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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电视剧《林海雪原》和原著的对读分析，可以看出《林海雪原》的改编一味地迎合观众的消费怀旧心理，导致改编上的“平均倾向”，为了吸引年轻观众，改编者在电视剧中强行掺入了“爱情佐料”，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没有能够充分地尊重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对观众理解原著产生误导。
关键词：消费文化；红色经典；改编；《林海雪原》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08－０120－０4
为什么“红色经典”的改编会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红色经典”的改编折射出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对“红色经典”的改编产生哪些制约？电视剧的播放对原著的传播产生哪些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改编后的影视剧有哪些价值诉求具有永恒性？改编后的影视剧肩负着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责任？本文将以小说《林海雪原》的电视剧改编为例，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一、小说《林海雪原》的创作目的
杨沫曾谈到自己创作《青春之歌》的动机，她说：“1950年我病了，休养中，我又想起了对英雄们的债务。不是么，我们的胜利是怎样得来的？不是那些只有革命利益、没有个人私利、充满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的无畏斗争能够得来么？不是那些牺牲了的先烈用他们的鲜血铺平了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能够得来么？……而我一个活着的人，革命斗争的见证人，是有责任把这些真实的情况记录下来，以便告诉那些年轻的后来者，使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也说：“《苦菜花》这本书，就是以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为基础写成的，有不少情节几乎完全是真实情况的写照。”① 而曲波在《林海雪原·前言》中说：“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每到冬天，我便本能地记起当年战斗的艰苦岁月，想起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写！突破一切困难……战友不怕流血，歼灭敌人，我岂能怕流汗突破文字关，这是我应有的责任，这是我对党的文学战线上应尽的义务。”从上述作家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英雄，再现英雄形象。为了达到纪念英雄，再现英雄形象的目的，曲波在《林海雪原》中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以下几种表现模式：一是群体英雄模式。在我国的小说传统中, 群体英雄模式是深受民间赞赏的模式。《林海雪原》中少剑波所领导的小分队就是一个充满神秘传奇色彩的英雄群体。二是以少胜多的战争模式。这是一种在古代战争小说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叙事模式。作战的双方往往是一强一弱（通常是正义一方居弱势），力量相差悬殊，而结局却往往是弱势一方取得胜利。为了突出英雄们的“神性”，“以少胜多”的传奇叙事模式在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得到了运用。三是“英雄+ 美人”的模式。自明清以来，“儿女”与“英雄”或“情”与 “侠”就是传奇小说的重要表现内容。作为一种现代革命意识形态话语，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也未能“脱俗”。在《林海雪原》中，作者在聪明英俊、智勇双全的参谋长少剑波身边设置了一位温柔漂亮的女护士白茹，小说对两人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吸引、相互渴望的细腻描写，极尽小儿女情致，特别是少剑波在大破威虎山后，雪夜萌情思所写的“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的情诗，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这样，一对英雄美人的诗情画意竟将刀光剑影的“林海雪原”变成为风光旖旎的温柔乡，也将“剿匪”变成了浪漫与凶险兼备的诗意长旅。
二、电视剧《林海雪原》的“二度创作”
我将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进行了梳理，发现最明显的改编有以下几处：第一，原著中座山雕被活捉是放在消灭九彪和马希山两部分土匪之前写的，在改编的电视剧中，改编者把杨子荣扮演胡彪智取威虎山放在了电视剧的最后，并进行大量的铺排渲染，原因是许多观众看过1960年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林海雪原》和文革中改编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观众对座山雕很熟悉，改编者有意地利用了观众的期待怀旧心理提高收视率。第二，原著中座山雕是被活捉的，改编的电视剧中座山雕被自己的养子用箭射死。而且改编者利用观众的逆反心理一改电影和样板戏中座山雕面目狰狞的形象，把座山雕写成一个熟知典籍，深通韬略，善于用人，善于教子，做事讲究分寸的、非常儒雅的土匪，这样给观众一个全新的老土匪的形象，和观众心中的旧的座山雕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三，原著中只有白茹和少剑波的爱情，但是电视剧为了吸引年轻的观众，增设了一个新人物槐花。