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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刚刚举行的这场大选，无疑给“市长班”的中国官员们上了一场生动的政治课。
在一万多名肤色深浅不同的新加坡人中，中国的干部们身着T恤，并不显眼。
摩肩接踵中，他们听着新加坡群众中发出的一阵阵政党口号，有时还跟民众攀谈几句。他们还互相提醒着英文单词，一起琢磨出国会议员候选人那些夹杂普通话、英语、马来语甚至闽南语的演讲词。
这就是他们所遇见的真实的新加坡大选。
新加坡式体验
面对异国他乡的陌生场景，生于70年代的“市长班”班长孙若琳不知不觉被强大的氛围打动。三个月前，从所在单位来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报到之前，多数和她背景相似的中国干部都没有想到，可以在新加坡的一座足球场上见识如此开放的选举场面。
恰逢新加坡的选举年，这场轰轰烈烈的选举成为了2011届中国“市长班”学员们的新课程。等把一天八个小时的课程上完，已经是下午六点。
4月30日，2011年新加坡大选全面展开。“市长班”的组织者——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请来了一位客座教授——资深的执政党议员、政府前政务部长曾士生，以及《联合早报》前任副总编吴元华，为学员们分析选情，讲解执政党的竞选策略。
按原来计划，这次专题讲座的主旨只是介绍情况，但难得的观摩机会在中国干部之中激起了浓厚的兴趣。讲座结束后，马上就有不少学员自发前往当晚主要反对党工人党的竞选集会。
看集会，也成为了“市长班”开学以来学员们最密集的自由活动。平日里，他们住在远离市区的校园里，课程安排又十分密集，然而不经意间学院鼓励他们看选举的安排，反倒成为他们经常逛市区的首要理由。
43岁的郑兴邦是来自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的一名处级干部。这次新加坡的大选，他和几位同行的官员特意去了两场竞选政党的群众集会。一场在执政党领导人李显龙所在的宏茂桥集选区，一场在反对党工人党所在的阿裕尼集选区。
郑兴邦十分好学，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和选举有独立的见解。在看到西方学者对李光耀在新加坡实施的“威权主义”政治的“恶评”之后，他还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写了一篇回击的文章。
“殊不知，东方政治家的民主制度是政治力量的妥协，是要从民众的理性开始培养。”他写道。而如今走进新加坡大选的现场，郑兴邦说，自己一直在用新加坡的现实，对比自己的认识。他看到，人民行动党大会的场面一片白色。为了彰显廉洁，行动党每次集体出动时，都穿着整齐的白衣白裤。
郑兴邦也发现，这个政党在群众集会组织手法上也整齐划一，这样的情景让他感觉并不陌生。在行动党集会现场遇到的支持者，态度也比较一致。“我问了一个人为什么来听集会，他告诉我，叫来就来啊。我又问了一个，也比较谨慎，说，不干我事啊，人多就来看看哦。”
当郑兴邦第二天来到反对党的集会上，新加坡民众都在努力听台上演讲者的发言，而他却在努力听民众在台下的话语。民众向他诉说种种不满。他发现，支持反对党的，多数是中低收入者，对执政党政策的不满让他们转而倒向反对党。
他看到工人党领导人身着统一的蓝色衬衣和西裤，在讲台上用中文和英文强调同一个论调：为了拥有一个力量平衡的国会，请把反对党送入国会；如果这次不送，以后新加坡国会就没有声音能制衡执政党。
他认为，这种论调，意味着反对党要从执政党手中争取话语权。“反对党代表了与执政党不同的声音，而民众恰好在寻找这样的声音。”
对于这种局面，郑兴邦说自己完全不意外。他认为，尽管新加坡反对派势力在增长，但是反对党中的精英人士还非常有限。只是依靠几个人势单力薄的政治力量与执政党博弈，这仍然是一种民主的雏形。
在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吴伟博士看来，不论中国的干部们从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新加坡大选中观察到了什么，都会改变他们的视野。
吴伟介绍说，作为在海外培训中国干部的重要项目之一，“市长班”培训的核心目的就是鼓励干部在海外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参照新加坡的现实，换一个视角看待在国内面临的问题。
今年3月，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来“市长班”举行一年一度的讲座，主要内容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和未来”。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干部如何能学到新加坡制度的精神很重要。
“切忌不能简单地描红，也不能说新加坡这么小，和中国不一样，就不学。其实小国家失败的更多，小国家并不好管理，因为小国家不能出一点错误。”郑永年说。
