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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关系，一直有着独特的传统和持续的发展。它构成了中国外交和外贸的一个重要基石。近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在全球尤其是西方世界引发各种议论，包括“新殖民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等等。然而，不论从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传统，还是从当前中国与亚非拉地区的经贸往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大不同于西方与发展中国家交往的路径，两者有不一样的逻辑。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开发银行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诸多重大项目都有它的身影。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先生。
《中国经济》：近年来，国家开发银行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融资和外交关系中非常活跃。国开行对自己的功能和业务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陈元：1994年中央成立国开行，最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国内建设。当时国开行作为一家政策性银行，担当起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领域融资拓荒者的角色，筹措资金支持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
1998年朱镕基总理希望我到国开行工作，就是希望我通过融资把国家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加紧推动起来。我当时感到了两个重担：一是必须保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融资支持，二是必须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从头建立起市场机制。
结合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国开行积极贯彻国家扩大内需、投资拉动政策，支持领域由国家重大项目拓展到城市基础设施。通过融资推动市场建设和规划先行，开行逐渐把城市公共设施领域培育成为成熟的商业领域，并不断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县域延伸，使经济增长由重大项目单一拉动向城市化的全面拉动转变，成为我国中长期投融资领域的主力银行。2003年以来，国开行把基础设施领域的经验，逐渐拓展到社会瓶颈和民生领域。“三农”和新农村建设、中小企业、低收入家庭住房、节能环保、教育、医疗卫生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越来越多获得国开行的融资支持。
因此，1998年以后，国开行逐渐从政策性金融机构过渡到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性金融”是指国家或国家联合体通过建立具有国家信用的金融机构，为特定需求者提供中长期融资，同时以建设市场和健全制度的方式，推动市场主体的发展和自身业务的发展，从而实现政府目标的一种金融形式。
从概念上讲，“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对应，两者同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性金融是在现有市场条件下运营，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不承担主动建设市场的职能；而开发性金融不以赢利为唯一目标，其着力点是在市场缺损、制度缺失的地方，通过制度建设、信用建设来营造市场、完善市场，并在建设市场制度的过程中取得自身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利润。
与“开发性金融”相关的是“政策性金融”，两者都为政府目标服务，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政策性金融通常以优于商业性金融的条件向特定项目提供大额贷款，不追求自身业绩，其实质是财政拨款的延伸和补充；而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不但可以从事传统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而且通过市场化经营，开发性金融具有“自生能力”，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开发性金融是传统的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和超越。
可以说，开发性金融从产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两项特殊任务，即一方面要从事政策性非盈利业务来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社会公平；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开展商业性盈利业务，保证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效率提高。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在某种条件下的有机融合，是政策性金融在引入市场运作机制下的新发展。
因此，开发性金融是弥补市场缺损和制度落后，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一种金融形式。开发性金融不直接进入已经高度成熟的商业化领域，而是从不成熟的市场做起。在没有市场的地方建设市场，在有市场的地方充分利用和完善市场，以融资为杠杆，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国家重点支持领域，有效填补薄弱环节和落后领域的金融市场空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要存在瓶颈领域，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存在缺陷，就需要开发性金融发挥作用，完成单纯依靠市场和商业性金融无法完成的任务，实现政府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开发银行就是开发性金融在中国的实践载体。
开发性金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或缺的金融形态，是中国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金融方法。
首先，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城市化的叠加呼唤开发性金融。城市化是过去20年，也是未来50年甚至10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核心特征。工业化产生供给，城市化产生需求。城市化不仅是国土的物理景观和人口构成的变化，更是人们身份的变化，农民变市民，产生大量的商品需求，改变社会分工、消费结构。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历史前所未有的同步性。西方城市化的动力是资本，利润是主要目标，社会平等受到制约。而中国是社会革命推动的城市化、工业化，13亿人民的小康和福祉要大体同步，统筹考虑城乡建设、产业和消费的协调发展，形成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集聚性。由于这种历史发展的集中，使中国现阶段面临诸多方面的瓶颈制约，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以及“三农”、中小企业、文教卫生等民生富民领域。对于这些领域的巨额建设资金需求，传统财政融资力量和作用有限，一般商业金融也不愿涉足，迫切需要开发性金融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开发性金融是连接政府和市场的桥梁。开发性金融能够通过融资推动，把政府和金融力量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市场建设，完善微观制度和金融基础设施，用市场化方式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更重要的是，开发性金融通过市场建设构造经济平稳增长的内在机制，发挥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做到“顺境隐于市，逆境托举市”。即在经济快速增长期，开发性金融隐于市场，通过为项目构造市场出口，让出更多的空间，防止经济过热，在经济下行期，开发性金融则加大对基础设施、民生就业等瓶颈领域的支持力度，帮助政府增加公共投入，抵御经济下行。
《中国经济》：国开行业务是因时而逐渐拓展的，那它进入国际市场是基于怎样的契机?