槐花的出现，使英雄的战斗经历之外又多了一条情感线索，丰富了杨子荣这位英雄的情感世界，并由她带出了另一个新人物“老北风”。老北风是民主联军寻找和缴获烟土，截断土匪经济命脉的关键人物，老北风曾和许大马棒的副官胡彪一起截获了日本关东军的一批大烟土，这批烟土是各派土匪都梦寐以求的，如果哪派土匪猎获烟土，他们会将烟土变卖，从而获得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经费，老北风的行动也关联着杨子荣日后在威虎山的性命。改编者设置杨子荣、老北风和槐花姐的情感纠葛，掺入了现代爱情的因子，借鉴了现代侦探小说、走私贩毒小说的模式，吸收了金庸小说中的一些活性元素。杨子荣不仅是一个英雄，而且侠骨柔情、古道热肠，对槐花的爱是那样的冰清玉洁、无私忘我，让观众深深地体会到了“伟大的爱无私的爱就是要让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得快乐”的丰厚内涵。 第四，原著中有许福（许大马棒的儿子）和郑三炮争夺虎皮情节，电视剧则改编成了郑三炮和老北风争夺虎皮。第五，原著中牡丹江地区的地下先遣图只有一份，而改编的电视剧中，牡丹江地区的地下先遣图变成了两份，一份缝在栾平的衣服里，一份缝在栾平老婆的衣服里，结果栾平老婆的衣服里的先遣图被小分队缴获，由杨子荣作为见面礼献给了座山雕，博得座山雕的信任，这一情节的改编似乎受到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寻宝图的启发。第六，关于杨子荣同志的牺牲，原著中杨子荣没有牺牲，在曲波写的《林海雪原》后记中是这样记述杨子荣的牺牲的：“子荣同志在林海雪原最后的斗争里，在捕捉土匪四大部长的战斗中，中了匪首的无声手枪而光荣牺牲了。他所领导的侦察排，我们便命名为杨子荣排（现在××军）。”② 电视剧《林海雪原》将杨子荣的牺牲进行了改写，杨子荣为救槐花的儿子小崽子，死在一个小土匪的冷枪下。
从上表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原著《林海雪原》的文学生态环境是以政治为主的文学生态环境，而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的文学生态环境是以消费为主的文学生态环境。
三、电视剧《林海雪原》的消费主义文化本质
商品属性是当今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一个基本特点，无论是美国的迪斯尼文化娱乐、好莱坞的电影，还是中国的影视业、传媒业，资本的跨行业渗透，信息和文化的共享、争夺，以及商业化包装、运行和操作，其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进步的不断发展，这种特征在电视文化中，尤其是在电视文艺方面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电视剧《林海雪原》的改编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代消费文化的制约。
第一，一味地迎合观众的消费怀旧心理导致改编上的“平均倾向”。《林海雪原》是红色经典，当今社会一批中坚力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阅读红色经典中长大的，老年人更对红色经典情有独钟，少剑波、杨子荣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文革中根据《林海雪原》改编的《智取威虎山》客观上对《林海雪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为了政治形势的需要，把宣传民主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作为新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时隔几十年之后，红色经典电视剧的传播风行一时，就在于它能充分满足一些电视观众的收视心理。有批评者指责“红色经典”的改编是缺乏原创精神的惰性行为。其实并非当今的艺术生产家们缺乏原创力，非要借用文学史料不可，实际情况是因为“红色经典”中孕育着巨大的商机，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与老百姓之间具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在《林海雪原》改编者和导演的潜意识中，票房和观众是检验改编是否成功的试金石，在改编的过程中改编者和导演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是迎合观众满足观众的消费心理还是坚守经典的价值立场？或者是二者兼顾？目标受众的设定差异，导致了创作中的“平均倾向”，于是，“媚俗”，“戏侃”，“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成了众矢之的的罪状。这种创作上的“平均倾向”，和觀众不同年龄层的接受心理差异，正是《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改编身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尴尬写照。《林海雪原》的收视率调查是对这一尴尬写照的最好的诠释。收视率调查从审美接受角度显示了不同年龄层观众对电视剧改编的不同接受心态。对于60岁以上的观众，“怀旧”是《林海雪原》作为“红色经典”的最大卖点，《林海雪原》不仅是一部小说，还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这些观众最无法接受电视剧添加进的“时代新元素”。50岁以上观众虽然对《林海雪原》了解最多以至如数家珍，但普遍认为该剧怀旧不到位，不如原来的样板戏和电影精彩。40多岁、30多岁、20多岁几个年龄段的观众对电视剧的改编理念所持的开放程度依次递增，但对该剧的兴趣却依次递减。由此，不难发现，老中青几代人对电视剧 “红色改编”在认识上存在着明显分歧，生活阅历、文化背景和年龄差别培育了不同的审美趣味。