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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访谈法，在对“大型体育场荒废”和“广场舞扰民” 等现象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公共体育服务中出现的资源配置和公共体育空间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存有“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 公共体育空间作为公共精神的载体，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价值失范”现象。针对这些现象，以问题和社会需求为导向，提出了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从“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上推进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关键词：公共体育服务；资源配置；公共体育空间；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6-0001-06
十八大把新型城镇化作为新一轮社会变革的重要部分，我国城镇化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体育作为一种城市公共文化形式和城市生活方式，公共体育空间是这一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城市规划中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但是，在发展中一些空间价值失范和资源配置问题逐渐显现。广场舞扰民事件、大型体育场馆废弃事件背后凸显出城市公共体育资源作为稀缺资源，在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公共体育空间作为公共精神的载体，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价值失范”现象。在对城市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的这些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从“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上推进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以期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和完善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
以“公共体育服务”“公共空间价值”“价值失范”“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多中心治理”“公共体育资源”为关键词分别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1994-2015），万方数字化期刊（1998-201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1954-2015）等学术搜索平台共查找筛选有用文献89篇。在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查阅公共管理、新制度经济学、公共哲学、古希腊历史等方面的书籍13本。总计查阅文献102篇，文献查阅时间为2012年11月到2015年10月。
1.2实地考察法
2013年12月在北京市的海淀区、东城区的一些小区和济南市历下区、历城区、槐荫区的几个小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小区居民进行访谈。2014年1月和7月在济南的趵突泉公园、千佛山、泉城公园、大明湖公园、百花公园实地考察了解情况。2014年8月到江苏无锡和常州实地考察。
1.3访谈法
访谈对象主要是体育领域的专家和体育部门的管理者，同时与部分体育博士生、体育老师就这一主题进行交谈，深入挖掘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就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2现实困境：大型公共体育场馆荒废事件和广场舞扰民事件的反思
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场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荒废为菜地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随后，关于大型体育场馆闲置或者废弃等令人堪忧的一系列事件（见表1）引发媒体和学者的热议。
另外，很多地方政府也在修建一些彰显城市名片和政府政绩的大型体育场馆，如上海的八运会场馆（投资12.9 亿元），广东省奥林匹克中心（投资12.3 亿）和武汉体育中心（投资15 亿元）等。这些公共体育场馆在修建时未能充分考虑大众从事体育的实际需求，形成了很多不相适宜的场地设施。一方面是大型体育场馆废弃或者闲置，一方面是大众体育健身和休闲场地不足，作为公共体育资源不能考虑到满足民众的体育需要，这些场馆的公共价值何在，值得我们反思。
广场舞作为城镇居民自发组织的一种健身活动方式，受到城市居民尤其是中老年女性的追捧，发展势头很足，在公园和居民小区随处可见。广场舞作为一种城市休闲娱乐和健身方式本无可厚非，但由于活动的空间主要选择在居民生活区和公园等公共空间中，加之音响的噪音，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抵制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广场舞扰民现象直接反映出来的是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的规划和公共体育场地远不能满足居民健身和体育运动的需要。在走访调研中发现90%以上的小区有跳广场舞的情况，有51%以上的居民认为小区的广场舞打扰自己的生活。在济南市走访的公园中全部都有跳广场舞的队伍，有的公园还有好几支队伍。参加广场舞对居民造成不同程度的生活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对于健身来说，公共体育场地缺乏也成为一个主要的原因。
3困境反思：公共体育空间“价值失范”与“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
社会现象和事件背后必然隐藏着问题的本质。基于这一逻辑思维，本研究透过上述日常生活世界的现象碎片审视这些现象背后的问题实质。认为这些现象凸显出了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公共体育资源的稀缺性導致了公共体育空间的“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在价值层面上也折射出了在城镇化进程中公共体育空间中存在着“价值失范”。