陈元：加快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是世纪交替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国家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长远发展和促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2006年以来，把开发性金融方法和经验运用到国际合作业务中，认真贯彻国家“走出去”战略，认真执行政府决策，努力配合政府经济外交政策，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和国外企业“引进来”，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投棋布子”，积极探索开展国际合作业务方法和途径。
境外投资领域中有很多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性质开发项目，一般投资金额大、期限长、风险高，有的项目一 定期限内经济效益不明显。国开行主动贯彻国家发展战略，配合国家“和平、发展、合作”的总体外交方针，运用金融手段和市场化方式推动国际合作业务，开发支持了一批重大、热点项目，国际合作业务成为令人瞩目的亮点，也成为国家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手段。目前国开行国际合作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
根据当前国家需要，国开行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领域主要集中在关系到与周边及重要国家外交关系的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包括印尼、菲律宾、巴西、俄罗斯等自然条件优越国家的农林开发项目。支持的重点地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2006年以来，通过三年的部署和建设，开行目前已在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专家工作组，国际合作业务已开花结果。外汇贷款余额由2006年底的286亿美元增长到2009第三季度末的827亿美元，占国内市场份额的24％，不良贷款率连续第28个季度为零。特别是2008年以来，国开行抓住国际金融危机的历史性机遇，加快拓展“走出去”业务，2008年外汇贷款余额增长112％，对当年贷款余额增长的贡献度为40％。
近年来，在国办、外交部、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能源局等部门的指导、支持和协调下，开发银行成功运作了中俄石油合作融资、中铝收购部分力拓股权、中巴石油合作融资、中委基金、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土天然气合作等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外汇贷款项目，10亿美元以上重大项目14个。
2009年2月17日，中俄能源谈判在京举行。国开行、中石油、俄石油公司、俄管道公司分别签署了在两国能源一揽子合作项下的管道建设、供油和贷款的相关协议。在两国政府间协议获得批准后，贷款协议正式生效。国开行向中俄石油合作项目融资250亿美元，使俄远东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区。项目建成后的20年里，每年将有1500万吨石油从俄罗斯通过陆路石油管道线直达中国，对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5月19日，在胡锦涛主席和卢拉总统的见证下，国开行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100亿美元贷款协议》。同时，通过国开行融资推动，中石化集团和巴油签署了原油贸易协议和关于石油勘探、石化、产品和服务等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国开行、中石化集团、巴油开展的中巴石油融资合作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中。
国开行向中委联合融资基金发放贷款80亿美元，预计2009年，委内瑞拉可能成为我国最大的石油来源国；在境外矿产资源类项目上，国开行融资支持了中铝入股力拓、中信泰富收购西澳磁铁矿等项目。在国开行支持下，中国铝业取得4，2亿吨的铝土资源开发权。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11月出访拉美时，向秘鲁总统加西亚介绍国开行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习近平副主席今年2月访问拉美五国，对我行开展的国际业务给予很高的评价：“近年来我国家开发银行等有关银行在拉美坚持‘金融为企业开路’，形成了较大规模对拉金融合作网络，对推动中拉整体合作水平迈上新台阶起到至关重要的牵动作用，有关做法值得肯定、总结和推广。”
《中国经济》：开发性金融在国际市场中有没有其独特的作用?有没有很好地吸取国内的经验?