老年人回味的是革命激情和英雄情结。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从1960年代末开始便对几代人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其千锤百炼的精彩唱段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极具传播优势。 被拍成电影的舞台京剧，作为样板中的样板，更在全国城乡反复播映，舞台上身躯高大、长着一副娃娃脸的杨子荣形象还一度被印成六枚套装的普通邮票在全国发行，因而，在老年观众眼里，英雄是活在胸间的，是和青春、激情等生命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怀旧是对英雄意义的追寻和重温，在怀旧中，英雄被顶礼膜拜，不容亵渎。中年人的接受心理则是折衷的，既已看到英雄意义的指向已渐削弱，需要新的理念来重新构筑历史和人物，同时感到新理念的融化和重铸复杂而困难。青年一代则已远离了那份革命激情，在崇尚消费的大众化浪潮中将革命的意义付诸阙如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时代新元素”。这一差异正是由不同接受主体的“前理解”视域的不同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无法跳出“自身存在的历史”去面对过去历史中的艺术现象。主流话语的政治意识形态呈现、大众消费娱乐心理满足、经典再现的精英艺术追求以及民间传统文化的“尚奇”旨趣等，共同构成了红色改编的多元价值诉求。因此，“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就不仅是一个弘扬主旋律的问题，而且是同我们的全民历史记忆与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
第二，为了吸引年轻观众强行掺入“爱情佐料”。大众文化的消费逻辑渗透在电视剧《林海雪原》的改编之中，文化配方因子时有所见，侠骨不乏柔情与英雄不乏弱点已成为诠释英雄人物的大致套路，电视剧版的杨子荣形象也难跳出这一模式。改编者为了达到吸引青年人眼球的目的，在原著白茹与少剑波爱情的基础上，又增置了一个三角恋——杨子荣、老北风和槐花的情感纠葛，两个英雄同时爱上了一个美女，但这样的增置并没有获得观众的厚爱，因为改编者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误读原著、误会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这是否会对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产生误导？实际上槐花和老北风在剧中可有可无，电视剧增加杨子荣的初恋情人槐花和她的丈夫（土匪老北风）一直是饱受诟病的地方。增加这两个人物落入俗套，对杨子荣的形象塑造没有帮助，反而“减力”。小说《林海雪原》人物众多，情节丰富，线索复杂，本来就有足够的资源来进行改编。例如孙达得、刘勋苍、高波等都是原著中栩栩如生的人物，但到了电视剧中观众反而没印象了——正因为槐花和老北风这些人物将他们原来拥有的篇幅给占了！根本性的原因可能在于改编者对原著尊重不够，削足适履，用电视剧的固有模式——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去硬性改编，违背了原著内在的基本逻辑。采用固定不变的电视剧模式对名著进行改编是不科学的。电视剧中有些人物还有很大的审美空间没有被充分开掘，如少剑波与白茹。这两人的爱情戏可以引发当代年轻人对爱情、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但原著中这些精彩的爱情戏在改编时被简化得索然无味，这主要是因为改编者没有吃透原著精神。改编红色经典作品成为电视剧，增加感情戏是正常的，但《林海雪原》在感情戏上的努力，却给人一种事倍功半的效果。这是因为如果增加感情戏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那这点增加就很不够，不足以把那些年轻人吸引来看，他们要看的也是那种韩剧日剧式的敢爱敢恨的那种。结果看《林海雪原》的还是年纪稍大的那批观众，而他们对小说、京剧和电影可以说是太熟悉了，增加的这些感情戏他们又较难接受：“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林海雪原》啊！”如果编导自认为没有超越前人的功力，最好不碰或少碰经典——既然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为什么不自己动手新写一个剧本呢？当年曲波创作《林海雪原》、罗广斌和杨益言创作《红岩》，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历史，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后来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京剧，创作者又下了很大功夫，反反复复地打磨、修改，这是今天作为大众快餐的电视剧难以做到的。
第三，电视剧《林海雪原》对原著的改编没有能够充分地尊重原著。电视剧《林海雪原》中座山雕有了儿子，并且还是英雄杨子荣初恋情人的骨肉；电视剧《红色娘子军》把电影中被删到几乎没有的洪常青和吴琼花之间的感情加以放大；电视剧《烈火金钢》剧本根据评书本改编，增加了很多人物，有50％的情节是后加的。这样的改编没有能够充分地尊重原著，有的甚至和原著的创作主旨相互背离。今天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总体不成功的原因是对这些原著不够尊重，改编者总认为原著过于强调阶级斗争，于是在改编时就采取了生活化、比较宽泛的态度进行补充，但是这样相当危险，今天的改编者没有原著作者当年的生活，改编总是隔山打牛；加入的内容很难讨好，比如加大少剑波与白茹的感情，中间还多了萨沙，多多少少带有现代人的成分，不太可信。电视剧《林海雪原》对观众理解原著产生了误导。