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2.8亿农民工，这个数字比想象中更加庞大，占了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
　　提到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在建筑工地上挥洒汗水、在工厂流水线上挣扎的苦力工作者。然而在你不知道的一个角落——中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还有这样一群以画笔为营生的农民工，他们养活了这个世界最大的油画复制工厂。他们生产了超过100亿幅“世界名作”。鼎盛之时，中国生产了欧美市场70%的油画，其中的80%来自大芬村的这群农民工之手。临摹一幅梵高的画作，画家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然而这些未接受过系统培训的农民工，只需要几个小时。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怎么也想不到，那些挂在高档酒店大厅里的名画，荷兰梵高博物馆周边的纪念品商店里陈列的仿作，可能都出自一群中国的农民工之手。
　　作品是山寨的，他们自己也渐渐成了大师的“山寨品”——这群人被称为“中国梵高”，却也饱受非议。

靠创作“冒牌货”为生

　　1989年，香港商人黄江带着二十几名画工来到了占地近0.4平方公里的大芬村，开始了仿制名画的生意，招揽了许多佣金便宜的农民工。这个毫不起眼的客家村落慢慢发展壮大，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油画工厂。
　　8000多名农民工拿起畫笔，摇身一变，画出十几万幅“世界名画”。巅峰时期，中国油画的80%来自于这里。
　　画工们画画、吃饭、睡觉，都在拥挤狭窄的画室里，画室就是他们的家。一些画室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就像工厂一样，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各自负责一个局部，可能是画一棵树，也可能是一只眼睛。盛夏的画室闷热难耐，没有空调，画工们赤膊上阵，通常一画就到凌晨两点。
　　1996年年底，原本在陶瓷厂打工的赵小勇来到了大芬村。从未听说过“油画”的他，开始“作画”，他们的“作画”其实就是临摹复制，画画成为了他们谋生的一项技能。因为梵高的画最好卖，所以赵小勇一直专攻梵高。一画就是二十几年，他也成了大芬村里的名人。即使一开始他根本不知道梵高是谁。
　　生意慢慢变好，家人也陆续加入他的画室，第一个学生就是他的妻子。他们分工明确，他的妻子专画《星空》和《向日葵》，弟弟专画《咖啡馆》，小舅子则负责《自画像》。他和家人已经画了十万多张梵高的仿制画，整个画室宛若梵高作品展。梵高的所有作品，赵小勇都很擅长，直到现在，他画梵高的作品不需要画草图，直接落笔，就几乎和原画一模一样。对于赵小勇们来说，在大芬村画画赚的钱更多，没有工厂的剥削压榨，他们的初衷是养活自己，养活家人，至于艺术的追求，根本不存在于他们的字典里。

画工们懂了梵高的疯狂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画了梵高多年，起初根本不懂艺术的画工们，在机械临摹的过程中有了思考，也在不知不觉问了解梵高、走近梵高。
　　他们在村里破旧的影院里自发组织观看有关梵高的电影，黑暗之中，每个人的神情都是如此专注，眼里闪烁着光芒。梵高变得癫狂，开始砸自己的艺术品时，大家都屏住呼吸。“我得了病了，我画了这些画，大家都不认同。”画工们的讨论既是在说梵高，也是在说自己。影片结尾，梵高永远闭上了眼睛，屏幕前的画工们眼眶湿润，在电影院迷幻的光线下，自己仿佛就是梵高，和他一起经历了所有苦难。
　　当画工们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时，一个名叫小鱼的姑娘在谈及未来时，先是眼神茫然，终于绷不住情绪：“我不想有像梵高那样悲惨的结局。”她捂着嘴流下眼泪。
　　从接到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客人的订单开始，赵小勇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去荷兰看一眼梵高的真迹，时常做梦都会梦到梵高和他的画。一个夜晚，梵高真的出现了，当梵高问他：“小勇，你现在画我的画，怎么样？”赵小勇说：“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醒来之后，他才发现这是个梦，彻夜未眠。
　　和他长期合作的阿姆斯特丹画商邀请赵小勇去欧洲，他只需要买来回的机票。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机会。他下定决心后，却遭到妻子的反对。“你一年能赚多少钱啊？去他那里要那么多钱……”赵小勇说：“我一定要去梵高博物馆看一下真迹，不可能和他一模一样，但你至少能学到里面的东西。”妻子还是心疼钱，赵小勇充满信心。“你看了这些，也许以后赚的钱更多。”

追寻与迷失

　　这是赵小勇第一次走出国门。看着眼前陌生又熟悉的街景，和自己画过无数幅的画一样美丽。在梵高博物馆外，他看见了自己客人的商店。看着眼前这个小小的纪念品商店，赵小勇的笑容有些苦涩。他一直以为自己合作多年的客人是开画廊的，却没想到只是卖纪念品的。自己以几百元的价格卖出的画，在商店里的标价翻了十倍。从商店出来后，他落寞地抽了一根烟。他这时才发现，自己站在产业链的最底端。
　　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赵小勇终于来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梵高博物馆。走近一幅幅自己画过上万次、闭着眼睛就能临摹出的画，他驻足良久，不愿离开，忍不住贴近、再贴近。小心翼翼地看着眼前真正的《梵高自画像》，喃喃自语：“不一样，颜色不一样……”眼前的真迹敲醒了他，照片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梵高和自己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近。没有想象中的兴奋激动，更多的是茫然和失落。特别是在博物馆的人得知他画了二十年的梵高后，夸赞他非常棒。工作人员问：“你有没有你自己的作品？”赵小勇哑然无声。他这才发现，自己一幅真正的作品都没有，只是一直在临摹前人的真迹。
　　从博物馆出来，他蹲在广场上，心情复杂。直到夜幕降临，赵小勇都保持着同一个姿势。“画了梵高作品二十年，比不上博物馆里面的一幅作品。”即使画了二十年，画了几万幅画，但都只是为了饭碗，画中表达的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梵高一生为了艺术陷入癫狂，他把自己的骨血，融化在每一幅作品里。在死后被世人奉上神坛，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象，在荷兰之行中轰然倒塌。他开始思考起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事业。自己只能算一个画工，不是画家，更谈不上艺术家。“回国后，我应该怎么画下去呢？”赵小勇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找回自己

　　回到大芬村，赵小勇默默思考了很久。另一个画工陈福吉说：“画工、画家只是一个概念名词，一切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定位。重要的是内心怎么感受，怎么做，怎么去表达自己，让别人认可自己。”
　　赵小勇决定与梵高“告别”，开始走原创之路，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他的第一幅原创作品，从自己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画室开始。结婚、生小孩、带学生、熬夜赶订单，这个画室见证了赵小勇一生的轨迹，见证了曾经的汗水。
　　赵小勇又回到了湖南老家，画自己最亲爱的奶奶，画家门前的石板路。奶奶很少拍照，他就用画笔记录下奶奶的面庞。离开梵高的作品，他画笔下的人物依然惟妙惟肖。自己生活的经历，加上梵高教会他的技法，已经深入骨髓。如今，赵小勇在浙江宁波开了间属于自己的画廊，画的价格从百元涨到了最贵的万元。他说想做原创的同时，也把高仿做得更好，“现在看到梵高的画了，就想更接近他的画。让自己的水平再提高一层，价钱再高一点。”

　　大芬村也走出了困顿，开始转型之路。
　　越来越多的原创画家，涌入大芬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大芬村画工，开始放慢手中画笔的速度，开始找寻自己。
　　大芬村逐渐揭掉了“山寨”的标签，实现了它的脱胎换骨。
　　（解军荐自《世界华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