陈元：国开行在国际业务中卓有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在国内积累的“开发性金融”的方法和经验，成功运用到国际合作业务中。具体来说，开发性金融在促进“走出去”战略的独特作用有以下几点：
(1)国开行是唯一定位为国家战略服务的中长期信用银行。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把握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站在国家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开创性地提出大力拓展“走出去”业务这一“蓝海”战略，大规模开展“走出去”业务。“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率先行动，争取战略主动权和市场主动权，利用中长期融资优势将开发性金融延伸到国际合作业务，使国开行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具有独特地位。
(2)开发性金融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方面有突出的优势。近十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融资主要是由开发银行来推动，尤其在市场建设的早期更是如此。比如“三峡工程”，由于贷款需求量大、期限长，在商业银行不愿冒风险将贷款投向三峡工程的时刻，国家开发银行承诺1994～2003每年为三峡工程提供贷款30亿元，总额共计300亿元，期限15年。开发银行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胜枚举，“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网建设、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这些伟大工程都跟国开行紧密相连。国开行是中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的主力银行，在融资推动基础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培养了自己相应的人才优势、具有竞争力的评审机制和风险控制能力，这些优势在中国“走出去”过程中同样会发挥作用。
(3)开发性金融在弥补制度缺损、建设市场信用的独特作用。开发银行始终相信市场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是以建设市场的方法来为市场融资。中国近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在不断成熟，但这是一个建设的过程。事实上，很多领域、很多项目在开工建设时都很不成熟，无法完全按市场的机制来建设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开行坚持融资推动制度建设和市场建设，既要敢于贷款，又要帮助贷款主体进行机制建设和能力建设。我们发明了很多方法，并将之归结为四项建设，即“治理结构建设、法人建设、现金流建设和信用建设”。比如“三峡工程”案例，在开发银行的融资推动下，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逐渐受到商业银行的青睐，1998年建行、工行、交行分别与其签订总额分别为40亿、30亿、30亿元的三年期贷款协议，获得了项目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三峡总公司还孵化出上市公司“长江电力”，实现资本市场化融资。
当前中国“走出去”面向的主体是亚非拉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着弥补制度缺损和市场建设的问题。开发性金融可以作为政府与市场的桥梁，在弥补融资空白的同时，强调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因此开发性金融在“走出去”过程中，不但能帮助中国的企业发展，而且也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市场建设和能力建设。这受到了他们的广泛欢迎。
(4)与政府共建合作平台是“走出去”的利器。在国内实践中，开发银行运用开发性金融理论，认真贯彻“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的指导思想，与地方政府共建合作平台，整合政府、市场、金融和企业等要素，推动规划先行，解决政府关心的热点问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我们这套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地方平台在抗击这次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我们发现，开发性金融的这套做法推广到国际业务领域，以市场化方式进行制度建设，既拓展了业务空间，又促进合作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多方共赢。
很多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都迫切希望加快经济自主 发展，国开行就结合他们的国情和实际需要，以雪中送炭的方式帮助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国开行着力推进和完善平台建设，构建政府支持下的市场化的金融和企业合作平台，多方式、多渠道支持国际合作项目。例如，开发银行通过与所在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沟通与谈判，建立了“乌干达财政合作模式”、“非洲区域、次区域银行间授信合作模式”、“埃及中小企业合作平台模式”等平台模式。
(5)开发性金融从政府高端和战略高端切入市场。开发性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运行机制就是“政府人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市场出口”。我们在国内这十几年的实践中有一个经验，就是将国开行的融资优势与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结合，特别强调发挥地方政府的协调作用，通过组织增信，把政府的力量化为市场的力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商业化改革以后，国开行行进一步强调规划先行，我们成立了规划局，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联系沟通，参与到地区发展规划中去，一方面用我们的专家队伍帮助地方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另一方面也帮助国开行在早期介入到项目中去，从高端切入市场。
我们这一套方法在“走出去”过程中也是有效的而且是独特的方法。国开行“走出去”的重大合作项目都是国开行和中资企业报请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并会签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等有关部委后，由国务院审批，通过高访的形式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见证下签约的。相应地，外国政府也高度认可我们的项目，我们也借助他们的组织力量，处理项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更重要的是，外国政府也对这些项目进行了组织增信，从而有利于我们的风险控制，因为这些项目的成败关系他们的国家利益。
《中国经济》：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国开行是如何实施差异化战略的?
陈元：国开行在国际业务中，以中国发展为中心，以缓解能源、资源约束为重点，把维护国家利益与支持所在国发展相结合，坚持互利共赢，国际业务快速发展，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业务模式和风险控制模式，业务范围已从单一的外汇信贷拓展至基金、股权投资、融资并购等多个领域。
国开行支持“走出去”主要有三种典型模式：
(1)信贷融资。国开行融资支持“走出去”业务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a)向当地央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授信、转贷等。
(b)联合融资。国开行与所在国当地金融机构共同对企业融资，创造了“安第斯开发银行合作模式”，即先通过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建立合作关系，然后开展授信合作支持当地社会领域项目的建设，再逐步过渡到联合贷款合作支持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合作关系不断得到-深化，双方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双赢。