《林海雪原》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样板戏和电视剧，出现了很多改编本，首要的原因是原著作者耗费了很多心血，真实地记录了、再现了那个时代的英雄；其次，电影、样板戏和电视剧对小说文本的传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原著因改编成电影有了更大的知名度而愈发畅销，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林海雪原》的广泛传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论述的：“从抗战爆发——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这四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战争因素深深地锚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尤其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与狂热的非理性的奇特结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因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于军事生活、把战时军队生活方式视作最完美的理想境界，等等，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战争文化心理。这种战争文化心理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③ 这种文化心理是人们喜爱《林海雪原》的一个深层的文化心理。同时我们也发现《林海雪原》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客观上加速了《林海雪原》的传播，但对于年輕的读者来说也造成了对原著的误导，使原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受到很多消极影响。在小说原著《林海雪原》中，无论英雄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形象，都失之于扁平化、脸谱化，缺少人情味，故事情节、深层结构等呈现二元对立模式，有鉴于此，电视剧改编版尽量让英雄人物回到民间，叙述语言适合当代人口味，但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的《林海雪原》却又陷入“戏说”的泥沼，取消了原著的一些经典元素之后，杨子荣变成一个油滑的伙夫，最后死于无名小辈之手更不真实，反面人物都像弱智儿童般任人宰割，战斗场面也像捉迷藏或玩游戏，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观众对原著理解上的误导。
注释：
① 冯德英：《苦菜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
② 曲波：《关于〈林海雪原〉》，《林海雪原》，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③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作者简介：张太兵，男，1970年生，安徽滁州人，滁州学院中文系讲师，安徽滁州，239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消费文化；红色经典；改编；《林海雪原》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08－０120－０4
为什么“红色经典”的改编会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红色经典”的改编折射出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对“红色经典”的改编产生哪些制约？电视剧的播放对原著的传播产生哪些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改编后的影视剧有哪些价值诉求具有永恒性？改编后的影视剧肩负着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责任？本文将以小说《林海雪原》的电视剧改编为例，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一、小说《林海雪原》的创作目的
杨沫曾谈到自己创作《青春之歌》的动机，她说：“1950年我病了，休养中，我又想起了对英雄们的债务。不是么，我们的胜利是怎样得来的？不是那些只有革命利益、没有个人私利、充满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的无畏斗争能够得来么？不是那些牺牲了的先烈用他们的鲜血铺平了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能够得来么？……而我一个活着的人，革命斗争的见证人，是有责任把这些真实的情况记录下来，以便告诉那些年轻的后来者，使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也说：“《苦菜花》这本书，就是以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为基础写成的，有不少情节几乎完全是真实情况的写照。”① 而曲波在《林海雪原·前言》中说：“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每到冬天，我便本能地记起当年战斗的艰苦岁月，想起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写！突破一切困难……战友不怕流血，歼灭敌人，我岂能怕流汗突破文字关，这是我应有的责任，这是我对党的文学战线上应尽的义务。”从上述作家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纪念英雄，再现英雄形象。为了达到纪念英雄，再现英雄形象的目的，曲波在《林海雪原》中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以下几种表现模式：一是群体英雄模式。