不能苛求。
三、行旅体验与世界视野
旅行之苦，千古同概。而在《西游笔略》中，很少看到关于旅途艰险的描写，偶有风涛之险也是一笔带过，处处洋溢着轻松畅快的情绪，郭连城只有在罗马给父亲写信报平安时，写道：“惟于纳玻璃(意大利拿波里)近处，夜遭风浪，海浪如山，水由船面过，同船多有呕吐者，男亦微觉翻胃云。”吐露过一点真实的心声。这绝不是真实的异域行旅的写照，以一个天主教徒的心理来看，因其心中常存着西方圣迹的图影，他的西方之旅也就成了回归精神的故土，因此途中再凶险也会被看做是真理之路上的种种考验和磨砺，泰然处之，不足为奇。从当时旅行的客观条件来看，乘坐火轮船和火轮车，已使万里海程一变而为通衢：“前未有火车、火船之便，中西往来者多绕阿非利加洲治好望角，故有航海九万里，泛舟三年余之苦。目下自广东启程，只四十五日之久，可抵大西洋意大里亚之罗玛府，火车之利用，诚大矣。”交通工具的改善，省却了原有的劳顿颠簸之苦。带来了亘古未有的旅行体验，眼界胸襟自然随之扩大：“莫道此间是逆旅，天涯何处不乡关。”颇有几分天下为家的豪气。
对于知识的获取与学习，被动地接受远不如主动地求知更直接和澡刻，尤其对于地理学这个偏重于应用和实践的学科而言，耳听为虚，限见为实，只有远涉重洋、横跨中西之后，对世界地理概况才会有准确和深刻的见解。郭连城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画图解说地球如橙之说：“是晚船行阿非利加洲之北，夫于浩浩无涯之际，忽见崇山峻岭屹立目前，亦可以征地圆之说矣。”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郭连城还将自己从香港到罗马的出洋路线用虚线在世界地图上仔细画出，让人一目了然。真切地体验了世界之大、天地之广之后，郭连城在《西游笔略》卷末对国人狭隘闭塞的世界观提出批评：
吾中国地理志书，卷轴无几，其中所载，未尽详明。且所言者，大半只属于中土偏隅。而乃名之日天下地舆，未免小之乎视天下矣。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是这样的：“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石介：《中国论》，《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眼中没有“世界”：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番横跨中西的西游之旅，让这个虔诚好学的年轻人重新认识了这个广阔的世界，原来那些言之凿凿的舆地图书所言，不过是一叶障目的井蛙之语。这在当时确乎是难能可贵的。晚清中国，正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要图强自救，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的动摇和消解，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康有为直到1885年才渐收包括《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在内的西学之书，为讲授西学做准备；梁启超1890年进京会试，途经上海，偶然购得《瀛环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一代改良先驱尚且如此“后知后觉”，何况他人?与郭连城相比，他们实在是瞠乎其后了。
郭连城出洋时，不过是一个20岁的青年天主教徒，对于大洋彼岸的西方世界，他尚无准确和深刻的判断力，在学习新知的同时，也时有以己度人、想当然的附会推理，如他在意大利参观训蒙馆(幼儿园)，断言此为《周易》所说“蒙以养正”的体现；甚至以周易“七日来复”来附会基督教七日休息一天的传统，从而领悟“此可证天主教之古经有符合于中国上古者矣”。这其实是受当时流行的“泰西近古”说的影响。在看到非洲黑人和锡兰等地的土著人时，对其生厌恶之感，贬斥他们为黑人国、狗头国，“其人为天下最劣者”。这又是非我族类、皆为蛮夷的文化优越感的流露。这些认识乃是受到当时中国社会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尽管如此，作为较早的西行者之一，郭连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还是留下了自己探索的足迹，不应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