(c)直接向国外企业发放贷款。
(d)向国内企业发放贷款。国开行贷款支持国内企业在境外开展投资、工程承包等。实践表明，通过国开行的融资支持和财务顾问服务，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参与大型资本运作项目的能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国际化战略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同时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2)直接投资。国开行先后投资设立中瑞合作基金、东盟一中国投资基金、中国一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中非发展基金、中国一以色列华亿创业投资基金等产业基金，以直接投资支持“走出去”业务，同时开行也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为上述基金提供专业化支持。
中非发展基金是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11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的对非务实合作八项政策措施之一，是中非互利合作进程中的一个创举，它弥补了传统模式下无偿援助和贷款间的空白，在不加重非洲国家债务负担情况下，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自身持续健康发展。中非发展基金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急需的能源资源和实现非洲外交政策的重要平台。
(3)与国际机构搭建经济合作平台支持“走出去”。国开行积极把开发性金融理论和实践经验运用到国际合作业务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高层共识、建立平台、规划先行、融资推动、市场运作、控制风险”和“雪中送炭、投棋布子、着眼长远”的工作思路。在工作中做到“五个坚持”，即坚持互利共赢、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坚持优势互补，发挥政府合作、金融合作和企业合作的系统合力；坚持市场化运作，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合作，坚持规划先行，做好重大领域、重大项目的前期规划；坚持务实高效，从各国发展热点项目着手。在具体操作中，通过综合授信、货币互换、支付结算等方式，与区域、次区域金融机构以及合作国中央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主力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搭建合作平台。截至2008年底。国开行累计与105家金融银行和金融机构签署各类合作协议123份，其中授信协议20份，授信贷款余额8，875亿美元。
国开行与上合组织银联体各成员行的合作即是开行与国际机构搭建经济合作平台支持“走出去”的典型范例之一。在国开行的推动下，2005年11月22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的第四次莫斯科会议期间成立新型的国际金融区域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在合作方式上以金融合作取代过去的财政和捐赠的方式，其使命是促进上合成员国区域的整体经济合作。上合银联体的成立顺应了该地区各国经济迅速发展、金融合作不断深入的历史潮流，同时也开辟了欧亚各国政府间金融合作的新领域，标志着以政府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合作为特征的区域合作新格局的出现。上合银联体已成为上合各国开发银行互通信息，开展合作的平台，在银联体相关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下，开展了多项大型能源、矿产、基础设施项目合作，不仅对所在国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对银联体框架内的多领域、市场化融资合作模式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深受各国欢迎。
《中国经济》：到目葡为止，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在开发性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存在哪些问题?
陈元：我们与亚非拉国家进行开发性金融合作有不少有利因素：第一，这些国家在全球格局中与中国有共同利益，历史上关系一直很好。近年随着高层出访的增加，政治互信和经济互助进一步增强。第二，这些国家由于市场发育滞后、制度建设缺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在电力、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以及市政、住宅、农牧业等领域很落后。在这些领域，中国已比较强的技术、设备、管理和竞争能力，开展合作的潜力很大。
效果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对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瓶颈制约发挥了较大作用。国开行站在国家利益和维持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高度，通过市场化运作国际合作业务，支持国内有条件的企业与国外相关企业合作，在缓解我国能源、资源和市场等瓶颈约束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对巩固我国与合作国家的外交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们注意到西方舆论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出各种批评的声音，比如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等等。他们对中国没有用一兵一卒就“闯进”西方列强 用炮舰征服的非洲前殖民地国家感到惊讶和妒忌，一些人因此很不舒服。
在“走出去”业务中，开发性金融建立在平等、互利共赢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原则的基础上，以雪中送炭的方式，支持所在国政府解决当地的难点、热点问题，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让他们感到我们共同发展的诚意，从而促进建设良好的政治、外交环境。我们的行为有力驳斥了西方某些媒体的谬论，这对我国密切与合作国的外交关系，处理对台事务，打击“三股势力”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有利于拓展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渠道。国开行在开展“走出去”业务过程中，通过使用外汇资金分流了外汇储备，减缓了储备增长速度，这既有利于实现储备资产多元化和保值增值，也利于淡化政治背景，在一些重大项目的运作上，比主权财富基金出面更方便。
(4)扩大了国开行的国际影响，提升了国开行的国际形象。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国开行在亚、非、拉地区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不断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显著提高，很多国家都希望与国开行合作。特别是中俄、中巴石油融资合作等重大项目的成功运作，更树立了国开行在中长期国际重大项目运作上的品牌优势。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境外机构网点不健全。目前国开行在境外主要采取派驻国别组的形式，既不是分行也不是代表处，开展业务没有合法身份，受到很多限制，无法进行正常的经营管理，很难及时把握当地市场变化、国家政局变化，难以有效控制风险。这种体系难以适应国际合作业务发展，急需在许多有较大业务量的地区设分支机构。
(2)国家重大战略性项目的实际运作与现行零售商业银行监管标准存在一些冲突。“走出去”重大项目贷款数额巨大，难以适用零售商业银行的贷款集中度控制等监管标准。例如，国开行承担中俄石油合作250亿美元、中铝收购力拓股权150亿美元、中委联合融资基金80亿美元等一系列巨额投融资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关系国家战略的重大项目，难以适用零售商业银行10％的贷款集中度监管标准。