3.1现象凸显出的问题之一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公共体育设施与公共体育空间的规划远远落后于公民体育需求增长的事实。
广场舞扰民事件映射出的是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缺失和城市居民体育需求增长之间的一种矛盾。城市是一个改造人类，提高人类的场所，公共体育空间是城市文明的一种标志。城市作为一种文明的容器如同一块磁体把多种群体吸引到城市文明中来，同时改变着城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多样化人群的聚集必然也会引发城市交通、公共设施、公共体育空间等严重不足。
许多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曾遇到此类问题。如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进程加速，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的休闲方式相对比较松散和“野蛮”，不适合城市生活，甚至有些休闲娱乐方式极不文明，在英国掀起了一场体育的“社会净化”运动，政府更多的介入体育中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扩张公共体育空间，合理配置公共体育资源。在这一发展阶段政府通过建造体育公园、学校体育设施、社区体育中心和大型体育场馆等方式拓展公共体育空间以满足城市居民的体育需求。在美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兴起了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到市政府多级领导的 “公园运动”，即在城市周围建立体育公园，在市区内以及社区内修建起小型的体育公园和配置简易的休闲健身设施，地方政府加强了对体育的主导并提供公共体育服务。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经说，美国的高科技与中国的城镇化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2]。十八大后，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和规划的出台，我国将进入城市化发展的高峰期，城市人口会急剧增长。城市公共空间应适应公共生活需求，城镇化进程中应加强对公共空间整体布局、规模与体系的研究。享受体育娱乐也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方面，是城镇化、市民化的一个重要表现。随着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政府应更加关注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提升和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能力的提高。广场舞扰民事件给我们的城镇化敲响了警钟，“广场舞”扰民矛盾可以化解，城市规划一旦固定，破解就非常困难了。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城镇化作为我们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突破点，在新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应该认真审视这一困境，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必须对公共体育空间进行合理建构，对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这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3.2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认为广场舞扰民和大型体育场馆废弃的实质是公共体育资源的“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是英国生物学家 G·哈丁教授（Garrett Hardin）于 1968 年提出的，是指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最终会使全体走向毁灭，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3]。由此可以看出，“公地悲剧”是公共物品过度使用的结果。
无论是广场还是公园，对所有人都开放，作为“公地”大家都可以自由活动。但是毕竟空间是有限的，加之国家的一些健身政策的引导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到广场来健身的人口也会增长，导致空间的过度利用。对公园的游客来说公园的价值降低，小区居民来说对小区宜居价值也降低。对公园和小区公地的过度利用导致了广场舞扰民困境和公园噪音困境，这自然就产生了公地悲剧。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源是个人混淆了公地的产权，每个人把公地视为自己的产权，进而随意处理公共资源。广场舞“扰民”的根源更多是因为那些人只看到自己的权利，而无视他人的权利。
1998年，美国的黑勒教授在对哈丁教授的“公地悲剧”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公地悲剧”。他认为，哈丁教授的“公地悲剧”只是指出了公共资源被过渡利用导致的不良后果。但他却并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就是公共资源有时未被充分利用而导致浪费。当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利用公权设置一些障碍阻止其他人使用时，公共资源因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而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就会产生“反公地悲剧”[4]。我国大型体育场馆的闲置和使用不足就是由于大型体育场地的产权拥有着运用公共权力控制公共资源，设置一些壁垒和障碍，因使用不足而导致废弃。在我国体育发展中很多政府部门重大型体育场馆建设，轻中小型体育场馆建设；重建设轻运营和维护，于是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上演了 “反公地悲剧”。 “反公地悲剧”由于寻租人追求的是大量的非生产性价值，因而在寻租过程中势必造成资源大量浪费或生产性资源利用不足。
广场舞“扰民”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有关部门作为与不作为问题。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中表现的不是不作为，而是为谁作为，为什么作为的问题。体育公共行政部门的行政价值和公共体育服务价值要厘清问题。虽然不堪其扰的投诉已有许多，《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已有规定，但相关管理部门却是疏于管理。于是“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产生。我们应认清这一实质，才能更好的破解这一困境。