“这次新加坡选举的结果给执政的行动党上了一课，这点对任何国家都有启发。每个国家都需要找到一种可持续的社会参与的方式，这个非常关键，执政党不能和社会和民众脱节。”郑永年指出。
新加坡“特殊借鉴”
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市长班”学员行动向来低调。校园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都知道一年一届的“市长班”，但由于干部们的低调作风，校园里不怎么见得到干部们的身影。
在2011届的108名干部中，主要的派送单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辽宁、江苏和广东省的省委组织部，也分别派出10多位省级和市级官员。其他的干部则来自教育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贵州、黑龙江和四川，以及天津和江苏淮安市。
108名学生中，有20名女性。
为“市长班”讲授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前任政务部长曾士生告诉记者，他就不止一次受到毕业学生寄给他的关于新加坡学习经历的书。
“在‘市长班’学到了之后，回到国内马上就学以致用了。”这位前议员笑着说。
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今年4月赴新加坡访问“市长班”时就曾表示，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培训的宗旨之一，就是学习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借鉴作用”。
迄今为止，中央组织部已前后派送1000多名司级干部到新加坡受训，而各省委组织部则派出超过3万名干部在新加坡轮训。
南洋理工大学在1992年创办了针对中国干部的短期培训课程。后来，被新加坡媒体称为“市长班”和“高管班”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和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先后开放。至今，两个项目培训了近千名中国中高级官员，而参加短期培训的干部已将近万名。
而据报道，中央组织部已经制定了培训国家领导干部的全盘计划，要培训数以百万计领导干部，并把数以万计领导干部送往国外。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2011年第17期
在一万多名肤色深浅不同的新加坡人中，中国的干部们身着T恤，并不显眼。
摩肩接踵中，他们听着新加坡群众中发出的一阵阵政党口号，有时还跟民众攀谈几句。他们还互相提醒着英文单词，一起琢磨出国会议员候选人那些夹杂普通话、英语、马来语甚至闽南语的演讲词。
这就是他们所遇见的真实的新加坡大选。
新加坡式体验
面对异国他乡的陌生场景，生于70年代的“市长班”班长孙若琳不知不觉被强大的氛围打动。三个月前，从所在单位来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报到之前，多数和她背景相似的中国干部都没有想到，可以在新加坡的一座足球场上见识如此开放的选举场面。
恰逢新加坡的选举年，这场轰轰烈烈的选举成为了2011届中国“市长班”学员们的新课程。等把一天八个小时的课程上完，已经是下午六点。
4月30日，2011年新加坡大选全面展开。“市长班”的组织者——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请来了一位客座教授——资深的执政党议员、政府前政务部长曾士生，以及《联合早报》前任副总编吴元华，为学员们分析选情，讲解执政党的竞选策略。
按原来计划，这次专题讲座的主旨只是介绍情况，但难得的观摩机会在中国干部之中激起了浓厚的兴趣。讲座结束后，马上就有不少学员自发前往当晚主要反对党工人党的竞选集会。
看集会，也成为了“市长班”开学以来学员们最密集的自由活动。平日里，他们住在远离市区的校园里，课程安排又十分密集，然而不经意间学院鼓励他们看选举的安排，反倒成为他们经常逛市区的首要理由。
43岁的郑兴邦是来自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的一名处级干部。这次新加坡的大选，他和几位同行的官员特意去了两场竞选政党的群众集会。一场在执政党领导人李显龙所在的宏茂桥集选区，一场在反对党工人党所在的阿裕尼集选区。
郑兴邦十分好学，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和选举有独立的见解。在看到西方学者对李光耀在新加坡实施的“威权主义”政治的“恶评”之后，他还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写了一篇回击的文章。