(3)国别风险是国际合作业务面临的潜在挑战。“走出去”业务大部分是境外贷款，所在国政治体制、法律体系、信用环境都不同于国内。“走出去”要避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防止有些国家因政局不稳、执政党更替而毁约，导致贷款面临风险。必须针对国别风险进行数量化研究，建立观测指标体系，定期预测。
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开发银行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诸多重大项目都有它的身影。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先生。
《中国经济》：近年来，国家开发银行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融资和外交关系中非常活跃。国开行对自己的功能和业务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陈元：1994年中央成立国开行，最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国内建设。当时国开行作为一家政策性银行，担当起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领域融资拓荒者的角色，筹措资金支持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
1998年朱镕基总理希望我到国开行工作，就是希望我通过融资把国家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加紧推动起来。我当时感到了两个重担：一是必须保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融资支持，二是必须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从头建立起市场机制。
结合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国开行积极贯彻国家扩大内需、投资拉动政策，支持领域由国家重大项目拓展到城市基础设施。通过融资推动市场建设和规划先行，开行逐渐把城市公共设施领域培育成为成熟的商业领域，并不断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县域延伸，使经济增长由重大项目单一拉动向城市化的全面拉动转变，成为我国中长期投融资领域的主力银行。2003年以来，国开行把基础设施领域的经验，逐渐拓展到社会瓶颈和民生领域。“三农”和新农村建设、中小企业、低收入家庭住房、节能环保、教育、医疗卫生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越来越多获得国开行的融资支持。
因此，1998年以后，国开行逐渐从政策性金融机构过渡到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性金融”是指国家或国家联合体通过建立具有国家信用的金融机构，为特定需求者提供中长期融资，同时以建设市场和健全制度的方式，推动市场主体的发展和自身业务的发展，从而实现政府目标的一种金融形式。
从概念上讲，“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对应，两者同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性金融是在现有市场条件下运营，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不承担主动建设市场的职能；而开发性金融不以赢利为唯一目标，其着力点是在市场缺损、制度缺失的地方，通过制度建设、信用建设来营造市场、完善市场，并在建设市场制度的过程中取得自身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利润。
与“开发性金融”相关的是“政策性金融”，两者都为政府目标服务，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政策性金融通常以优于商业性金融的条件向特定项目提供大额贷款，不追求自身业绩，其实质是财政拨款的延伸和补充；而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不但可以从事传统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而且通过市场化经营，开发性金融具有“自生能力”，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开发性金融是传统的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和超越。
可以说，开发性金融从产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两项特殊任务，即一方面要从事政策性非盈利业务来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社会公平；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开展商业性盈利业务，保证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效率提高。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在某种条件下的有机融合，是政策性金融在引入市场运作机制下的新发展。
因此，开发性金融是弥补市场缺损和制度落后，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一种金融形式。开发性金融不直接进入已经高度成熟的商业化领域，而是从不成熟的市场做起。在没有市场的地方建设市场，在有市场的地方充分利用和完善市场，以融资为杠杆，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国家重点支持领域，有效填补薄弱环节和落后领域的金融市场空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要存在瓶颈领域，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存在缺陷，就需要开发性金融发挥作用，完成单纯依靠市场和商业性金融无法完成的任务，实现政府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开发银行就是开发性金融在中国的实践载体。
开发性金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或缺的金融形态，是中国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金融方法。
首先，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城市化的叠加呼唤开发性金融。城市化是过去20年，也是未来50年甚至10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核心特征。工业化产生供给，城市化产生需求。城市化不仅是国土的物理景观和人口构成的变化，更是人们身份的变化，农民变市民，产生大量的商品需求，改变社会分工、消费结构。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历史前所未有的同步性。西方城市化的动力是资本，利润是主要目标，社会平等受到制约。而中国是社会革命推动的城市化、工业化，13亿人民的小康和福祉要大体同步，统筹考虑城乡建设、产业和消费的协调发展，形成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集聚性。由于这种历史发展的集中，使中国现阶段面临诸多方面的瓶颈制约，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以及“三农”、中小企业、文教卫生等民生富民领域。对于这些领域的巨额建设资金需求，传统财政融资力量和作用有限，一般商业金融也不愿涉足，迫切需要开发性金融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开发性金融是连接政府和市场的桥梁。开发性金融能够通过融资推动，把政府和金融力量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市场建设，完善微观制度和金融基础设施，用市场化方式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更重要的是，开发性金融通过市场建设构造经济平稳增长的内在机制，发挥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做到“顺境隐于市，逆境托举市”。即在经济快速增长期，开发性金融隐于市场，通过为项目构造市场出口，让出更多的空间，防止经济过热，在经济下行期，开发性金融则加大对基础设施、民生就业等瓶颈领域的支持力度，帮助政府增加公共投入，抵御经济下行。
《中国经济》：国开行业务是因时而逐渐拓展的，那它进入国际市场是基于怎样的契机?