3.3隐藏在广场舞扰民事件等现象碎片背后的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失范”，映射出来的是城市公共精神的缺失。
當下中国很多社会问题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其实更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5]。体育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表面看来是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短缺导致的，但是隐藏在这一现象碎片背后的深层次的问题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失范。关于价值失范，社会学家帕森斯的解释是 “规范秩序的全面瓦解”。我国社会变革和城市化进程迅猛而深入，使得我国传统的价值规范减弱或破裂，而新的价值规范尚未成熟，导致了社会的价值失范。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是由于社会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一种合理的规范或者提供一些易变的不稳定的规范而使得社会成员难以适应社会情境。当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价值处于失范和混乱的状态时，这个社会必然乱象丛生、事件频发。
广场舞扰民映射出来的就是公共空间的价值失范。在媒体采访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大妈们认为自己是在公共场所，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认为那是自己的自由。随着我国正在快速步入城市型社会，以公共精神为核心的 “文明的城镇化”逐渐提上日程。 “文明的城镇化”着重于居住和进入城市的人对城市公共性的认同和参与[6]。而当下，我国城市普遍缺乏公共文明治理观念的传统土壤、较少公共文明拓展的渠道和空间、欠缺对城市公共文明的刚性制度保障，这些也都是导致城市公共精神缺失的深层次原因。
4破解困境：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从“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上推进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困境和难题依赖于价值优先和价值正当指导下的一系列复杂的工具和制度安排来解决。体系和制度的建构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基础上的，西方公共服务有效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有效的公共服务的制度和良好的制度绩效都是建立在清晰的公共管理哲学基础之上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趋势，要求多元主体间进行协同以产生整体效应，避免因部门间的“碎片化”现象而影响公共体育服务的绩效[7]。有关公共体育服务的政策和制度不仅取决于以往的模式（即路径依赖）和现有的需求与问题，还将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因此，产生协同效应的一个前提就是为了创造“公共价值”（见图1）。
4.1对体育“公共性价值”的确立是破解公共体育服务困境的前提
体育能发展成为人类的一种文化，其价值就是为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体育具有“为人”的本质和为人类发展的责任精神，恰恰就是具有这一伟大的精神，体育的生命力才得以延伸。这是在社会发展中体育存在和发展的真正价值所在。 竞技是古希腊城邦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源自于竞技能培养良好公民的德行，竞技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公民美德或者说好公民的特性。竞技的目的是从小训练孩子接受社会规范，以便可以使他们能成为友善、幸福的公民。竞技可以培养人勇敢的心和正义的理念，帮助国家实现正义。古希腊的体育场最初只是供运动员们会晤的地方，到了柏拉图学院派哲学时代，亚里士多德哲学时代，或者安第斯兹妮斯哲学时代，就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它与已经变成自我批判和理性主义的道德制度联系在一起了[8]。中世纪“骑士体育”制度作为城市的主流公共生活，一直都以一种贵族生活样式存在和发展，并且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生活样式仍影响着世人的思想，在宗教禁欲的教义的教导下体育的娱乐精神被折煞，但是体育的贵族精神被延伸，那就是体育尚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这种精神是支配人民思想和心灵的强大伦理观念。[9]
古希腊的竞技精神，在经过了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发扬和文艺复兴的洗礼后，以被马克思.韦伯称为的资本主义精神遗传下来。现代职业体育中渗透着古希腊的竞技体育的公共精神和中世纪骑士体育制度的贵族精神，以天职观的职业精神为核心元素发展着。一些现代性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体育的这种公共价值，政府通过发展体育来实现建设更好的国家的目标。如：日本在2011年制定的《体育基本法》中确立了新的体育文化，并提出了体育实现新的公共性、体育可以创造有活力的社会和通过体育过幸福丰富的生活的是所有人的权利[10]。澳大利亚在2010年提出了“澳大利亚体育：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澳大利亚”，并提出以政府为主导，多方面协同供给的体育发展格局[11]。加拿大政府20世纪早期以来一直积极干预体育的发展，因为他们认识到体育可以作为一个强大的手段来提高社会的健康和福祉，几十年来强大的联邦、省府/领地一直合作推进体育的发展。新加坡在“2030年愿景：通过体育创造美好生活”中把体育的公共价值描述为“体育不仅帮助人们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它可以传授获得成功所必需的技能和上进心”。我国体育发展也进入转型的关键时刻，在社会变革中我们应从公共哲学的角度认知到体育的公共价值，体育可以促进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体育可以把我国的核心价值观渗透进人们的心智模式中。实现体育向公共性转向，由原来的“国家体育”向“公共体育”转型。[12]