“殊不知，东方政治家的民主制度是政治力量的妥协，是要从民众的理性开始培养。”他写道。而如今走进新加坡大选的现场，郑兴邦说，自己一直在用新加坡的现实，对比自己的认识。他看到，人民行动党大会的场面一片白色。为了彰显廉洁，行动党每次集体出动时，都穿着整齐的白衣白裤。
郑兴邦也发现，这个政党在群众集会组织手法上也整齐划一，这样的情景让他感觉并不陌生。在行动党集会现场遇到的支持者，态度也比较一致。“我问了一个人为什么来听集会，他告诉我，叫来就来啊。我又问了一个，也比较谨慎，说，不干我事啊，人多就来看看哦。”
当郑兴邦第二天来到反对党的集会上，新加坡民众都在努力听台上演讲者的发言，而他却在努力听民众在台下的话语。民众向他诉说种种不满。他发现，支持反对党的，多数是中低收入者，对执政党政策的不满让他们转而倒向反对党。
他看到工人党领导人身着统一的蓝色衬衣和西裤，在讲台上用中文和英文强调同一个论调：为了拥有一个力量平衡的国会，请把反对党送入国会；如果这次不送，以后新加坡国会就没有声音能制衡执政党。
他认为，这种论调，意味着反对党要从执政党手中争取话语权。“反对党代表了与执政党不同的声音，而民众恰好在寻找这样的声音。”
对于这种局面，郑兴邦说自己完全不意外。他认为，尽管新加坡反对派势力在增长，但是反对党中的精英人士还非常有限。只是依靠几个人势单力薄的政治力量与执政党博弈，这仍然是一种民主的雏形。
在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吴伟博士看来，不论中国的干部们从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新加坡大选中观察到了什么，都会改变他们的视野。
吴伟介绍说，作为在海外培训中国干部的重要项目之一，“市长班”培训的核心目的就是鼓励干部在海外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参照新加坡的现实，换一个视角看待在国内面临的问题。
今年3月，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来“市长班”举行一年一度的讲座，主要内容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和未来”。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干部如何能学到新加坡制度的精神很重要。
“切忌不能简单地描红，也不能说新加坡这么小，和中国不一样，就不学。其实小国家失败的更多，小国家并不好管理，因为小国家不能出一点错误。”郑永年说。
“这次新加坡选举的结果给执政的行动党上了一课，这点对任何国家都有启发。每个国家都需要找到一种可持续的社会参与的方式，这个非常关键，执政党不能和社会和民众脱节。”郑永年指出。
新加坡“特殊借鉴”
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市长班”学员行动向来低调。校园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都知道一年一届的“市长班”，但由于干部们的低调作风，校园里不怎么见得到干部们的身影。
在2011届的108名干部中，主要的派送单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辽宁、江苏和广东省的省委组织部，也分别派出10多位省级和市级官员。其他的干部则来自教育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贵州、黑龙江和四川，以及天津和江苏淮安市。
108名学生中，有20名女性。
为“市长班”讲授新加坡政府公共管理的前任政务部长曾士生告诉记者，他就不止一次受到毕业学生寄给他的关于新加坡学习经历的书。
“在‘市长班’学到了之后，回到国内马上就学以致用了。”这位前议员笑着说。
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今年4月赴新加坡访问“市长班”时就曾表示，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培训的宗旨之一，就是学习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借鉴作用”。
迄今为止，中央组织部已前后派送1000多名司级干部到新加坡受训，而各省委组织部则派出超过3万名干部在新加坡轮训。
南洋理工大学在1992年创办了针对中国干部的短期培训课程。后来，被新加坡媒体称为“市长班”和“高管班”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和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先后开放。至今，两个项目培训了近千名中国中高级官员，而参加短期培训的干部已将近万名。
而据报道，中央组织部已经制定了培训国家领导干部的全盘计划，要培训数以百万计领导干部，并把数以万计领导干部送往国外。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2011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