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长期以来，社会上广为流传一些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问题的说法，比如为了“面子”，中国不仅不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求助，反而是勒紧裤腰带还债……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有必要澄清。从新中国成立到1960年，中国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缓解“大跃进”后的粮食短缺，以1961年为转折点，中国领导人作出了大规模进口粮食的决策。决心之大，突破禁区之多，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
上世纪50年代初至1960年，中国一直对外净出口粮食。1950～1960年，每年净出口粮食230万吨左右。从1958年起，受“浮夸风”影响，粮食产量被严重高估，1959、1960两年超越国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过多的粮食。1960年上半年，国内粮食短缺的困难已很突出，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高压，农村灾情的上报严重滞后，1960年，国家粮食净出口达250万吨以上，加重了灾情。
国家采取了多种紧急救荒手段，比如全国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进行大规模的粮食调运，搞季节性调剂。但上述办法都没有从根本上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1960年以后，“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调度也越来越困难。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调入一点销售一点，随时都有脱销的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到1960年下半年，农村大面积饥馑暴露出来后，各级政府已不可能再从农村征到足够多的粮食来供应城市居民的口粮，饥馑由农村向城市蔓延，连一向十分有保障的城市机关干部的生存也受到威胁。
很明显，在1960年年底，国内粮食潜力已挖到尽头。进口粮食，成为缓和国内粮食短缺的必然举措。但是，受“左”的思想影响，吃进口粮在当时是个禁区，进口粮食还需要突破这个思想束缚。紧要关头，国家领导人把人民生命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毅然作出进口粮食的重大决策。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对国宴也提出了节俭要求。（资料图片）
进口粮食的决策进行得十分迅速，显示了国家要在短期内扭转局面的决心。1960年年底，陈云经过考察，提出了进口粮食的意见。根据陈云的意见，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李先念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李先念在信的末尾提出：“以上意见，如果同意，要立即着手办理进口；太迟了，运输来不及，就不能及时起到作用。”周恩来于12月5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20亿斤，更好。”
进口粮食计划的规模迅速扩大。1960年12月底，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万吨粮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
对于粮食进口，中央下了很大决心，不仅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粮食生产过剩的国家求购粮食，还通过第三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并主动向苏联提出购买粮食的要求。这在当时中美处于敌对关系、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实属不易。
美国是世界粮食市场的最大供应国，报价也较低。早在1961年年初，中国政府就考虑了从美国进口粮食的可能性。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也曾表示，可以考虑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向中国出口粮食。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最终没有直接从美国进口粮食。但是，1961年上半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放出卖粮食不能迟期付款的空气，可能还要涨价”。陈云考虑到国家宝贵的外汇应当发挥最大的作用，在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进入中国。
1961年，中国还曾主动向苏联提出进口粮食的要求。尽管中国没有能够从苏联进口到粮食，但还是以“借用”方式从苏联周转到粮食应急。1961年，苏联两次主动提出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方案。一次是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提议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古巴糖。中国决定把100万吨粮食作为备用，接受50万吨糖。后来由于中国顺利地进口到粮食，100万吨备用粮食最终没有使用。另一次是苏联提出借与中国30万吨粮食渡荒，中国予以接受。
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这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在外贸部党组会议上透露：蒙古国主动提出要无偿援助我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据周恩来介绍，对于蒙古国援助的粮食，中国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国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援助过他们。
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曾设想以民间方式，捐赠粮食给中国，但被中国拒绝。对其他来自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持类似的立场。
三年自然灾害时，吃不饱肚子的百姓在野外割树皮，回家煮熟充饑。
据统计，1961年中国共进口粮食580多万吨，净进口440万吨以上，其中小麦进口388万吨，占当年世界小麦进口总量的12.3%。这批进口粮食直接抢救了人民群众的生命。正如李先念所指出的：“（这批粮食）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而且，“完全用于弥补国内粮食收支缺口”。因此，可以认为这批进口粮食实际上全部是救命粮。按当时大致人均一年360斤的口粮标准计算，这批进口粮食，维系了超过2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据《百年潮》）
粮食由出口到进口的转变
上世纪50年代初至1960年，中国一直对外净出口粮食。1950～1960年，每年净出口粮食230万吨左右。从1958年起，受“浮夸风”影响，粮食产量被严重高估，1959、1960两年超越国家的承受能力，出口了过多的粮食。1960年上半年，国内粮食短缺的困难已很突出，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高压，农村灾情的上报严重滞后，1960年，国家粮食净出口达250万吨以上，加重了灾情。
国家采取了多种紧急救荒手段，比如全国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进行大规模的粮食调运，搞季节性调剂。但上述办法都没有从根本上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1960年以后，“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调度也越来越困难。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调入一点销售一点，随时都有脱销的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到1960年下半年，农村大面积饥馑暴露出来后，各级政府已不可能再从农村征到足够多的粮食来供应城市居民的口粮，饥馑由农村向城市蔓延，连一向十分有保障的城市机关干部的生存也受到威胁。
很明显，在1960年年底，国内粮食潜力已挖到尽头。进口粮食，成为缓和国内粮食短缺的必然举措。但是，受“左”的思想影响，吃进口粮在当时是个禁区，进口粮食还需要突破这个思想束缚。紧要关头，国家领导人把人民生命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毅然作出进口粮食的重大决策。
进口粮食的决策进行得十分迅速，显示了国家要在短期内扭转局面的决心。1960年年底，陈云经过考察，提出了进口粮食的意见。根据陈云的意见，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李先念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李先念在信的末尾提出：“以上意见，如果同意，要立即着手办理进口；太迟了，运输来不及，就不能及时起到作用。”周恩来于12月5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20亿斤，更好。”
进口粮食计划的规模迅速扩大。1960年12月底，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万吨粮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
进口粮食决策的实施
对于粮食进口，中央下了很大决心，不仅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粮食生产过剩的国家求购粮食，还通过第三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并主动向苏联提出购买粮食的要求。这在当时中美处于敌对关系、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实属不易。
美国是世界粮食市场的最大供应国，报价也较低。早在1961年年初，中国政府就考虑了从美国进口粮食的可能性。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也曾表示，可以考虑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向中国出口粮食。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最终没有直接从美国进口粮食。但是，1961年上半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放出卖粮食不能迟期付款的空气，可能还要涨价”。陈云考虑到国家宝贵的外汇应当发挥最大的作用，在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进入中国。
1961年，中国还曾主动向苏联提出进口粮食的要求。尽管中国没有能够从苏联进口到粮食，但还是以“借用”方式从苏联周转到粮食应急。1961年，苏联两次主动提出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方案。一次是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提议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古巴糖。中国决定把100万吨粮食作为备用，接受50万吨糖。后来由于中国顺利地进口到粮食，100万吨备用粮食最终没有使用。另一次是苏联提出借与中国30万吨粮食渡荒，中国予以接受。
拒绝美国捐赠粮食
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这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在外贸部党组会议上透露：蒙古国主动提出要无偿援助我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据周恩来介绍，对于蒙古国援助的粮食，中国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国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援助过他们。
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曾设想以民间方式，捐赠粮食给中国，但被中国拒绝。对其他来自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持类似的立场。
据统计，1961年中国共进口粮食580多万吨，净进口440万吨以上，其中小麦进口388万吨，占当年世界小麦进口总量的12.3%。这批进口粮食直接抢救了人民群众的生命。正如李先念所指出的：“（这批粮食）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而且，“完全用于弥补国内粮食收支缺口”。因此，可以认为这批进口粮食实际上全部是救命粮。按当时大致人均一年360斤的口粮标准计算，这批进口粮食，维系了超过2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据《百年潮》）