4.2多中心协同治理制度安排——公共体育服务制度创新选择方向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对 “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逻辑”这些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面临“公地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增进人类的集体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13]。多中心治理在制度安排上体现为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务单一的供给主体，政府可以把公共服务的生产交由社会组织来进行，一些公共事务可以通过社会组织的自主治理来完成。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盈利组织可以通过协同来解决公共问题，递送公共服务，实现善治的目标。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为了解决公共体育服务发展进程中的这些困境应该构建公共体育服务的多中心治理制度。
协同关系建构主要包括，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关系，如图2。
4.2.1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把体育纳入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制定整体的战略框架
我国体育面临着新的发展挑战，无论是体育领域内还是外，迫切需要改革。也可以说到了一个把我国体育推进到新一个层次的时机，我们需要系统的来思考体育和体育发展。我国需要政府层面上进行全面、协调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的变革。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总体战略和指导框架对于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總结这些改革总体战略的中的关键要素来指导我们未来的改革也至关重要。
4.2.2明晰不同供给主体间的职能
政府组织：主要是战略职能和协调职能。协调不同部门间的关系，协调各种资源，协同其他生产主体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体育服务产品。政府不再是作为直接服务的供给者，生产交由社会组织或者私营部门来完成。政府通过组织各种资源，平衡各种主体间的关系，依赖各种伙伴关系、协议和同盟组成的网络来完成公共体育服务的递送创造公共价值。
私营部门：承包生产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外包项目和提供公益性公共体育服务（体育企业和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公益性社区活动，免费的培训活动，志愿者活动等）。
公共组织：协助政府提供和生产公共体育服务。对社区内的公共体育事务进行治理。如，成立社区业主体育委员会负责社区的公共体育活动和公共体育设施的维护；成立“邻里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体育服务设施；成立社区网站进行公共体育事务的治理。这些都是公共体育事务自主治理的制度选择。
在公共体育事务的治理中，政府要意识到在自己的治理中加入社群的收益。社群和政府共同努力协作生产是避免公地悲剧的有效制度，也是我们公共体育服务制度创新的目标选择。
不同层级政府，政府不同部门间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形成一个治理网络。通过建立公共体育服务绩效和责任回应来明确各层级政府间的职责和责任。中央政府提供土地管理、财政支出、指导规划等。省级政府提供立法、资金、技术支持、熟练专业人员的培训和私营的商业机构提供服务。地方政府主要提供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区域和设施规划）、特殊群体和个人提供体育服务、提供具体的体育技能教育、举办社区体育活动、举办体育比赛等服务。
4.2.3强化体育组织横向和纵向间的协同，来增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凝聚力。
5结论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公共体育资源属于稀缺资源，在城市化进程中难免会出现公地悲剧现象。由于公共领域在我们国家是逐渐由闭合到释放的过程，公众的公共精神需要培育，在公共体育空间中会出现价值失范现象。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要在城市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体育空间布局和价值构建、完善创新公共体育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等方面积极探索公共体育服务的治理之道。在这一过程中要重新审视体育的价值，构建体育的共同愿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多元主体协同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格局。 参考文献：[HT5"SS]
[1] 马玉华， 王莉， 林俐. 政府转型背景下我国公共体育服务
[LL][HJ2.1mm]
协同供给研究——基于整体政府理论的视角[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4 （5）.
[2]J.E.stiglitz.在北京召开的“城市发展高级回桌会议”上的讲话[Z].1999-07-23.
[3]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1968， 162（3859）： 1243-1248.
[4]Heller M A.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J]. Harvard law review， 1998： 621-688.
[5]李昊. 物象与意义——社会转型期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建构 （1978-2008）[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1.
[6] 徐惟诚.人的城镇化与城市文明的来临[J]. 城市管理与科技， 2013 （3）： 16-17.
[7]秦长江. 协作性公共管理： 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1）： 103-109.
[8]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起源， 演变和前景[M].倪文彦， 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244-252.
[9][荷兰]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M].刘军，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62-65.
[10]文部科学省. スポーツ基本法[R]. 平成 23 年法律第 78 号， 2011.
[11]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0.Australian Sport： The Pathway to Success[R].2010-05-19.