在我国的小说传统中, 群体英雄模式是深受民间赞赏的模式。《林海雪原》中少剑波所领导的小分队就是一个充满神秘传奇色彩的英雄群体。二是以少胜多的战争模式。这是一种在古代战争小说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叙事模式。作战的双方往往是一强一弱（通常是正义一方居弱势），力量相差悬殊，而结局却往往是弱势一方取得胜利。为了突出英雄们的“神性”，“以少胜多”的传奇叙事模式在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得到了运用。三是“英雄+ 美人”的模式。自明清以来，“儿女”与“英雄”或“情”与 “侠”就是传奇小说的重要表现内容。作为一种现代革命意识形态话语，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也未能“脱俗”。在《林海雪原》中，作者在聪明英俊、智勇双全的参谋长少剑波身边设置了一位温柔漂亮的女护士白茹，小说对两人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吸引、相互渴望的细腻描写，极尽小儿女情致，特别是少剑波在大破威虎山后，雪夜萌情思所写的“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的情诗，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这样，一对英雄美人的诗情画意竟将刀光剑影的“林海雪原”变成为风光旖旎的温柔乡，也将“剿匪”变成了浪漫与凶险兼备的诗意长旅。
二、电视剧《林海雪原》的“二度创作”
我将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进行了梳理，发现最明显的改编有以下几处：第一，原著中座山雕被活捉是放在消灭九彪和马希山两部分土匪之前写的，在改编的电视剧中，改编者把杨子荣扮演胡彪智取威虎山放在了电视剧的最后，并进行大量的铺排渲染，原因是许多观众看过1960年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林海雪原》和文革中改编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观众对座山雕很熟悉，改编者有意地利用了观众的期待怀旧心理提高收视率。第二，原著中座山雕是被活捉的，改编的电视剧中座山雕被自己的养子用箭射死。而且改编者利用观众的逆反心理一改电影和样板戏中座山雕面目狰狞的形象，把座山雕写成一个熟知典籍，深通韬略，善于用人，善于教子，做事讲究分寸的、非常儒雅的土匪，这样给观众一个全新的老土匪的形象，和观众心中的旧的座山雕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三，原著中只有白茹和少剑波的爱情，但是电视剧为了吸引年轻的观众，增设了一个新人物槐花。槐花的出现，使英雄的战斗经历之外又多了一条情感线索，丰富了杨子荣这位英雄的情感世界，并由她带出了另一个新人物“老北风”。老北风是民主联军寻找和缴获烟土，截断土匪经济命脉的关键人物，老北风曾和许大马棒的副官胡彪一起截获了日本关东军的一批大烟土，这批烟土是各派土匪都梦寐以求的，如果哪派土匪猎获烟土，他们会将烟土变卖，从而获得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经费，老北风的行动也关联着杨子荣日后在威虎山的性命。改编者设置杨子荣、老北风和槐花姐的情感纠葛，掺入了现代爱情的因子，借鉴了现代侦探小说、走私贩毒小说的模式，吸收了金庸小说中的一些活性元素。杨子荣不仅是一个英雄，而且侠骨柔情、古道热肠，对槐花的爱是那样的冰清玉洁、无私忘我，让观众深深地体会到了“伟大的爱无私的爱就是要让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得快乐”的丰厚内涵。 第四，原著中有许福（许大马棒的儿子）和郑三炮争夺虎皮情节，电视剧则改编成了郑三炮和老北风争夺虎皮。第五，原著中牡丹江地区的地下先遣图只有一份，而改编的电视剧中，牡丹江地区的地下先遣图变成了两份，一份缝在栾平的衣服里，一份缝在栾平老婆的衣服里，结果栾平老婆的衣服里的先遣图被小分队缴获，由杨子荣作为见面礼献给了座山雕，博得座山雕的信任，这一情节的改编似乎受到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寻宝图的启发。第六，关于杨子荣同志的牺牲，原著中杨子荣没有牺牲，在曲波写的《林海雪原》后记中是这样记述杨子荣的牺牲的：“子荣同志在林海雪原最后的斗争里，在捕捉土匪四大部长的战斗中，中了匪首的无声手枪而光荣牺牲了。他所领导的侦察排，我们便命名为杨子荣排（现在××军）。”② 电视剧《林海雪原》将杨子荣的牺牲进行了改写，杨子荣为救槐花的儿子小崽子，死在一个小土匪的冷枪下。
从上表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原著《林海雪原》的文学生态环境是以政治为主的文学生态环境，而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的文学生态环境是以消费为主的文学生态环境。
三、电视剧《林海雪原》的消费主义文化本质
商品属性是当今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一个基本特点，无论是美国的迪斯尼文化娱乐、好莱坞的电影，还是中国的影视业、传媒业，资本的跨行业渗透，信息和文化的共享、争夺，以及商业化包装、运行和操作，其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进步的不断发展，这种特征在电视文化中，尤其是在电视文艺方面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电视剧《林海雪原》的改编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代消费文化的制约。