陈元：加快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是世纪交替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国家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长远发展和促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2006年以来，把开发性金融方法和经验运用到国际合作业务中，认真贯彻国家“走出去”战略，认真执行政府决策，努力配合政府经济外交政策，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和国外企业“引进来”，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投棋布子”，积极探索开展国际合作业务方法和途径。
境外投资领域中有很多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性质开发项目，一般投资金额大、期限长、风险高，有的项目一 定期限内经济效益不明显。国开行主动贯彻国家发展战略，配合国家“和平、发展、合作”的总体外交方针，运用金融手段和市场化方式推动国际合作业务，开发支持了一批重大、热点项目，国际合作业务成为令人瞩目的亮点，也成为国家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手段。目前国开行国际合作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
根据当前国家需要，国开行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领域主要集中在关系到与周边及重要国家外交关系的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包括印尼、菲律宾、巴西、俄罗斯等自然条件优越国家的农林开发项目。支持的重点地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2006年以来，通过三年的部署和建设，开行目前已在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专家工作组，国际合作业务已开花结果。外汇贷款余额由2006年底的286亿美元增长到2009第三季度末的827亿美元，占国内市场份额的24％，不良贷款率连续第28个季度为零。特别是2008年以来，国开行抓住国际金融危机的历史性机遇，加快拓展“走出去”业务，2008年外汇贷款余额增长112％，对当年贷款余额增长的贡献度为40％。
近年来，在国办、外交部、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能源局等部门的指导、支持和协调下，开发银行成功运作了中俄石油合作融资、中铝收购部分力拓股权、中巴石油合作融资、中委基金、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土天然气合作等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外汇贷款项目，10亿美元以上重大项目14个。
2009年2月17日，中俄能源谈判在京举行。国开行、中石油、俄石油公司、俄管道公司分别签署了在两国能源一揽子合作项下的管道建设、供油和贷款的相关协议。在两国政府间协议获得批准后，贷款协议正式生效。国开行向中俄石油合作项目融资250亿美元，使俄远东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区。项目建成后的20年里，每年将有1500万吨石油从俄罗斯通过陆路石油管道线直达中国，对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5月19日，在胡锦涛主席和卢拉总统的见证下，国开行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100亿美元贷款协议》。同时，通过国开行融资推动，中石化集团和巴油签署了原油贸易协议和关于石油勘探、石化、产品和服务等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国开行、中石化集团、巴油开展的中巴石油融资合作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中。
国开行向中委联合融资基金发放贷款80亿美元，预计2009年，委内瑞拉可能成为我国最大的石油来源国；在境外矿产资源类项目上，国开行融资支持了中铝入股力拓、中信泰富收购西澳磁铁矿等项目。在国开行支持下，中国铝业取得4，2亿吨的铝土资源开发权。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11月出访拉美时，向秘鲁总统加西亚介绍国开行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习近平副主席今年2月访问拉美五国，对我行开展的国际业务给予很高的评价：“近年来我国家开发银行等有关银行在拉美坚持‘金融为企业开路’，形成了较大规模对拉金融合作网络，对推动中拉整体合作水平迈上新台阶起到至关重要的牵动作用，有关做法值得肯定、总结和推广。”
《中国经济》：开发性金融在国际市场中有没有其独特的作用?有没有很好地吸取国内的经验?
陈元：国开行在国际业务中卓有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在国内积累的“开发性金融”的方法和经验，成功运用到国际合作业务中。具体来说，开发性金融在促进“走出去”战略的独特作用有以下几点：
(1)国开行是唯一定位为国家战略服务的中长期信用银行。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把握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站在国家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开创性地提出大力拓展“走出去”业务这一“蓝海”战略，大规模开展“走出去”业务。“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率先行动，争取战略主动权和市场主动权，利用中长期融资优势将开发性金融延伸到国际合作业务，使国开行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具有独特地位。
(2)开发性金融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方面有突出的优势。近十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融资主要是由开发银行来推动，尤其在市场建设的早期更是如此。比如“三峡工程”，由于贷款需求量大、期限长，在商业银行不愿冒风险将贷款投向三峡工程的时刻，国家开发银行承诺1994～2003每年为三峡工程提供贷款30亿元，总额共计300亿元，期限15年。开发银行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胜枚举，“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网建设、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这些伟大工程都跟国开行紧密相连。国开行是中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的主力银行，在融资推动基础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培养了自己相应的人才优势、具有竞争力的评审机制和风险控制能力，这些优势在中国“走出去”过程中同样会发挥作用。