[12]董传升. 论中国体育发展方式的公共转向： 从国家体育到公共体育[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3， 36（1）： 15-17.
[13][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关键词：公共体育服务；资源配置；公共体育空间；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80-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6-0001-06
十八大把新型城镇化作为新一轮社会变革的重要部分，我国城镇化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体育作为一种城市公共文化形式和城市生活方式，公共体育空间是这一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城市规划中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但是，在发展中一些空间价值失范和资源配置问题逐渐显现。广场舞扰民事件、大型体育场馆废弃事件背后凸显出城市公共体育资源作为稀缺资源，在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公共体育空间作为公共精神的载体，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价值失范”现象。在对城市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的这些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从“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上推进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以期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和完善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
以“公共体育服务”“公共空间价值”“价值失范”“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多中心治理”“公共体育资源”为关键词分别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1994-2015），万方数字化期刊（1998-201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1954-2015）等学术搜索平台共查找筛选有用文献89篇。在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查阅公共管理、新制度经济学、公共哲学、古希腊历史等方面的书籍13本。总计查阅文献102篇，文献查阅时间为2012年11月到2015年10月。
1.2实地考察法
2013年12月在北京市的海淀区、东城区的一些小区和济南市历下区、历城区、槐荫区的几个小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小区居民进行访谈。2014年1月和7月在济南的趵突泉公园、千佛山、泉城公园、大明湖公园、百花公园实地考察了解情况。2014年8月到江苏无锡和常州实地考察。
1.3访谈法
访谈对象主要是体育领域的专家和体育部门的管理者，同时与部分体育博士生、体育老师就这一主题进行交谈，深入挖掘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就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2现实困境：大型公共体育场馆荒废事件和广场舞扰民事件的反思
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场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荒废为菜地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随后，关于大型体育场馆闲置或者废弃等令人堪忧的一系列事件（见表1）引发媒体和学者的热议。
另外，很多地方政府也在修建一些彰显城市名片和政府政绩的大型体育场馆，如上海的八运会场馆（投资12.9 亿元），广东省奥林匹克中心（投资12.3 亿）和武汉体育中心（投资15 亿元）等。这些公共体育场馆在修建时未能充分考虑大众从事体育的实际需求，形成了很多不相适宜的场地设施。一方面是大型体育场馆废弃或者闲置，一方面是大众体育健身和休闲场地不足，作为公共体育资源不能考虑到满足民众的体育需要，这些场馆的公共价值何在，值得我们反思。
广场舞作为城镇居民自发组织的一种健身活动方式，受到城市居民尤其是中老年女性的追捧，发展势头很足，在公园和居民小区随处可见。广场舞作为一种城市休闲娱乐和健身方式本无可厚非，但由于活动的空间主要选择在居民生活区和公园等公共空间中，加之音响的噪音，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抵制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广场舞扰民现象直接反映出来的是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的规划和公共体育场地远不能满足居民健身和体育运动的需要。在走访调研中发现90%以上的小区有跳广场舞的情况，有51%以上的居民认为小区的广场舞打扰自己的生活。在济南市走访的公园中全部都有跳广场舞的队伍，有的公园还有好几支队伍。参加广场舞对居民造成不同程度的生活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对于健身来说，公共体育场地缺乏也成为一个主要的原因。
3困境反思：公共体育空间“价值失范”与“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
社会现象和事件背后必然隐藏着问题的本质。基于这一逻辑思维，本研究透过上述日常生活世界的现象碎片审视这些现象背后的问题实质。认为这些现象凸显出了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公共体育资源的稀缺性導致了公共体育空间的“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在价值层面上也折射出了在城镇化进程中公共体育空间中存在着“价值失范”。
3.1现象凸显出的问题之一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公共体育设施与公共体育空间的规划远远落后于公民体育需求增长的事实。
广场舞扰民事件映射出的是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缺失和城市居民体育需求增长之间的一种矛盾。城市是一个改造人类，提高人类的场所，公共体育空间是城市文明的一种标志。城市作为一种文明的容器如同一块磁体把多种群体吸引到城市文明中来，同时改变着城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多样化人群的聚集必然也会引发城市交通、公共设施、公共体育空间等严重不足。