第一，一味地迎合观众的消费怀旧心理导致改编上的“平均倾向”。《林海雪原》是红色经典，当今社会一批中坚力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阅读红色经典中长大的，老年人更对红色经典情有独钟，少剑波、杨子荣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文革中根据《林海雪原》改编的《智取威虎山》客观上对《林海雪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为了政治形势的需要，把宣传民主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作为新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时隔几十年之后，红色经典电视剧的传播风行一时，就在于它能充分满足一些电视观众的收视心理。有批评者指责“红色经典”的改编是缺乏原创精神的惰性行为。其实并非当今的艺术生产家们缺乏原创力，非要借用文学史料不可，实际情况是因为“红色经典”中孕育着巨大的商机，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与老百姓之间具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在《林海雪原》改编者和导演的潜意识中，票房和观众是检验改编是否成功的试金石，在改编的过程中改编者和导演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是迎合观众满足观众的消费心理还是坚守经典的价值立场？或者是二者兼顾？目标受众的设定差异，导致了创作中的“平均倾向”，于是，“媚俗”，“戏侃”，“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成了众矢之的的罪状。这种创作上的“平均倾向”，和觀众不同年龄层的接受心理差异，正是《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改编身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尴尬写照。《林海雪原》的收视率调查是对这一尴尬写照的最好的诠释。收视率调查从审美接受角度显示了不同年龄层观众对电视剧改编的不同接受心态。对于60岁以上的观众，“怀旧”是《林海雪原》作为“红色经典”的最大卖点，《林海雪原》不仅是一部小说，还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这些观众最无法接受电视剧添加进的“时代新元素”。50岁以上观众虽然对《林海雪原》了解最多以至如数家珍，但普遍认为该剧怀旧不到位，不如原来的样板戏和电影精彩。40多岁、30多岁、20多岁几个年龄段的观众对电视剧的改编理念所持的开放程度依次递增，但对该剧的兴趣却依次递减。由此，不难发现，老中青几代人对电视剧 “红色改编”在认识上存在着明显分歧，生活阅历、文化背景和年龄差别培育了不同的审美趣味。老年人回味的是革命激情和英雄情结。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从1960年代末开始便对几代人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其千锤百炼的精彩唱段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极具传播优势。 被拍成电影的舞台京剧，作为样板中的样板，更在全国城乡反复播映，舞台上身躯高大、长着一副娃娃脸的杨子荣形象还一度被印成六枚套装的普通邮票在全国发行，因而，在老年观众眼里，英雄是活在胸间的，是和青春、激情等生命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怀旧是对英雄意义的追寻和重温，在怀旧中，英雄被顶礼膜拜，不容亵渎。中年人的接受心理则是折衷的，既已看到英雄意义的指向已渐削弱，需要新的理念来重新构筑历史和人物，同时感到新理念的融化和重铸复杂而困难。青年一代则已远离了那份革命激情，在崇尚消费的大众化浪潮中将革命的意义付诸阙如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时代新元素”。这一差异正是由不同接受主体的“前理解”视域的不同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无法跳出“自身存在的历史”去面对过去历史中的艺术现象。主流话语的政治意识形态呈现、大众消费娱乐心理满足、经典再现的精英艺术追求以及民间传统文化的“尚奇”旨趣等，共同构成了红色改编的多元价值诉求。因此，“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就不仅是一个弘扬主旋律的问题，而且是同我们的全民历史记忆与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
第二，为了吸引年轻观众强行掺入“爱情佐料”。大众文化的消费逻辑渗透在电视剧《林海雪原》的改编之中，文化配方因子时有所见，侠骨不乏柔情与英雄不乏弱点已成为诠释英雄人物的大致套路，电视剧版的杨子荣形象也难跳出这一模式。改编者为了达到吸引青年人眼球的目的，在原著白茹与少剑波爱情的基础上，又增置了一个三角恋——杨子荣、老北风和槐花的情感纠葛，两个英雄同时爱上了一个美女，但这样的增置并没有获得观众的厚爱，因为改编者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误读原著、误会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这是否会对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产生误导？实际上槐花和老北风在剧中可有可无，电视剧增加杨子荣的初恋情人槐花和她的丈夫（土匪老北风）一直是饱受诟病的地方。增加这两个人物落入俗套，对杨子荣的形象塑造没有帮助，反而“减力”。小说《林海雪原》人物众多，情节丰富，线索复杂，本来就有足够的资源来进行改编。例如孙达得、刘勋苍、高波等都是原著中栩栩如生的人物，但到了电视剧中观众反而没印象了——正因为槐花和老北风这些人物将他们原来拥有的篇幅给占了！根本性的原因可能在于改编者对原著尊重不够，削足适履，用电视剧的固有模式——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去硬性改编，违背了原著内在的基本逻辑。