(3)开发性金融在弥补制度缺损、建设市场信用的独特作用。开发银行始终相信市场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是以建设市场的方法来为市场融资。中国近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在不断成熟，但这是一个建设的过程。事实上，很多领域、很多项目在开工建设时都很不成熟，无法完全按市场的机制来建设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开行坚持融资推动制度建设和市场建设，既要敢于贷款，又要帮助贷款主体进行机制建设和能力建设。我们发明了很多方法，并将之归结为四项建设，即“治理结构建设、法人建设、现金流建设和信用建设”。比如“三峡工程”案例，在开发银行的融资推动下，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逐渐受到商业银行的青睐，1998年建行、工行、交行分别与其签订总额分别为40亿、30亿、30亿元的三年期贷款协议，获得了项目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三峡总公司还孵化出上市公司“长江电力”，实现资本市场化融资。
当前中国“走出去”面向的主体是亚非拉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着弥补制度缺损和市场建设的问题。开发性金融可以作为政府与市场的桥梁，在弥补融资空白的同时，强调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因此开发性金融在“走出去”过程中，不但能帮助中国的企业发展，而且也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市场建设和能力建设。这受到了他们的广泛欢迎。
(4)与政府共建合作平台是“走出去”的利器。在国内实践中，开发银行运用开发性金融理论，认真贯彻“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的指导思想，与地方政府共建合作平台，整合政府、市场、金融和企业等要素，推动规划先行，解决政府关心的热点问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我们这套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地方平台在抗击这次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我们发现，开发性金融的这套做法推广到国际业务领域，以市场化方式进行制度建设，既拓展了业务空间，又促进合作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多方共赢。
很多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都迫切希望加快经济自主 发展，国开行就结合他们的国情和实际需要，以雪中送炭的方式帮助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国开行着力推进和完善平台建设，构建政府支持下的市场化的金融和企业合作平台，多方式、多渠道支持国际合作项目。例如，开发银行通过与所在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沟通与谈判，建立了“乌干达财政合作模式”、“非洲区域、次区域银行间授信合作模式”、“埃及中小企业合作平台模式”等平台模式。
(5)开发性金融从政府高端和战略高端切入市场。开发性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运行机制就是“政府人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市场出口”。我们在国内这十几年的实践中有一个经验，就是将国开行的融资优势与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结合，特别强调发挥地方政府的协调作用，通过组织增信，把政府的力量化为市场的力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商业化改革以后，国开行行进一步强调规划先行，我们成立了规划局，积极主动与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联系沟通，参与到地区发展规划中去，一方面用我们的专家队伍帮助地方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另一方面也帮助国开行在早期介入到项目中去，从高端切入市场。
我们这一套方法在“走出去”过程中也是有效的而且是独特的方法。国开行“走出去”的重大合作项目都是国开行和中资企业报请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并会签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等有关部委后，由国务院审批，通过高访的形式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见证下签约的。相应地，外国政府也高度认可我们的项目，我们也借助他们的组织力量，处理项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更重要的是，外国政府也对这些项目进行了组织增信，从而有利于我们的风险控制，因为这些项目的成败关系他们的国家利益。
《中国经济》：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国开行是如何实施差异化战略的?
陈元：国开行在国际业务中，以中国发展为中心，以缓解能源、资源约束为重点，把维护国家利益与支持所在国发展相结合，坚持互利共赢，国际业务快速发展，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业务模式和风险控制模式，业务范围已从单一的外汇信贷拓展至基金、股权投资、融资并购等多个领域。
国开行支持“走出去”主要有三种典型模式：
(1)信贷融资。国开行融资支持“走出去”业务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a)向当地央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授信、转贷等。
(b)联合融资。国开行与所在国当地金融机构共同对企业融资，创造了“安第斯开发银行合作模式”，即先通过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建立合作关系，然后开展授信合作支持当地社会领域项目的建设，再逐步过渡到联合贷款合作支持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合作关系不断得到-深化，双方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双赢。
(c)直接向国外企业发放贷款。
(d)向国内企业发放贷款。国开行贷款支持国内企业在境外开展投资、工程承包等。实践表明，通过国开行的融资支持和财务顾问服务，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参与大型资本运作项目的能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国际化战略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同时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2)直接投资。国开行先后投资设立中瑞合作基金、东盟一中国投资基金、中国一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中非发展基金、中国一以色列华亿创业投资基金等产业基金，以直接投资支持“走出去”业务，同时开行也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为上述基金提供专业化支持。