许多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曾遇到此类问题。如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进程加速，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的休闲方式相对比较松散和“野蛮”，不适合城市生活，甚至有些休闲娱乐方式极不文明，在英国掀起了一场体育的“社会净化”运动，政府更多的介入体育中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扩张公共体育空间，合理配置公共体育资源。在这一发展阶段政府通过建造体育公园、学校体育设施、社区体育中心和大型体育场馆等方式拓展公共体育空间以满足城市居民的体育需求。在美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兴起了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到市政府多级领导的 “公园运动”，即在城市周围建立体育公园，在市区内以及社区内修建起小型的体育公园和配置简易的休闲健身设施，地方政府加强了对体育的主导并提供公共体育服务。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经说，美国的高科技与中国的城镇化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2]。十八大后，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和规划的出台，我国将进入城市化发展的高峰期，城市人口会急剧增长。城市公共空间应适应公共生活需求，城镇化进程中应加强对公共空间整体布局、规模与体系的研究。享受体育娱乐也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方面，是城镇化、市民化的一个重要表现。随着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政府应更加关注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提升和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能力的提高。广场舞扰民事件给我们的城镇化敲响了警钟，“广场舞”扰民矛盾可以化解，城市规划一旦固定，破解就非常困难了。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城镇化作为我们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突破点，在新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应该认真审视这一困境，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必须对公共体育空间进行合理建构，对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这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3.2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认为广场舞扰民和大型体育场馆废弃的实质是公共体育资源的“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是英国生物学家 G·哈丁教授（Garrett Hardin）于 1968 年提出的，是指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最终会使全体走向毁灭，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3]。由此可以看出，“公地悲剧”是公共物品过度使用的结果。
无论是广场还是公园，对所有人都开放，作为“公地”大家都可以自由活动。但是毕竟空间是有限的，加之国家的一些健身政策的引导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到广场来健身的人口也会增长，导致空间的过度利用。对公园的游客来说公园的价值降低，小区居民来说对小区宜居价值也降低。对公园和小区公地的过度利用导致了广场舞扰民困境和公园噪音困境，这自然就产生了公地悲剧。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源是个人混淆了公地的产权，每个人把公地视为自己的产权，进而随意处理公共资源。广场舞“扰民”的根源更多是因为那些人只看到自己的权利，而无视他人的权利。
1998年，美国的黑勒教授在对哈丁教授的“公地悲剧”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公地悲剧”。他认为，哈丁教授的“公地悲剧”只是指出了公共资源被过渡利用导致的不良后果。但他却并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就是公共资源有时未被充分利用而导致浪费。当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利用公权设置一些障碍阻止其他人使用时，公共资源因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而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就会产生“反公地悲剧”[4]。我国大型体育场馆的闲置和使用不足就是由于大型体育场地的产权拥有着运用公共权力控制公共资源，设置一些壁垒和障碍，因使用不足而导致废弃。在我国体育发展中很多政府部门重大型体育场馆建设，轻中小型体育场馆建设；重建设轻运营和维护，于是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上演了 “反公地悲剧”。 “反公地悲剧”由于寻租人追求的是大量的非生产性价值，因而在寻租过程中势必造成资源大量浪费或生产性资源利用不足。
广场舞“扰民”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有关部门作为与不作为问题。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中表现的不是不作为，而是为谁作为，为什么作为的问题。体育公共行政部门的行政价值和公共体育服务价值要厘清问题。虽然不堪其扰的投诉已有许多，《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已有规定，但相关管理部门却是疏于管理。于是“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产生。我们应认清这一实质，才能更好的破解这一困境。
3.3隐藏在广场舞扰民事件等现象碎片背后的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失范”，映射出来的是城市公共精神的缺失。