采用固定不变的电视剧模式对名著进行改编是不科学的。电视剧中有些人物还有很大的审美空间没有被充分开掘，如少剑波与白茹。这两人的爱情戏可以引发当代年轻人对爱情、对人生哲理的思考，但原著中这些精彩的爱情戏在改编时被简化得索然无味，这主要是因为改编者没有吃透原著精神。改编红色经典作品成为电视剧，增加感情戏是正常的，但《林海雪原》在感情戏上的努力，却给人一种事倍功半的效果。这是因为如果增加感情戏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那这点增加就很不够，不足以把那些年轻人吸引来看，他们要看的也是那种韩剧日剧式的敢爱敢恨的那种。结果看《林海雪原》的还是年纪稍大的那批观众，而他们对小说、京剧和电影可以说是太熟悉了，增加的这些感情戏他们又较难接受：“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林海雪原》啊！”如果编导自认为没有超越前人的功力，最好不碰或少碰经典——既然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为什么不自己动手新写一个剧本呢？当年曲波创作《林海雪原》、罗广斌和杨益言创作《红岩》，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历史，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后来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京剧，创作者又下了很大功夫，反反复复地打磨、修改，这是今天作为大众快餐的电视剧难以做到的。
第三，电视剧《林海雪原》对原著的改编没有能够充分地尊重原著。电视剧《林海雪原》中座山雕有了儿子，并且还是英雄杨子荣初恋情人的骨肉；电视剧《红色娘子军》把电影中被删到几乎没有的洪常青和吴琼花之间的感情加以放大；电视剧《烈火金钢》剧本根据评书本改编，增加了很多人物，有50％的情节是后加的。这样的改编没有能够充分地尊重原著，有的甚至和原著的创作主旨相互背离。今天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总体不成功的原因是对这些原著不够尊重，改编者总认为原著过于强调阶级斗争，于是在改编时就采取了生活化、比较宽泛的态度进行补充，但是这样相当危险，今天的改编者没有原著作者当年的生活，改编总是隔山打牛；加入的内容很难讨好，比如加大少剑波与白茹的感情，中间还多了萨沙，多多少少带有现代人的成分，不太可信。电视剧《林海雪原》对观众理解原著产生了误导。《林海雪原》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样板戏和电视剧，出现了很多改编本，首要的原因是原著作者耗费了很多心血，真实地记录了、再现了那个时代的英雄；其次，电影、样板戏和电视剧对小说文本的传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原著因改编成电影有了更大的知名度而愈发畅销，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林海雪原》的广泛传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论述的：“从抗战爆发——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这四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战争因素深深地锚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尤其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与狂热的非理性的奇特结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因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于军事生活、把战时军队生活方式视作最完美的理想境界，等等，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战争文化心理。这种战争文化心理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③ 这种文化心理是人们喜爱《林海雪原》的一个深层的文化心理。同时我们也发现《林海雪原》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客观上加速了《林海雪原》的传播，但对于年輕的读者来说也造成了对原著的误导，使原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受到很多消极影响。在小说原著《林海雪原》中，无论英雄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形象，都失之于扁平化、脸谱化，缺少人情味，故事情节、深层结构等呈现二元对立模式，有鉴于此，电视剧改编版尽量让英雄人物回到民间，叙述语言适合当代人口味，但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的《林海雪原》却又陷入“戏说”的泥沼，取消了原著的一些经典元素之后，杨子荣变成一个油滑的伙夫，最后死于无名小辈之手更不真实，反面人物都像弱智儿童般任人宰割，战斗场面也像捉迷藏或玩游戏，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观众对原著理解上的误导。
注释：
① 冯德英：《苦菜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
② 曲波：《关于〈林海雪原〉》，《林海雪原》，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③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作者简介：张太兵，男，1970年生，安徽滁州人，滁州学院中文系讲师，安徽滁州，239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