中非发展基金是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11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的对非务实合作八项政策措施之一，是中非互利合作进程中的一个创举，它弥补了传统模式下无偿援助和贷款间的空白，在不加重非洲国家债务负担情况下，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自身持续健康发展。中非发展基金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急需的能源资源和实现非洲外交政策的重要平台。
(3)与国际机构搭建经济合作平台支持“走出去”。国开行积极把开发性金融理论和实践经验运用到国际合作业务中，逐步形成和完善了“高层共识、建立平台、规划先行、融资推动、市场运作、控制风险”和“雪中送炭、投棋布子、着眼长远”的工作思路。在工作中做到“五个坚持”，即坚持互利共赢、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坚持优势互补，发挥政府合作、金融合作和企业合作的系统合力；坚持市场化运作，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合作，坚持规划先行，做好重大领域、重大项目的前期规划；坚持务实高效，从各国发展热点项目着手。在具体操作中，通过综合授信、货币互换、支付结算等方式，与区域、次区域金融机构以及合作国中央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主力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搭建合作平台。截至2008年底。国开行累计与105家金融银行和金融机构签署各类合作协议123份，其中授信协议20份，授信贷款余额8，875亿美元。
国开行与上合组织银联体各成员行的合作即是开行与国际机构搭建经济合作平台支持“走出去”的典型范例之一。在国开行的推动下，2005年11月22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的第四次莫斯科会议期间成立新型的国际金融区域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在合作方式上以金融合作取代过去的财政和捐赠的方式，其使命是促进上合成员国区域的整体经济合作。上合银联体的成立顺应了该地区各国经济迅速发展、金融合作不断深入的历史潮流，同时也开辟了欧亚各国政府间金融合作的新领域，标志着以政府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合作为特征的区域合作新格局的出现。上合银联体已成为上合各国开发银行互通信息，开展合作的平台，在银联体相关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下，开展了多项大型能源、矿产、基础设施项目合作，不仅对所在国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对银联体框架内的多领域、市场化融资合作模式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深受各国欢迎。
《中国经济》：到目葡为止，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在开发性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存在哪些问题?
陈元：我们与亚非拉国家进行开发性金融合作有不少有利因素：第一，这些国家在全球格局中与中国有共同利益，历史上关系一直很好。近年随着高层出访的增加，政治互信和经济互助进一步增强。第二，这些国家由于市场发育滞后、制度建设缺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在电力、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以及市政、住宅、农牧业等领域很落后。在这些领域，中国已比较强的技术、设备、管理和竞争能力，开展合作的潜力很大。
效果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对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瓶颈制约发挥了较大作用。国开行站在国家利益和维持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高度，通过市场化运作国际合作业务，支持国内有条件的企业与国外相关企业合作，在缓解我国能源、资源和市场等瓶颈约束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对巩固我国与合作国家的外交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们注意到西方舆论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出各种批评的声音，比如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等等。他们对中国没有用一兵一卒就“闯进”西方列强 用炮舰征服的非洲前殖民地国家感到惊讶和妒忌，一些人因此很不舒服。
在“走出去”业务中，开发性金融建立在平等、互利共赢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原则的基础上，以雪中送炭的方式，支持所在国政府解决当地的难点、热点问题，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让他们感到我们共同发展的诚意，从而促进建设良好的政治、外交环境。我们的行为有力驳斥了西方某些媒体的谬论，这对我国密切与合作国的外交关系，处理对台事务，打击“三股势力”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有利于拓展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渠道。国开行在开展“走出去”业务过程中，通过使用外汇资金分流了外汇储备，减缓了储备增长速度，这既有利于实现储备资产多元化和保值增值，也利于淡化政治背景，在一些重大项目的运作上，比主权财富基金出面更方便。
(4)扩大了国开行的国际影响，提升了国开行的国际形象。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国开行在亚、非、拉地区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不断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显著提高，很多国家都希望与国开行合作。特别是中俄、中巴石油融资合作等重大项目的成功运作，更树立了国开行在中长期国际重大项目运作上的品牌优势。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境外机构网点不健全。目前国开行在境外主要采取派驻国别组的形式，既不是分行也不是代表处，开展业务没有合法身份，受到很多限制，无法进行正常的经营管理，很难及时把握当地市场变化、国家政局变化，难以有效控制风险。这种体系难以适应国际合作业务发展，急需在许多有较大业务量的地区设分支机构。
(2)国家重大战略性项目的实际运作与现行零售商业银行监管标准存在一些冲突。“走出去”重大项目贷款数额巨大，难以适用零售商业银行的贷款集中度控制等监管标准。例如，国开行承担中俄石油合作250亿美元、中铝收购力拓股权150亿美元、中委联合融资基金80亿美元等一系列巨额投融资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关系国家战略的重大项目，难以适用零售商业银行10％的贷款集中度监管标准。
(3)国别风险是国际合作业务面临的潜在挑战。“走出去”业务大部分是境外贷款，所在国政治体制、法律体系、信用环境都不同于国内。“走出去”要避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防止有些国家因政局不稳、执政党更替而毁约，导致贷款面临风险。必须针对国别风险进行数量化研究，建立观测指标体系，定期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