當下中国很多社会问题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其实更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5]。体育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表面看来是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短缺导致的，但是隐藏在这一现象碎片背后的深层次的问题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失范。关于价值失范，社会学家帕森斯的解释是 “规范秩序的全面瓦解”。我国社会变革和城市化进程迅猛而深入，使得我国传统的价值规范减弱或破裂，而新的价值规范尚未成熟，导致了社会的价值失范。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是由于社会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一种合理的规范或者提供一些易变的不稳定的规范而使得社会成员难以适应社会情境。当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价值处于失范和混乱的状态时，这个社会必然乱象丛生、事件频发。
广场舞扰民映射出来的就是公共空间的价值失范。在媒体采访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大妈们认为自己是在公共场所，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认为那是自己的自由。随着我国正在快速步入城市型社会，以公共精神为核心的 “文明的城镇化”逐渐提上日程。 “文明的城镇化”着重于居住和进入城市的人对城市公共性的认同和参与[6]。而当下，我国城市普遍缺乏公共文明治理观念的传统土壤、较少公共文明拓展的渠道和空间、欠缺对城市公共文明的刚性制度保障，这些也都是导致城市公共精神缺失的深层次原因。
4破解困境：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从“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上推进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困境和难题依赖于价值优先和价值正当指导下的一系列复杂的工具和制度安排来解决。体系和制度的建构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基础上的，西方公共服务有效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有效的公共服务的制度和良好的制度绩效都是建立在清晰的公共管理哲学基础之上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趋势，要求多元主体间进行协同以产生整体效应，避免因部门间的“碎片化”现象而影响公共体育服务的绩效[7]。有关公共体育服务的政策和制度不仅取决于以往的模式（即路径依赖）和现有的需求与问题，还将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因此，产生协同效应的一个前提就是为了创造“公共价值”（见图1）。
4.1对体育“公共性价值”的确立是破解公共体育服务困境的前提
体育能发展成为人类的一种文化，其价值就是为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体育具有“为人”的本质和为人类发展的责任精神，恰恰就是具有这一伟大的精神，体育的生命力才得以延伸。这是在社会发展中体育存在和发展的真正价值所在。 竞技是古希腊城邦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源自于竞技能培养良好公民的德行，竞技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公民美德或者说好公民的特性。竞技的目的是从小训练孩子接受社会规范，以便可以使他们能成为友善、幸福的公民。竞技可以培养人勇敢的心和正义的理念，帮助国家实现正义。古希腊的体育场最初只是供运动员们会晤的地方，到了柏拉图学院派哲学时代，亚里士多德哲学时代，或者安第斯兹妮斯哲学时代，就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它与已经变成自我批判和理性主义的道德制度联系在一起了[8]。中世纪“骑士体育”制度作为城市的主流公共生活，一直都以一种贵族生活样式存在和发展，并且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生活样式仍影响着世人的思想，在宗教禁欲的教义的教导下体育的娱乐精神被折煞，但是体育的贵族精神被延伸，那就是体育尚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这种精神是支配人民思想和心灵的强大伦理观念。[9]
古希腊的竞技精神，在经过了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发扬和文艺复兴的洗礼后，以被马克思.韦伯称为的资本主义精神遗传下来。现代职业体育中渗透着古希腊的竞技体育的公共精神和中世纪骑士体育制度的贵族精神，以天职观的职业精神为核心元素发展着。一些现代性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体育的这种公共价值，政府通过发展体育来实现建设更好的国家的目标。如：日本在2011年制定的《体育基本法》中确立了新的体育文化，并提出了体育实现新的公共性、体育可以创造有活力的社会和通过体育过幸福丰富的生活的是所有人的权利[10]。澳大利亚在2010年提出了“澳大利亚体育：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澳大利亚”，并提出以政府为主导，多方面协同供给的体育发展格局[11]。加拿大政府20世纪早期以来一直积极干预体育的发展，因为他们认识到体育可以作为一个强大的手段来提高社会的健康和福祉，几十年来强大的联邦、省府/领地一直合作推进体育的发展。新加坡在“2030年愿景：通过体育创造美好生活”中把体育的公共价值描述为“体育不仅帮助人们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它可以传授获得成功所必需的技能和上进心”。我国体育发展也进入转型的关键时刻，在社会变革中我们应从公共哲学的角度认知到体育的公共价值，体育可以促进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体育可以把我国的核心价值观渗透进人们的心智模式中。实现体育向公共性转向，由原来的“国家体育”向“公共体育”转型。[12]
4.2多中心协同治理制度安排——公共体育服务制度创新选择方向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对 “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逻辑”这些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面临“公地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增进人类的集体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13]。多中心治理在制度安排上体现为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务单一的供给主体，政府可以把公共服务的生产交由社会组织来进行，一些公共事务可以通过社会组织的自主治理来完成。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盈利组织可以通过协同来解决公共问题，递送公共服务，实现善治的目标。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为了解决公共体育服务发展进程中的这些困境应该构建公共体育服务的多中心治理制度。
协同关系建构主要包括，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关系，如图2。
4.2.1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把体育纳入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制定整体的战略框架
我国体育面临着新的发展挑战，无论是体育领域内还是外，迫切需要改革。也可以说到了一个把我国体育推进到新一个层次的时机，我们需要系统的来思考体育和体育发展。我国需要政府层面上进行全面、协调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的变革。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总体战略和指导框架对于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總结这些改革总体战略的中的关键要素来指导我们未来的改革也至关重要。
4.2.2明晰不同供给主体间的职能
政府组织：主要是战略职能和协调职能。协调不同部门间的关系，协调各种资源，协同其他生产主体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体育服务产品。政府不再是作为直接服务的供给者，生产交由社会组织或者私营部门来完成。政府通过组织各种资源，平衡各种主体间的关系，依赖各种伙伴关系、协议和同盟组成的网络来完成公共体育服务的递送创造公共价值。
私营部门：承包生产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外包项目和提供公益性公共体育服务（体育企业和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公益性社区活动，免费的培训活动，志愿者活动等）。
公共组织：协助政府提供和生产公共体育服务。对社区内的公共体育事务进行治理。如，成立社区业主体育委员会负责社区的公共体育活动和公共体育设施的维护；成立“邻里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体育服务设施；成立社区网站进行公共体育事务的治理。这些都是公共体育事务自主治理的制度选择。
在公共体育事务的治理中，政府要意识到在自己的治理中加入社群的收益。社群和政府共同努力协作生产是避免公地悲剧的有效制度，也是我们公共体育服务制度创新的目标选择。
不同层级政府，政府不同部门间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形成一个治理网络。通过建立公共体育服务绩效和责任回应来明确各层级政府间的职责和责任。中央政府提供土地管理、财政支出、指导规划等。省级政府提供立法、资金、技术支持、熟练专业人员的培训和私营的商业机构提供服务。地方政府主要提供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区域和设施规划）、特殊群体和个人提供体育服务、提供具体的体育技能教育、举办社区体育活动、举办体育比赛等服务。
4.2.3强化体育组织横向和纵向间的协同，来增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凝聚力。
5结论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公共体育资源属于稀缺资源，在城市化进程中难免会出现公地悲剧现象。由于公共领域在我们国家是逐渐由闭合到释放的过程，公众的公共精神需要培育，在公共体育空间中会出现价值失范现象。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要在城市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体育空间布局和价值构建、完善创新公共体育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等方面积极探索公共体育服务的治理之道。在这一过程中要重新审视体育的价值，构建体育的共同愿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多元主体协同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格局。 参考文献：[HT5"SS]
[1] 马玉华， 王莉， 林俐. 政府转型背景下我国公共体育服务
[LL][HJ2.1mm]
协同供给研究——基于整体政府理论的视角[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4 （5）.
[2]J.E.stiglitz.在北京召开的“城市发展高级回桌会议”上的讲话[Z].1999-07-23.
[3]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1968， 162（3859）： 1243-1248.
[4]Heller M A.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J]. Harvard law review， 1998： 621-688.
[5]李昊. 物象与意义——社会转型期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建构 （1978-2008）[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1.
[6] 徐惟诚.人的城镇化与城市文明的来临[J]. 城市管理与科技， 2013 （3）： 16-17.
[7]秦长江. 协作性公共管理： 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1）： 103-109.
[8]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起源， 演变和前景[M].倪文彦， 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244-252.
[9][荷兰]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M].刘军，等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62-65.
[10]文部科学省. スポーツ基本法[R]. 平成 23 年法律第 78 号， 2011.
[11]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0.Australian Sport： The Pathway to Success[R].2010-05-19.
[12]董传升. 论中国体育发展方式的公共转向： 从国家体育到公共体育[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3， 36（1）： 15-17.
[13][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